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新说 2024-03-22 09:39
张维迎，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第一个观点想谈谈启蒙。启蒙的本意就是原来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我们在一种愚昧状态当中生活。
而启蒙的核心就是“灯”，让我们自己清醒，从愚昧当中解放出来。我们所谓的“愚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人究竟是什么。
可以说，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于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怎么不把自己当人看呢？
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这些方面动物都会有一般。生物性欲望的满足方面人和动物是一样的。能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也是康德讲的。
启蒙就是要认识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有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有了自由，我们才活的有尊严。如果没有自由，你就没有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
西方在几百年前，尤其是十八世纪，无论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还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或像德国康德这样的人，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什么样是有人的尊严。
我们中国一直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我们直到在一百多年前，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了思想启蒙。
但是这个思想启蒙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断了，被“一个主义”代替了中国人应有的启蒙，然后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好多思想界的人做了一些启蒙性的工作，到1989年也中断了。到现在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
所有人类的创新，甚至于物质上的合作其实都是从观念变来的。我在这几年对传统讲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疑问，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个东西是讲不通的。
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其实你的生产力、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的，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我们看一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较，最新一些技术的创新都出现在哪儿？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中国。那么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产权制度约束了人们创造的自由。
甚至从一般的技术来讲，其实就是由一个想法导致的。如果没有自由思考环境的话是不可能的。比如新的电动汽车特斯拉为什么在美国出现了，在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
在中国搞企业的人就会想这个事能不能去做，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约束性就导致很难有创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说社会科学这个行业了。
我在书里面谈了好多例子，在这里我也不多讲了。由于我是搞经济学的，大家知道经济学家谈的都是利益。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只受利益的驱动。我想这是一个悖论。
按照经济学传统假设的话，经济学家说什么与人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人们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利润。无论经济学家主张什么观点，人家知道自己怎么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没有经济学家、有没有经济学都不影响社会。
但是，话说回来要经济学干什么？我们之所以研究经济学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就是我们相信理念在影响人的行为。再进一步讲，过去经济利益上的好多理解比较片面。我们认为利益是一种客观的，尤其是物质主义的利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好多对利益的理解是通过观念进行的，或者说利益是由观念构造的。
举一个例子，好比几十年前在中国被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
如果要追求利益的话首先要打倒资本家、地主阶级，但是现在来看显然这不是利益所在。当你打倒资本家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任何消灭资本家的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最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最没有保障的。
再进一步看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完全是一种理念的产物，从马克思最初对经济的批判，到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有计划的协调机制，到最后斯大林，到中国搞计划经济。看起来我们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理念错了。
计划经济制度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和苏联的灾难是最惨重的，仅仅大跃进就几千万人饿死，这在和平时期真是不可想象。理念无论好或坏都会对人类发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人类需要一种正确的理念去引导的。
第三个观点，我想讲的就是思想的重要性。人类新的理念、进步的理念，只能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当然创造思想的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并不是像过去经济学家讲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有一部分人比大部分人更善于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这些新的观点一开始是少数人提出的。这些人一定是很孤独的，而且受到多数人的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提出的观念不断的被人们所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制度，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我们知道，思想的自由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因为要受到来自于人类本身无知的限制。我们接受一个观点，最后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人类要避免犯巨大错误的话，不同的思想自由竞争是唯一的办法。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我们的思想市场是市场化的，非强制的，没有一个思想可以长期的主导社会。
如果施加了一种强制，使某一种思想变得垄断之后，就会遏制其他的思想，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像我刚才讲的计划经济，再往前讲，像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但是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否定儒家的思想，再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从此之后中国的思想就非常单一，除了到南北朝期间比较混乱的时候有新的佛教又起来了。无论是扼杀或者是树立垄断地位，其实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
但是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的进步。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思想市场非常重要。
我认为人类所有的自由里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但人类的思考如果仅仅是自己思考而不跟别人交流的话，你的思考不会达到一定深度的。
没有其他任何的强权或反自由的东西，只要允许人们思想的自由，可以避免人类很多的灾难。
比如刚才讲到的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只要可以实现思想自由，只要每个人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话，大跃进是搞不起来了。即使有人想发动，有人追随，有人就会反对。我们会看到好多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么就会停下来。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好多灾难都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自由是人类所有自由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了思想自由，专断的、独裁的权力其实都可以被摧毁。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要维持一种绝对集权的话，限制思想自由和消灭思想市场就是必然的。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意思。
第四个观点，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功利主义主导的改革。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提出功利主义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功利主义讲目标是第一的，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目标是正当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在我们国家来讲，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有一个社会福利或效率为导向。用在中国的话就是国家利益，只要我们认为国家利益是神圣的，所有对人类其他权益的侵犯都是正当的。好比说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就是要经济发展、快速的发展，快速发展的话就要去建好多新的高速公路、厂房设备，这时候就要有拆迁。要拆迁的话，因为我的目标是正当的，所以用什么手段拆迁都是次要的。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政策。经济学家论证要市场，因为市场提高效益，所以也是功利主义的。
现在到了这个阶段，要从功利主义转向一种权利优先或权利主义。简单来讲，人类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人的尊严，无论出于任何目的都是不可剥夺的。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尽管经济学家、经济理论是很功利主义的，但是并不能够动摇西方世界基本的权利哲学。由于中国没有经过思想启蒙的洗礼，所以这种功利主义一定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损害。
当然我不是绝对的反对功利主义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还是判断标准、成本的计算。在人类的基本尊严、人权的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这种思想如果能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如果能够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共识的话，就可以避免由于发展而导致的很多负面的影响。现在社会的很多不安定因素都与个人权利的维护有关系。
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要基于个人自由、权利、尊严的基础上。所有的政策不能越过这条底线。甚至未来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不可以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搞民主的话，我们比较一下印度。印度是民主国家，但是经济发展很难，在印度修一条公路太难了，中国很好，效率很高，这种思路可能是错误的。
当然也可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个质疑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很多集权的东西看起来有效，做起来很强有力、很快见效，但是从整体不一定是有效的。举例子来讲，正因为这样北京的城墙都拆掉了。现在到中国的很多城市去看都是千篇一律，我觉得这是功利主义的思维，也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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