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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房风波过去后,大家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年。期间,外婆那个阔别家乡40年的的弟弟从新加坡回国探亲,他给外婆带了一个14寸彩电。这在中国当时还只有黑白电视的年代,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外婆因此把她收藏的那四屏用古玉拼成的“春夏秋冬”框画送给了舅公。怕海关不让古物被带离国境,外婆还专门写了一个证明,说是家传的,属于她这个弟弟的东西。
那四个“春夏秋冬”古玉画屏,舅公在新加坡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各分走了一个“季节”。母亲讲,如果‘四个季节’都在一起的话,现在是价值连城啊,买几轮船的彩色电视都绰绰有余,而且是64寸的超薄型的那种。
外婆1949年从新加坡回国后不久,正逢解放初土改时期,她用300块大洋从含江一个被定为大地主身份的“黑四类”家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白玉鸦片床。那天然图案的3片大白石被巧妙地嵌在精雕的上等硬木里。整张床的床沿床脚全雕成一片栩栩如生,蜿蜒的竹子和竹叶。另外还配有一张放在床中央,同样是嵌着一块大白玉的矮长“鸦片桌”。
小时候,这张“鸦片床”一直都是放在我的房间里当我的睡床。我把那张“鸦片桌”放在地上当脚叠。冬天在床上铺上棉被,夏天,那冰凉无比的白玉床是所有人羡慕的睡床。当时没有空调,但只要躺到那床上,你就能感到一股沁心的冰凉。那种惬意的冰凉伴随着我度过我少女时代无数个炎热的夜晚。
就是这样一张稀有珍贵的“鸦片床”,80年代末外婆晚年的时候,突然决定把它分给她从新加坡收养的儿子,我舅舅林文魁,乳名“狗仔”那一房,外婆说他是林家的男丁。“狗仔”舅舅一家当时已移居香港,因为舅舅年轻时弃家外遇养二奶的风流韵事,外婆明白指定该床属舅舅的二个儿子,自己的孙子林伟庆,乳名“黑弟”和林伟星,乳名“小弟”共有。
才20出头的“黑弟”当时在香港正倒腾着做生意,他自作主张把那“鸦片床”以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转手卖了出去,自己和弟弟各分得1万元。
那“鸦片床”很快被运往海外,以难以想象的高价出售。如今也在香港繁华地段开多家古董店的大表弟“黑弟”为自己当时的“短视”,把肠子都悔青了不知多少个来回了!因为,他现在太知道那雕竹白玉床的价值了。
当时在英国的我得知那张我小时候一直睡的,稀有的“鸦片床”被分给了舅舅他们,问母亲为何?母亲说,外婆已经把那枚由4颗上等钻石做成的大钻戒给了她,“鸦片床”应该给舅舅他们。
我说,如果算长房长孙的话,顺治姨妈才是长房,大表哥建仁才是外婆的长孙啊,为何没有分给他们?
母亲还是那句话:顺治姨妈有大公大婆和新加坡小外婆给的东西。
这样明显的偏心和不把顺治姨妈那房算在内的做法,让顺治姨妈无比委屈和寒心。在那年腊月林家准备祭拜祖宗的时候,顺治姨妈和母亲因为一个器具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顺治姨妈终于忍无可忍,把积压了多年的愤怒一次性爆发,从母亲那里开始,“战线”很自然地延伸至外婆,一场争吵后,顺治姨妈与外婆和母亲彻底决裂。
从此,就是在同一个大门里进进出出,那怕迎面碰到,她们也如陌路人那样,视而不见地擦身而过。
整整15年,住在同一屋檐下,顺治姨妈和我母亲,互相之间没有讲过一句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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