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胡耀邦有两个问题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
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
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
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
、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
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
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
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
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
，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
....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
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
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
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
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
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
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
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
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
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
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
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
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
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
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
，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
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
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
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
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
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
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
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
，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
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
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
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
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
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
，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
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
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
说明接受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