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光照人寰－忆徐悲鸿先生》

《南师大学报增刊》（美术文集）1986年p2-p8 文稿 《一代宗师　光照人寰－忆徐悲鸿先生》 　（南师大学报增刊《美术文集》1986年p2-p8） 　　　　　　　　　　　　　杨建侯 　　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卓越的艺术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徐悲鸿老师与我们长别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的刚真不阿、悲天悯人的高大形象和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不朽业绩却深深地刻印在人民的心中，永远为我们所缅怀敬仰。 　　南师大的前身是中央大学，悲鸿老师从1928年起就在那教课，直到1946年秋天为止，长达十八年之久。我在1930年就来美术系学习，亲受其教诲。毕业后，经常和老师在一起，亲眼目睹老师在不断遭受种种的打击和迫害之下，忠心耿耿地为振兴中华艺术、培养美术人才而顽强地工作和战斗。他百折不扰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远难于忘怀的深厚感情。 　　　　　　　　　　　　（一） 　　徐悲鸿老师在1895年出于宜兴屺亭桥镇，家庭贫寒，父亲徐达章是位有修养而擅长国画、书法、篆刻、诗文的塾师。家里有几亩瓜田，其收入不足以供养一家温饱。老师在幼年时期饱尝了乡村劳动人民生活的苦况，在父亲严格的指导下，读书学画，还要作田间劳动，车水、拔草、放牛等工作。为了糊口，父子俩又不得不走乡串镇，到处为人家作画、写春联，弥补家用之不足。这也磨练了他能同情劳苦大众“为人类申诉”的思想感情。老师后来流落上海，失业求助，度着非人所堪的苦难岁月。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半殖民地社会景象，激发了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思想。他在这十里洋场，能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对法国的油画，尤其产生兴趣而产生向往之心。由于他的才华出众，诗、文、书、画的精湛造诣，露了头角，为康有为等名人赏识，得幸被举游日本，开拓了眼界，痛感祖国的不振。继而回北京，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鲁迅、刘半农等人，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博览故宫所藏历代珍品，对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加深了热爱。更受到当时革新派的思想影响，有立志改革中国绘画的决心，发表了《中国画改良论》。 　　1919年悲鸿老师抱着追求真理，革新中华艺术的远大志向，留学法国，投入法国大画家弗拉孟、达仰之门，遍访德、意、比、瑞、希腊诸国，醉心于各国博物院、美术馆的古今艺术精作，广识世界艺坛名宿，虚心叩教，发奋钻研。他在欧洲八年，历经坎坷的求学生活，熟谙西方绘画发展的演变得失，对素描、油画、水彩、粉画无不有高超的成就。他的许多作品，曾被选入巴黎沙龙等各个画展，蜚声画坛。 　　悲鸿老师从现实出发，博采众长，对于西方古典主义、浪漫派、印象派，以至马内、德加的画都有所吸收，是我国当代第一位把欧洲现实主义艺术介绍到中国的主师。他认为在现代中国介绍西方艺术，要对症下药，不能乱投药物。这是他批判地接受西方艺术“洋为中用”的可贵见解。 　　在那个时代，中国政治极端腐败，绘画艺术的发展从逊清以来因循抄袭，墨守陈规的保守思想所垄断，不许出格一步，若有所创意，那就是所谓“蔑视古法，误入邪道”，纵有突出的表现，也是不登大雅之堂，便目之为“怪”，石涛画之进不得京，扬州画派被污之为怪，就是这个原因。当时齐白石在北京被顽固派围攻而遭到“万口骂”也是如此。要之，山水画以四王画派为中心，花鸟画抄袭文人戏墨，以芥子园为本，不接触生活，画家足不出户，闭门造车，对于客观现实漠不关心。形成公式八卦，千篇一律。至于人物画，则无人问津，几乎绝迹。再看西方绘画之在当时中国，“西版藜藿”拾人牙慧贩进了形形色色的抽象画派，这就鲁迅所批评的：“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体派’的作品，而又不肯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的货色泛滥于市，中国画坛弥漫着乌烟瘴气，使绘画艺术颓唐式微，几乎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 　　1927年悲鸿老师学成回国，他识见广博胸怀开拓，既有深厚的传统绘画传统基础，又有西方绘画造型能力，他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现实主义传统绘画法则、兼收并蓄，融汇中西，锐意创新。他环视中国艺术当时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竭力倡导改革，披荆斩棘，排除万难，抱复兴中华艺术，积极开拓新道路的决心。同时献身艺术教育事业，以培养新生力量为己任，力图拯救中国绘画艺术之颓败。 　　悲鸿老师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改革，早在一九二０年就发表了《中国绘画改良论》，提出了：“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加改之，未足者曾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主张。他认为“艺术创作应以造化为师，采取世界上共同的法则，以人为主题，更以人民活动为艺术中心……”不能画那些背离生活的真实，画那些奇形怪状的叫人家看不懂的东西，那些脱离现实惟知抄袭古人、芥子园、文人画。他慨叹人物画的无人问津，说：“天地之大，造物之奇，人民生活胥无所见漠不关心，是八卦山水之害矣！” 　　他认为艺术创作要充分发挥它自己的生命力。艺术作品必须有实际内容，要能够反映画家的思想感情和对客观事物的独立见解，不能依样画葫芦地依附于古人或形式上追求荒怪不经。他既重视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古为今用，反对为古而古，又吸收西方绘画的优点，使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或“中西合瓦”。 　　悲鸿老师认为：“一宗造物”、“写实求真”是包括作者的人品和画品在内，要以广阔的胸怀，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领悟事物的本质有所感受才能达到。他曾这样说：“夫人之追求真理，广博知识，此不必艺术家为然，惟其艺术家必须做到。故古今中外高贵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生杰作。”这样针对时弊，以闭门造车，千篇一律的顽固派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二） 　　悲鸿老师着眼于新生一代，投入艺术教育事业，以其毕生的精力，选拔人才，培养后进。他看到当时艺术院校形式主义猎奇思想风气的严重侵蚀，像“软刀子杀人”一样对青年贻害，竭力抵制。他提倡“写实”、“以造化为师”的现实主义作法，强调基本功的训练。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尤为重视，严格要求“致广大，尽精微”。对于自然物象的精明体查，既从大体着眼，抓住精神特点大胆取舍，概括其余，做到大体与局部的统一，要我们切忌笼统浮滑而流于空洞，堆砌繁琐而“谨毛失貌”。他致力于培养青年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他看不惯那些把毛细孔都画下来的刻板做法，说是“顶着石臼做戏”，要不得。他认为素描基础是学习成败的关键，切实的功夫来之于刻苦锻炼，业精于勤，要以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决心，锲而不舍，不断努力，才能达到。 　　悲鸿老师对于基础的素描教育极端负责。在中央大学教学期间，总是要由他亲自执鞭，不愿假手旁人。廖静文夫人告诉我说：“解放初，美术院校曾采用所谓契斯卡柯夫素描教学法，刻板死钻，老师病后返校才发觉，顿受刺激，一气之下竟再次病倒”。其对学生的认真负责精神一至于此。正是由于老师对学生这样严格的教育与要求，才使我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能在创作实践中减少许多的困难。 　　悲鸿老师常告诫我们，说：“人须有受苦的习惯。”若不经受苦难，不会有大志。他风趣地讲到一个故事，说他在比国，每天到博物馆去，傍晚才回家，要经过正在挖水沟的街道，早上空着肚子去博物馆，只觉污水臭气扑鼻，到傍晚吃饱了肚子回家，却闻不到什么臭气了。这是饥饿时嗅觉灵敏，饱暖了就嗅觉迟钝的缘故，才更领悟到“诗穷而后工”的道理。他说：“若贪图饱暖的物质享受是学不好什么的”。老师早年困厄以坚强的毅力突破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苦难，获得了艺术学问上的卓越成就，所以他的话格外使我信服。记得1934年老师陪同我们班级到天目山写生，他就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同坐三等车（当时最低价的座位）。在天目山又和我们一起同席地而睡，都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老师的教育像严父慈母一样，他既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和蔼可亲。我们在天目山，老师带有一个罐头，内装花生米，这是他准备在饥饿时权作点心用的。我们学生发现了，就偷偷地分而食之。待到晚上他发觉罐内却已“空空如也”，他知道我们已经把它吃掉，却拍拍罐头说：“我们这地老鼠太多啊！”逗得大家哄笑。我们的师生关系就如父子一样。 　　那次旅行我受到的教育最深刻。我们一行人从南京到杭州住一夜，准备次日包车出发，第二天清早我觉得时间还早，便先到清波门外看望多年未见的朋友。清波门离西湖很远，又走了错路，当回到旅馆时，我们的队伍已坐在车上等候我一个多小时了。同学们几次建议老师留我一个条子先开车，徐老师没有同意。我跳上汽车，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心里内疚，不敢作声。在车中，我受到徐老师对我从未有过的严厉指责，其最重的一句话是：“要你带兵，江山必失。”我会意到“九•一八”东北失地的耻辱，震动很大。杭州到于潜有几百里路，我们到了山门，爬上天目山老祖殿，安排好生活已是夜暮低垂了。大家围坐在煤油灯下休息。我没精打采地纳闷，总觉得有一快石头压在心上似的沉重。徐老师见我丧气，遂和颜悦色地逗我说：“不舒服吧！磨墨，给你画张画吧！”当即挥毫画了一张《睡猫图》。我因祸得福，受画之余，心情有难于形容的激动。我很喜欢他画的猫。记得，当我们队伍从南京出发，途中老师出了一个考题，要我们回答“老师的画，什么最好？”同学们的回答，众说纷纭，有说“马”，有说“雄鸡”，也有的说“牛”，然而我却说“猫”画得最好。现在画猫给我，当然很合我的意。老师的慈母心肠，不能不使我感激而泪下。我面对这一可爱的《睡猫》，不由得沉思重重，我思忖早晨那样的糊涂，现在又没精打采，以至垂头丧气，不就像这只猫吗？心领神会，有一种难于形容的自我谴责涌上心头，我把它看着老师对我的教育，便一直把它挂在宿舍床头，作为处世做事“三思而行”的座右铭。老师的循循善诱，像春风甘雨一般，在哺育着我们成长。 　　悲鸿老师精勤不懈的治学精神，也是我们的师表。他身体力行，言教身教，给我们影响很大。他无论在病痛苦厄或精神受措的逆境中，总是精神振奋，专心一致地作画，手不离笔，彻夜不辍。要是劝他歇歇，他总说：“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正是减少痛苦感觉的好办法。”他又说：“最好的休息，就是挑选自己喜爱的工作，我的画画就是休息。”老师早在欧洲学画期间，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当发病时，更加努力作画。他在一幅旧作素描上曾记有“人览吾画，马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的话。其坚韧不拔，精勤不懈的治学精神，是为后学者典范。他说：“学然后知不足”，一个人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是绝对不能有所造就的。“功夫来之于刻苦锻炼，只有辛勤劳动的人才懂得时间的可贵。”他警告学生说：“一个画家的生活、生命和绘画是相始终的，画停止了，画家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又说：“人的生命有限，若不好好利用时间，等于缩短了寿命一样。懒惰是索价最高的奢侈品，一旦到期清偿，必定偿还不起。”若自持“天赋”，“浅尝辄止”，到头来一事无成。老师认为“天才即勤奋”。善以掌握正确方法，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勤奋学习，就是天才，生而知之者是没有的。老师有一方“困而知之”的图章，用以自勉勉人，这是他一生治学很好的经验总结。 　　　　　　　　　　　　（三） 　　徐悲鸿老师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又热心提拔人才。一九二八年他在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任内，大胆采用有识之士，齐白石之被聘为艺术学院教授就是一例。齐白石是木匠出身，当时正受周围顽固势力围攻奚落，不得抬头。老师发现其绘画造诣精深而赞叹其为：“妙造自然”，特地登门拜访，为其选编画集，撰序文，广为宣传，三顾茅庐，延聘为艺术学院教授。此后，齐白石写诗云：“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为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独倾瞻徐君。”并写信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表示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老师在1928年回南京主持中大艺术系教育期间，首先物色了潘玉良来校担任油画教学。潘玉良留学法、意，深得西洋绘画奥妙，其绘画功力，在当时女画家中颇为突出。但由于她出身“微贱”，为人侧目鄙视。老师任人为贤，力排众议，礼聘她任中大艺术系讲师。 　　1929年，老师被邀去福州创作蔡公时历史画，在集美中学赏识了张书旗的才华，毅然决定请到中大来担任助教，从此张书旗的花鸟画声名遂传开。1931年老师游南昌，发现了当时正处于失业困境之中的傅抱石，才情可造，便主动上门鼓励，并协助他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又延揽在艺术系任教。傅抱石后来对人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我傅抱石。”表露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吴作人是老师从南国艺校带来中大旁听的学生，中大训导处对他有“接近共产党”的嫌疑，勒令退学，在老师的庇护和资助下到比国留学。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经他提拔而资送出国的还有吕斯百、王临乙、滑田友、张安治、费成武、张倩英、陈晓南等人。1935年我届同学毕业期间，老师征得苏联政府同意，用苏联资助经费带领我们班同学去苏联参观访问，可惜这一计划为国民党统治者所阻。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经由老师开拓经营，充实师资，延聘了海内著名画家来校教课，教师的阵容为当时其他艺术院校所不可及。徐老师请到这些名家是不容易的。就以张大千之被聘到中大教课一事为例。大千先生自己颇为俏皮地对人说：“民国三十二年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的事，是罗家伦、徐悲鸿的杰作，是打鸭子上架，被迫上了圈套。两位先生一向是我谈得来的朋友。有一次来看我，要求帮忙，我以为来借钱。他说不是借钱。我说还有比借钱更严重的，朋友总不会要我的命吧！他们一定坚持要我先答应后才告诉我，原来他们是要求我去中大教课的。我又不会‘充壳子’（吹牛的意思）、‘卖膏药’，怎么去讲课？人称我是‘闲云野鹤一大千’，是性格不羁的人，不适合教书”，“真亏两位宽容，我的苛刻要求完全答应，一律照办。说来惭愧，我就这样被迫作了中央大学的教授。我今天在海外，常被介绍冠以教授衔头，这自然是源于中央大学执教，是中大的教授衔头。”徐老师就是这样，把当时闻名的大画家们一一的礼聘到美术系来的。 　　悲鸿老师不顾一切，千方百计要把我们系办好。在教育设备上，南师美术系独有的大石膏像是徐老师从比国买来的。大批的参考资料、书籍、图片、画册等在今天资料室保存得还是很多，亦是当时老师一手添办的。中大艺术系成为改革艺术教育、复兴中华艺术运动的大本营。老师矢志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使在校学生形成刻苦学习，勤奋向上的学风，为艺术院校教学树立了楷模。现在经过老师扶植教育而成长的学生遍及海内外，正可谓“桃李满天下”了，这就奠定了实力牢固的新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队伍，他正在为祖国的艺术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起着脊梁的作用。 　　　　　　　　　　　　（四） 　　徐悲鸿老师的一生正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存亡攸关的时代。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和人民的生活意愿息息相关，忧愤国事，关心民族，悲天悯人“为人类申诉”的思想感情在他的言行中，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处处反映出来。 　　1931年老师从丹凤街宿舍迁入傅厚岗新居，题其额为：“危巢”，并著《危巢记》。老师历经坎坷曲折、颠沛流离、非人所堪的生活，而今得庆安居有所，为什么反而用“危巢”名之？这老师在《危巢记》中写得明白：“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覆巢无完卵，老师以人民之忧为忧，而不以个人之安为安，其忧国爱民之心，始终不渝。 　　当时中国内战不息，外患日亟，蒋家王朝抱“安内攘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听凭日寇侵犯东北，把大片土地断送给日本。他愤懑填膺地画了一幅《懒猫图》，题曰：“颟顸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贯，安危不动心。”其鞭策国民党醉生梦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腐败政治，可谓淋漓尽致。 　　他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０年完成了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通过历史故事，借古喻今，热烈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抨击那些媚外求荣的卖国贼。此后，他又画了另一幅大油画《奚我后》，若大旱之望云霓甘雨来临，渴望解脱人民水深火热之苦。他又怨恨统治集团的用人唯亲，不能选贤任能为国家奋发图强，而作大幅国画《九方皋》，这都是他愤世嫉俗的爱国主义进步思想的表现。 　　老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更为突出。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切齿痛恨。《会师东京》、《愚公移山》等巨型作品，都赤裸裸地反映了他对日帝侵略的愤懑心情，为中华民族雪耻报仇、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时在重庆，敌机时刻回旋在上空，恣意滥炸，人民颠沛流离，惨不忍睹。老师目击心伤，毅然出国，在新加坡、槟榔屿、印度等地举行赈济展览，出售自己的作品，筹得数十万美金，悉数汇归祖国，作救济难民之用。 　　老师的爱国立场愈来愈鲜明。记得在抗战结束前，重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在石家花园围着老师闲谈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有人提出：“一个国家能否有两种军队？”的问题，他不加思索即表示说：“现在中国，如果没有延安的军队的话，哪来人民发言的权利？” 　　重庆校场口事件发生后，郭沫若携《陪都文艺界对时局进言》书，来石家花园征求意见，先生毅然在《进言》书上签了名。此后受到国民党特务不断威胁恫吓，要求先生声明退出，并且逼迫他在国民党所拟的《反进言》书上签字。说什么“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拒绝很不利。你的一切会保不住，我是奉命而来通知的。”老师听了毫不畏惧，始终理直气壮，予以断然拒绝。 　　北京解放前夕，傅作义在人民军队兵临城下时召集名人座谈，会间人都面面相觑，默然无声，不敢发言，悲鸿老师在这紧张而沉闷之际挺然而立，站了起来，直言不讳说：“我想向傅作义将军进一言，北平是一座文明于世界的文化古城，它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等，在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也属罕见。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免受损伤，我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之灾……”。徐老师打响了和平解放北平的钟声，引起了在座诸君相继发言，附和徐老师“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 　　老师的艺术创作，无论人物、山水、花鸟以至于一草一木的即兴小品，无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及独特的个人性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时代精神。他常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他的作品，善恶美丑，爱憎分明，从来不为恶劣困苦的生活环境所屈服，也不对骄横恣肆的达官贵人所折腰，更不被骚扰不宁的家庭纠纷所压倒，而以“独树偏见，一意孤行”的“傲骨”气度与之作毫无畏惧的抗争。他偏爱画马，他画的马都是脱缰之马，扬蹄腾飞，奔放不羁，昂首前进，跃然纸上，这是他的傲然不群性格的写照。他在旧社会以“天涯何处是芳草”为题画马，以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前程的渴望心情。新中国诞生后，却以“山河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为意作画，反映了他对人民解放，前程似锦的激动心情。 　　　　　　　　　　　　（五） 　　徐悲鸿老师对于中国民族灿烂文化传统的宣扬和西洋艺术优秀作品的吸收、相互交流，也是竭尽全力，做了大量工作的。如他在1933年应法国之邀，征集稀有的绘画珍品和足以代表中国艺术水平的现代绘画三百余件，排除了国内统治阶级和顽固派的重重阻扰，抵押了傅厚岗新居，自费赴法举行中国绘画展览。在巴黎展出，盛况空前，轰动了西欧画坛，从而英、意、德、苏纷纷相继邀请前去举行展览，并与各国交换了作品。中国绘画引起了欧洲美术界的震动，各报章杂志所刊的评论文章不下三百数十篇，可谓极一时之盛。中国当时还是半殖民地国家，在欧洲被污蔑为“无文化”的民族，若提到东方艺术，只有“日本”。这次出国展览，可算“扬眉吐气”，它像炸弹一样在国际艺坛上爆破，炸毁了西方人视中国为野蛮落后的顽固偏见，为祖国文化艺术在世界艺坛上树立起威信，给祖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无比的自豪感。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中国现代画展时，结识了不少苏联著名美术家如涅斯切洛夫、雕塑家如梅尔库洛夫等（梅尔库洛夫还以他最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面模送给老师），老师向他们建议并邀请苏联美术家也能到中国举行展览。回国以后又倡议并参加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这促成了1935年苏联版画在南京、上海的展出，老师并为它写了前言，说：“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世界各国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友好的感情，应当从文化开始。”苏联版画展览在上海青年会展出时，徐老师约我去参观并列席了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老师继鲁迅先生的谈话之后发言，盛赞苏联艺术的成就，并说“唯有苏联艺术是真正归人民所有，苏联美术家重视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艺术作品”，表示对苏联艺术的欢迎。老师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 　　1938年，他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在印度国际大学讲课期间举行画展，泰戈尔为他写了开幕词，老师亦为泰戈尔画了几张肖像画，原作现藏泰戈尔纪念馆中永远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这是中国文化向外宣扬与交流的又一贡献。 　　节约朴素，是我国民族的美德。老师一生忍受穷困，养成了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然而，他对于中西、古今名画及文物却不惜巨资，节衣缩食尽量收藏。在欧洲留学期间，大量收购西洋绘画及其复制品。他见到德国马克贬值，柏林拍卖行中随处有名家的油画拍卖，价值低廉，认为很可以买回一些，成立美术画廊。以他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便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借款，碰了壁；他又上书北洋政府教育部倡议拨款，再向康有为求助，都没有结果。而其为着祖国的文化事业，用心之苦如此。 　　抗战初期，他路过香港，在一位德国富商的夫人手中购得《八十七神仙图卷》，这是中国的瑰宝，盖上了“悲鸿生命”的印章。嗣在昆明被窃，又花了巨额金钱购买回来。老师含辛茹苦，一生所收藏古代珍贵文物极多，单单以唐、宋、元、明、清的精品绘画就不下一千余件。他对于珍藏古今名画及其他文物，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为阻止祖国珍贵遗产的外流失散，作出了贡献。 　　　　　　　　　　　　（六） 　　老师的一生，尽管抱着爱国爱民的热忱，赤胆忠心地为祖国仗义效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给予他政治上的种种留难压抑，家庭生活上的挑拨中伤，使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残酷的折磨。 　　全国解放后，他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以无比激奋的心情，沿着党所指引的文艺方向凯歌前进。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以及毕生所作出的不朽业绩一直为周恩来总理所肯定赞赏。 　　老师于1953年 9月26日以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临终前遗言，嘱将其所有保存的自己制作和私人收藏的古画文物珍品数千件悉数奉献给祖国。老师这种义举，正昭示了他一生辛勤劳动、一心为公、无比高尚的情操。 　　　现在徐悲鸿纪念馆已巍然屹立于首都北郊。老师一生光辉的业绩和大义凛然的伟大形象，将永远为海内外人士所瞻仰膜拜。他那崇高的精神遗产和艺术财富将永远辉映宇宙，光照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