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方的媒体最厉害的一招，是把中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妖魔化的国家。
西方魔术的最厉害一招，就是障眼术，着名的魔术家大卫科波菲尔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架喷气式飞机变没了。而西方的媒体最厉害的一招，是政治魔术，能够把中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妖魔化的国家。
在不久前召开的2006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主题演讲《构建和谐世界与对外形象传播》中指出，国新办最近对《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三大报2005年涉华报道的内容和倾向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在总共243篇涉华文字报道中，客观报道64篇，占报道总数的 26%，偏见报道83篇占34%，平衡报道96篇占40%。他指出，对三家报纸关于中国形象报道的分析结果，有令人欣慰一面，就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充斥妖魔化内容的负面报道高达60-70%相比，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已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远不尽如人意，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仍是隐约的主题。王国庆的讲话很重要，很有说服力，通过量的统计，看到了西方媒体舆论的可喜变化，但也指出了妖魔化中国的隐忧。
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思潮，实在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因为这是一种不可停止的西方魔术，是西方的政治娱乐，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根源。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做法一直存在着，一直没有变化。他相信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的理论 ——文明的冲突把“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的高度。根据该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和中华人民感觉到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他们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才会放弃这两种文明。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战略目的是消灭另外的文明。其具体策略就是通过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使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且也使“妖魔化”别人的一方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李希光教授的这种解读，是看穿了妖魔化中国的理论根源。
二，具有重要的受众根源。因为长期的隔阂与误解，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大多数并不瞭解中国，而一些瞭解中国的精英分子，又在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对中国的妖魔化推波助澜，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比如不久前美国兰德公司的首席战略分析师艾瑞克．拉尔森（Eric V.Larson）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最基本看法为：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经济威胁的，占64%；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军事威胁的，占 50%；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占48%，是负面的，占46%；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不公平竞争的，占55%，公平的，是正常竞争的，占 34%。如此可见，美国为何会成为妖魔化中国的主要舆论阵地，民意的盲目呼应是重要原因，一点也不奇怪了。
三，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竞争根源。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具有遏制与接触的两个方面，这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决定的。中美之间，有合作，有竞争。当合作需求大于竞争需求的时候，妖魔化的手段就会比较收敛。反之，妖魔化就会猖獗起来。这一特点，同时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整个90 年代以来，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一起比一起高。香港《信报》题为《去妖魔化 灭威胁论 中美友好》的社评称，90年代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妖魔化的国际舆论，是令中美关系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妖魔化的形象一日不去，中国怎样努力都属徒然。中国是在“9·11”之后才逐步走出妖魔化的阴影。
在中国的一份以2002年跟踪调查内容为基础的中期报告中，有这样的阶段性结论：“‘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更密切的战略合作时期，美国媒体上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尽管可以认定，美国媒体对中国报导的大体框架变化不大，不必对其报导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从总体上说，美国对华的整体舆论环境开始趋于宽松。媒体开始更加频繁的使用调和式解读来理解中国的事务，这有助于美国公众和舆论对于中国的正确瞭解。其次，美国媒体对华报导的时段和议程，仍然是由中美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美国媒体的报导重点所决定的，这些重点都是传统的中美关系敏感领域。第三，目前对中国新闻的解读主要是由美国媒体完成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仍然使这些报导带上了很浓的偏见和曲解。
明显地，这项结论与国务院新闻办的结论是吻合的。妖魔化中国的狂潮毕竟退落了，但是情况不会完全如中国之意的，今后的化除西方对华妖魔化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中国至少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告别三个不利的时代：一，随着国家实力提高，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要有系统、有理论地加强向全世界宣导，必须告别光做不说的时代；二，要充分建立与壮大自己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媒体力量，必须告别西方媒体掌控中国问题解释权的时代。三，真正做到广交世界各地的智慧型人物为朋友，团结舆论领袖，必须告别只靠自己说的时代。
妖魔化的最重要条件是距离，如果没有距离，任何妖魔化动作都是做不了的。中国，随着深入改革开放，与世界零距离接触的日子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当世界认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能够大声地问道：谁还有本事妖魔化中国呢？
西方魔术的最厉害一招，就是障眼术，着名的魔术家大卫科波菲尔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架喷气式飞机变没了。而西方的媒体最厉害的一招，是政治魔术，能够把中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妖魔化的国家。
在不久前召开的2006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主题演讲《构建和谐世界与对外形象传播》中指出，国新办最近对《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三大报2005年涉华报道的内容和倾向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在总共243篇涉华文字报道中，客观报道64篇，占报道总数的 26%，偏见报道83篇占34%，平衡报道96篇占40%。他指出，对三家报纸关于中国形象报道的分析结果，有令人欣慰一面，就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充斥妖魔化内容的负面报道高达60-70%相比，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已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远不尽如人意，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仍是隐约的主题。王国庆的讲话很重要，很有说服力，通过量的统计，看到了西方媒体舆论的可喜变化，但也指出了妖魔化中国的隐忧。
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思潮，实在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因为这是一种不可停止的西方魔术，是西方的政治娱乐，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根源。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做法一直存在着，一直没有变化。他相信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的理论 ——文明的冲突把“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的高度。根据该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和中华人民感觉到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他们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才会放弃这两种文明。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战略目的是消灭另外的文明。其具体策略就是通过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使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且也使“妖魔化”别人的一方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李希光教授的这种解读，是看穿了妖魔化中国的理论根源。
二，具有重要的受众根源。因为长期的隔阂与误解，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大多数并不瞭解中国，而一些瞭解中国的精英分子，又在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对中国的妖魔化推波助澜，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比如不久前美国兰德公司的首席战略分析师艾瑞克．拉尔森（Eric V.Larson）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最基本看法为：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经济威胁的，占64%；认为中国对美国形成军事威胁的，占 50%；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占48%，是负面的，占46%；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不公平竞争的，占55%，公平的，是正常竞争的，占 34%。如此可见，美国为何会成为妖魔化中国的主要舆论阵地，民意的盲目呼应是重要原因，一点也不奇怪了。
三，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竞争根源。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具有遏制与接触的两个方面，这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决定的。中美之间，有合作，有竞争。当合作需求大于竞争需求的时候，妖魔化的手段就会比较收敛。反之，妖魔化就会猖獗起来。这一特点，同时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整个90 年代以来，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一起比一起高。香港《信报》题为《去妖魔化 灭威胁论 中美友好》的社评称，90年代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妖魔化的国际舆论，是令中美关系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妖魔化的形象一日不去，中国怎样努力都属徒然。中国是在“9·11”之后才逐步走出妖魔化的阴影。
在中国的一份以2002年跟踪调查内容为基础的中期报告中，有这样的阶段性结论：“‘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更密切的战略合作时期，美国媒体上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尽管可以认定，美国媒体对中国报导的大体框架变化不大，不必对其报导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从总体上说，美国对华的整体舆论环境开始趋于宽松。媒体开始更加频繁的使用调和式解读来理解中国的事务，这有助于美国公众和舆论对于中国的正确瞭解。其次，美国媒体对华报导的时段和议程，仍然是由中美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美国媒体的报导重点所决定的，这些重点都是传统的中美关系敏感领域。第三，目前对中国新闻的解读主要是由美国媒体完成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仍然使这些报导带上了很浓的偏见和曲解。
明显地，这项结论与国务院新闻办的结论是吻合的。妖魔化中国的狂潮毕竟退落了，但是情况不会完全如中国之意的，今后的化除西方对华妖魔化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中国至少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告别三个不利的时代：一，随着国家实力提高，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要有系统、有理论地加强向全世界宣导，必须告别光做不说的时代；二，要充分建立与壮大自己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媒体力量，必须告别西方媒体掌控中国问题解释权的时代。三，真正做到广交世界各地的智慧型人物为朋友，团结舆论领袖，必须告别只靠自己说的时代。
妖魔化的最重要条件是距离，如果没有距离，任何妖魔化动作都是做不了的。中国，随着深入改革开放，与世界零距离接触的日子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当世界认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能够大声地问道：谁还有本事妖魔化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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