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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夏天我九岁，姐姐十一岁。
从五岁起，我就跟着姐姐上学去了，村小的老教师很好，总是露着缺牙的口慈祥地对我笑，让我跟姐姐坐在一起听课。到七岁能正式上学的年龄时，她读三年级，我也读三年级，所以九岁那年夏天，我们两个已经从大队里的小学毕业，那年秋天就要一起去公社中学读初中了。
公社中学离我们村很远，走路要5、6个小时才能走到。所以就只能住在学校里，星期六下午回家，然后星期天下午再回学校。但是住校就要交伙食费了，学杂费也更贵，而那时家里却是穷得叮当响，平时买纸笔的钱都是靠姐姐背了石芒走几十里山路去卖得来的。现在靠卖石芒的钱是绝对不够用了。
于是姐姐悄悄对我说：我们去派阳山林场种八角树吧。听说到那里种一棵八角树可以拿到五毛钱，我们去种一个夏天就够钱上学了。
我点点头，心里为即将能自食其力而激动着。我总是听姐姐的，平时走路都是跟在姐姐后面。姐姐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是身体却比我健壮多了。她帮我洗衣服，洗头。洗头剂是她上山采来的洗头豆，先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每次洗头时拿两瓣放进热水中泡软，用手一搓，就会搓出很多泡沫，用充满了洗头豆泡沫的热水洗头，头发会被洗得很干净，而且会发出凉粉一样的清香。姐姐每天早上都帮我梳头，把我柔细的头发分开来，编成两条齐肩的小辫子，一边编一边唱“我站在虎头山上”。
人人都说我比姐姐聪明秀气。我语文数学常考满分，造句作文也总是被老师拿到课堂上作范文念。姐姐的成绩非常一般，但是姐姐很以我为荣。母亲生我时血崩，虽然活了过来但是下身总是淅淅沥沥流血不断，身体非常虚弱。父亲整天出工，很忙，一直都是姐姐照顾我。母亲在姐姐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对她说：妹妹身体弱，要好好照顾妹妹。姐姐懂事地点点头，一直小心地照顾我，任何时候都把我带在身边。
这一天上午等父亲上山烧石灰后，姐姐就忙开了。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换洗的衣服、蚊帐、被单绑成一个包裹放一头，扁担的另一头挑米、咸菜、煮熟的木薯、水壶，还有做饭用的小铁锅和我喜欢读的“林海雪原” 和“天安门诗抄” 等书和笔记本。姐姐早已跟村子里的人打听好了去派阳山林场的路径方向，说是要经过六井村、向阳村、亭凉村，大概要走半天。那些村子我们都没有去过，不过姐姐说，一路上总是能碰到人的，到时再问人好了。总之一直朝南走，就一定能找得到的。只不过要早点出发，才能赶在日暮之前到达。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才去向躺在床上的母亲告别。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滚下床，抱住我的腿哭着不让走。她说我们一定会迷路的，山里有很多毒蛇、毒蜈蚣，一定会出事的。但是姐姐把东西挑出门外后返回来拉开母亲，然后我们逃跑一样地出了门。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正午的太阳便毒辣辣地照得我头晕眼花。汗水不断地流到长满痱子的身上，又痒又痛。山路两旁的大树基本上都被伐光了，只有一些矮小的杂树，没有能遮阳的树荫。离山路稍远的山坡有时可以看见几棵大点的松树，我想去树荫底下乘凉，又怕妈妈说过的毒蛇毒蜈蚣，所以只是死忍着，气喘吁吁地跟在挑着担子的姐姐身后，隔一小会就问一声：
“姐，还要走多远？”
姐姐总是说：“还远着呢！再走一会儿，看见有大树我们就休息，喝水吃木薯。”
有时在路旁会看见有用竹筒引来的溪水，我们就坐下来休息一下。吃点木薯。木薯在那时是很珍贵的食物，吃起来觉得又粉又香。
上路之前姐姐指着头顶的太阳说：“我们走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到派阳山了。” 有时她会用手比划给我看，说到派阳山是这么长，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
到我再走得累坏了的时候，姐姐就停下来，让我挑担子，然后背着我走一段。
我们总是沿着大的山路走，完全不理会分叉的小路。姐姐说派阳山是那么出名的大林场，去它的路也一定是最大的，沿着大路走就不会错。派阳山林场的工人是国家职工，比当地的农民高人一等，非常令人景仰。所以我觉得姐姐的话没有错。
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子，到太阳西斜的时候，还是对目的地毫无头绪。姐姐说她问过去过派阳山的人的，知道快到派阳山的时候，远远就能看得见一排非常华丽的红砖蓝瓦房。在路边也会看见大大的路牌指向派阳山。
我伸长了脖子一路，去寻找那些传说中的路牌和华丽丽的房子。但是路旁除了杂树还是杂树，稍远一点的地方，除了山岭还是山岭。有时也会看见茅屋和农田，是些不知名的小山村。偶尔也会看见在农田里耕作的农民，我们扬声问他们去派阳山的路，他们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然后我就哭了。我太累太饿太渴了，木薯早就吃完了，水也喝光了，很久都没看见溪水了，山越来越深，人越来越稀。我很害怕。我想坐下来歇一歇，却发现腿已经麻木僵硬得无法弯下去。姐姐还在大踏步往前走，我便一边哭着一边小跑起来追赶她。
姐姐大约也很累了，她沙哑着嗓门说：“妹妹别哭！不要怕啊！我们有米，有锅，等到有水的地方，我们可以煮饭吃。”
然后我们发现走到了山脚底下，两边岔开的是完完全全一样宽的路。
To be continu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