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认同老袁的历史观，却没有人不尊重老袁。这也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和老袁争论过文革和毛，也没有被他所说服，但却都一无例外地接受了老袁，尊重着老袁。
最终，我发现我们除了部分历史观不同外，分享着很多共同的看法。为什么先要去算历史帐呢？为什么不能延迟算历史帐呢？
有这样一个毛派朋友
躬云山
初识老袁
那时候，越秀酒家还在金水路和经三路丁字路口的西北方。金水路酒店林立，靠近政府机关，被当地人称为“腐败一条街”；越秀酒家则因内设“三联书店”，定期举办“越秀讲坛”，还时不时请来西洋乐队演出而名声大噪。尤其是“越秀讲坛”，请来的多是学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影响已经超出郑州。不过我闭目塞听，思想怠惰，接到的信息少，去得更少，在郑州的那些年，频繁的“越秀讲坛”总共不过参加了三两回。那次是李锐来讲，妻子想去，我也出于对老人的敬重（1986年曾听过他一次讲座），就去了。
那次讲座，后来网上说，提问阶段火药味十足，场面极为紧张，但我在现场却没有这种突出感觉，好像是有人质疑李锐，李锐也答了，是不是主持人担心李锐受窘，只让提一两个问题就匆匆结束，实在是印象不深。但这次讲座中“李锐被围攻”的印象，却在此后不断被强化，那是从现实到网上的不断被言说而强化的。事实上，从走出越秀酒家的那一刻，这种强化就开始了——我身边是一位矮个中年人，一脸平凡，一身也平凡，还踏着一双拖鞋（是原始记忆？还是后来的印象叠加的？），愤怒地申斥李锐，说他篡改历史，祸国殃民，庐山会议的真相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我对这种言论大为惊讶，忙予请教，得到的结论更加让人莫名惊诧，原来毛主席在庐山收拾彭德怀不是因为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而是彭里通外国，意欲政变。
到这会儿了，我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位矮个中年人。好像一起从越秀出来结伴而走的一群人，现在只剩下了他和我，以及我妻子三人了。尽管他知道与我分歧严重，但还是怀抱热情和友好，在该转道分手时，他突然问道：“你们不去参加？”我问参加什么，他惊讶道：“小明没给你说？沙龙呀！”小明倒是真的和我说过，不过不是刚才，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看我还在迟疑，他就不由分说地拉我拐向另一条街，不久也就到了宏川女士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宏川女士，而这位一路滔滔不绝、又把我们带进宏川女士家的矮个中年人就是老袁。
其实，老袁比我大去了十四五岁，我那时已是中年，他应该算是初级老年人了。直到今天，他年龄上已属货真价实的老年，但给人的感觉，却仍然是中年人，甚至年轻人。他的火一样的心肠，他的激情四溢，他的单纯而又不失敏锐，他的不拘小节的坦诚，似乎每到一处，都能点燃周围熄灭了的“心灵火焰”，把人带出平凡世界的细枝末节，带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和争论中。难怪在他走南闯北的这十数年间，（据说）不断有女学生向他示爱，也总有不关心他所谈问题的人对他印象深刻。
我们认识没几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要到我家里来。那次是真正地认识他，而不是此前只有观念上的碰撞。他的故事是传奇的，文革中曾三次入狱，文革后又被判长刑。他本是一家国营工厂的工人，因为在《光明日报》的《海瑞罢官》讨论中发了个豆腐块，文革一开始就被贴了大字报，说是为吴晗翻案。那时，还没到“踢开党委闹革命”时光，他又因写大字报反对厂领导操纵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和群众戴高帽，也被戴了高帽子示众。到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后，他组织了厂里第一个“群众组织”，接着参加了河南七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有几天还当上了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这就是他后来曾戏称的“做了七天司寇”，但他自己说，他是因为“权力的负担”，主动挂印而去的。当然，这次“夺权”也没像上海“一月风暴”那样得到老人家或中央文革的认可，渐渐就做“鸟兽散”了。不久就是“二月黑风”，袁和不少参与者也被捕入狱。据他后来写回忆文章介绍，他们这次“夺权”中释放了很多在押犯，把监狱几乎腾空，结果，等到他们被抓入狱时，狱警正好嘲笑他们“原来是为自己腾地方”。
文革初期那两三年，中国大地真是处处充满神奇与诡秘，你做了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与错；即使你知道自己做的对与错，也不知道做对了会有什么下场，做错了又会有什么结果。似乎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一切，那就是老人家，因而老人家似乎处于冥冥之中，主宰着一切，支配这一切，令我等凡人无不神往与崇敬。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但已知道什么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长大了去北京见毛主席。当有孩子说，他去北京时要带上他那枚最大的毛主席像章时，我着实委屈了一阵子，因为我虽也有几十枚毛主席像章，却没有一枚比他那小碗口般的像章大。老袁当然绝不会这么幼稚，据说他在狱中也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中国的神奇与诡秘也在这里，一两个月后，他和他的战友便被释放了，而且可以继续从事他们认为正确的革命。老袁的组织就是他参与筹备的“二七公社”。
对于我之上两、三代河南人来说，“二七公社”不可谓名号不大，再有就是同为造反派的“八二四”和保守的对立派“河造总”。前两个造反组织曾诞生过威名四方的人物，如国棉六厂的申茂功，铁路上的唐岐山（这两人后来都做了中央委员），郑州大学的党言川，开封师院（现河南大学）的陈红兵。后者曾有一天来到我幼年生活的豫东小城，立刻，满大街都在传“陈红兵来了”，那情形只有待我上了大学读史料时，才在武昌起义的街头上见识过——当时“黄兴来了”也是满大街盛传。后来我向老袁提到这个细节，他告诉我说：“陈红兵就在你这儿附近住，想不想见他？”而我则早已兴趣淡然：“等以后有机会吧！”
我曾经感到奇怪，既然老袁有那么一种永不停息的革命劲头儿，而且出道又早，我此前怎么从未听说他的大名？而“二七公社”胜利后，他这个最早最坚定最有政治头脑的造反派领袖，也未能走向地方高层。他担任的是他所在工厂的“一把手”，而且很快就出事了——1968年秋，他在“反多中心”时被打成极左代表投入监狱；一两年后出狱回厂做工人，可半年后又因“泄露机密”而被捕，直到“九一三”林彪出逃后才被释放。
据说释放后，当时一位已经进京却仍兼地方官职、被毛主席称为“我的老朋友”的大员在全省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他，说他在狱中没出卖任何人，他也因此被树为河南反林彪死党的英雄。但并未委任他官职，只是让他回厂做了革委会常委。老袁后来常说他不喜欢官场，官场也不喜欢他，他在精神上更接近托洛斯基。但他又说，他虽然只是革委会常委，但由于在社会上影响大，说话有分量，又能为厂里各派人物所接受，所以经常充任事实上的决策者角色。“我打破了派性，主动团结老干部、技术人员，更依靠工人，厂里的生产形势热气腾腾”——类似的内容我不知听过多少遍。
但老袁也有被朋友们指正为“不正确”的时刻，那就是1976年4月郑州的“清明节事件”，老袁组织厂里的工人开着卡车去二七广场收缴悼念周总理的花圈，结果引起了冲突，还死了人[①]。每当谈起这类事的时候，也就是老袁与朋友们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从不认为“四五运动”是民主运动，他的定性是“贵族子女造反”。于是便有老友很不满：“你不是认为人人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利么？人家送个花圈，你干嘛去收啊？”
“要团结，不要分裂”
这些与他有分歧的老友，也都是沙龙里与他年龄相近的朋友。在我进入沙龙前，他们早与老袁争够了、吵够了，所以当我有时候忍不住要跟老袁争论时，宏川大姐就总是拿眼神阻止我。
这个沙龙就是老袁和老邵发起的。老邵是位高干子弟，本来可以凭势发大财或做大官的，但他却在30岁时决意走一条为中国探未来的路，后来干脆辞去教职，专事“探未来”之职。他长得瘦削，高大，一脸英气，讲话口若悬河。总有人说他有点权威人格，但我们认识之后，却一直相处融洽。老邵在19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组织读书社，1990年代中期认识了出狱几年、正在一家木材公司任经理的老袁，俩人一拍即合，大有马克思相遇恩格斯的味道。沙龙就是此刻办起来的，据说很有一段鼎盛期，不过我进入时，那鼎盛期已经过去了。
沙龙的参加者有一半是50后，看得出他们是沙龙的中坚；其余是60后70后，不过好像多半是流动的，每次去都能看到新面孔，又消失了若干旧面孔。标准的民间：工人、职员、小企业老板、民间学者，还有几位教师、编辑和研究所研究员，有时也会有一两位郊区农民律师，用老郎的话说可谓“三教九流”。话题多是时事，有时候也是思想文化，还有专题讲座。只要是讨论，就经常吵得一塌糊涂，不得不请其中冷静的人临时做主持，掌握发言秩序和时间。于是便常看到这样的景观，一个人发言还没完，一群手就已经举了起来。
我也做过一期讲座，是讲东欧一位作家的，但我生性怠惰，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参加沙龙便有一搭没一搭了。小明是位心理咨询专家，也是沙龙最早的参加者之一，他的观感是，这种民间沙龙与其说是在交流思想，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个场所，用以缓解一群独特的人与周围庸常世界格格不入所带来的隐秘焦虑，是一种心理的和道德的呼吸空间。
沙龙另外一个特点是，经常请南来北往的各路学者“莅临”，有时竟是专程邀请，当然，费用肯定是人家自己出的。我印象中或我听说，国内思想界各派大、中、小佬不少都来过，有的甚至是隐居闹市、从不登台面、拥有身份和资源的 “高手”。我也顺便介绍过一两位。这种不断与外界的接触，也是沙龙即使是在最衰落的时刻，仍能聚集人气的原因之一。
那时自由派和“新左派”刚刚交上火，于是沙龙便经常请一些外地“新左派”朋友来讲座交流，有的还是三番两次的来。他们的“奇谈怪论”给沙龙带来了冲击，却没有带来信徒，可见这个沙龙尽管有老袁在，却基本上是自由派。但女性们常常能给予更多的同情，记得有一次又是一位“新左派”来，在侃侃而谈之后，只听小静（其实也是位50后大姐）声音不大地问了：“你们干嘛不能取长补短，非要搞得那么对立？”类似的疑问我也有过，还写过一篇网文。从普通人的常识看，既然都在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就不会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但事实上恰恰是视对方为最大敌人。这就只能从常识之外去找原因了。
“新左派”常出入沙龙自然是和老袁有关的。那时他已上京下卫，活跃于江湖，和各地台面上、台面下的“新左派”、毛左派都接上了头，也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满足。奇怪的是——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他也与各地自由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少自由派大佬出入沙龙，也是他邀请和安排的。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是某某对他怎么说，另某某又对他怎么说，还有某某送他保健用品，劝他多注意身体别太苦自己。我那时对“新左派”在提出一种新历史观后不能适可而止，而是生生走向一条不归路正“深恶痛绝”，于是便接过话茬半夸半揶揄道：可见你那些左派朋友都是假左派，哪像你这么出于公心？
不知为什么，我一和老袁说话就免不了含讽带讥，后来才发现，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一种奇怪的语言现象，即面A实B，字面义和字下义差距很远，很正经很褒义的意思也总是通过很玩笑很贬义的话语表达出来的。比如我说“我们这位真左派”时，听起来很嘲讽，但却是我心里最真实的认定。老袁的确是真正的不加引号的左派，价值观、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等，无不是我早期所受教育中所要求的那种。我曾称那种教育为“奴化社会主义”教育，如今“奴化”还回去了，“社会主义”却留了下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老袁倒是有点惺惺相惜。当然，我和他远不能相比，他比我纯粹得多。
比如你请他吃饭（他从不请人吃饭），管饱就行，想多加两个菜是肯定要被制止的。这是从他第一次去我家时就领教过的，此后屡试不爽。他对钱几乎没概念，十多年前公司倒闭后，他每月只有300元的生活费（后来增加到600元），这个收入吃饱还勉强，但南来北往地到处跑就肯定不能指望了。有人说他有资助，他听了很生气，说：是有大款老朋友要资助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他绝不接受任何人的钱。有次我们在外地碰到，临别时我掏出几百元钱塞给他：“路费，路费……”他生拉硬拽地又塞回给了我。几年后我移居他地，再次见到他时，类似的故事又发生了一次。“老袁靠什么生活？”至今仍是朋友们心中的谜，我的解释倒可能符合逻辑：假如我当初不是塞给他现金，而是塞给他一张车票，他大概就没有理由不接受了。
我相信只要老袁愿意，他是能够发财的。他文革时的不少战友，后来虽然在政治上失掉了出路，却在经济上迈出了阔步，有的成了亿万富翁。好像也听他提过，在他出狱后及随后的若干年里，都有老朋友愿意帮助他经商，但他都谢绝了。他是一个注定要把自己献给理想的人，一如老邵注定要把自己献给“为中国探未来”一样。这个理想固然是以某种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出来的，但却有它更深邃的内在精神，这需要和他有很多接触才能深切感知。有一次，我介绍一个亲戚去一家公司，专门宴请小明的哥哥，席间偶然提起了老袁，小明的哥哥很惊喜。在得到证实就是文革时他们组织里的那个老袁时，这位老兄很想见一见，并表示自己的公司愿意全部用老袁公司的木材。老袁很快被小明电话召来，那一晚，两个老战友话说当年，我和小明体味当年，我那位亲戚则由于年轻，专事技术，对政治和历史都不感兴趣，一直沉默着。可半年后，他打来电话，说老袁通知他参加个什么活动，问不去会不会影响我和老袁的关系。我哭笑不得，当然主要笑老袁。一位年轻朋友曾评价说：“老袁没有一点差别感和身份意识。”的确，不管是老少、智愚、贫富、高低，他对人全是一个态度，有时近乎到了“非常识”的地步。
这也是沙龙里的一个奇怪现象：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认同老袁的历史观，却没有人不尊重老袁。这也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和老袁争论过文革和毛，也没有被他所说服，但却都一无例外地接受了老袁，尊重着老袁。老袁也在大大小小有关文革和毛的争吵中，练就一副刀枪不入、炉火纯青的应对挑战的本领。这也就生产了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老袁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新左派亲近他的历史观，自由派分享他的现实感，至于在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草根毛派中，他更是一个大受欢迎的人物。他有时的确有点“痴”，但也几乎从未偏离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感。小静式的感叹，大概也是他的一个心结，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要团结，不要分裂”。果然，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和老邵、宏川女士等组织了一次北戴河之旅（富有意味的是，他们一概称之为“北戴河会议”），邀请思想界各派人物参加，以便面对分歧，达成共识。但由于受邀者有的答应了，却因故没来，来的人又像流水席，坐在一起争论、交换，并形成基本共识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也许在那时，老袁的“二三四”共识方案就已经胸有成竹。
其实，不止是老袁
由于老袁的关系，我近年来也认识了不少毛派朋友。有次回郑州，发现沙龙里已经不再是（除老袁外的）清一色自由派了，年轻的毛派朋友也加入其中。他们自己还有一个“进步青年读书小组”，我曾陪一位外地来宾访问过这个读书会，那次来了十多个人，多是80后，最小的是大三学生，最大的不过40岁；一色的大学毕业，还有70后博士。那位最年长的朋友告诉我们，他在零八年时还是铁杆自由派，崇尚吴敬琏、朱学勤等，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转到了毛派立场。他们认为，能解释当前中国形势和问题的，惟有毛主义。
我自己也因老袁要求，组织过一两次青年朋友与老袁的对话会。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当然不是在老袁和自由派青年朋友之间，而是在他们和老袁带来的青年毛派朋友之间，反而我和他倒成了和事佬。看得出来，双方年轻人都缺少对话的必要准备，都认为自己握有不容质疑的真理……当然，一些个人的性格气质也多少起着作用，比如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姿态。那晚大概给所有年轻与会者以深刻印象，尤其是对我临时凑集来的青年朋友——严格说来，除个别的外，他们还算不上什么“派”，因为他们大多对当代思想争论所知甚少，只是凭借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有感而发。当然，这种历史认知也可以用其中一位毛派朋友的话说，是被1978年后的三种意识形态塑造的（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崇尚西方的意识形态，还有一个什么意识形态，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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