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独立始末与国共双方的态度

《人民日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时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与伟大的世界领袖斯大林，并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 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摘自1950.02.24 《人民日报》


简述：

 事实是；当时蒋介石派了蒋经国两次去苏联，要求苏出兵，斯大林说要出兵必须要满足他的条件利益好处，否则人民会问他为何又要打仗？称他为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不为过。他就提出一是外蒙独立，斯大林有远虑；怕以后中国强大了会打苏联，他刚吃怕了德国强大的苦头。所以万一中苏打仗，就可拿蒙古做为缓冲地带。二是远东日本占领中长铁路等利益和战利品全归他。蒋父子断然一百个不同意。蒋介石说那么大块土地送出去会遭国人千古唾骂的。后来斯大林拍桌子辱骂蒋经国，你有能力打日本收复国土就不用来求我！。。。。。最后老蒋只有妥协，派王外长相机处理，来了个太极推手。最后一招还哀求要斯大林答应搞个全蒙古之公民投票来决是否独立。结果在苏军冲锋枪看着全蒙古的投票箱的恐吓下，蒙古人民投全票通过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苏联最后为了报日俄战争输了的仇，以及想收回被日军占领了远东地区及库叶岛等才出了兵。后来1949年蒋介石去了台湾后立马将外长王世杰撤职，说他未经许可就签协议出卖了蒙古，找了个开脱替罪羊。出让蒙古蒋氏父子是很不甘愿的，换谁都也绝不会同意的！所以不该叫他卖国贼。.

自：亚伯拉罕后裔    20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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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共对蒙古的态度


袁世凯的死亡，北伐混战，民主革命。当时的中国是内外混乱。1919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

1920 年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仑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古地区的军事冲突。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 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战争，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但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
如今蒙古已经独立88年了。蒙古的独立究竟是谁的错？谁之过？


这篇文章里主要说的是民国初期中国军队对蒙古的守卫不力，军事上战败了。而后简单的说是1946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了蒙古独立。有意的忽略了许多历史情节。往往被忽略的部分就是有些人极力想掩盖的部分。忽略了些什么呢？下面请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这表明1931年中国国内就已经有一个割据的国家承认了蒙古的独立了。并且还要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的独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除了蒙古外，新疆的东突势力正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搞独立，大搞分裂中国的活动。这比1946年早了15年。

1939年毛泽东在给延安的中共干部编写教科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中是这样写的：“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

正北面，“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里蒙古已经被当作一个国家了，被正式的写进了教科书，在向自己的干部灌输这样的思想了。这比1946年早了7年。

1931 年是九一八事变的时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面临着空前的亡国危机，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对日本侵略进行殊死抵抗，对于苏联武装支持下的蒙古独立，完全没有能力阻止。但是，中国政府也一直不承认蒙古独立的。这是中国政府和当时的毛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的不同。

1945 年，苏联通过向日本宣战之机，向中国政府要挟，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的问题。为此，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压迫中国政府，为此，斯大林通过毛之手，从中国内部去配合苏联达到他们分裂中国的目的，就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苏联崩溃后的解密电报可以很清楚的展示出当年中苏两党在此问题上的密切配合。下面是解密的往来电报内容：

1945年7月1日电贺中共建党纪念日。通报6月30日与重庆政府代表宋子文的接触情况。表示，依据雅尔塔协约，要求承认蒙古独立，借此保护苏联的远东利益。

这是斯大林先告诉毛什么是苏联的利益,要求毛维护苏联的利益。毛是这么回答的：

6日毛回电：“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战后组织的正当要求”。

8月13日斯大林化名达维卡夫，致电及毛泽东，告之中共，应对中国国内由重庆政府背后支持的反蒙古独立现状运动，组织反运动，揭露重庆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反动本质，迫使国民党方面同意该意见，有利响应苏联与重庆政府正式签约。

16日毛致电苏联党和政府，祝贺对日作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建议加速蒙古采取正式行动的速度。

我们从1931年毛在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毛对蒙古独立，新疆东突等分裂中国的运动的态度是支持的；从1939年毛编写教材时对蒙古的表述可以很明白无误地看出他对蒙古国的认可；从1945年与苏联的电报往来这些白纸黑字上可以再清楚不过的看出毛对苏联分裂蒙古的认同、配合等态度和行为。并且大有迫不及待的急切心情。

雅尔塔会议美英苏应苏联的要求达成“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的意见。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在内外夹击下被迫与苏联达成以下结果：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能证实蒙古人民对独立的愿望，中国国民政府当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独立，并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同年10月 20日，根据苏联和蒙古资料，投票结果为百分之百的投票者拥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为使苏联从东北撤军，最终被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但始终没有承认边界和建立外交关系。实际上处于事实不承认的状态。

1953年退到台湾去的中国国民政府宣布废止《中苏友好条约》，不再承认蒙古独立。由于联合国席位的代表仍然还是原中国民国政府，所以，蒙古也长期不能加入联合国。


1949年10月16日，也就是毛建国之后的第16天就匆匆忙忙的和蒙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蒙古直到1962年才加入联合国。

从上面的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蒙古独立这一问题上两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一种是心甘情愿的为外国利益效劳，一种是迫于实力的不济或者形式的逼迫不得不做无奈的选择。

自：慧日破诸暗    20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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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独立始末

本文摘自《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邢和明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
 
　　　　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
 
　　　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
 
　　　　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
 
　　　　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



（1）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

（2）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

（3）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



（4）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

（5）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 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 “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 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 “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 “权宜处置”。 
 
　　　　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

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