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她怎么就敢公然唱反调？她是一时
冲动还是深思熟虑？
1968 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广播着同一个声音：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随着萧瑟的寒风,人们断断续续
可以听到“这次无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
一致决议,……永远开除……一切职务……”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这位1928年入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
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
老同志说: “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
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
通过或举手表决。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是
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
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
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
出来。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康生),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
“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尤甚。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
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项怀玺担心,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全会结束后，陈少敏回到家里，把孩子们召到一起，心情沉重地说："孩子们，我最近可能
要被捕。你们记住，我被捕是因为在全会上没有投票。我被捕后你们要好好想办法活下去。”
当天深夜，两辆吉普车开到陈少敏的住所前，从车上下来几个军人，敲陈少敏家的门。
陈少敏问道："谁？"来人答道："查户口的。"陈少敏明白了，打开门，伸出双手说："请吧。
"那些人也不说话，给她戴上手铐押走了。
按照“文革”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
召开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此时召开全会,解决中央
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
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事在人为, 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
十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
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
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
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
“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
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周恩来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
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
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办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
我答了一声：“到!”
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
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党内一批高级老干部。
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的说法。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
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
“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她眼泪流了下来。
她想不通,她有意见。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
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
“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审查报告》,陈少敏做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
不如说是给刘少奇开脱所谓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
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
尽管如此，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
二十四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 被激怒的康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
态度? !你要考虑后果!”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这是同一小组
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赞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在“文革”最紧张的岁月,陈少敏为什么能敢讲真话,敢于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对台戏”?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就是其中之一
陈少敏是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
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
邓颖超和蔡畅。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们不叫她的大名,而称她为“陈大脚”。那一带的传说更是耸人
听闻: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
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她被描绘成一个“巾帼英雄”。
而在革命队伍中,则传说她爱骂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她父亲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
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裹足的大脚闺女。
后来，21岁的陈少敏外出求学,在文美女中,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举行罢课,抗议校方,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入党。
有人说陈少敏一生不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其实这是误传。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
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
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中共早期的地方骨干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后当过
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
等职务。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假扮夫妻在青岛展开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
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怵呢!
他们后来结成了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对任何的异性产生爱慕的情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豫南地区,后又向鄂中挺进,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
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解放后，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
1958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她到郑州的一个
纺织厂视察,厂里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
“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看到纺出来的纱很多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气愤地说:
“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 你们就是
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
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
她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三千余十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九个钟头的热茧,
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三百元(人民币三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
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我们的政府则爱把
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但至今不见公布。”
1958年，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
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 (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从此以后她的处境越来
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也不让参加了,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
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对老干部、
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之列。
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的疾病已相当严重，卧床不起，已不能行走了，
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
陈少敏被“疏散”来到河南罗山后，心脏病和关节炎越发严重。又缺医少药，
很快瘫痪了。没有人扶，她坐都坐不起来。
她是在林彪死后回北京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心头的阴云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帮”
等人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就用手敲床头柜。
1976 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这位老党员想去看周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
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
“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
当时，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
，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
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陈少敏有幸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那时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挥动着能动的右手，
叫道：“拿茅台来！干杯！”
她惟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同志摘掉那三顶“帽子”。
1977年12月14，陈少敏去世。
原文自: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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