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连载

几乎一夜之间，大江南北各大网站都在热议一本书——《中国不高兴》。这本书被称为是多年以前《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用一句曾经流行过的话说，爱这本书的人，几乎对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恨这本书的人，对这本书的作者百般诅咒。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使本书呈现一个明快的结构路线——“破”“立”“反躬”。即：中国现实批判，中西关系揭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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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作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作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是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3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50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50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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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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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们有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让我们在1949年后快速搞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在人家对我们产业转移的同时用金融工具吸我们利润的时候，核武器这个东西没有被粉碎。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
　　对迟滞大国的核武器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发生的格俄冲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美俄在核力量上本来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国霸王硬上弓，非要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要在俄罗斯洲际导弹的起飞段拦截人家，最终破坏这种冷战期间双方用钱夯出来的所谓“恐怖平衡”，所以俄罗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用反击的方式维持平衡，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随着美俄两国的战略博弈越来越明显，在军事上的争斗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上演，这让中国年轻人看得很清楚，而他们自然会思考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资源，所以西方的战略是全面粉碎，通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范围内把你围住，使得你的核武器这个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后达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为按照美俄的谈判，双方的核弹头要裁减到1700-2200枚，然后再谈，将核弹头降到1000枚。俄罗斯说我们可以不干，但是不干，美国也有招儿：别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腾你，一折腾你，老百姓就烦你，烦你你就得下台。当年俄罗斯军官为什么称戈尔巴乔夫为“导弹脱衣舞总统”，把叶利钦称为“用核安全换酒喝”的总统，就是指俄罗斯当时在西方的各种压力下主动销毁了一万多枚核弹头。你不销毁不行，我有别的办法，断粮断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内部支持反对力量，反正让你不舒服，让你的民众不舒服，让你的政权失去合法性。但问题是，这次美国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几万军队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还要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新出了一本书《美国怎么了？》，里面说得很明白，就是布什政府的政治不正确，利用“9·11”满足了石油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求，根本没有把打击恐怖主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但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精英们，在俄格冲突上暴露了美国真正的“大目标”，这让俄罗斯这种有过“大目标”的国家后背发凉。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的“大目标”把俄罗斯逼上了一条探索“大目标”的道路。而从俄罗斯的资源来看，它不在军事上回到苏联时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罗斯拼命试射洲际导弹、在冷战后首次派军舰访问拉丁美洲，这都有前苏联的影子。
　　2003年5月，一直在前苏联被禁止的美国披头士乐队到了俄罗斯的红场开了演唱会，本来规定是2万张票，结果12万俄罗斯年轻人拥挤在了红场狂欢，而最让年轻人激动的是乐队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创作的《回到苏联》。从网上的录像上看，全场疯狂的俄罗斯年轻人在他演唱时，挥舞着前苏联的镰刀-斧头国旗，高声喊叫，而当时普京就在场。他随后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时，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换成了当年苏联军队插上德国议会大厦上的那面旗子。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俄罗斯在西方的压力下，运用新的软实力在年轻人当中建立“大目标”的操作。
　　从军事角度看大国间的博弈，是中国重新建立商战“大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事实上，目前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紧部署“宙斯盾”反导驱逐舰（美国18艘、日本5艘），同时美日双方准备共同开发的射程500公里的拦截弹，正是未来要对中国洲际导弹在起飞段就进行拦截的。可是像这种关系到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动向，似乎只能在军事论坛和少数军事期刊里讨论，只有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会看到，而在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把这种威胁作为边界条件来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只是一味地谈经济，而谈经济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逻辑和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大目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现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让民众看出了一些东西。西方产业转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较实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世界工厂”，让中国生产低端的东西，然后在中东和中亚控制石油。同时，在你变成“世界工厂”后，粉碎你自主工业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业的办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业，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资源来扶持你的低端产业，然后用金融工具来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业，这是对付中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工具，让你吃金融伟哥和金融催情药，使得你的大量资本不能投入自主工业，一方面进入金融这个赌场让他们抽走，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换汇变成他们的债券。现在的结果是他们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乡潮出来了，中国股市也砸了，这就给我们的因保护奥运火炬而诞生的“中国四月青年”，在5个月后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课。原来让自己不高兴的东西，先是一种大感觉，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人关于中国要不要购买美国债券救美国经济这件事上的反弹，实际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5亿美元左右的武器，当时网上年轻人都反对购买美国债券。虽然有些学者从经济学和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认为年轻人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敢公开出来讲，官方至少当时也马上否认再次购买美国债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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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而一旦小孩看清了这一点，问题就出来了。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他们深知要单独购买五轴数控机床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难。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有些知识精英所说的义和团和红卫兵，那他们应该凡是法国的东西就都应该砸了啊。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8年，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我曾经就俄罗斯80后的状况写下这样的话：“尽管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俄罗斯年轻人对国家的历史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过相似的苦涩记忆——1991年苏联的解体让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这些年轻人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动荡的前苏联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笔下预言的前苏联解体后精神空虚、消费至上的‘百事可乐一代’。这些伴随着互联网以及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们抛弃了那种公文式的说教语言。对于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以及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更有吸引力。”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我们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在讲：我们领导层、我们精英层如何如何好，靠他们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过于乐观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吧（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基数大，5%当然是很大的数额）。印度人笑了：你们太廉洁了，我们是反过来，95%被贪污了。
------------------------------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___刘仰-------------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不愿意向别人借钱，然而这几年情况有很大改变。前几年，我遇到一个杀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平时接触也不算太密切，有一阵子不见了，偶尔遇到。据说他在搞一个大工程，眼看就要发大财。我是衷心希望我身边的朋友都能发大财，万一哪天我缺钱的时候，找人借钱不是更方便吗？过了几天，该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手头临时缺几千块钱，问我能否救个急。巧了，我刚发工资，看他时间分寸掌握得多好。朋友有困难暂时帮一下也是应该的，于是我说：过来拿吧。几千块钱借走了，接着两三年就没了消息。其间偶尔打个电话，放不下面子，没好意思提还钱的事情，几千块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知道对方还在北京，还在搞大工程，忙得很，不便催他，但是心里总是不舒服。
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正巧遇到他也在请别人吃饭。打了招呼后，双方的客人互相介绍一下，我动了个心眼，对大家说：今天本来我请客，居然遇到一个替我买单的。该朋友有点不好意思，趁其他人看不见的时候，悄悄还了我一半。
如果借钱的数量再大一点，比方说几万、几十万，对方如果不还，估计要上法院了。我常对人说：如今借钱给朋友，最终结果，要么钱没了，要么朋友没了，当然也可能两者都没了。但是，如果借钱数量再大，几百万、几千万，即使朋友没了，也不能让钱没了啊！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伤感情不说，打官司的结果无非是冻结财产，拍卖资产，目的就是要把钱讨回来。但是，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借的钱，数额巨大，而且超过了他的所有资产，拍卖干净都不够还债，怎么办？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向银行贷款的人不少，假设你向银行借贷10万，如果你不还，银行会采用各种手段逼你还钱，上法院、查封、拍卖等等，直到把你的资产变成钱还给银行。但是，如果你向银行借贷10亿，你的资产全部拍卖还不够10亿，银行会怎样？实话说，这时候你就是老大。只要你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劲头，银行恨不得派保镖天天跟着你，生怕你哪天被人害了、跑了、自杀了。银行会给你说好话，求你即便不能全部还，哪怕先还一部分也好。如果这时你对银行说：再借给我1个亿，否则我不能赚钱还你原来的10个亿，说不定银行也就答应了。所以，在现代社会，借钱这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借巨额的钱。借小钱被人看不起，而借大钱，一直借到自己根本还不起，你就是英雄，就是人才，你就是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当今美国正是如此。
美国到底欠了多少债？《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一篇署名钮文新的文章《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给美国的债务算了一笔账。该文介绍说，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万亿美元。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而美国事实上已经达到81.6%。当然，在国家债务率上，有些国家比美国更高。这篇文章引用其他人的话介绍说，美国实际上的债务比这要多得多。美国某基金会总裁大卫·沃克尔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什么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如果摊到全世界头上，平均每人欠债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人一辈子都赚不到9000美元。
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该文介绍说，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6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已经破产了。
那么美国为何没有破产？这就是前面说的，当今社会，要么不借钱，要么就狮子大开口，借得别人不敢让你破产。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无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让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元，其他国家不得不掌握了大笔美元债权，如果美国破产，其他国家也将跟着一起破产。因此，美国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美国如何能够做到绑架全世界？因为它有巨大的武力，逼迫全世界不得不共同接受美国的借条——美元。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比喻为一个集贸市场，美国就好比这个市场上的黑社会老大，他给每个摊主打白条，拿走别人的东西。人们也许相信他能偿还，他有时也确实偿还一点；人们也许不敢不收美国白条，因为他说不定就动武，这个集贸市场没有强大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公平的法律，美国作为黑社会老大左右了这个集贸市场。如今，每一个摊主都明明知道，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已经无力偿还全部美国白条，眼看着美国白条即将成为废纸，但是，人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暂时护着他。
一些人总是说，只要学美国就能强大。其实不然，理解了美国赚钱、抢钱、骗钱的方式，理解了美国绑架全世界的方式，就该明白，美国是学不来的。跟着美国学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最多做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小跟班、小马仔，帮着它一起欺负人，分一点甜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把集贸市场做得更大，美国打白条拿东西的对象更多。
那么美国的这种寄生虫的生活方式能持久吗？
寄生虫以消耗寄主的营养为生。当寄主摄入的营养大于寄生虫的消耗，问题暂时还不大。如果倒过来，寄生虫的消耗大于寄主摄入的营养，寄主将日渐消瘦。如果不及时治疗，不及时清除消灭寄生虫，寄主最终会死去，到那时，寄生虫也会死去。美国就是这样的寄生虫。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世界经济的癌症，我们说不清现在属于中期还是晚期，因为这种病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早已不是初期。动手术是必然的，大难不死是幸运的。即使侥幸保住性命，美国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怎么来吸取教训？比方说，知道美国是因为抽烟而得了肺癌，那么其他国家就该戒烟了。学美国，某种程度上说，知道美国是怎么死的，就不要再像美国一样。为此，人们应该感谢美国的舍身、献身精神。日后，人们会长期缅怀美国作为反面典型的贡献。
说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他的没出息，是因为他没有借好几亿的钱。他借不到好几亿的钱，是因为他没有像美国一样有绝对的武力，让别人不敢不借。所以，他弄得名声不好，不像美国，反而成为一些人无比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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