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写在中越战争30周年
1979年对我来说是个血色岁月。那年在中越边境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中越战争。它是一部历史、却又未能
载入史册的真实故事。一位在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中国战士，以其劫后余生的心路历程引领我省思这场反自然、反人性、野蛮而又残酷的战争。正视历史洪流中悲壮浩荡的血和泪，启迪心中和平的法门。谨以此文祭奠中越自卫反击战30周年。
・高考被绑架到军校・
1977年春天，阳光普照，花满枝头。我和阿权刚送完阿牛哥去武汉王家墩机场空军后勤参军后，回到了知青宿舍。我们都没有进房，一个坐在门外大口地吸着水竹筒大烟，一个拿着广东米酒大口地喝着，两个人的心情与这明媚的春光很不协调。他们在烦闷什么呢？阿权和我在当兵体格检查时，因为鸭屎蹄（平脚板）被招兵站淘汰出局，两人同病相怜，脱离插队的“农”字头彻底绝望。
五月的一个深夜星光灿烂，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吹到了我俩耳边，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向黎明。我和阿权都很高兴，又是饮酒又是抽烟，还手舞足蹈地庆祝了一番。那晚喝酒喝到天亮，人虽然醉晕晕的，但一点没有醉意和睡意。第二天干农活时还特别精神，这就是古人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
为了应付考试，我们都抓紧复习丢掉了多年功课。乡亲们也很体贴我们，总是按排很少农活给我们干，领导很关照所有考生，凡是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可以只上半天班，这无疑对我们是一种鼓励。终于，我和阿权都考了个高分，在全广东省名列50名之内，一时轰动整个农科所，所领导也来探望我们说我俩为所争了光，所里要专门为我们搞一个庆祝活动。我们的心都得意洋洋，像漂浮在云里和天空中。那天庆祝活动搞得很热闹。在乡亲们的欢送中我们俩坐着所里派的上海牌轿车离开了这个带“农”字头的农科所，回到广州城自己的家。
一个星期后，我们俩在填三个自愿学府时都同时填上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我和阿权一起去招生办交了表格，之后到广州酒家吃了一顿，算是自己奖励了自己一番，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等通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家里突然来了个军官，问明来意后，军官很有礼貌地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我泡茶后坐在他的对面沙发上。军官先开了口，把自己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后对我说，他们军大挑选考生的标准是如何高，可说万里挑千、千里挑百，最后能进军事院校的人都是全国顶尖的考生。参军是多么光荣，前途是多么光明，以我们资质、条件和文化水平，只要进了军事大学，很快成为国家栋梁和军队的将军。
突然有人敲门，开门进来的是阿权，他一见军官就和他握手，我问他认识军官？他说早前这个军官已经去过他家，希望他到军大读书。他没答应，这不现在就是想找我商量来了，谁料在这碰上该军官。其实我和阿权都不像当兵的人，过去报名参军是要脱农，如今有高考出路了谁还去当兵？按我们的理想是进清华和北大，实在不行才考虑中大，压根就没想到部队大学这一说。于是我说：“李教官，很感谢你的赏识，可我们俩的体格都不符合参军条件，你看我的脚是鸭屎蹄，阿权也是”。说完就把脚抬高给军官看。军官很幽默地说：“做将军的是骑马，不用走路，你不要太担心，这不碍什么事。”看来这军官是有备而来。这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我们又没有填军大，他凭什么招我们呢？这时军官说要走，我以为他看我们没有同意的意思。军官走后的以后几天，部队天天派一辆不同牌的轿车来我家接我和阿权出去玩，无论我们到哪里总有这车和一位军官陪伴，每天都被叫到广州军区大院招生办里。军招办的张参谋笑容满面一遍又一遍重复参军如何光荣，军队待遇如何好，前途如何光明等等。然后还安排我们在部队的高级宾馆住下，管吃管喝管接送。以后几天又来了好几个考生，待遇跟我们一样的好。突然有一天，张参谋长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大概有30个考生。他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军大的校长，然后向我们认真严肃地宣布说你们已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说完就点名把我们分配到各大军区的军大去，我和阿权同时被分到武汉军区军事大学。接着不由我们说什么，就把我们推到陈校长那辆车上，送我们回家和父母告别。
原来我父母早被派来的军人做了思想工作，家里还很高兴，自豪地告诉我，你为家里争了光。我哭笑不得，好端端的一个清华大学级的考生竟然会被弄到军营里去，也太无常了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军队是有招生特权的，凡是部队看中哪个考生，基本不用考虑考生的意愿可以直接录用。如果考生不同意，将会被取消以后的高考资格，在这种恩威并重、别无选择的情形下，想不到一个高考却被部队把我和阿权绑架到军区大学里去。
・绿营军旅・
武汉军事大学座落在武汉市汉口，离王家墩机场只有15分钟路。军校给我们的感觉是整齐干净，有篮球场和足球场，树木繁茂，楼房都是些只有四层楼高的房子，看来这里本来是个军营，或是部队干部培训的地方。可能多年来没有高考，所以没有专门的教学楼，大学就肯定不像个大学了，倒有点像培训学校。我和阿权一看就傻眼了，这么高的考分竟被弄到这样的鬼地方来，还好吃的方面起码有米饭，要不就更惨了。
来部队一个星期后我们开始领军装，而且要每天穿上，从此你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要像个军人。或许别的大学生一进入校园碰到的是书本，而我们一进军校就是枯燥无味的军事动作。从齐步走开始，立正稍息和踏步走来回不断地做，从我苏醒的第一口呼吸起，每天至少紧急集合一次，操练一次，排队唱着军歌到食堂吃饭，劳动打扫学校一次，把被子摺得像豆腐一样正正方方，晚上政治学习一次，这就是我每天至少要做这么多一次！如果哪天学校来情绪了，你还要做地狱式的训练，这也是军事专业必须学的科目。除此之外还要每天至少练射击一次，搏击一次，攀高趴下一次，翻墙爬行一公里，背着行李跑步10公里，爬钢丝绳，运动中练打靶子，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军训，如何杀敌，都在被磨练，在困苦中流泪。你要是军训没有训练好，你就觉得被边缘化了，忽然会有一种恐惧感。每天一睁眼就有一连串的惩罚蹦出，迫得你趴下为止。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军校里的成本和生活，这些一次迫得我一天都不敢卸下担来。阿权更糟了，用他的话说，在这里呆过的人就等于在阴间地槽里走过了一趟。
・入党提干送上前线・
1979年夏天，热浪滚滚，任由你随意吸口气都能把空气中的火吸到心里去。吵架打架是经常的事，人如此，国家也这样。就我国南方广西中越边境的地方，两国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互相对骂，中方说：越方越境埋雷炸死炸伤我边防战士，疯狂破坏我广西边境地区的农业生产。而越南方面说：中国军队陈兵百万妄想侵略越南，甚至把所有的导弹都对准了越南首都河内，中方还越境埋雷炸死炸伤越南的平民百姓，中方武装人员越境开枪打死打伤越南学生等等。双方的争执首先在媒体曝光，首先是中国的报道。国际方面，美国各大报章、CNN电视台不断追踪报道中越时态的发展，联合国也多次提醒双方要克制，并以和谈方式解决双方的争议。可是，中越双方谁都听不进去，尤其是中国，非要武力来教训一下小越南。
中越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战争一触即发。这消息传遍了全军，风浪也刮到了校园。听说要在我们军大里选十人上战场作“后补骨干”。由此学校里一个动员大会接一个誓师大会开个不停。家信也要公开，凡是有关中越战争的事都不能跟家里说。要求上战场的决心书是人人要写，也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总之都要有一个形式。我和阿权商量好了，随便写几句话应付一下就行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学校选中了我和阿权。我们俩都吓坏了，我觉得我应该找陈校长谈谈，为什么要我上战场去。于是我飞一般地往陈校长家跑，连阿权这位一米八几的长腿都追不上我。来到陈校长家，我连门都没有敲就冲了进去。陈校长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跟我说：“小草啊，我等你很久了，来坐来坐”。我可没那心思往沙发上坐，我火大着呢。这时阿权也来了，一进来他就拉拉我的手，意思是慢慢说。从陈校长的眼光中看得出，他也是这个意思。我慢慢跟陈校长说：“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校长很耐心且像个疼爱孩子一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草啊！学校的考虑是根据你的条件来确定的。首先你学习好，掌握军事技术拔尖，学校希望把重任放在你身上，将来我们学校最有可能当将军的就是你了。其二，你是广州长大的人，到了广西没有水土不服问题。这事是你父母亲自打电话来要求的。你是高干子弟，从前父母是打仗的，所以派你去正好给其他人做个榜样，不能让人说高干子弟光要好的不要坏的。”我一听就绝望了，我父母都做了十几年的牢房，不但不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反而以儿子的生命来报答共产党恩情。绝望中使我服从于现实，听从了学校的安排。
我们一家六口人，我是老大且是独苗儿，下面三个妹妹，大二妹在广东兴宁县当兵，在那里的军队医院做护士。可是这次她也随部队一起开赴前线，我们家有同时两个成员在中越战中做炮灰。
年头的时候我曾给大二妹通电话，她先得知中越要打仗，说江叔叔告诉她的。江叔是军政委，是父母过去的老部下，这次将作为副总指挥配合许世友司令指挥这场反击战，他的儿子江大伟也上战场了，在某部队连里当个指导员，也是一家两口在战场。这次许多高干子弟都上战场，而且许多都是父子兵上阵，一时间在部队传为佳话。可是等中央军委决定要真打越南，这些子弟就个个削尖脑袋离开部队和前线，一时又引起一场风波。妹还告诉我，江大伟是个好样的，他没走。另外，他们在广西非常紧张，时不时听到枪炮声和地雷爆炸声，他们的医院设在广西南宁机场附近，很隐蔽。她要我不要乱打电话给爸，她前些日打电话让爸帮忙把她弄回城，被爸骂了一顿，妈妈说她会想办法。好在你在武汉读书不用打仗，要不老爸也就光彩了。其实这都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她还不知道，这边的哥哥也要上前线了，而且还是父母同意。
我的大二妹是个漂亮的女孩，一米六几身高，篮球打得非常好，白白的脸上堆满了鲜花。她开朗活泼，人见人爱，且能歌善舞，特别像电影演员王馥荔，爸爸除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她了。可是如果我们谁被爸爸爱上就倒霉了，大二妹做过知青，锄过地；做过渔民，出海打过鱼；当过兵，现在又要上战场。七十二项全给她干了。但爸爸总说这样好，锻炼人。可大二妹不知为这些苦背地哭了多少回，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在他眼里大二妹永远是好样的，坚强不屈，能为他和家里争光。可人本就是血肉之躯，再怎么也有脆弱的时候，病倒的时候，渴望父母安慰的时候，尤其在这中越战争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大二妹更祈求爸爸把她调回广州。其实这也是所有参加中越战的人所渴望的事情。
・天下父母心・
说起我们家，1968年5月一群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家被抄抢一空，父母跪在厂门口地上被批斗被打。那年我刚10岁多，要阻挡一红卫兵打母亲，也被押着强迫跪在地上陪父母挨斗，一顿拳打脚踢，整个天像在旋转，眼里满是金星。父母为了掩护我纷纷向我靠近，一家人就这样在乱棍之下遭一顿毒打。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在清朝是个秀才，家里开有学堂、书店和字画店，祖居山东。日本侵华时父亲参加共产党，后编入林彪的四野，18岁就当了团长，解放战争从东北一直南下打到海南岛。而奶奶和姑姑一直跟部队南下，奶奶深得部队爱戴，大伙亲切叫她 “沙奶奶”。爸爸在打潮州时认识妈妈，妈妈也是东江纵队老游击队员了，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广州。1949年10月20日包围广州城，到24日国民党投降。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妈妈舞着大彩红带在解放军队伍中穿着军装和群众跳秧歌舞，被爸爸看中。后来经组织介绍并批准，当时才18岁的我妈在不知情中嫁给这个她口中唠叨的“山东佬”。我妈是潮州人，父母早年出国飘洋，留下两个姐妹在潮州，妈很小就跟东江纵队打游击了，参加那年只12岁，帮助救医，后来也要拿枪打仗了。文革期间母亲因为海外关系连累了爸爸没有上成中央，省长位置也丢了，不过爸爸没有嫌弃妈妈的出生，不做官也要老婆。由于爸爸官大资格老，没人敢动爸爸，红卫兵来时爸爸命令警卫排战士开枪打红卫兵，从此红卫兵再也不敢来我家闹事。这事传到中央，中央下指示把爸爸的警卫排撤了，这时红卫兵和纠察队就一群群到我家把父母抓走，把我们一家踢到海南岛去改造了。
1976年底父亲平反回到广州恢复原职，但不再设有警卫排了。不过这时“四人帮”已被打倒，林彪又早在1972年完蛋，周恩来、毛泽东都见马克思去了。所以爸爸的后台自然垮了下来，在中国朝内无人难做官嘛。不过爸爸还很神通广大，至少家里的红色电话是可以直通中央高层领导的，所以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只要父亲肯用一脚踩在地下，省里军里都会地震的。警卫排是没有了，可枪还有一把配备在身，那是周恩来奖给他的礼物，谁敢动呢！还有一把缴获日本鬼子的军剑，是朱德送的，所以父亲还是可以打横走在广东省。
有些人虽然官不大，但有尚方宝剑也能把人吓死，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甚至在管教孩子方面也是动不动就是“一枪毙了你”的挂在嘴，我被他枪毙了好几回，不是奶奶保护早就没命了。全家人中他最怕的就是我奶奶。不过在这次中越战中，要他给中央打电话把孩子们从前线调回广州，打死他都不愿做，连奶奶的话都不起作用了，父母之间开始了一场比中越战争还要激烈的斗争。作为父亲当然坚持让孩子留在前线，而且坚决不走后门。而妈妈当然坚持两个孩子起码搞一个下来，尤其是儿子，这是全家的独苗儿，获得全家多数成员的赞成和支持。可爸爸虽然寡不敌众，但他是全家的权威派，他要坚持，连奶奶都拿他没办法。其实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路子的人都会千方百计离开战场或退到后方，每个高干子弟都在抱着一个不上战场和不在硝烟中牺牲的希望，巴望着父母把他们从前线往后方调，到一个可以歌舞升平的地方做个自由自在的公子哥或公主。所以他们除去完成一般性军事任务外，终日所做就是祈祷上天保佑能平安无事地在开战前回到自己的家和可爱的城市。这其实也是我们全家除了父亲外的所有成员所巴望的。
我们家的这番斗争表现在那台可以直拨中央的红色电话上，许多次妈妈趁爸爸不注意试图拿起电话跟高层说句话，都被父亲制止，而且还狠狠批评妈一顿，那怒气冲天的样子好像要把妈吃掉一样。于是二者进入冷战，谁都不跟谁说话，爸爸冷眼旁观妈妈的一举一动，并把枪挂在腰里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话机前，连吃饭都叫人端到他手上，上厕所也不关门，甚至有时还拿个尿壶放在一边，晚上睡觉也睡在那里，说要在这里放哨站岗。而妈妈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动不动就对爸爸大声说要去战友老尤家，不等父亲答应妈就走出，这可把父亲急坏了，老尤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你不跟着去这老婆子也可以从他那里走后门的，所以急急追了出去，等追上妈妈时妈就对爸说：“老头子你在这里等一等我，我回去拿点东西就来，很快的。”说完就跑步回家，可爸爸可是个身经百战的人，对妈的调虎离山计早有预备，也不急着追上妈妈，只是站在那里等妈妈进了家门后才从家的窗口外看着妈。当妈刚想拿起电话时，爸爸手中的枪早就对准了妈，然后大喝一声：“老太婆，你如果敢拿起电话我就一枪嘭了你，你信不信。”我妈一看吓坏了，手都抖了，然后走到房子里哭了起来。我爸爸还不甘心，走到家里对妈妈说：“如果你敢在这件事上再做动作，我就要以一个领导的身份处分你，甚至把你开除出党，还要跟你离婚。”这次爸是动了真格，也把妈妈给震住了。
其实，父亲也不是铁石心肠，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之躯，他有他的道理。当年西沙之战就是他做总指挥，曾经遇到不少高干子弟走后门，而且这事很影响部队军心。为此，不少部队的高级军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有被处决的，有被革职的，也有被流放的。总之，一个也没有好下场，他不希望妈妈走他们的老路，以至于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甚至会影响孩子前途。父亲有一个怪论调，总是挂在嘴上，也就是古人说的：“该在井里死的，不会掉到河里去死。”他认为我们家的人都不会死在战场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妈也算一个。
这段日子爸爸终日闷闷不乐，天天喝酒，每次喝酒后他都能吃点饭。妈妈看了不忍心劝了几句，他总是不听。但妈知道，现在唯一能解决烦恼的就是喝酒。于是有一天趁吃饭妈妈主动解开冷战僵局，一边夹菜一边对爸说：“都快60岁的人了，少喝点酒，小心心脏和肝，这个年龄最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肝硬化，而且你还有糖尿病。”爸爸总是点点头应着，有时说多了，爸爸马上说：“别人认为是自卫反击，要用武力去教训人，古人说‘急流勇退’。退不出，还要进，进退两难，咱们国家就处在这个节骨眼上，难道就非要打仗？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路走？非要让全中国儿女像我们的孩儿一样去冲锋陷阵、光荣牺牲？我们做父母的，全天下中国父母的心里都有苦，有时我真想出家做和尚，可和尚的饭吃不了，只好仍做俗人。俗人有俗事，酒就是帮助俗人应付俗事的。孔圣人也说‘唯酒无童’”。说完又把一杯酒全干了。就这样夫妻俩一起喝了起来，学做俗人。至于孩子的事，就不管他们死在井里还是河里。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该在河里死的不会掉到井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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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岁月（2）——写在中越战争30周年/小草
·总指挥骂娘 高干子弟要炸碉堡·
家里有风波，部队掀翻浪。中越战争的前总指挥官、四十二军总司令许世友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百忙之中开了个前线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上许世友将军说：“同志们，今天我要骂娘了，骂他妈祖宗奶奶的。现在有一些高级军官和高层高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不顾前线战场战士们的死活，在那里自私自利地把孩子往后方撤，往城里调，更甚者把电话都打到我前沿指挥部来了，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这里是战场吗？这些人这样走后门搞不正之风，难道不知道会扰乱军心吗？这些人的行为是在犯罪，是在不顾战士的鲜血和生命而在犯罪！我操他妈的！操他奶奶的！我许世友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下个死命令：从现在起，哪个团长敢放走一个高干子弟，我许大和尚他妈的就枪毙了谁。我许大和尚也是在枪林弹雨中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他妈的我都在战场上继续征战连死都不怕，我他妈的还怕你们这些怕死鬼高干子弟吗？我今天向大家宣布，我许世友就是要那些高干子弟专门去炸敌人的碉堡，我说到做到。”
说完很生气地把手里的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往讲话台上打下去，由于用力过度，把台上喝茶的杯都给掀翻了，吓得大家动都不敢动，整个会场一片肃静，死气沉沉。
部队这浪是怎样掀起来的呢？因为我们是在武汉军大来的，所以到达时间比本地的广州和广西两省的部队几乎晚了一个多月。所以也是听说的，这故事得从中越双方挑衅时说起。
大约在战争开始的两个月前，当时一些高级军官错误地判断中越双方可能只能停留在口水战层面，战争不可能打起来，况且中越之间一向关系良好，小矛盾不足以引起战火。所以，就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去走过场做个样子，好待日后升官发财时捞点政治资本。这些高级军官和地方高级官员的算盘打得比谁都响，而且计划周全。首先把孩子编到连队去做各连队的指导员和连长，然后做十几天样子又调到团部做团政委和团长。这样即便真打起仗来，团长和团政委一级的干部起码不用上到战争第一线去。如果时间允许或者说像珍宝岛那次的战争短期结束，他们就可以直接把孩子们从团长位置提拔到师长和军长一级，这样就算对自己交了个班，因为和平年代打的仗几乎都是在双方边境打几下枪冷弹就算了事，不会像打大战一样死那么多人。
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机遇啊。和平年代没仗打，解放军都吃8块钱一个月，提干升官都无凭无据无业绩可言，要把自己的儿子从一个士兵升为一个军长，那真是登天之事。现在机会来了，执输行头就惨过败家了，所以就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往连里送，往团里升，一个个削尖脑袋往里钻，生怕自己比别人钻得慢似的，还要亲自左交代下属、右吩咐老部下，那上战场保家卫国的决心比天都大，一时间部队中形成了一股精忠报国的热潮，就像一阵风一样吹遍了祖国河山，使全军上下斗志昂扬、威风八面，说的唱的比做的都要好听，似乎只有这些个高干子弟才配得上战斗英雄的角儿，中国就全靠他们了。
有些农村兵在部队当兵久了，人也滑了。部队里叫这科人为“油子兵”，他们首先认为这些高干子弟弄虚作假是在做戏给猿子看的，升官发财才是真。于是在前方就分成两大派，一方是“少爷兵”即高干子弟，另一方是“垃圾兵”即农村兵，这个外号也是高干子弟们给起的。少爷兵以为垃圾兵就是垃圾，一无文化，二无修养，三无品，四还粗鲁，五还头脑简单没什么思想。那文化水平别说多臭了，说连封家信都不会写。甚至连正步走都走不了，除了笨就是傻，因此只能做“垃圾兵”。而农村兵不服气，说这些少爷兵就是坏，什么好事都叫他们捞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们就削尖脑袋往部队里钻，怕吃苦呗。现在知道不用打仗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越南人的时候，又个个削尖脑袋想着升官发财，所以这些高干子弟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啥事都干不出来。如果战争真的打响，这些高干子弟又会削尖脑袋走后门往回跑，回家喝他妈的奶去啰。这就是这些少爷兵最后的结局，也是不言的结局。
终于，这些高级军官和地方高官们收到了可靠情报，知道这次主战派以多票压倒了主和派，中越战争一触即发。这些人傻眼了，纷纷削尖脑袋狼狈地把自己的孩子往回调。一时间全军上下又刮起一股后门风，把整个部队搞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这些人像疯子一样，脸都不要了，之前的积极性早已化为云烟，甚至前线各指挥部和指挥官每天要做的并不是如何计划打仗，而是要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应付这个首长、那个老上级，做的都是些与战场上无关紧要的人事调动工作。一时间，整个部队都无法正常运作，军心受到大大影响。
这事最后闹到中央高层，可是没有人去管这事，况且这事也是从高层闹起的，能怪谁呢？最后邓小平关心了一下，也因为他老人家的孩子都不在战场，所以才有后来的许世友骂娘这出戏，自然，高干子弟就成了炸敌人碉堡的奢侈品了。
·初到战区·
1978年的秋夏之交，我和阿权还有八位同上战场的学友一起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坐军用飞机来到广西前沿阵地南宁军事机场，一下飞机就感觉广西是个炎热的地方，虽然离广州只差一个省份，可我只去过广西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有多美一直都以桂林为宣传的，刘三姐的歌在这里流传出去。但曾听人说过，广西在文革时期有吃人肉的事情，红卫兵和农民竟然把出生不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当众开膛，然后各家各户把肉分掉拿来吃。据说有个村竟然八百人被吃掉，整个广西在文革十年里有十万之众被吃掉许多从广西运出的猪肉其实是人肉，只不过国人吃了还不自知而已。
一辆军用卡车从前方开来，把我们一行人共50多名后补骨干载到南宁部队，这里离友谊关不远了，所有的城镇和村庄已经没有平民百姓在此居住，一路所见的都是些士兵、坦克、大炮和忙着运输的军车。部队在这里安营扎寨，士兵四处可见，全是军人，他们占居了学校、工厂和农村，能住的房子都住上了解放军。百姓们何时搬走，又怎样撤离，这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事。最后卡车停在一所学校的大门前，我们这50多名后补骨干被安排在两间不同的教室里。教室的桌椅拼凑成床，之后铺垫上被子和蚊帐就可以睡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一帮人迅速集合，接着整个足球场和学校都站满了解放军，看上去有5-6万之众。我问阿权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来的，阿权也不知道，打仗就是这样兵贵神速，听说整个四十二军都集中在这里，总共四十多万官兵。我想这可是个大战役，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见的最大战役，我有点激动、兴奋，但最后就觉得可怜了，因为战场是要死人的，人在战场上就如同流星般说没就没了呀，我不过才20出头，万一战死，也太年轻了吧！突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一看就看见许世友走在首长们的前面。后来我还看见江伯伯，阿权也看见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看见没有，大伟他爸江伯伯。”我告诉他，听说大伟也上战场了。
说到大伟他是我的忘年之交，江伯伯是我父亲过去的警卫员，和父亲出生入死来到广州，他一直在部队没有下地方，现在已是一名军团一级的政委了，级别相当一个军区副司令员，官当得可大了。可是他从来没有优待过自己的儿子大伟，总是把大伟放在部队最最艰苦的地方，从不搞特殊化。大伟自生下来就没有沾过这个高级军官的光，大伟总对我说：“如果他不是我父亲就好了，可偏偏他是。”大伟的妈和我妈也一个鼻子里出气，说有什么官就会带出什么兵，两个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一个脾气，没啥可说。
想着想着，也不知司令训了些啥话，总之话语是很激昂的，带有鼓舞人的意思。说完台下一片掌声。接着首长们都走了下台，和士兵们一一握手。很幸运，当首长走到我们面前时，我和阿权同时行了个军礼，接着许司令摸摸我的头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老首长的儿子？”而后看着江政委。江政委马上说：“是的”。“那好啊，就把他留在指挥部里做个见习指挥官嘛”许司令对江政委说。江答：“就这么定了，小草，阿权你们俩就分到指挥部，今晚6点前到指挥部报道。”
我和阿权像检了金子一样欢天喜地，马上向许司令和江政委行了个很正规的军礼“是”。全场官兵的眼睛都射向我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可是司令钦点的兵将啊，叫谁谁光荣，叫谁谁都乐！阿权显然是沾了我的车边，他常到我家玩，和江大伟也很熟，有时江政委到我家拜访，总是看见阿权，因此认识了。所以江政委趁着许世友的命令之声，顺便也带上了阿权。这不是沾光又是什么？阿权总是不会否认，总认为他的生命有一半是我给他的，虽然有点言过其辞。的确这也是值得我们显耀的，也是几十万军人、甚至全军战士梦寐以求的事，因为你一被司令员点名进入前线总指挥部，按部队惯例你已经由原来的连级升为营级，这是不立功升官的最佳途径，表明你未来的前途似锦，这是其一。其二是不用亲上火线，不上火线就注定你在这场战役中不用送命，这样的命不但给保下来了，而且还很值钱，很容易你就能做人上人了，这是其二。其三是如果在战役中被司令员亲自带做实习指挥官，那你就成为军队的接班人，至少在部队里混个军长、司令官的一点都不难了，仕途一片光明，这等好事叫谁攀上都能睡着觉、发着梦也会偷笑的。
会议结束后，我和阿权马上回到学校宿舍收拾好行李，就提前往总指挥部方向走去，一路上让我看见了真正的大部队战前的调防和运作，那可真叫壮观。可是仔细看后，又觉得怎么进驻广西的各部队军人和军车及军械装备会让我这么吃惊？我发现，国家一直在宣传这支强大的军队，竟然在装备和士兵的服装上是那么破旧落后，在此之前我就听到军方对每年拨给他们的军费不满，认为国家财政拨给他们的军费根本养不活如此庞大的军队。记得去年政府拨了点军费给部队，那也是在一位中央高层领导关心过问下才从其他地方拨给军队的，听说这个领导人就是邓小平。但这点钱仅够把现役军人的待遇提高一点点。至于装备上仍然无钱去改变。在这次中越战场上竟然还可以看见许多打珍宝岛时用的火箭炮和二战时期苏联红军用的喀秋沙炮。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除了经费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一次没有“悬念”的侵略战争·
终于找到了前线总指挥部，我们俩都被分到第七指挥所，在那里我们只做些杂活，比如搬搬抬抬地挪这张办公台，一会又要挑担去摆设那些假的战场，就像电影里看的那样，把敌方的地形、山头、山洞和碉堡，甚至连同小河都要精确无误地摆得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偏差。因为越南是个山组成的国家，除了南越有点小小的平原外，几乎往北、西北和东北一带都是大山群和杂树丛生的大山岭。还好了，靠近广西这边比较偏南，从地形来讲是越南的弱势，我军攻打越南基本没有什么悬念。从军事实力来说，越南一直在和美国打仗，其军事装备、吃喝拉撒哪一样不是中国政府无偿支援越南？所以从军事上、物质上和人力资源上，越南从根本上无法跟中国比，解放军打越南也就毫无悬念可言的。就像两个大人打一个小孩，有人说连美国佬都打不赢越南，这是不知者不治其罪也。其实美国打越南从根本上说是在跟苏联和中国在打仗，三个超级军事强国利用越南这片土地发泄他们好战的心态，而不顾越南人民的死活。在那里相互比拼，竞争较量，甚至不少解放军还把越南比作操练的实战场地，在越南陈兵几十万，美其名帮助越南打美国，实质上是在那里练兵强军。所以他们对越南的军事和地形了如指掌，甚至连那个越南军官的脾性和嗜好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再说许多越南军官，都是中国给培训出来的，甚至他们脑子里有多少斤两，中国不用称都能说得出来。因此那次的美国对付苏联、中国和越南不败才怪了。
而这次的中越之战，种种迹象表明，越南方面只有挨打的被动局面，想反抗也是拿鸡蛋碰石头而已。加上越南已和美国打仗时遍体鳞伤，像个老弱病残的病人，没有多少招架之力。因此，要一个弱者去对付一个强大的侵略军，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吗？所以中越双方，解放军是在打一场无“悬念”之战。我和阿权及几个参谋都很高兴。
这一夜，我们很高兴地准备睡觉，突然江政委来了，他看我们建筑好的攻防山形后很高兴地表扬了大家一番，还讲了几个有趣的打仗故事给大伙听。后来他把我和阿权叫出去，告诉我：“你们赶快坐我的车到大伟那里去一趟，大伟在某尖刀连当指挥员，他知道你们也上战场了，很高兴想见你们俩一面。不过要快去快回，一个钟头以后要回床睡觉，不然我就给你们纪律处分，听到没有！”我和阿权很高兴地说听到了，接着猴一般的速度跳进了江政委的专座吉普车。一路上，我真想回头跪在江伯伯的面前磕三个响头。
·谁先下阴府就要在阴间保佑没死的人·
很快来到江大伟的尖刀连，大伟好像早有准备一样站在他的房门前迎接我们。见到大伟我们都很高兴，相互拥抱着都不想分开。最后还是阿权开了腔，说你们这样抱下去时间都给耽误了。这时我和大伟才分了开来，然后一起进了房，更使人惊喜的一幕又展现在我们眼前，我妹妹阿菲也在里头，都是江政委安排的。这是我在战场上第一次和妹妹见面，难免有点激动。可没有想到的是，妹妹比我还要激动，只见她直冲我来，到我面前就把我紧紧地抱着不放，而且还大声哭了起来。女人嘛就是用泪水做出来的，不然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呢？不过我也不拒绝妹妹的拥抱和哭声，因为这一切我都能理解。还是大伟先开了口才解决了妹妹的哭闹。大伟走过来对我说：“你看我为你准备了好听的，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好好消个夜，喝两杯。”“那是，酒肉穿肠过、朋友心中留嘛，今晚好好喝上一顿，也不知何时才能有这个机会了。来吧干杯。”
阿权说完就把满上的酒杯分别给我们三人，他自己先喝了第一杯，然后再给自己满上杯后，才和我们碰杯。大家都说这小子贪酒，他也不怕认了，接着我才一同把杯中的酒全部干了。记得我在幼儿园时就认识大伟哥了，他比我大好几岁，我小班的时候他已是大班了。幼儿园是广州军区开办的，叫“八一幼儿园”。幼儿园里都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和地方高级官员的孩子，我是江伯伯搞进来的。这个幼儿园是全广东省出了名条件好的幼儿园，能进去的人都是有路子的。
我和大伟就在这里开始做朋友，白天我们不是一个班，但晚上我们俩都因为父母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看管，才全托在幼儿园里，晚上全托的孩子不多，所以都没有分班睡，大班和小班睡在一起，我就和大伟哥睡在对面床。睡觉前我们总是趁阿姨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小声说话，有时还钻到一个被窝里一起睡，反正我们俩好极了，像兄弟一般。后来大伟哥上小学走了，可是周末总要到我家来看一看我才回家。文革时期我父母被镇压的时候，我曾在大伟家躲了一年多，因为文革运动并没有冲击部队，所以躲在部队里最安全。后来为了不连累江家，我父母决定把我们全家一起带到韶关铁矿去，也不要留在江伯伯家。记得当时大伟还求我父母把我留在他家，可是我还是被父母带走了，这事让我总难忘。
大伟哥的命运似乎属于部队的，他从出生那天起就没有离开过部队，幼儿园是在“八一幼儿园”，中小学也都在“八一中学”，高中毕业后就参军了，而且一直在从军，直至如今在中越战场上仍然是一个打头阵的马前卒。中越战争后拍了一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片子里的许多资料就是由他提供的，那位指导员其实就是江大伟的影子。不过许多重要而真实的资料被删除了，但还是把许多战前的壮观表现出来了，尤其高干子弟与农村兵的矛盾，还有走后门的事情，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事情，几乎体现在整个中越战争开打之前。其实这也很正常，换了谁都会如此，这是人之常情。不过，后来大伟哥是个好样的，他扛着两具尸体冲向敌人碉堡，是一个现代式的董存瑞人物。可是他炸完碉堡后却人还活着，是一个活董存瑞。“喝酒、干杯，为我们的不死而干杯。”
又是阿权那破嗓门，大家又干了几杯酒，时间也就剩下一点点了。我光顾想过去的往事，却忽视了和大伟哥谈话，其实都是有关这次战争的一些内部消息，尤其是中央高层领导谁是战派，谁是反战派。听说军队派主战的人多，尤其是邓小平，这个毛泽东早已下了结论的人，在毛去世后露出了杀人不见血的尾巴来。毛在延安时就说：邓是个不管部队战士死活的战分子，这个邓矮子就怕我和朱德，林彪算是半个，恩来是他的保护伞。虽然毛当时是开玩笑说这番话，但也说明邓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人。现在毛、朱、林、周都不在了，他就更没人管了。所以小小的中越边境纠纷，他竟然大动干戈，挥师越南，只为了那么一口气而已。这口气可是以许多解放军的生命来作抵押的，他老人家却一个孩子都没送上前线当炮灰。
不过，这些个国家大事业由不着我们去掺和，我们还是顾顾自己吧。最后我妹妹小菲提出建议：“战争是要死人的，如果我们四人谁先进入阴曹地府，就要在阴间里保佑仍然活着的人；如果我们四人中有谁能在这场战争中活过来，就要为死去的人立碑扫墓。直至老死，然后传给子孙后代，让他们继续为死者扫墓下去。”说完就拿起手中的杯叫大家举杯以作认同，我们三人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杯，并碰杯把酒全干了，这就是我们这一夜最伟大的誓言，我们分别拥抱在一起，作最后的分别。
血色岁月(五)——写在中越战争30周年/小草
毛泽东觉得有一个人使他很不放心，这人就是许世友。他站起来走到许世友跟前，然后拉长着脸用极其严厉的口吻说：“你呢，是从少林寺打出来的和尚，既不怕天也不怕地，火里水里一碗酒，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不呢？这样不行的呢。我嘛送你一句话，你要好好学周勃（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是一位厚重少文的将军，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柱石），你知道吗？”
“是，主席说的是，我全都记住了。”许世友回答。毛又问：“我叫你读《红楼梦》读了吗？”“读了。”许世友简单干脆地回答。毛泽东又不冷不热地问：“你读了几次了呢？”“一次。”许世友依然不敢多说，怕多说了会说错话，也是用两字回答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马上装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两眼一瞪，恶恨恨地对许世友说：“什么？只读了一次，这不够吧，难道我的话你也可以当耳边风，读一次，这分明是在敷衍了事应付我啊，看来你的胆子不只是和尚打伞那么简单了。我告诉你，我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你呢，对了，还包括在坐的各位将军们，大家都可以跟着许世友一起去少林寺，我呢就带着王洪文和一班小將们上井岗山，咱们再来一次中国内战，打一场人民战争，打一场全国性的解放战争。我们都来比一比，看谁能打得过谁，看谁能有本事先坐到北京中南海这个位置上来，好吗？以免大家都说我坐这个位置不公平，老占着茅坑不拉屎。其实，这个位置想坐的人很多啊，从古到今，历代将相，为了这个位置杀得头破血流，六亲不认，兄弟无情啊！我吧，81岁的人了，也活不了几天了，你们还都不老，比我力气大。尤其是你许世友，好练武功，一身是胆，我的话以后你是可以不听了，是吧，我的位置你现在你就可以马上上来坐。请吧，许主席，大家叫许主席万岁啊，呵呵，呵呵，来呀许主席。”毛主席说完，就想离开自己的位置去拉许世友。就在这要出人命的关头，许世友马上飞扑到毛主席面前立马给下跪求饶，并向毛主席保证说：“我许世友永远只忠于毛泽东一人，誓死保卫的也永远只有毛泽东你一人！决不有二心。”
许世友话音刚落，所有在场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员都异口同声地高喊：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大家喊了有十遍以后，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才觉得刚才那口气算是出了。于是他又挥了挥那常用的招牌摇手，示意大家停下来。等大家都停下之后，他才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我呢，要说嘛也是个古道中人，是个重友谊的性情中人，也讲的是义气。这么多年了，大家也都看到，也都知道，对不。还有啊，我这个人最最讨厌的就是不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为，这样不好啊，叫谁谁都不喜欢，对吧。我这个人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缺点，而且还很多，我自己知道。但我老了，不喜欢别人说，更不喜欢别人叫我去改，教我如何去做，我想改的时候我就会改的，大家给点时间吧，好吗。”
可别小看毛泽东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从此共产党就有了犯错误、杀错人、做错事和走错路而不许任何人指出和纠正了。谁要是站出来对中共的错误说一句指正的话，这人就会被打成反革命。人民只有执行的权利，其他权利被全部剥夺了。
这时，毛泽东又开始打圆场：“我呢，也不是那种对别人马列、对自己自由的人，我呢是一个很讲以身作则的人，在这里我叫大家读《红楼梦》，并不是只叫你们读而我自己不读，我也是很认真在读啊，不信，我就在这里给大家背一段《红楼梦》的章节让你们看看好吗？你（指着王洪文）去拿一本《红楼梦》的书来，把它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用幻灯投到银幕上去让大家看，让大家做个监督，而我就不准看，只是背，大家说好不好呢。”场内没有人敢出声，于是毛泽东就开始背起来了。倾刻，全场响起了雷鸣般掌声，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又摇摇他那招牌之手示意大家停下，不失时机地叫大家一起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站起来亲自指挥领着大家一起唱，尤其是第一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切莫全忘记……。”这次会议后，全军全国掀起了一场读《红楼梦》高潮，还在全国全军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我们广州军区，几乎每天都在搞歌咏比赛和《红楼梦》诗朗诵比赛，许司令是最为积极的一个。不但自己亲自抓这两件大事，还每场都要亲自上阵做总指挥和总裁判。他不论在任何时候，大小会议都对干部和战士说：“唱歌比赛和读《红楼梦》是目前军区最大的政治工作，关系到我们是否听毛主席的话，是否忠于毛主席，是否忠于党中央，更是衡量我们是否热爱毛主席。”除了许司令以外，八大军区的司令员都一样，一个比一个积极，无形中在全国掀起了读《红楼梦》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治运动。毛主席只用一部《红楼梦》就打败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尤其打败了无法无天的“和尚将军”许世友。中共的这段历史也是鲜人为知的哟！
·不敢说，想还是可以的吧·
陈主任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稍许，他又感叹地说：“毛泽东啊，他要的不是你的智慧和才干，而是……”这一句陈主任讲得很沉重，而且也没有讲完，说明他心里很不喜欢毛泽东这一做法。不过作为大主任，确实有难言之隐，而且对着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毛孩也不想讲得过于太深，于是就借故上厕所而离开了我们。他走后我们就激烈讨论起来了。首先阿权开讨：“毛泽东太不可理愈了，只要大将军们对他不分是非地愚忠，别的统统不要，这不是要人做唐吉司嘛，不，是阿Q……”“是愚公吧。”阿兵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其实哪一个皇帝包括毛泽东在内不是这样呢，都是想所有的将相和百姓做他的狗奴才，百依百顺，永远服从，还要对他们毕恭毕敬，见面都要三呼万岁，三叩九跪，那一样都不能少，这就叫做愚民政策，好让你永远愚忠于他，做个彻头彻尾的大蠢才”。
阿涛说上了一句不是真理却又很在理的话，把讨论中心的议题全给拉开了。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不休。我和他们几个生长的环境很不相同，他们都是部队里的子弟，文革运动部队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们的父母都基本没有被挨整和批斗过，也就没有像我那样受到任何的迫害，因而说起话来比我胆子大得多。文革十年间全国被整死的就达8000万，我可以活到今天就很不错了。毛泽东有了“愚公移山”这一武器后，就可以整倒所有不服他和不忠他的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老革命都是被“愚公移山”精神给整得死去活来。所以邓小平翻身以后，他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愚公移山”，并把“愚公移山”从中学教课书本上给完全废除掉，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特别是许世友也是受其害最重的一个。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我高兴的，用“愚忠”的方法可以让我和许世友交上朋友，因为既然每一个当官的都喜欢自己的手下“愚忠”于他，那么许司令肯定也是一样。
·东山少爷 西关小姐·
在黑夜的天空上有一架飞机在高傲自由地飞翔，滑过了天空，穿越了云层，跳过了两广(广东和广西)疆界，来到了美丽五羊城的上空。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飞鹰牌香烟，放在嘴里点上火，并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股浓浓的烟圈来一个一个地弥散在整个机仓里。坐在机窗前向外望去，看见广州的白云山魏魏屹立在五羊城的北面，蜿蜒如龙的珠江把广州城分成南北之国，珠江两岸的百家灯火把广州城照得一片通明。古时候的广州曾经是“南蛮之地”，京官被皇帝貶职霸官、发配边疆的人都会被远送到广州来，故广州又多了一个别称“南蛮城”。由于这个别称的原故，广州人又被北方人称为“南蛮子人”，广州人的地位是卑贱的，被人看不起。新中国一些南下高官们包括许世友也都看不起广州人，口里总是挂着“这些南蛮子人全都是一群愚蠢的野蛮民族，只知道吃，啥都不懂。”他们还抵诿广州话，把广州话说成“南蛮子话”而不给自己的孩子讲广州话。在他们看来，广州话是低劣的民族语系，普通话才是最高级的语种。因为普通话是中共官方语，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只准讲普通话。我们家也不例外，尤其我那满口山东乡音的父亲要求最是严格。还好现在广州人有钱了，谁还管你讲什么语种呢。
中国有句民谚：吃在广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广州人爱吃爱到凡是背朝天的动物都要吃。不过，广州确实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光是那早餐就让你想死了，一盅两件，叉烧包，烧卖各一笼，一壶普尔茶。再不是就来一碗明火白粥，吃一碟牛肉拉肠粉，也是很滋味的唷。想到这，我的心就开始激动，嘴就馋，人也坐立不安，狠不得马上跳下去饱吃一顿。真是没想到，居然在中越战争开战前，我还能回广州喝早茶，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广州有句民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这句民谚由来已久，它告诉人们：过去的广州只有两种人是城市主角。一是官爷们，住在广州的东山区，当地百姓把他们称为“东山官人”，他们的儿子就称为“东山少爷”。一是有钱的商家，住在广州的西关区，百姓把他们称之为“西关财主”，他们的女儿就被称作“西关小姐”。故有民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他们官商勾结，通常都以“东山少爷和西关小姐”联婚的形式来完成。
中共掌管广州后，这个传统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发扬光大。广州除了是广东省首府外，还是广州军区司令部。这两个广东省最重要的部门就座落在广州的东山区，紧挨在广州东湖公园的旁边。这一带住的都是广东省和广州市五套班子的领导和军区大首长们，故广东人称这里是广东的中南海。过去陶铸在广东当省长的时候就说要把广州建设成东方的巴黎，世界的东方之珠！可惜他那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至今许多老广州人一提起陶铸都会从心里怀念他！数十年后的今天，“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就只剩下东山少爷了，西关小姐早已销声匿迹，被文革运动剔除了。虽然东山少爷还保存着，可是这里的两个主人却像一对血海深仇的敌人一样老死不相往来。这两个人就是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和广东省长兼省委书记习仲勋。他们的结怨听说是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烙下了。这样就给中越战争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有一次我们在军区司令部开会，讨论中越战争的事宜，军区党委以政委向仲华的名义拟定了一份邀请函，邀请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参加。许世友知道后就很不高兴，不但没有参加会议，反而一个人私自坐飞机到广西去打猎了，还拉着当时的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海一起去。这样的事在许世友身上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谁也拿他没办法，天皇老子都管不了他。不过，有一个人的话他还是听的，这个人就是王震。
·荣幸和广州空军司员王海握手·
终于，我们的飞机在广州军区空军沙东机场降落。下飞机后，刚好碰见去北京开会的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海和政委朱云谦。陈主任马上走过去和他们握手，我们大家也趁机走过去握手。当我握到王海的手时，我还有意使劲用力跟他热情地多握了几下，以表示我对他的无比敬意。因为，他是我崇拜了多年的空军战斗英雄。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就是他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所以我才如此用力地和他握手，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能注意到我。他也对我笑了笑以示他的回敬，还对我说了一声：“你好。”把我乐得心里扑咚扑咚地跳个不停，而且还忘记了回王海司令一句“你好”。现在想来，觉得还蛮丢人的。尽管如此，那次和王海司令的握手，到现在我还感到很荣幸！因为能和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握手，这是最难得的一件大事。也许，作为一个粉丝，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回报吧。之后他就被陈主任拉了过去，他们俩大约说了五分钟的话，就完事了。然后我们把他们送上飞机，就回广州军区了。
到了军区之后，我们几个年轻小伙子暂时被安排在军区招待所住。本来陈主任安排我们个人一房间的，可是他们几个非说要和我们一起住，我和阿权也不好拒绝，只好同意了。陈主任也只好向服务台的女大兵服务员要了一间大房，供我们六个人住。办完住房手续后，陈主任就回自己家了，他家就住在东山区东湖旁“中南海”的高干区里，和许司令家只相隔一条马路。这是军区为了他能更好地照顾许司令，才把他家安排在“中南海”的。而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广州“中南海”里面，离许司令家也不过有几个街口而已。不过，我这次回广州是公干，而不是探亲，所以回家是要经过部队首长批准才可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军队嘛，就是应该有一个严明的纪律，不然就不要叫军队了。
在女兵的引领下来到了招待所三楼8号房，靠东南向，是间既大又好的房屋，我们看了都很满意。女兵把该交代的都说了一次，然后不好意思地走了。阿兵还打趣地说：“她是看到有这么多俊狼才不好意思走的，阿连，尤其是你去一趟广西，就把你急成这样，见了女人就连自己姓啥名啥都给忘了，真没出色”“去你的吧，你小子说的是你自己吧，可别把我拿来玩，啊！”阿连回了一句。
“是谁在那里大声吵吵闹啊，深更半夜的，你们不睡，别人还要睡了。”这声音听起来大家都觉得很熟，会是谁呢？正当我们都在差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我们后面跳了出来，还把我们几个吓了一跳。认真一看，原来是阿光。“你这臭小子，把我们大家都给吓了一跳，你来这干啥，不好好在海军基地呆着，跑到我们军区来想干坏事啊。”阿兵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不，搞破坏这等事只配你们陆军去干，轮不上我们海军，我是来军区开会的，要开到下星期二，也是有关中越战争。现在，全军都在搞战前总动员和誓师大会，可热闹了。”阿光说完后，大家都颇有同感。不过阿光又提议：“这两天他一个人可闷了，很想和我们出去烧夜，问我们和不和他一起去。”大家都同意，于是就一同出去了。
走到半路时，我觉得这样不大好，因为这属于私自离营，军区纪律不允许的。但我又不想扫他们的兴，所以就借故要赶写报告而拉着阿权一起回去了。当然，他们也很知趣地没有助拦，还很客气地叫我们赶紧回去写，说要打包回来给我们吃。于是，我们就在半路上分手。他们出去吃烧夜，而我和阿权就回招待所写报告。
回到招待所我看了看手表，才晚上九点钟。今天正好是星期五，按例明天星期六是部队休息日，星期天也是。所以军区里的营房都还灯火通明，士兵们有的在打牌，有的在下棋，以各种娱乐方式享受着周末的欢乐，军区里还有电影和杂技表演等节目供大家观看。
·建议中越前线总指挥部改在南宁·
我和阿权就没有这个福气了，不过当我们想到这两份报告的重要性时，都觉得牺牲这点娱乐又算得了什么。目前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早写完两份报告。况且这两份报告又是给许司令写的第一份报告，对我来说是不允许有任何闪失的。而且，我也是特别想为自己交上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于是，我就叫阿权开始动笔写报告。
首先，我们把第一份关于在凭祥做指挥部的报告列了一份题纲，分作四个大部份，前三部分主要是按陈主任说的去写，由阿权执笔来完成。第四部分则由我来写，这部份我加了一点自己的建议。我认为：如果把指挥部放在凭祥有点不大妥，因为凭祥太过复杂，那里除了越南人多以外，还有就是越军对那里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这本身对我军很不利，危险性就大大地增加了。
再说如果凭祥作为我军的总指挥部，整个广西边防境中它也不是最为理想的地方。那里没有现成可供大批战斗机使用的飞机场，这就给许司令去指挥空军作战带来无穷的困难。公路的状况又非常恶劣，就给大兵团的现代化机戒部队作战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坦克和装甲部队。再就是那里没有良好的港口码头供海军军舰使用，不利于有效地指挥海军的作战。
综上所述，凭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适合海陆空三军共同作战的地方，也不能为许司令全面指挥军队提供良好的条件。因此，中越战争的前进总指挥部不能设在凭祥。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前线总指挥部的地点应该是广西的南宁。南宁是广西的首府，也是广西军区的司令部，那里还有广西空军的大本营，南宁空军的飞机场就在市区视线范围之内。而且南宁离北部湾海也不远，北部湾本来就有我们的海军基地。所以，南宁是海陆空三军齐聚的地方，这样对我军的三军集结非常有利。因此，我认为把指挥部安设在广西南宁市是最合适的。
这个想法除了我有之外，连当时的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也有这个提议，只不过陈主任当时要按许司令的想法和指示办事，才给否定了。不过，我还是把它写进了报告里，因为我觉得，乔书记讲得确实有道理，而且把指挥部设在广西南宁，又可省去诸如赶越南人等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事。再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南宁也比凭祥强一百倍，你说指挥部要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安全吗。如果连指挥部都不安全，天上飞的不是敌人的飞机，就是敌人的炮弹，那总指挥（许司令）能安心指挥战斗吗？如果不能，那中越战争的胜利又拿什么来保证？所以说，要打胜仗，指挥部的安全是第一重要。总而言之，在广西南宁设指挥部比在凭祥设指挥部要好一千倍。
我一高兴，还把指挥部的名字都起了：广西南宁前进总指挥部——后来被军区司令部定为：广西前进指挥所，地点设在南宁市西园一号大楼。
第四部分终于写完。阿权也是位快笔手，在我写完不到五分钟，他也写完了前三部分。这样，凭祥报告的草稿就全出来了。我们俩很高兴，也松了一口气。阿权扔来一根烟，我把它放在嘴里，点上火，出力地大大吸了一口，并把浓浓的烟雾从口里吐出，整个人才算卸担下来了。
（未完待续）
这是文章的第5部分。博客里还有前4部分。
按顺序读才会清楚时间和情节的顺序。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没看1-4.
最近流行这个。 。看着真实，能忽悠人
中间插入的那段很奇怪。象是从哪挪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