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母亲送上断头台（昔日红卫兵泣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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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2月，家母方忠谋因赞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恢复他们的一切职务”、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撕坏、焚烧毛泽东画像等言行被捕，于1970年4月11日不幸遇难，死年44岁。

方忠谋像（1926——1970)

    方忠谋（曾用名方忠模），女，民国15年（1926）生于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麒麟村高塥，自幼读书、劳动，初中文化。民国 38 年（1949）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卫生员、护士、护士长。一贯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对工作积极负责，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荣立三等功一次，出席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获得奖章及奖品。1950年11月转业。历任宿县专署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怀远县医院医疗股副股长。1956年3月出席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65年7月调任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方忠谋墓（张红兵摄于1995年4月1日）


道歉与忏悔

    十分感谢您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不辞辛劳地参加今天由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固镇县文广局）举办的的家母方忠谋墓（遇难地）不可移动文物 听证会。它源于42年前固镇县方忠谋“现行反革命”冤案，发生于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期，是一起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罕见的人道悲剧。作为这个惨无 人道的家庭悲剧制造者，作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炼狱涅槃之后醒悟很迟的一名当年的红卫兵，今天，我在这里向您们诚恳地道歉：真对不起，给您们添麻烦了。

 张红兵保存的固镇县第一批红卫兵的袖章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铁夫。在当时官媒报道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彬彬遵照“最高指示”改名为宋要武而掀起的“改名”潮流中，我改成现名张红兵。

    大庭广众之下，今天，我愿意再次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向因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道歉。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责任的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责任的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

    借此机会，我还要向因我告发而失去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贴过大字报、已于2003年1月不幸逝世的父亲道歉：当年，作为儿子的我不应该这样做；我 要向因我告发而失去母爱的弟弟道歉：当年，作为哥哥的我不应该这样做；我要向因我告发而失去姐弟亲情、并被我疏远乃至伤透心的的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道 歉：当年，作为外甥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要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贴过大字报、原县实验小学的刘祥祯校长道歉：当年，作为学生的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 要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因我的盲目幼稚行为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道歉：当年，作为一个少年的我，不应当这样做。

    而今天，站在这个听证会上，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要大声地说：“母亲，我爱您！”

1970年春，我因检举母亲的所谓的“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而被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誉为 “大义灭亲”时，是一个刚满16周岁的少年；而今天，我已是虚数60岁、有了孙辈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人性重新在心灵中复苏的艰难漫长过程。

    1980年， 在以张志新平反为标志的复查冤假错案社会浪潮的推动下，在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的推动下，我怀着沉重的负罪感，写出了关于母亲案件的申诉；经过亲属们的 共同努力，母亲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段时间里，我萌发了学习法律知识，当一名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执业律师的 念头，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并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是一段渗透着我的家人鲜血和泪水的往事，不堪回首。为此，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曾与无言的母亲相会，并从睡梦中哭醒。我这个吃着“狼奶”长大、曾经铁 石心肠、六亲不认的“狼孩”， 几经磨难、内心熬煎，逐渐与“兽性”告别，“脱胎换骨”，从“虚幻的天国”回归现实世界，皈依了伟大的人性。

    1967年 下半年，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标志时，毛泽东说：“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引自：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 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当年，作为刚上中学又“打回小学去、复课闹革命”的我认为，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令人耳目一新，英明伟大。此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深切体会到：家 庭生活绝不能政治化；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应当大声疾呼：“珍爱生命！远离政治！”因为：“在所有正常的和平国家里，中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不被鼓励 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性事件。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