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杨子荣“办”了“蝴蝶迷”--《色戒》批判的批判

如果杨子荣“办”了“蝴蝶迷”

《色戒》批判的批判

 原作；黄章晋

　　《色戒》注定要从色情争议上升到意识形态争议，但意识形态争议到如此高度的批判，多少还是令人吃惊，——除了黄纪苏先生高屋建瓴批判“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外，最近“乌有之乡”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色戒》批判会，据说是闭门的，所以只看到了祝东力和李楠的批判文章。

　　黄纪苏的长文宏大深远，显然超出了我的评价能力，我只能说，我不接受文章的批评方式，就如不太喜欢一些人对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批评一样。在看黄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之前，就有许多朋友批评黄剧：“社会现状反映基本正确，却开错了药方”，但我没看出来黄开了什么药方，甚至我认为，开没开错药方都和好看不好看没关系，我只知道自己被表演打动了。——我知道这是个很要命的缺点，据说容易被打动的人，在大是大非上是糊涂蛋，看来，我算是ｏｖｅｒ了。

　　李楠和祝东力两位同志的文章比较短，要说高屋建瓴，最多也就一普通平房的高度。我虽愚笨，跳起来应当还能够得着。

　　两人观点都可概括为，即便描述人性，但在家国大义面前，人性一面应让位于家国大义。或者，我帮他们进一步总结，就是真有这么回事，电影也不当这么拍，何况不是历史事实。

　　祝东力的《色戒、以色列民族和中国的自省》一文，很大部分在拿以色列这个榜样教育我们，原文如下：

　　我们是否能想象这样一幕：假如有那么一天，有人拍摄了一部电影，虚构以色列特工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反而被这个前纳粹魔头的所谓“成熟的魅力和人性”所打动、所折服，身心颤栗，在最后时刻协助其逃逸，并因此导致自己和同伴的覆灭，却无怨无悔；假如这样一部丧心病狂地侮辱以色列民族的影片，竟然通过了以色列国家权威部门的审查，得以在院线公开放映，进而赢得巨额票房，并得到其主流媒体、主流舆论的追捧与喝彩——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世人皆可认为以色列是一个下贱的、毫无自尊的民族。

　　祝举的例子可能不太合适，《色戒》里，爱国女青年引诱、爱上的是汉奸——中国人，日本人的不是。所以拿以色列特工爱上纳粹魔头这个比方并不恰当，如果说以色列人拍女摩萨德爱上了“犹太奸”，那倒可以一比。

　　当然我是想，如果以色列人换了中国人的历史，他们也许还真能拍出爱国女青年色诱日本鬼子，甚至爱上日本鬼子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好像是摩萨德追杀恐怖分子，最后发现大家原本一路货色而精神崩溃，此片当然有争议，但也就是争议。《慕尼黑》一片如果转换成中国场景，祝东力当做何论？我想象不出来。李楠不是觉得《黄金甲》里通篇没一个好人，狠有问题么？《慕尼黑》又如何？

　　类似《色戒》这种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甚至是性爱孰轻重的片子，国外不是没有过。斯大林时代，苏联有部小说叫《第四十一个》。内容是，一神枪手的红军女战士，击毙了四十个敌人，第四十一个却没打死，是个白匪军官，女战士与战友们俘获了他。押送途中，小船失事，只剩女战士与白匪军官漂流到一荒岛上，英俊的白匪军官有双迷人多蓝眼睛，他们相爱了，第四十一个成了她的第一个。当然，他们也争吵，因为白匪军官动员她今后一起读书学习，不要参加血腥的战争。后来某一天，突然来了艘船，近了，是白匪的，女战士的爱人兴奋地冲过去大喊大叫，紧张的女战士情急之下扣动扳机，这次，第四十一个还是被打死了。影片结尾，是女战士扑到爱人身上哭喊：我的蓝眼睛，我的爱人。

　　哦，差点忘了，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五十年代还获了大奖——在苏联，不是狗娘养的西方。亲爱的祝东力同志是否会很奇怪？

　　当然，这部小说和电影引起很大争议，当然，是在中国，而且，其程度非“争议”二字可描述。所以，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我才看到它。谁如有兴趣，自己可以上网搜索。

　　如果要找区别，《第四十一个》和《色戒》结尾不同：神枪手击毙了爱人，而汤唯是放过了“爱人”。但神枪手不是“毅然”处决爱人，而是伏在爱人身上痛哭，把两部片子家国大义的差别给抹平了。
——当年的白匪军无一不是协约国的代理人，是“俄奸”。

　　我相信不知道《第四十一个》的人会惊讶，在苏联那个时代居然会有这样的小说和电影，——该女战士纯粹就一没文化没教养的傻姑：每打死一个敌人就骂声“臭咸鱼”，写诗也拙劣得可爱，比如“列宁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我们在广场上立起您的塑像／是您推翻了沙皇的宫殿／建立起劳动者的新政权”，比如“我们用机关枪对他们打／反正我们是一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二十来人逃向沙漠……”

　　——这不是某个躲在海外的“汉奸家属”写作，不是某个“叛乱省份”的导演将之搬上银幕。亲爱的祝东力同志是否会很奇怪？

　　值得祝东力同志继续奇怪的是，除了中国批判这部片子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外，没有人因此说苏联人是一个下贱的、毫无自尊的民族。

　　李楠同志批判《色戒》时，没忘捎带上“鼓吹侵略有理抵抗有罪的混蛋学者”袁伟时，表示“我们是要斗争的”，这个观点我也同意，但袁伟时和我们当年革命输出否认国家主权是一个逻辑啊，列宁同志不就曾经曰过：“无产阶级政权不承认任何国家主权，也绝不打算遵守任何国际条约”吗？

　　李楠同志肯定了文艺作品要充分表现人性，反思了中国过去正面人物是无人性的。这些观点我非常赞同。而且，李安把自己的同情和悲悯给了汉奸太不应该——确切的说，应该是张爱玲。

　　问题的问题是，我们有过无数这样电影：敌人的女特务之类妄图对我们的男英雄投怀送抱，但目前为止，这些家伙还没有一个成功过。你想，我们的男英雄要把女特务“办”了这关都难过，何谈我们的男英雄最后也为不得不枪毙的女特务一撒英雄泪。

　　我是主张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既投之，则大可“办”之，万一女特务救了你呢？但我真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杨子荣不但“办”了“蝴蝶迷”，还在“蝴蝶迷”被枪决后暗中流泪，黄纪苏、李楠、祝东力会怎么说。

　　ｇｏｄ　ｓａｖｅ　ｍｅ，还是要我们的男英雄和女特务们永远干柴不烈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