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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加藤嘉一:五四感言

(2011-05-04 16:18:53) 下一个

加藤嘉一:五四感言

【多维新闻】今天是 2011 年 5 月 4 日,祝愿中国青年以及青年教育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们快乐,但愿你们的过去是辉煌的,今天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

在上一篇 “ 我的北大体验 ” 中,我提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后来,我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大人的抗议信。预料之内,情理之中,说明他们是认同我观点的。若他们真正反对我观点,就不可能那样赤裸裸给我发出抗议信,恰恰表明了他们缺乏自信心。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说明一下那样写北大的背景。

我深知,那样写至少会间接得罪北大,这样以后许多事情恐怕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不例外。得罪似乎是最不应该犯的,低级的错误。但既然我要对北大说点什么,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它就不是理性的声音与行为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明规则或潜规则。不过,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宁愿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越走越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围绕什么是精英,我提供了两个指标:一个是 “ 潜能 ” ;另一个是 “ 公共意识 ” 。

北大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我上学期间,时时刻刻发现,我周围的所有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远远超过我这个小人物。

问题是,他们能称为精英吗?

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很不幸,在我眼里,北大大多数学子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借助 5 月 4 日的历史时刻,继续写下去。

就北大学子而言, 99% 以上人的 “ 潜能 ” 不成问题。当今,北大清华无疑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有人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北大不该变成哈佛的预科,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人中精华,中国青年不要盲目自卑。

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和读硕士的两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

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大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 GRE )等。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

令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很有市场。但他们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我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

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

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对我说,他们上学的 1980 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

我深知,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迄今为止,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缺乏思想,缺乏理念,只关心个人利益、个人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被技术化了的方面。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这是真相。

2008 年北京奥运前夕,北大“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 BBS ,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今天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学生“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却很难。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呢。

北大精神,已经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我深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

(作者:加藤嘉一 1984 年 04 月 28 日出生于日本伊豆。 2003 年 4 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是一位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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