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19世纪引进中国劳工简史
(陈太荣 刘正勤)
2010年01月07日
巴西侨网编者按:前中国驻巴西外交官陈太荣、刘正勤在巴西工作期间及退休后,长年坚持辛勤调查研究并撰写巴西华人移民史,其调研成果填补了许多巴西华人移民史料空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藉华人移民巴西200周年前夕,本网特此刊登“巴西19世纪引进中国劳工简史刊”,以飨读者。在此本网谨向陈太荣、刘正勤夫妇表示祝贺及感谢。
巴西全国现有华侨、华人与华裔约25万人,第一批中国移民何时抵达巴西?首批到达巴西的中国移民是茶农。由于中巴两国移民档案资料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首批茶农抵达巴西的日期难以具体确定,有1808年、1810年、1811年、1812年、1814年之说,我们倾向于1808年与1810年。由于巴西与澳门曾同属葡萄牙殖民地,中国人零星移民巴西的时间肯定更早。
1808年以前就有中国人零星移民巴西
在16世纪上半叶,巴西与澳门先后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后,以澳门为桥梁,中国人与巴西就开始有了交往。在巴西任职的许多葡萄牙官员、军人、传教士等曾在澳门工作过或到过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风俗与生活习惯也带到了巴西。1535年到巴西就任伯南布哥领地(capitania)领主的Duarte Coelho 1517年就到过广州,是首批踏上中国土地的葡萄牙人之一。1708年抵达萨尔瓦多的耶稣会传教士Charles de Belleville曾在中国住过10年,还起了一个中国名字Wei Chia-Lu,他是画家与建筑学家。有许多在葡萄牙海船上服务的中国海员曾到过巴西,如1782-1796年在葡海船上服务的谢清高(1765~1821,广东梅县人,18岁随外轮出洋在海上生活14载)就曾到过巴西,由他口述、杨柄南笔录的《海录》于1821年出版。
16~18世纪,许多葡萄牙人使用中国奴隶与童工,直到1759年方完全禁止,他们到巴西赴任时也可能带着中国奴隶同行。在18世纪的文献中就有关于中国奴隶在巴西的记载。英国学者Boxer Charles R.在《The Golden Age of Brazil》(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Limited”1995年出版)第175页谈到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地区从事采金劳动奴隶的来源时指出:“在那些我初略查阅的1714-1740年间的文献中,米纳斯人看起来是最多的,紧随其后的是安哥拉和本格拉的奴隶,……居于后面位置的是卢安哥人、刚果人、佛得角人、莫桑比克人、巴西克里奥尔人……以及一些零星的中国人。”
葡萄牙王室禁止各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所有贸易活动必须由宗主国葡萄牙经营。1718年,清朝解除澳门出洋贸易禁令,1719~1725年,葡国王给予澳门在5年内可派2艘商船经印度果阿前往葡萄牙和巴西进行商贸的特权。1761年11月7日,葡王朝明令禁止来自远东的船只在巴西停泊,但亚洲与巴西之间的贸易不但未停,而且继续发展。实际上,在18世纪就有6条澳门船到过巴西:1708年2条、1718与1781各1条,1721年2条。1810年5月13日,在巴西避战乱的葡摄政王若昂六世允许澳门同巴西直接进行贸易,并免征关税,同年11月25日又颁布法令,允许其他国家向巴西移民。此后,澳门与巴西的贸易往来增多,中国人经澳门来巴西的机会也就更多。
巴西19世纪曾三次向清政府提出引进华工要求
在19世纪,巴西曾三次向清政府提出引进中国劳工的要求,以解决巴西农业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在1808~1910年一个多世纪期间,巴西通过澳门、广州、新加坡等地自行招募近万名中国“苦力”到巴西劳动。
一、第一次1810年,拟引进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
葡萄牙王室1808年迁至陪都里约热内卢后,为解决巴西财政困难,决定在巴西发展种茶、香料作物、咖啡、热带果树,特别是把种茶列为首选。为达此目的,葡摄政王若昂六世甫抵巴西后,即从澳门运来几名中国茶农带着茶树苗与茶籽到里约热内卢试种。1810年,葡王室政府派人向清政府要求招募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但为清政府所拒绝,因为那时清朝还在实行海禁,禁止中国人出洋。据说,葡摄政王若昂六世拟招募2000名中国茶农到巴种茶。自1810年开始,葡王室政府通过澳门当局自行招募湖北失业茶农数百人(一般认为300~400人),并于1810~1814年分批运来巴西。
有一些巴西学者认为,在1817~1819年间,又有一批中国茶农400~500人被运到巴西种茶,全部都是男性劳工。
根据里约热内卢国家档案馆外国人登记档案第1~4卷,1808~1842年登记的中国人共58人,其中男53人,女4人,未成年儿童1人。除1814年9月10日来自巴伊亚省Caravelas的周梁等4人登记时仍保留中国姓名外,其余人员一律使用葡人名称。除周梁等4人可能是到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种茶的中国技术人员外,登记表上职业为商人的1人、摊贩24人,其他人员未写明职业状况。历年登记人数情况为:1814年4人,1818年4人,1821年1人,1823年1人,1825年23人,1826年9人,1827年1人,1828年3人,1829年6人,1831年1人,1838年2人,1840年1人,1841年2人。巴西外国人登记档案很不完整,1842年后无登记档案。
在巴西外国人登记档案上,1819年以前到达巴西的仅8个人。但根据里约热内卢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文件,1819年9月6日,在里约热内卢经商、务农的51名中国人签名上书国王若昂六世,要求委派中国人多明戈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Domingos Manuel Antônio)为华侨社团负责人、领事和同法院等司法机构交涉的翻译。目前只发现这份呈文,未见到国王的批复文件。
据估计,1808~1842年,在巴西的中国茶农和其他人员超过800人。
二、第二次1879年,巴西正式提出招募华工又遭拒
巴西发展农业生产主要靠黑人奴隶,1538~1870年,巴西共输入黑奴364.7万人,占美洲黑奴总数的38%,1850年黑人占巴西人口的31%。但19世纪30年代后,由于欧洲一些殖民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贸易取代垄断政策,黑奴制度已无利可图,加以全世界舆论对奴隶贸易的谴责和拉丁美洲废奴运动的展开,英国和法国于19世纪上半叶在其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禁止奴隶贸易。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绝大部分国家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只有古巴和巴西仍顽固坚持。巴西被迫分别于1850年和1854年颁布“欧塞比奥•德盖伊罗斯法”(Eusébio de Queirós)与“纳布科•德阿劳若法”(Nabuco de Araújo),结束黑奴贩运,但并未消除黑奴制,直到1888年才颁布“金法”结束奴隶制。
由于巴西停止从非洲进口黑奴,加之1864~1870年巴拉圭战争期间大批黑奴上前线打仗,巴西劳动力异常紧张。为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巴西政府决定从中国进口大批劳工。
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开始贩运中国人到拉美做苦力。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被拐卖的活动达到高峰,澳门是拐骗“猪仔”华工的大本营。1860年澳门当局设立了专管苦力贸易的监督官,并开设了若干专门经营苦力贸易“招工馆”,巴西在澳门水手街也开设了“利华栈”和“万生栈”两所“招工馆”。
1843年,英国建议巴西进口6万名中国劳工,但巴西国会未予批准。1854年,巴西商人马诺埃尔•德阿尔梅达•卡多佐(Manoel de Almeida Cardoso)组建“巴西—中国航运公司”,拟直接从中国进口劳工。他的要求受到冷落,在问题未解决之前,此人已开始通过新加坡进口中国劳工。1855年2月9日,303名中国劳工乘美国“Elisa Annah”号轮船抵达里约热内卢萨普卡亚(Sapucaia)港。这些中国劳工合同期限两年,期满后可享有免费回程船票。根据巴西帝国公有土地总管马诺埃尔•费利西奥•德索萨—梅洛(Manoel Felício de Sousa e Melo)的报告,他对这批中国劳工的印象较好,他们体格健壮,完全适宜巴西农田劳动。
1855年6月11日,巴西帝国政府开始修建巴西第三条铁路“佩德罗二世铁路”(Estrada de Ferro Dom Pedro II,1889年11月22日改称“巴西中央铁路”Estrada de Ferro Central do Brasil)。这是巴西铁路大动脉干线,从皇都里约热内卢起,先连接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与圣保罗三省,再拟北上经过沿海各省一直通到帕拉省省会贝伦。为建此大动脉铁路,巴西帝国政府组建“佩德罗二世铁路公司”,由Christiano Benedito Ottoni任董事长,铁路初期工程由英国人Edward Price承包。因巴西政府刚颁布过两个废奴法令,禁止进口黑奴,故英国承包商通过巴西的一个华人,自行招募数千名中国筑路工人,其中包括一些曾参加修建美国加利福尼亚铁路的有经验的筑路工。第一期工程从里约热内卢市的Campo da Aclimação车站(今Central do Brasil车站)至伊瓜苏镇的Freguesia d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 do Marapicú 村(今Queimados市)共48.21公里于1858年3月29日通车,第二期工程从Pouso dos Queimados站至 Serra do Mar山脉山脚的 Belém站(今Japeri市)约20公里,于1858年11月8日通车, 由Belém站起修建经 Paracambí 的Ramal de Macacos支线于1861年建成,同时修建的Serra do Mar山脉第12号大隧道 (Túnel Grande, 全长2233.6米)于1865年12月17日通车。此段铁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为低窪地,伊瓜苏河河水一泛滥就成为沼泽地,恶性虐疾、黄热病与天花猖獗肆虐,特别是1855~1856、1862~1864两次霍乱大流行,使中国筑路工人大批死亡。根据Paula Pessoa工程师的调查报告,在9个月中,就有5000多中国筑路工人死亡。由于在此铁路线上经常要焚烧死人,此铁路被当地人称为“焚尸之路” (Estrada dos Queimados), Marapicú车站也被冠为“焚尸之站”,后来竟被成了城市之名“焚尸之城”(Queimados)。在离 “Queimados”市25公里的Japeri市与31公里的Paracambí市在1860年左右均建有中国人的公墓,埋葬着无数中国筑路工人的尸骨与冤魂。
1855年6月25日,巴西帝国政府通过阿尔梅达与美国休斯敦的“Sampson & Tappan”公司签署合同,拟进口中国苦力2000人。招工条件是:中国劳工需体格健壮,已婚,无抽鸦片恶习,年龄在12~35岁之间,工资每月4~5个美元。1856年3月9日,368名中国劳工乘美国“Sarah”号轮船从黄浦港抵达里约热内卢,病号被直接送往医院。1856年4月14日,拉盖略博士雇佣40人去他在Magé的甘蔗园劳动,但两个星期后,其中34人罢工抗议伙食差、没有按合同规定供应猪肉、工资低。庄园主若阿金•马诺埃尔•德萨也雇佣了一批中国苦力去Piraí种地,这批中国人也抗议伙食极差、月工资由开始10块钱降至5 块,甚至受到体罚,警察当局也予以证实。1857年1月,里维耶雷工程师雇佣6人,里约热内卢植物园雇佣16人。
1866年10月,巴西阿尔梅达的“Soberana”号轮船将312名中国苦力从中国运至巴西,合同期限5年。这些中国苦力在里约热内卢港口等待4个月,由于无人雇佣去种地,而转到民用建筑行业,散居市内各处。
1870年7月,巴西进口亚洲劳工协会基金会企图从香港、澳门和广州进口中国劳工。尽管美国政府于1862年、英国政府于1855年、葡萄牙政府于1873年12月20日已下令禁止海运中国劳工去外国,但该基金会仍于1874年从广州海运近1000名中国劳工去巴西米纳斯吉拉斯省南部的São João del Rey开矿。
在19世纪70年代末,巴西国内就中国移民问题展开了辩论,在1879年达到顶峰。因为在这一年,巴西政府提出要派遣一个代表团访华,从而在议会引发激烈争论。1855年巴西咖啡产量占世界49.4%,到70 年代末降为45.9%,而同期中美洲的咖啡产量却大幅度增长。巴西咖啡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发生危机,农业主主张进口外国劳工,特别希望进口中国劳工。而反对进口中国劳工的人认为,引进东方黄种人不符合巴西利益,因为他们不接受天主教、不接受葡萄牙语,仍保持他们的习俗与饮食习惯,进口中国苦力会妨碍巴西人口的“白化”进程,可能会导致巴西种族“蒙古化”,甚至会发生“海地效应”,“黄祸”将会威胁到巴西的种族形成与政治经济体制。
1879年,巴西驻纽约总领事萨尔瓦多•德门东萨(Salvador de Mendonça)出版了“亚洲劳工”一书,他主张进口中国劳工,称中国人为“最廉价的生产机器”,在巴西同样会取得美国曾有过的辉煌成果。而里约热内卢“积极分子社”米格尔•莱莫斯(Miguel Lemos)等人则致函中国驻巴黎公使,强调中国文明的重要性,抨击把中国人看作“最廉价生产机器”蔑视中国人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