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鼓”与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与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可怕的人皮鼓，鼓声虽美，蹦出的不是音符，而是人的呼喊……

《阿姐鼓》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哑巴阿姐的故事。她不明白阿姐为什么离家，一直不明白到阿姐那么大，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也许是梦想中的幸福带走了她的阿姐，也许还将带走已长大成人的她。“阿姐鼓”并不浪漫，甚至有点血淋淋的味道。“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

“嗡嘛呢叭咪哞”这六个字是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箴言，包含了万物。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鼓声，那是阿姐在对我说话……”歌声和鼓声在平静与激情的对比中，表达出面对高原严酷生存环境的一切顺乎自然平和的心态。

《阿姐鼓》歌词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玛尼堆前坐着一位老人
反反覆覆念着一句话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唔嘛呢叭咪唔嘛呢叭咪

忿怒尊或持明尊所持之法器。以两个天灵盖相背接合，两面再蒙以人皮，涂作绿色。修法中，於颂讚时，配合金刚铃杵使用。在旧西藏，达赖喇嘛的私人经堂每年不定期地举行念“咒经”，臭名昭著的监狱朗孜厦便随时提供“祭品”。这使得一些农奴的头盖骨、腿骨、整张的人皮、完整的童尸成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祭品或经加工做成男童皮小鼓、处女大腿骨号等作为祭祀用的法器。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农奴超过旧
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一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4 O%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 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帐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

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一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一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七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赃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
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要认识过去的西藏社会，就必须了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要认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下的农奴制，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了。当然，我在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在西藏当教师时，也曾有机会去过江孜的一处大庄园帕拉庄园。但是从一座空空如也的庄园里很难得到切身的感受，因为，现在的许多农民的住家已超过那座庄园的规模了。可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书籍，那些亲历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在这里，我们摘录一些他们的话。因为这会比我的叙述更令人信服。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除了直接的债务外，藏民们还有捐税方面的负担。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有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Ｃ•戈尔茨坦、辛西娅•Ｍ•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
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５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地区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都是当时笔者亲眼所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实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残酷。假如真如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所说, 过去的制度中的社会是一种最好的理想社会，那么看了以上几段文字后，人们该知道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的，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