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毛泽东唯一一次全面自省

由于北京当局在毛泽东的问题上不肯直面历史，还利用各种宣传机器有意呈现放大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光明面”，不但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毛的错误认识，还造成了国人政治思维的严重混乱。

其实，中共党内对毛泽东及“文革”的反思，现阶段北京的宣传在方向上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方向正确的反思，也无法达到 1981 年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

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次全面自省

1981 年，中共中央曾出台一份历史性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在正式出台之前曾经过党内长期深入讨论。从 1980 年 3 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以胡乔木为首的 20 多位党内“高级秀才”共同参与写出“草案”后，于 1980 年 10 月在党内 4000 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讨论，再经过 40 多位党内高层人士再审议并反复修改后，终于在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其时，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法治三老”之一）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相关讨论简报等工作，有机会得悉讨论情况。他发表于《炎黄春秋》（ 2010 年第 4 期）的文章《 1981 年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透露了这次讨论的一些详情。

这次讨论涉及如何评价“文革”前 17 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功过等数方面。
《决议》草案提出，在“文革”前 17 年当中，多数情况下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
伟大的成绩。与会者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认为由于 1949 年以后中共不断地搞
政治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这不是党犯错误，主要是
毛泽东犯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发言很深刻，比如团中央胡克实认为马列
主义尚且没有什么“体系”，毛泽东既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为何反而形成了
“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
资产阶级论”等等。李维汉从十个方面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涉及到毛知识方面
的结构性缺陷，如只熟悉农业社会，不熟悉工业社会；只了解中国线装书，不了解近
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把“自力更生” 变成“闭关自守”，等等。

这次讨论还涉及到毛个人的为人行事及思想作风。与会者认为 1949 年以来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与此有关。比如李颉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胡克实认为毛善用权谋驾驭下属，“文革”前 他两次亲耳听到毛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孙冶方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还有人指出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常因政治需要否定自己所言并嫁祸他人。夏衍则用 16 个字概括毛的错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 1957 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善嫉，对功劳名声曾盖过他的朱德就因嫉妒而打击。

这些曾长期在毛手下做事的高官们的回忆，其可靠性自不待言。就其见识来说，当然也远比那些在毛身边从事厮役之职的卫士长、护士长、女服务员高得多。后者见其小不见其大，往往以毛兴之所至的一些小仁小义来判言毛有大仁德，全然不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更应该考较其大智慧与治国之才。只可惜这次讨论的言论都被当作“国家绝密”束之高阁，一般研究者无缘问津。后来通过的正式《决议》主要遵循邓小平与主持起草的胡乔木的意见，并未采纳大多数与会者的看法。

- 何清涟 毛泽东：遮蔽中国当代政治的巨大阴影（文章节选）

[杨子]

历史决议是对文革十年干部问题的全面纠正，改革十年是对毛的社会路线的全面否定。

现在社会的混乱/尤其年轻的反判，应当是改革之后的中十年，因为一味黑猫白猫儿忽略建立公平正义机制而造成的，跟一切以钱论英雄的政治宣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