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長長短短談父親李銳
李锐的女儿 - 李南央
父
親現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官員說，他知道的第一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就是李銳，讀的第一本中文書就是《廬山會議實錄》。父親是作為一個有
獨立見解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而成名的。他的那些在共產黨裏的經歷，做過高崗、陳雲，毛澤東的秘書；做過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組
織部常務副部長、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只不過使他這個人更具傳奇色彩，使他的知識更特殊。沒有多少人看重李銳，談及李銳，是因為他曾經當過共產黨多大的
官。人們談及的是李銳其人。我為有這樣一個父親而感到自豪。
我9歲時，爸爸被發配去了北大荒勞改。後來回到北京，住在水電部的單身宿舍8號樓，我們與母親住在後邊的9號樓。雖然只有百米之隔，卻似有萬裏之遙，母
親通常是不準我們去8號樓的。偶爾父親用電爐子燒些清墩甲魚類的好菜，偷偷讓家裏的老阿姨傳話給我和哥哥，我們就去爸爸那裏“蹭”一頓飯。爸爸只有一個電
爐子，所以只有米飯和燉湯吃。爸爸也沒有吃飯的桌子，他有一個三屜桌，但是那上面總是堆滿了書籍、紙張，沒法當飯桌用。爸爸總是用一張小方凳當飯桌，我們
就坐在矮板凳上圍“桌”而餐。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問問爸爸，他到底出了什麼事，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麽媽媽要跟他離婚。既然媽媽說爸爸犯了大錯誤，而且爸爸也
沒有工作可做，又被送去北大荒勞改了一段，那媽媽的話是不會錯的，理兒一定是在媽媽那一邊。那時侯犯錯誤的人很多，所以我對爸爸能夠犯錯誤並不奇怪。作為
少先隊員是要劃清界限的，但是怎麼劃清界限又不懂。爸爸捎話讓去吃飯，直覺地感到，若不去，爸爸會傷心的。就這麼懵懵懂懂，似乎和爸爸成了“酒肉朋友”。
從感情上說，盡管和媽媽在一起的時候多，很少見到爸爸，爸爸也很少過問我的生活和學習，但是其實和爸爸是近的，因為爸爸實在是比媽媽和善許多。現在回億，
還真想不起爸爸給過我什麼正面的革命教育。只有三件事，顯然是讓我受到了“深刻教育”，至今記憶猶新。媽媽後來老罵我小李銳，說我爸爸喜歡我的小聰明，不
給我好影響。我也常常以這三件事在心裏替媽媽做佐證，認為媽媽罵的也不無道理。 另一次是看我的日記。我記著：“今天天氣真熱，本想買根5分錢的冰棍，可是想到雷鋒叔叔勤儉節約的精神，就沒有買。我要向雷鋒叔叔學習。”爸爸問：“不
吃冰棍就是學習雷鋒了？”那口氣是有點諷刺。“那當然，我們學習雷鋒就是要從身邊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我張嘴就來，仰著頭頗有向他挑戰的味道。爸爸又沈
默了。多少多少年以後，回想起這兩件事，方才悟出，父親是在試圖用他的思想影響我。想用他見到的事實讓我了解學校以外的現實社會是什麼樣子，今後才不會徹
底地幻滅。他想讓我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不要人雲亦雲。人的品格實在不是不吃冰棍就能變得崇高的。但是都被我決絕的回答嚇回去了。他大概
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與龐大的國家宣傳機器抗爭。看到自己的女兒被黨的宣傳所蒙蔽，所奴化，他難過嗎？還是根本放棄了努力，認為：“還是讓自己的女兒隨潮流
而動吧，這樣對她的前程好，否則這個世界上只無謂多了一個小李銳，於事何補？” 第
二天，爸爸拿出了一條用他的料子褲子改縫的女褲。頭一天晚上，他已經告訴我他和一個在電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褲子是他本來準備送給那位姑娘的。
但是父親因為和她的關系挨了批鬥，女青年也很擡不起頭，爸爸無法再將褲子送給她。那個年代，不能希望我有什麽開放的思想，和一個與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
情，我對父親說那是一個汙點，但是我理解他，原諒他。我收下了那條褲子。姑姑讓我穿上，並換上她在長沙給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的確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庫去照
相。這是我工作以來最高級的一套行頭了。照相時父親搭在我肩膀上的手是緊緊的，我感到父親對我的隔膜消失了。我一直想見見那個女孩兒，爸爸也說要指給我
看，不知她是否故意躲著我，到走我也沒看到她。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始終想著那個姑娘，覺得她一定是個好姑娘。就從我父親復出後，她從來沒有找過他，沒有要
過東西，沒有要過工作，她就一定是個好人。她那時一定是真地同情爸爸，對他有感情。
我這輩子活到現在，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少得可憐。小時候2歲進幼兒園，7歲進小學，都是住校，兩個星期回家一次。父親很少在家，因此對父親的印象極其淡
薄。他1959年出事，我連他當毛主席秘書這回事都不知道。爸爸、媽媽帶我去中南海小禮堂看京劇，見到毛主席和赫魯曉夫，我也不知道那是因為爸爸的工作，
我們才有此殊榮。以為戲票是爸爸買的，正巧趕上毛主席和蘇聯朋友也來看戲，我的幸福完全是偶然的幸摺。
第一件事發生在我在燃料工業東郊小學上學住校時。那時兩個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把成績冊帶給家長，讓家長看後簽字，再帶回學校交給老師。有一次我
的一門功課得了2分，這在我可是從沒有過的壞事，真地不敢讓媽媽看到這個2分。成績冊揣在書包裏帶回家，看到媽媽那天不知因為什麼氣色不好，沒敢拿出來，
又原封不動地帶回學校。可是沒有家長簽字，老師那一關過不去。情急之中，就模仿媽媽的字體在家長簽字一攔簽上“範元甄”三個字，居然蒙混過關。到了學期
末，是無論如何躲不過去了。放假第一件事，媽媽就是查看期末成績和操行評語。心裏打著鼓，遞上了成績冊，希望媽媽看不出破綻。沒想到媽媽終於還是看到了那
個2分：“咦，什麼時候有過一個2分？我怎麼不記得看到過？”再往下看，“咦，我簽過字，怎麼會不記得呢？”媽媽擡頭看了我一眼，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虛。
仔細辨認，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簽字？！”爸爸坐在沙發上媽媽的身邊，也生氣地說：“什麼，冒充媽媽的簽字，這還了得！讓我看看。”拿過一看，
爸爸哈哈大笑：“真象，這孩子學得還真象。不仔細看，還真發現不了。嗯，這孩子聰明，真聰明！”媽媽更生氣了，“你還誇她聰明，這是耍小聰明！最要不得的
壞品德。李銳你就是愛耍小聰明……”爸爸一看勢頭不對，媽媽要轉移目標，趕緊唬下臉來，“得了2分要讓家長知道，瞞了一時，不可能永遠瞞下去。記得那本書
《小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嗎？以後不能再這樣了，記住沒有？”那是本蘇聯兒童讀物，講的是一個孩子開始犯了一點小錯，不敢承認，謊話越編越大，最後釀成
大錯。是媽媽為了教育我改掉愛撒謊的毛病專門買的。我那時雖然不很明確地認識，孩子愛撒謊，其實是大人的教育方法有問題。只是心裏知道自己不是個壞孩子，
可是要改掉撒謊的毛病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還是趕緊點頭，“記住了。”媽媽還要發作，我趕緊溜之大吉。我後來把這段故事講給女兒聽，連她都說：“外公也
太出圈了。”是呀，爸爸真是個非常出圈的人。
另兩件事，是在爸爸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京賦閑的那段時間。雖然離了婚，媽媽還是認為爸爸有在文化上教育我們的義務。爸爸會定時被媽媽叫到我們住的9號
樓，為我們看作文、日記，修改文字。爸爸確實也只做文字上的修改，從不對文章的立意和觀點進行評述。但是有兩次例外。一次是一篇歌頌黨的領導的作文。記得
有這樣一段文字：“要不是有黨的英明領導，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我們國家不可能沒有死一個人……”。爸爸放下我的作文本，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們國家沒
有死一個人呢？”問問題的語氣顯然讓我感到他是在說：“我們國家死了人”。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老師和報紙上都是這麼說的！……”後半截咽了回去，那
時還不敢“造”爸爸的“反”，但是眼睛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他：“你怎麼這麼反動，敢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國家死了人！難怪你犯錯誤。”爸爸一句話也沒再
說，輕輕嘆了聲氣，繼續看下去了。我哪裏知道爸爸不是“認為”死了人，是他自己在北大荒親眼看見死了人，他自己的命就差點丟在那裏。
這些事不知父親會不會記得，但是我記得很清楚，而且在文革後期，就是他僅有的那兩次嘗試，使我想到他，使我心中升起強烈的願望，要找到他。我覺得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知灼見，他一定會告訴我中國是怎麼了，毛主席是怎麽了。
爸爸這種“出圈”的個性可以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12年的流放、貶逐，8年的單間囚禁，沒有讓他“改頭換面，重新做人”。1979年放了出來，中央正
式給他平反結論之前，允他回湖南老家省親。我與我的先生悌忠陪老頭同行。悌忠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循規蹈矩，對於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
覺。一日陪父親去長沙的一家內部書店，那個年頭能進內部書店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連雨果的《悲慘世界》都只有內部書店有得賣，更不要說那些如《第三帝國
的興亡》，《你到底要什麼》，《落角》這樣洛陽紙貴的書了。悌忠是一介草民，我，幾天前還是“狗崽子”的一介賤民，進了書店真是惶惶然、恍恍然。摸著那些
過去可望而不可及的書籍，猶如近神靈一般，大氣都不敢出。在書架、放書的書桌前留戀往返，父親一眼看到《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抓在手中：“這套書我要
了。”守在一旁的服務員走過來，看了看書名，說：“對不起，這套書已經讓別人預定了，明天來拿。您要是要，我們可以再為您訂一套，您以後來取”。老頭子無
奈地放下書，又去別的書桌轉悠。挑夠書之後，又返回到那個書桌前，撫摩著那套書，戀戀不忍釋手。悌忠抱著老頭子和我們自己挑好的書跟在身邊。老頭環顧左
右，見服務員在招呼別的客人，悄悄碰了碰悌忠的胳膊，使了個眼神：“拿走！”悌忠一時沒有理解老頭的意思，“什麽？”。老頭又用眼睛指了指那套書，“拿到
付款臺”。悌忠這才恍然大悟，明白老頭的意思是要蒙混過關：裏邊的服務員知道這套書已訂出，收款臺的人可不一定知情。心裏說：“蹲了20年牢，怎麼剛放出
來就如此膽大妄為，要讓人抓住呢？”但是嶽丈老大人的話是不能違背的，趕緊拿起那套書，放在其他的書底下，匆匆去付錢。付清款，趕緊讓收款員把書用紙包
了，這樣就看不出內中是什麼書了。老頭又悠悠地挑了幾本其他的書，交了錢，走出書店，悌忠的脊梁已汗透了。上了車，父親哈哈大笑：“好！悌忠，幹得漂
亮！”悌忠自然高興通過嶽丈大人的考驗，但是對老頭兒的我行我素，並不敢茍同，更何況十冬臘月出過汗可是透心涼。算是領悟到老頭為何會有20年牢獄之災的
一、二：“辦事太出圈！”不過自此老頭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實實在在的嶽丈大人，一個也有小毛病的普通人，而不再是那位總有幾分距離感的“高幹”。
後來悌忠與我父親在同一個系統工作，去雲南出差，雲南省電管局的同誌告訴他：“你那個老丈人可真是厲害，復出後第一次來雲南就是個下馬威。”那時局領導
匯報工作，都是照稿宣讀，怕犯政治錯誤。剛讀了個開頭：“我們雲南電管局在水電部黨委領導下，這幾年……”老頭子就不耐煩了：“能不能不說這些套話，說點
兒實質性的問題？”那位局領導當時就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囁嚅兩下又開始從頭念起：‘我們雲南電管局在水電部黨委領導下，這幾年……”。老頭這下可火了，
把手一伸，“停、停、停！我是副部長，黨組成員，你歸誰領導我還不知道，還用你告訴我？如果除了這些話你不會說別的，就不用講了！”好家夥！那位領導那叫
下不來臺！多少年後，我們到了美國，有一天閑聊起來，悌忠談起這件往事，我笑得前仰後合，更明白了老頭子為什麼總是“上下不得煙兒抽”。可又實在感嘆“老
頭子的傲骨真是硬呀”！20多年的整治，楞沒改了他的秉性。記得爸爸在五十年代初當水電總局局長時就發有“謬論”，“老幹部要認真學習知識、文化，否則就
不要老狗擋道，老老實實讓人家知識分子來幹事。”那時候說這種話，竟敢把老幹部稱作“老狗”，怎麽能不把人得罪光了？他在共產黨裏實在是太個色了。體育比
賽中、戰爭中，不按常理布局、出兵，會有出奇制勝的功效。可在共產黨的天下，不循規蹈矩，處處和當今潮流逆著動，和流行思維擰著勁兒，只能是一輸再輸。在
我的印象中，父親這輩子總不得意，總不招人“待見”，剛才好好幹上幾年，卻又為了這樣、那樣的原因，被打入冷宮。他這輩子在臺上，且能按自己的想法幹事，
只有兩次。一次是50年代初，年輕的共和國朝氣蓬勃，政治氣氛相對寬松。他成了新中國水電事業的領頭人。團結了大批國民黨時期的留用知識分子，吸引了一批
從蘇聯回國的年輕知識分子，說服了毛澤東，使得國務院重視了水力發電，認識到應該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水利資源。全國的江河流域，電站的開發堪點，他閉著眼
睛都能指出來。北京及各大行政區都成立了勘測設計院。正因為他，那些舊知識分子佩服了共產黨，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水電建設事業。可惜好景不長。反右、
反右傾政治風一刮，他就徹底完蛋了。
第二次是文革後，牢獄20年後復出，全國百廢待興，水電事業被反對搞水電的人利用李銳反黨集團的罪名，整得幾乎不復存在。父親剛剛出來時住在招待所，那
些當年的舊部幾乎踏破了我們的門檻。他收集舊部，招攬新人，恢復勘測設計院，恢復水電的地位，又樹起“反對”建三峽的旗幟，讓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留給水電
業不多的錢，用在實處。幹了三年，四處被人掣肘。65歲，自知不能為人所容，無法成事，自動“到點下崗”。沒想到又被陳雲硬拉去中組部主持青年幹部的培養
工作。上任的第一天，剛坐進辦公室，就有人送來了一份名單，是子弟們應該安排在方方面面的“指令”。人家是把規矩送上門了，聰明人會接過來，即使不全照著
做，也會點頭答應適當時候考慮辦理的。可老頭不但不接規矩，反而勃然大怒，把名單當著來人扔進抽屜，心說：“你把老子當成讓你們這些娃娃耍的人了！”。父
親大張旗鼓地按“四化”標準開始了選擇第三梯隊的工作。並且如當年搞水電般，理論先行。他的文集《培養一代新人》激動了多少老三屆的心。不守規矩呀！結果
只能是“下臺”。有
一個和我很熟的高幹子弟，一天騎車上班遇到一起，他埋怨說：“你們家老頭子實在太那個，要是當初把我們都安排了，現在到處都是自己的人，何至於落到今天的
下場。”有時我的繼母也實在忍不住，在飯桌上嘮叨他幾句：“人家現在辦事哪個不給自己留後路，有幾個象你這樣的？你就給人家安排了，又怎麼了嘛？”父親立
即變了臉，啪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那我還叫什麽共產黨員！”誰說老頭沒有規矩，他心裏頭自己的規矩大了，誰也說服不了他。有一句話不假，“公道自有人心
在”。父親離開中組部後，部裏很多人說：“李銳一走，組織部就沒有思想了。”父親聽了覺得安慰。父親的老朋友李普伯伯一次問我，“你是怎麽看你父親的？你
覺得他這人最大的特點是什麽？”我回答說：“他跟大多數的共產黨幹部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自己的工作做為科學來做。幹水電，那是科學建國，不是要幹成什麽
“三峽”那樣的世界最大，為自己樹碑立傳。幹組織，那是科學選拔人才，用人治國，不是編織個人網絡。他實在是你們共產黨裏的一個異數。”
爸爸從北大荒回來，在京賦閑，等待甄別。媽媽在賭氣的情況下和他離了婚，一紙揭發，使父親在7千人大會後，恢復黨籍、暫按局級降級使用的希望成了泡影。
父親後來被送到了大別山裏的磨子潭水電站勞動改造，常常給我們孩子來信，說在那裏當小學教員，教國文，勞動鍛煉種樹。我那時已進中學，在爭取入團。就寫信
告訴他我不再給他寫信了，要跟他劃清界線。我的年齡、我的閱歷和我所處的環境，都不可能使我知道，那對父親是怎樣殘酷的一件事情。我那樣做了，做了一個毛
主席教導下的革命青年應該做的事情。我後來去磨子潭看望父親，他拿出當年我和哥哥給他的信。那些當年用困難時期粗糙的紙寫的筆跡幼稚、內容幼稚的信，被父
親珍藏著，平平地夾在硬紙夾裏。我才知道那些我們不經心寫下的信，對他是怎樣的安慰和溫暖。我在摘下紅領巾的當天入了團，真是放下了好大一個精神負擔，我
很怕因為父親的問題影響我入團。沒有了組織，我真地感覺象離了娘的孩子，孤獨無助。自此父親在我心裏越來越淡泊。母親經常用“小李銳”罵我，又使我更增加
了對父親的一份恨。沒有他，如果我長得不是這麽象他，媽媽也許不會這麽不喜歡我。
大約67年的4月間的一天，父親回了趟北京。因為水電設計院的造反派寫信，讓他回來把寄放在我家北屋裏的一些書籍和東西拿走。我正在學校搞邉樱?芡聿舝
到家。一進家門，看到媽媽和父親在客廳裏坐著談話，很感意外，一下楞在了廳堂當中，不知如何是好。半天、半天憋出了兩個字：“爸爸”。話一出口，就後悔莫
叠。媽媽準要罵我劃不清界線了，是假團員，一遇真刀真槍就露餡兒了。自己也覺得實在是經不住考驗，與反動父親不能一刀兩斷。爸爸走過來拍拍我的腦袋，慈愛
地說：“都長這麽高了。”媽媽說：“你們到南屋去說話。李銳我和你沒有話說了。”我和父親進了我和阿姨住的南屋，彼此幹坐在那裏，半天無話，都覺尷尬。還
是爸爸先開的口：“聽媽媽說，你因為爸爸的事，在學校挨了同學的批鬥了？”我只簡單地“嗯”了一聲。爸爸又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來勢兇猛，矛頭絕不止是簡單
地對著“三家村”，北京市委。毛主席還有更大的目的。我聽了感到十分吃驚。當然是不信。但是是否應該當成“大大的反革命”言論向校工作組匯報呢？我到底沒
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奇怪的是，父親走後，媽媽也並沒有盤問我們都說了些什麽。只是在劉少奇被揪出來後，我才告訴同觀點的同學我爸爸的預見。不過加了一頂
帽子，“他的反革命嗅覺真夠靈敏的！”爸爸說，他把日記交給了當地的革命群眾，以得到他們的幫助，改造自己。因為他在日記裏寫了希望有一天能夠“翻案”。
現在看來是沒有希望了，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做人。我對爸爸說：“我們都要在這場革命中認真進行自我革命。”這次見面大約只進行了二十幾分鐘，媽媽進來
告訴爸爸，他應該走了。爸爸站起來，繞過隔在我們中間的桌子，面對著我，我看得出他臉上的負疚和對我的憐愛。爸爸伸出了手，想和我握別。我一下糊塗了，不
知該怎麽辦好。到底是爸爸還是敵人？剎那間來不及判斷。為了挽回剛才那一聲“爸爸”的錯誤，我硬挺著，僵僵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爸爸好象有些意外，但是一
句話沒有說，就那麽走了。
這一別就是十二年。這十二年裏，父親就象一個巨大的黑影，罩著我。我衝啊、撞啊；我拼命地幹啊，幹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幹不過我。可我始終掙紮不出那個巨大
的，無邊無際的黑影。我所在三線工廠的建廠初期，各個車間都有青年突擊隊，幹的是蓋廠房的土方活。人家都是在突擊隊幹個一、兩個月就回車間了。可我一幹就
是一年。評“五好戰士”，頂多到班組這一級，就再也上不去了。我那時想上大學啊，想得都要發瘋了。多不容易啊，車間的工人居然推薦了我上工農兵學員，可是
到了廠裏：“這樣出身的人，不予考慮”，一句話就判了我的死刑。有同事譏諷我：“拿著雞毛當令箭，不看看自己是什麽出身，也想上大學？”我深更半夜繞著塬
底轉啊，轉啊。人家的父母挨鬥，都有恢復工作的一天，可我父親是59年彭德懷的案子，就象一位堅決反對他的兒子和我交朋友的老幹部說的：“那是個死案。這
個女孩子是永遠沒有出路的。”我真恨父親，我恨我為什麼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直到“四五天安門事件”。那晚我是從廠裏的廣播聽到的消息。站在冷冷的風
中，望著四周黑黑的塬梁，我對那時還是我男友的悌忠說，“中國反革命復辟了。我們要回到舊社會，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
那是我第一次開始醒悟，不可能人人都錯了，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是對的。我想起了父親對我有過的暗示：“三年自然災害死過人”。我那時自己已在農村呆過。在山
東平度縣城關村住時，老鄉告訴我家家都死了人，無戶幸免。老鄉聽說我父親是彭德懷案子的人，居然說“自古忠良沒有好下場，你父親是冤屈的。” 我可一點也沒有認同，覺得農民的覺悟真低。但是死人是相信了，就是沒敢動懷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根兒筋。這時候已經早就知道父親當過毛主席的秘書，想到父親也許知道很多我們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才會反對毛主席，也許我的父親是對的。我要找到他，要讓他告訴我他知道的事實。
恰好那時的《人民日報》有一篇回憶周總理的文章附有一張總理視察新安江水庫工地的照片，站在總理後側的那個人，我一眼就認出是我父親。我立即給《人民日
報》寫信，說那人是我父親，你們登出他的照片，是不是知道他的下落？《人民日報》群眾來信組的回信很快就到了。他們說，不知道總理後面的那人是誰，也就無
從知道他的下落，要我到他的原單位打聽。我當然不敢整出那麽大的動靜。思前想後，想到了我的大姑。記得她叫李琬華，是在湖南體委工作的。因為小時侯在電視
裏看到過她在全國籃球聯賽當裁判。那時哪有幾個女裁判，很是風頭，所以就記住了她的職業。還記得媽媽說過，我的兩個姑姑都是覺悟很低的人，李銳出了問題還
把他當弟弟，完全沒有原則。所以想到，只要父親還活著，大姑姑一定會知道他在哪裏。信發出後，如石沈大海，沒有回音。我不死心，再發。這次寫上了李婉華姑
姑，而不是同誌收，想著如果有認識姑姑的人見到，知道這是家信，沒準兒會轉給她。果然大姑姑已經退休了，根本不去單位，第一封信自然沒有見到。第二封信被
一個偶爾路過傳達室的朋友見到，知道是家信，拿回交給了大姑。大姑姑那天正在廚房做飯，一聽說有人以大姑姑的稱呼給她寫信，一下子脫口而出，“那是小妹
呀！”大姑姑圍裙沒解，衝過去接下信，幾下子拆開，剛讀了開頭的“大姑姑，你好！……”，就涕淚滂沱。看完信立即給仍囚禁在大別山中的父親報信：“小妹在
找爸爸了！” 我不知自己的信會是一聲霹靂，給陷在死谷裏的父親帶去了巨大的安慰。 後來讀到爸爸的詩：“火山爆發遜於斯，我女書來獨坐時。聞喚爸爸泉淚湧，悠悠別後廿年思。”，
我才知道女兒在父親心中的分量。我當年離別父親是以不認他而分手的，但是父親對女兒的心始終沒變。和大姑姑聯系上，知道父親還活在人世，只是健康情況很
差，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親。那時“四人幫”雖然倒了，但是還沒有清算他們的罪行。毛主席的一切還是正確的，這麽做是有風險的。悌忠說：“你去吧。”我
問：“你不怕連累你？”
他回答說：“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來吧。我真的無所謂，現在有思想的人，哪還有什麽前途？最不濟就是當一輩子工人，有什麽？我沒什麽
可怕的。”我想起第一次到他們家見未來的公婆。我說：“我出身不好，父親是廬山會議反黨分子。” 沒想到他爸說：“早晚會翻過來的。”
我真地覺得他爸是不懂政治。哪知道，其實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我自己卻一下子忐忑不安起來。這一步邁出去，可就收不回來了。當了二十年的
狗崽子，可一直還是要革命的青年，要跟著黨走，要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這下要讓人知道了，可就成了貨真價實的狗崽子，一輩子可就真完了。但是我生性不是個
辦事瞻前顧後的人，常常是一念即出，就沒有回頭箭了。“走！”自從認識悌忠，和他的普通百姓的家庭，我有了一個本質的轉變：覺得世界上好多事都是假的，很
多人的革命是假的，能不能被認可為一個革命青年已經對我不那麽重要了。親情，濃濃的親情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如果我能找回爸爸，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知足了。
我先到了長沙大姑姑家，住進了湘雅醫學院，看我多年的低燒病。見到了奶奶，表姐妹，表弟。大姑姑跟我講了很多父親和母親的故事，也聽到同輩的表姐妹們是
怎麽看我的媽媽和爸爸。才知道同樣的事情，出自不同人的口，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是根本相反的。終於接到爸爸的來信，說我們可以去看他。上路的頭天晚上，我
突然發起了高燒，大姑姑問我要不要等燒退了再走。想到爸爸會誤解我猶豫了，不敢去了，就說：“沒事，我可以走！”一路昏昏沈沈，火車，長途汽車，大姑姑和
姑爹兩個老人一路對我無微不至。快到了，汽車的輪子卻出了毛病。真好象老天讓我再三考慮一下是否還要往前走。此時的我，燒倒開始退了。知道離父親已經很近
了，心情有些急不可耐。下車蹲在司機旁幫他出主意，遞工具，上手修，還真把車鼓搗好了。車開進磨子潭已近黃昏。我提著大包跟在兩位老人的後邊，走到了一座
矮矮的平房前。平房一溜十幾個窗口，顯示著是個單身宿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間停了下來，我知道那一時刻要到了。十二年了，就要見到被定為“死案”的父親
了。一時覺得腳下有些軟，不知應該怎樣面對。父親開了門，大姑姑緊緊地抱住了他，叫了聲“明弟！”就哽咽地不能出聲。姑爹嗔怪地說：“好了，好了！還要讓
我們見那。”他用湖南話跟爸爸道了問候：“您家還好吧？”我一直被擋在姑姑、姑爹的身後，看不見爸爸的臉，只聽到：“還好，還好。”這是父親的聲音，居然
沒有什麽變化。時間的距離好象一下消失了。姑爹讓到一邊，我直直地對著父親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還是那樣象鷹一樣閃著灼人的光。“爸爸，”久違了十二
年的稱呼，叫起來已不那麽自然。“小妹呀！怎麽這麽瘦呀！”爸爸走過來，輕輕地拍了拍我。父親是慈愛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離。
大姑姑大概覺察到我們的不自然，急急地擦去眼淚，一件件拿出帶來的東西，張羅著作飯了。我環視著爸爸的這間小屋，大約有7、8平米，四個人已經把它塞得
滿滿的了。靠門的右手是一張木床，從門框起，一直頂到墻。一張涼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時候熟悉的那條藍白條的。心中的陌生
感一下減少了許多。床邊靠墻放著一個竹書袈，插滿了書。對著床是一扇窗戶，窗下是一個破舊的三屜桌，上面堆滿了書，就象當年8號樓的那張一樣。我心裏的那
層硬東西在融化了。轉過去，對著書袈的那面墻，放著一個臉盆架，架上面的墻壁貼著報紙，幾件衣服掛在那裏的釘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
間門口放的煤油爐上做開了飯。飯好了，爸爸搬過一張方凳當桌子，又到鄰居那兒借了三張小凳子，聽到鄰居友好地問：“來客了？” “是啊，是啊！”
聽到爸爸的回答是歡愉的。我們圍“桌”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兒時在爸爸那兒“蹭”飯的時光。爸爸說，這裏的人們似乎也聽到一些外面的風聲。你們來看我，特別
是女兒也來了，人們有猜測，可能世道要變了，因而態度和以前很不一樣了。那頓飯很香，大姑姑居然能在小小的煤油爐上燒出這麽好的菜！飯後爸爸帶我們去招待
所。招待所在磨子潭電站的入口處，依著山。看招待所的大爺種了好些花，門口有石凳，石桌，真是一個好去處。爸爸在我們來之前就買了好些葡萄，我們把東西放
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邊，吃著葡萄開始了長談。我先發的問，“你是怎麽當的毛主席的秘書？你在廬山會議
上為什麽要反對毛主席？你跟媽媽當年在延安離婚是怎麽回事？為什麽又復了婚？後來廬山會議後你和媽媽沒離婚，為什麽從北大荒回來才離的婚？你這些年都是怎
麽過的？”看得出，父親對我要提的問題是早有了準備，我感到他有一種要讓我了解一切的急切心情。父親從三峽爭論談起，向我展開了我聞所未聞，完全不能想象
的歷史長卷。現在人們可以從他的《廬山會議實錄》和曉夢女士的《李銳其人》了解他的故事了。人們對那段歷史已不陌生，光描寫廬山會議，就有了好多個版本的
著作。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幫還沒有審判，中國還被禁錮在“凡是”的牢谎Y。父親所講的一切，猶如把我引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完全沒有神的世界。
毛澤東在爸爸的故事裏是跟我們一樣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邊談話，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邊進餐！爸爸的故事裏沒有誰是革命的，誰是反革命的，一切都是和人
的品格，個性息息相關。我在他的故事裏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堅強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當毛澤東作為神在我心中幻滅的時候，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榜
樣，那就是眼前這位瘦瘦的老人。他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裏閃著光，我一眨不眨地盯著那雙眼睛，驚嘆他的記憶，驚嘆他的智慧，驚嘆他的樂觀豁達。爸爸就這麽
不停地講，直到招待所的大爺說：“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們才意識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門口扇著蒲扇，靜靜地，也許一直在聽，也許什麼也沒有聽，只是理
解著這十二年未見面的父女是應該有說不完的話。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對我說：“睡吧，明天再談吧。”我一直望著爸爸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轉回我的房間。
那一晚，我的燒全退了，心裏很靜，很涼，很塌實。我知道我來對了，我的父親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說的忠良。我要為他的平反奔走，呼號！
爸爸帶著我在水庫各處轉，愉快地回答著人們的問話：“老李，這是你的女兒啊？”“是啊，從陜西來，是工人那！”我那些天一定成了山窩窩裏的新聞人物，因
為人們很快就到處在談論我的長相了：“腿有點彎，愛眨眼睛，長著兩顆虎牙”。山窪窪裏的人眼睛真毒，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缺陷。爸爸還帶我去水庫遊泳。看著我
瘦瘦的身材，憐愛地說：“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燒看好。吃好些，長胖些。”
接下去的幾天，爸爸跟我講了他和母親之間的感情糾葛，和最後是怎麽上法院離的婚。爸爸所講的和我了解的媽媽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說的都是真實的。我和爸爸
開始商量如何為他的平反咦髁恕Ｋ?娜蝿帐菍懮晔霾牧希?业娜蝿帐且耘畠旱纳矸葜饤l說明我媽媽對我爸爸的揭發的不實之處。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親人的揭發
還要親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個星期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二姑姑已經來信要在北京與我會合，共同為父親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擱下去。盡管父親顯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勢
是在以天為計變化著，胡耀邦任組織部長，給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這個希望很可能變成現實。走的那天，父親拿出了兩百塊錢，要我帶上。我知道爸爸自一九五
九年倒黴後，每月的工資就降為一百二十元，六十元給我們三個孩子生活費（文革開始後，我們雖然沒有再拿這筆錢，水電部並沒有把這些錢發給我爸爸，仍然放在
部裏），還給我奶奶寄三十元，自己實際只有三十元的月收入，這是一筆數目極大的錢。我不要，說我自己的工資足夠了。爸爸說：“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錢。另外
買幾件象樣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體要搞好，現在是太瘦了。”錢拿在手裏很沈，很暖，我強忍著沒有落淚，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愛我的父親。父
親送我們上了長途汽車，我坐在最後一排。父親一直等在車外，車緩緩啟動時，我看到爸爸有一種要追上來的衝動，但是他停住，在那裏招著手，目不轉睛地看著
我，“女兒，我等你的消息！”文革後，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麽回事。我告戒自己遇到多難的事，多麽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淚，特別是不能人前掉淚。沒有人會同情
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我看著父親消瘦的身體，稀疏的頭發和那張充滿病容但是洋溢著希望的黃黃的面孔，眼淚如洶湧的浪潮，衝擊著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著後
槽牙，按著書包裏父親的申述信，控制著自己，“現在不是哭的時候。爸爸你等著我，女兒一定要讓你離開這裏，要為你討回公道。”
其實正象我同樣是老幹部的二姑爹在北京對我說的，“你父親的問題早晚會一風吹的。”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對父親問題性質的改變沒有任何作用。他的問題和共
產黨對自己歷史問題的結論是連在一起的，黨糾正了當年自己犯下的錯誤，李銳的問題自然就一風吹了。我相信那些“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偷
書”，“大水電主義”……的罪名，在平反時其實並沒有一一查證，因為那本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東西。二姑爹是諳熟共產黨的鬥爭之術的，而我以前一直
把黨看得是十分崇高的。親人的奔走其實只是為了喚醒那些復出又恢復高位的，當年把父親趕下臺出過拳，伸過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們能通過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
整經歷，對自己過去的作法有所悔悟。由當年處理父親的人站出來替他的平反說話，應該是最有力量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李葆華，他對我們的態度最諔??f：
“當年我作錯的事，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糾正它。”當然冷臉看得也多。一次去一位老幹部家，被一個和她家不知什麽關系的穿軍裝的人擋駕，讓我和二姑姑冷坐在
客廳裏，他自己仰在藤椅裏看報紙。我真是覺到一種屈辱，忍了又忍，還是不客氣地衝了他幾句。二姑姑當時臉都嚇白了，看到她的臉色，我也知道我那些厲害話不
該說，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頭。這道理我懂，可作起來並不容易。可沒想到，他的態度反而變好了，給我們上了茶，最後讓我們見到了他母親。出了門二姑姑就
說：“好家夥，你和你爸爸一樣，這麽大的脾氣！以後無論如何不能這樣了。我們是在求人辦事，什麽臉都得看那！”我無言地點了點頭。我們的奔走也使爸爸的那
些親密好友知道了他的下落，知道他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們開始給父親通信息，那些信是他等待平反結論難熬的日日夜夜的甘露。父親就是在黎澍伯伯的鼓勵下，
在復出前完成了《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修訂本。
79年元月一日，父親一封“中央通知，四日返京”的電報，將我從陜西歧山縣五丈塬下的工廠召回北京。辦正式離廠手續，車間黨支部書記給我做書面鑒定時，
被正在辦公室的一位同事掃見了。後來那位同事告訴我，寫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當時就諷刺書記說：“你們早幹嘛去了？”我的信仰、我對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
徹底地垮了：“自己過去所有拼死的努力，抵不上父親的一紙平反”，感到了一種被愚弄了的深深的恥辱。後來不止一個黨的支部書記找我談話，“勸”我入黨，說
組織部副部長的女兒不入黨太說不過去。我起初是搪塞，後來幹脆說：“你別勸了，從我父親平反那一天，我就不信共產黨了。”
父親不久重新組織了家庭，我和悌忠帶著孩子也搬入了自己的小家。各人忙個人的，我又常在國外工作，竟再難有機會與父親促膝長談。
93年父親接受邀請，到科羅拉多大學參加中國問題研討會。洛杉磯，聖叠戈、哈佛、科羅拉多我一路陪他，又有了一次難得的和他日夜相守的機會，第一次看到
了公眾場合下父親做人的另一面。他每到一地，就被當地的大學邀去做講演。不少同學都對中國前途表示擔心。他走到哪兒說到哪兒：我當年參予選拔的幹部，現在
在各級崗位上，在實踐工作中證明大多數是好的，是挑得起擔子的。有這些人在，中國是不會垮掉的。坐了二十年的牢，吃了無數的苦，受了無數的罪，“六·四”
後又挨批鬥，他總是那麽樂觀，越來越想得開。在科羅拉多開會，當地報紙記者采訪他，他對記者說：毛主席號召我們敢講真話，說無非是五怕嘛：一怕殺頭，二怕
丟官，三怕開除黨籍，四怕坐牢，五怕老婆離婚。我這輩子除了沒有被砍掉腦袋，是哪樣都挨上了，說得那麽輕描淡寫，就像美國人常說的“piece of
cake”。美國一家制片公司攝制紀錄片“中國革命”，制片人采訪他，問他：“你這一輩子二十年人生最好時光在坐牢和流放中度過了，個人經受了那麽多的苦
難，回首往事，你內心深處的感受是什麽呢？是不是非常痛苦？”爸爸說：“歷史就是那個樣子，中國當時就是那個樣子，你又有什麽辦法？把個人放進歷史中去想，這一切都沒有什麽，就是那麽回事。”
就這麽簡簡單單地一番話，說得那位女士熱淚盈眶。那次在美國，父親走了那麽多的地方，作了那麽多講演，沒有對毛澤東作過一句極端、刻薄的評價，沒有對中國
共產黨有過一字的攻擊和誹謗，盡管他在底下和人座談時很隨便，很盡言，但在公開場合十分嚴謹，“滴水不漏”。科羅拉多的《星報》將此評論為他政治上的謹慎
與成熟。但我覺得不完全如此。共產主義事業是他年青時代就信仰、向往，貢獻了畢生精力的事業。中國共產黨是他二十歲上就加入並為之拋棄了一切個人得失，鞠
躬盡粹的政黨，這個黨，這個事業在中國搞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特別是“LS”事件，竟槍殺起自己的人民，他的痛心，他的痛恨是刻骨銘心的，是我輩不能比的。
不過他和許多“持不同政見”的老年人不同的是，他非常超脫，超脫的大智、大仁。我非常欣賞他在加大洛杉磯分校講演中的一句話：我今年已經七十六歲，已經很
老了。我現在的責任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分析、研究我們黨的，毛澤東本人的歷史教訓，使後人能引以為鑒，不重導復轍。至於怎麽改造這個黨，改造這個制度，
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民主、強大的國家，那是你們年青人的事情，已經不是我的責任了。我想，這才是爸爸從不在正式講演、不在正式出版物上罵共產黨，罵毛
澤東；他私下也從來不說：我受了共產黨二十年的迫害，我對共產黨深惡痛絕之類話的根本原因。他力求從現實中超脫出來，這樣就可以“心靜”。他真情實意地把
肩上的“革命重擔”交給下一代人去挑，他才可以全身心地把已經不多的時光投入到“著書立說”中去。他才可以完全撇開個人與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恩恩怨
怨，從歷史的，客觀的，辨證唯物的方法去寫“廬山”，去寫“毛澤東的早晚年”，去寫“大躍進”，去為反對“三峽工程”、“奮戰”到底！爸爸不止一次地，真
心真意地對我說：我在國內交了很多青年朋友，現在的年青人中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我這次在美國又碰到了不少有頭腦，有水平的留學生，這些人是中國的希望。他
從心裏覺得搞現代經濟，搞現代政治，搞現代民主，自己是老了，比不上年青人。這些年青人能看得起他這個老頭兒，他很以為驕傲，常常以此沾沾自得：“我這個
老家夥還不招人討厭吧？”
父親的地位在黨內實在不能算是太高。可是他的才華，他的德行，在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內卻是少有的。【李銳的才氣應該可以比肩於周恩來。在我看到的有限的回憶文章中，只有他們兩人有這個本事可以把自己參與起草的社論，過幾天後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李銳的骨氣則遠遠不是周恩來可比的。】記得胡耀邦總書記在位時，他並不與其過深交往。可是胡耀邦倒了臺，他卻上趕著去“巴結”。又是探望，又是改詩，又是傾心交談。【胡耀邦發心臟病住院之前，就是李銳訪美回京後特地去告訴胡耀邦，在美國的留學生是怎麽評價他的。】臨
了還不識實務地為胡耀邦翻案，捅了“馬蜂窩”。胡喬木是國內外很多知識分子，很多老幹部所痛恨的“左王”。他臨終前，爸爸卻去醫院看望了他，還參加了追悼
會，安慰了遺屬。那次在美國，很多人當他的面罵胡喬木，他總要實事求是地告訴人們：我寫《廬山會議實錄》是喬木支持的，後來書發行時遇了麻煩，喬木還特意
對我說，是他讓我寫的，他在任何時候都承擔責任。爸爸對我說：“我算是對得起喬木了。”他並不是不恨胡喬木的“霸行”。他曾忿忿地說：“胡喬木混帳，連王
若水這樣好的人，黨內第一流的理論家都不能容！”可是他還是念舊情，念及廬山那段的“知心”，念及胡對他寫“廬山”的支持。胡喬木為了改薄一波的《重大歷
史問題的回顧》，下了大功夫，可死後家屬想請薄寫寫紀念文章，薄不理不睬。比起這些高官達貴，爸爸是太有人情味了。我常想，共產黨如果多講點兒人與人之間
的愛，多容忍些人與人之間的親情，中國的情況就會不同許多。不過話又說回來，那共產黨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其實我們這些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
都或多或少地沾染著共產黨的氣味。那些反對共產黨的民呷耸浚?砩暇陀兄??嗟念愃旗豆伯a黨的仇殺心理，他們說到共產黨總讓人嗅到些血腥氣。其實從某種意
義上說，比之痛罵，推翻，打倒共產黨更為重要的是怎麽去客觀、歷史、理性地分析這樣一個在初期充滿了活力，感召力，吸引了無數熱血青年為之捐軀的政黨，如何升至顛峰又走上腐敗，與初衷相悖之路。如果年青的，有誌於參予政治，治理國家的一代精英們，能真正從共產黨的身上吸取應有的教訓，逐步完善出一種全新的，民主的，科學的，充滿博大愛心的治國韜略，我們這些凡人就真是看見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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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自己說他是一個完全政治化了的人。真的，他與我們聊天簡直就是上政治課，沒有什麼家常話。我們來美國後，父親的信極少，偶爾來信，也是勉勵要上進，
不要只掙那一點小錢，要爭取多為這個世界做些事情。父親這輩子除了五八年被毛澤東誇為“紅旗幹部”，文件發到全黨，似曇花般“美”了一陣，就總是不是挨
批，就是挨鬥，再不就是坐牢。在國內正統的宣傳中，他似乎永遠是個反面人物。可你要問我，因為這個父親我永遠失去了上大學的夢想，兒童、青年、直至中年都
還要受到他沈浮的牽連，我現在是不是很希望沒有生在那樣一個家庭，沒有這樣一個“政治”父親？我從心裏告訴你，我慶幸有這樣一個父親，我慶幸有過這個父親
帶給我的那一切，無論是苦難還是幸福，那都是無法可比的財富。
1993.初稿 2002.2.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