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的乱局与对西藏假象的意淫——谈西方为何有人支持西藏独立

法国文化的乱局与对西藏假象的意淫——谈西方为何有人支持西藏独立

（刘军* 西北政法大学 710063）

看到最近西方有人意欲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更有一些西方人加入到支持西藏独立的情况后，我非常难过。作为一名西藏文化的爱好者，我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西藏问题，也阅读过一些关于西藏研究的书，看到很多中国人在反驳西方不实报道时，仅仅是从法国应当承担国家责任的角度去谈，我深感力度不够。我不否认西方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怀有畏惧、嫉妒的心理，但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西方人的文化里，在他们很多人的骨子里，特别是在法、德近一百年来形成的特殊文化里，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认为，文化意义上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仅供交流：
其一，哲学和人类学的影响。
法国文化在二战后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自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这其中有博德里亚尔的虚无主义文化哲学；齐奥兰的“怀疑主义”（也许并不恰当）；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广为人知的列维·斯特劳斯及其欧洲自我批判人类学、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艾克的符号学、福柯的权力分析以及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等。法国哲学井喷式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多元的文化争鸣，也对普通法国人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上述的学者们不单单是书宅里的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借助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断的在报刊、杂志、电视上评论时政，推销自己的思想，由此巨大的影响了法国近半个世纪。
这些思潮的风起云涌，给一些法国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怀疑”盛行以及对“现代性”的反动，进一步加剧了法国文化的乱局。很多法国人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否定理性，坚持无政府主义（把总统萨科奇当笑料百般愚弄便是现象之一），更极端的就是反对现代化。其中人类学的发展对西方的影响尤其重大，法国的人类学，从一开始的“中介式”的阐释，到“当事人主义”式的理解，再到“文化”式符号学的阐释，经历了一个从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的观察者到平等尊重不同文明的心理历程（当然，这其中到底是惺惺作态还是真正心理上的认同很难区分）。
回到西藏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西藏充满了神秘色彩，似乎是没有被现代化染指的处女地和活化石。西藏在东方神话中具有更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高原深处，雪山环绕，由“活佛”进行统治。早期去过（或自称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描述离奇之极。举一段为例：
这个王国（西藏）的时尚是这样的：妇女的头发梳成一百多根辫子。她们长着野猪一样尖长的牙齿。他们国家的另一个风俗是：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会说：“我愿意保留我父亲的记忆。”因此，他把这一地区周围的祭司、僧人及乐师和所有的邻人亲属召集在一起。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把尸体抬进村子。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首的首级砍下来，递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及其所有人齐声多次为死者祈祷。祭司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得到一些碎块后，就返回了市内，他们边走边祈祷……在此之后，鹰及苍鹰从山顶飞下来，纷纷啄食人肉，然后腾空而起。这时，所有人齐声高呼：“看哪，这个人是个圣人，神使降临把他带进了天国！”这种方式使死者的儿子感到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神使以这种令人称道的方式使其父亲超生，他目睹了这一切。为此，他取来其父的头颅，马上煮了吃掉，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晚中汲取其父的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对其父的最大尊崇……（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3）

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笔下。虽然后人对他的描写究竟是旅行记录还是文学创作表示怀疑，但是他在当时却被当作半个圣人，在整个意大利闻名遐迩。由于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险经历，在他去世后全城百姓皆参加他的葬礼，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神殿，罗马还将七十件奇迹归于他的功劳（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3。）不难想见人们对他的奇异故事是非常乐于听闻和相信的。
从宗教角度，到过西藏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梵蒂冈”（
D·米勒，《西藏妇女的地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29。）最早到过拉萨的欧洲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这样描写当时的达赖喇嘛：
他置身于其宫中的一个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该宫殿完全被黄金、白银和宝石覆盖，由大量的灯照耀，高高地置身于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坐在一个细绒垫子上，双脚踏在铺着的珍贵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于这些人为能通过丰厚的恩赐获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从为幸福无比，并将这一切悬挂在脖子上。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讨厌的龌龊行为啊！他们甚至把这种尿混合于肉之中，愚蠢地认为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良药……（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6-417。）
白乃心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种气味恶臭的油涂面。这种油除了使她们产生难闻的气味之外……还使她们的面容严重变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她们是女子，还是地狱的幽灵……”（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九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17。）在欧洲早期对西藏的传说里，西藏荒漠上有无数身躯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蚂蚁，它们在掘穴时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谁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蚁就会追踪他并且进行攻击（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7）。这一切奇异传说都足以让欧洲人心旌摇动。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米歇尔·泰勒，《西方发现西藏史》，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442。）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
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和神秘性。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们难以进入。由活佛统治的神秘民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借西藏之“天”的保护牢牢地把守着进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直到本世纪以前，能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于热衷于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强烈。[1]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
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他们根本不去关注真正的西藏，而是对心目中的假想充满神往，对于一个正被现代化洗涤的西藏充满了“同情”。更深刻地方在于他们对16世纪以后他们的先祖对亚、非、拉很多原生态土著文化暴力毁灭性破坏的反思。他们更希望世界上还存在那些没有被“破坏”的文明，以供这些“先进的绅士们”去观光、拍照、带一些先进的“玩意”去卖弄！
其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怀疑、达赖游说造成的错觉和藏传佛教的传统三者合力制造了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假象。
中国依然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自巴黎公社开始就建立了一种议行合一的治理模式，又有党政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国家组成机制形成一些反差，这一点我想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但是西方一些人早已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先进，“以己度人”式的思考让他们对我们既好奇又难以静下心去仔细的对比研究，这一点从美国一些学者到处宣讲他们的宪法理念即可看出，那位写过《我们人民》的作家就老以为非洲国家必须请自己去才能制定好的宪法。在国际上，发表西藏问题的来源只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其二就是达赖流亡集团，既然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就只会相信达赖。那达赖是怎么说的呢？
达赖喇嘛1987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Melryn C. Godlstein
见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25。）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香港《开放》杂志，1997年2月号，页23）。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9。）、“小孩被驱迫为奴工”（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76。）、“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298。）、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二千五百名无武装西藏人”（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311。）……也都甚为离谱[2]！
十四世达赖在国际上流亡已久，他很善于拿捏西方人对中国的心理，他以共产党的统治为借口，以西方的媒体为武器，将自己伪装成“共产党的受害者”，扮出的可怜状激起了一些西方人的同情，并以他所谓“非暴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西方人在1989年的特殊情况下想借刀杀人的结果）。但实际上，他并不可怜，西藏的打砸抢烧事件与他很有关系，特别是他的宣传和精神统治，而这又是藏传佛教的教义赋予的。
藏人在中国文革之后，开始恢复宗教自由，各地修缮了寺庙，喇嘛们又开始了往日的生活。同时，西藏人的生活也好转起来，由于喇嘛教在藏人生活中的地位无比重要，几乎占有了普通藏人的生老病死婚各个方面，并且是深入到了每一个日常的生活细节之中，普通藏人会把自己几乎一年收入的一半贡献给了寺庙。寺庙积攒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的增长又同国家经济的发展完全成正比。所以，喇嘛又开始从藏人的生活、精神和财富各个方面“统治”了藏人。受传统教义的影响，喇嘛们认为“活佛”资格的任免必须得到像达赖喇嘛这种“地位尊贵”喇嘛的许可，所以，藏区的寺庙又通过各种途径将聚集的财富带往达兰拉萨，并借此换回达赖关于“活佛”的封号。诸君据此可知达赖流亡集团并不缺钱。于是，一个奇怪的“局”产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藏民财富的增长，藏民却把得到的财富献给了喇嘛庙，喇嘛们又把财富孝敬了达赖，达赖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进行分裂活动！这些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他们只会把达赖看做一个受苦受难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宗教领袖”。
目前达赖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对西藏的控制力在弱化，特别是当西藏铁路通车以后，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明显加强，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按藏传佛教灵童转世的方法，达赖死后，新的灵童要成长起来需要20多年的时间，在这20多年里，西藏的现代化将快速发展，西藏的经济、政治各个方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不可预料的。正是在一种恐惧感的迫使下，达赖默许了藏青会这种分裂团体的暴力活动。
世事难料，大风常起于青萍之末，谁能料到，当中国将要举办奥运会的时候，达赖会跳出来捣乱。当我们看到巴黎藏独分子抢火炬的丑恶一幕时，真的非常愤怒。但冷静下来的反思却更加重要，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在面对国际化时肯定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的很多人渐渐的被稳定带来的平静所遮蔽，很少有人去关心藏独势力的活动，也小看了他们。但事实证明，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必须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传佛教，了解西藏的历史。说实话，今日我们在国际上的舆论战之失利绝非一日之过，而是我们长期的麻痹大意造成的！我们很多人常常觉得似乎只有经济建设搞好了，上层建筑就稳定了。这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对藏民这个兄弟民族，达赖对他们的精神统治之牢固是很可怕的，藏传佛教的很多礼仪、教条将达赖喇嘛变成一位高高在上的人间之神，比如灌顶礼，凡受过喇嘛灌顶的人，该喇嘛就会成为上师，此人要对上师绝对的尊敬和服从，而最高的上师就是达赖喇嘛。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带领各族人民翻身作主，解放西藏农奴等等举措，使得共产党成为藏民感激地对象，流亡国外的达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当我们恢复西藏的宗教信仰时，达赖反倒成了受益者。
总之，面对西藏的乱局，我崇尚有克制的弹压，坚决控制暴力活动，事实证明，越是强硬的处理乱局，越能有效的解决问题。但从西藏的长期稳定来看，必须分离达赖和“藏青会”，想办法与达赖和解，特别是在达赖的有生之年，如果拖的太久，一旦达赖撒手归西，西藏的未来会充满变数。解铃还须系铃人，谁能统治藏民的心理，谁就真正的拥有了西藏，这是一场能否赢得民心的战争。另外，西藏问题现在已经是中国和西方的问题，当西方人感到中国对其构成威胁时，就会打出西藏牌，当中国和西方非常友好时，藏独在世界上就失去了市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达赖在西方就会失宠，变成一张无用的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