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抽烟问题上他虎头蛇尾，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却是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他来了以后，下决心抓课堂秩序。他没有采用孙杨老师用的“苦口婆心规劝法”，也召开班干部会议，但不是泛泛要求班干部带头，而是规定班干部轮流值日。专门给了一本值日用的本子，要求值日的班干部及时制止随便下位，讲小话的行为。有不听劝告的，记下名字来。放学时，他会来听值日班干部的汇报。
果然每次放学时，尹老师一定到教室来听值日班干部的汇报，然后将有违纪的同学留下来，让其他同学放学回家。这与过去孙杨老师一有问题把全班都留下来，谆谆教导一两个小时的做法不同。大部分同学因为不用无过受累而欢迎尹老师奖罚分明的做法。
尹老师会先离开一下，等当天轮值扫教室的同学把教室打扫好，他再回来。他有时让值日的班干部留下，但大部分时间是让我这个班长留下，在他与被留下的同学谈话时，给他去学校食堂买晚饭，因为学校食堂时间过了就关门而买不到饭。他则不紧不慢地与留下来的同学一个一个地谈话。谁犯错轻谁先谈，谈好了就可以回家。犯得最重的放在最后谈，当然就得最后一个回家了。饿了，他就边吃饭边谈，还说：“我不怕谈得晚，因为我已经吃饱了”，让饥肠辘辘的学生更加焦急。
这种分别处理的做法很快见效。大家都怕被留下来，只要植日班干部一喊：“请回自己的座位，不要再嚷，不然我会记名字了！”，基本上就能恢复课堂秩序。
他对班干部要求也很严，批评起来一点面子也不给。有一次，我们到郊区劳动。回来时，路过一个池塘，里面长得有荷花。小水珠在荷叶上形成晶莹剔透的珠子，非常漂亮。而碧绿的荷叶上滚动亮晶晶的水珠，真是好玩。不少同学纷纷摘荷叶，滴上水珠玩。我觉得摘荷叶不好，没有摘，最后捡了一张别人丢掉的小荷叶玩了一下，刚好被赶来的尹老师看到了。
回来后，尹老师严厉批评摘荷叶的行为，一开始就说：“以班长商乐维为头子，副班长黄长松（当时为副班长）为副头子，带头摘荷叶，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其实，我们俩都是最后才捡的荷叶，没有摘，更没有带头，实在冤枉。
尹老师组织过对班里几个调皮同学（就是不遵守课堂纪律）的批判会，让同学们上台去批评他们。虽然大部分同学基本上是以规劝的口气批评，但受当时文革批判文章的影响，有些人会上纲上线，对当事同学造成心理伤害。这是尹老师当时做得最不应该的事情。虽然这事在当时也有其他老师做，但确实是不对的。我不记得我是不是上去批判过同学。但作为班长，我应该是主持过这样的批判会。现在想来觉得愧对这些同学。
不管大家喜不喜欢尹老师，不管他的有些做法有问题，但他来了以后，十九班的风气确实在不断变好。
过去十九班的自习课就像菜市场，教室里嘈杂混乱，随意走动的，大声喧哗的，就是没有几个认真看书的。尹老师来后，值日班干部开始可以控制课堂秩序，教室里不在乱哄哄。有时我会找一篇报纸上的感人故事念给大家听。虽然文章总有很多的政治口号，但故事本身真实感人，所以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还能听到一些同学感叹，或惋惜的声音。不过真实感人的文章不多，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念报，教室里仍然安静有序，同学自觉看书，做作业。
十九班同学们上课注意力集中，踊跃举手发言，各任课老师都对十九班表示赞赏。
随着十九班的进步，每天放学时值日班干部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尹老师就让大家都放学回家，没有学生需要留，我也不需要留下来给尹老师去学校食堂买饭了。班里后来基本上都是由班干部负责管理，尹老师不再干预。
有一次因为体育老师生病不能来上课，同学们不愿坐在教室上自习，要求自己上体育课。我去请示学校，获得批准，条件就是要遵守纪律。大家同意后，我带着到操场上集合，先一起做操，然后去体育教研室借篮球和其他体育器材， 把大家分成几组，分组练习篮球。不练篮球的则练别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因为十九班有良好的信誉，所以才破例让我们自己给自己上课。
除了上课秩序变好以外，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也大增。
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我们自己训练，进步很快。在比赛在学校礼堂举行，大家都很认真听指挥，非常漂亮地完成了比赛，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而就在一年前，也是在这个礼堂，十九班还因为集体迟到被责令回去重新整队入场。
十九班的运动尖子不多，除了男子陈廷清的短跑，女子许艳文的短跑以外就没有人能进前三名，但靠广泛动员，十九班的参赛人数最多，最后在校田径运动会上十九班拿下了年级总分第一名。这些事都是班干部和同学组织做的，尹老师并没有做什么。
放学以后，男生们常常约好一起去健身房跳木马。学着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里的学生跳木马的镜头，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跳，而且水平还不错。其中的佼佼者是具有体操天赋的李强同学，他后来被选入县体操队，再入选地区体操队，参加过省运会。
十九班的男生课间休息时，多次在学校操坪上做集体花式跳绳。跳出来的花样连女生都感到惊奇。
唐兴一同学以良好的身体素质入选黔阳地区羽毛球队，参加了省运会。他还与我，舒修成一道代表芷江县羽毛球队参加了地区羽毛球赛。
一九七二年邓小平文革后第一次复出，开始狠抓教学质量。老师们开始大胆讲授知识，考试也开始越来越多而且不容易。十九班的学习空气越来越浓，同学们学习自觉性很高。尹老师要求班干部在每次大考以后，把全班的成绩按照总分高低排名公布出来，贴在教室门口。不但我们可以看见，连外班的同学也可以看见。这在当时极其罕见，无疑给同学们造成了压力，但也树立起了学习好光荣的风气。
一九七二年冬芷江举行全县统考，十九班平均分数名列前茅。我当时幸运地考了总分第一，许艳文考了总分第三。
初十九班从有名的乱班变成了一个团结向上，努力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班集体。
当年初中只有两年，初二以后，我们就升入高中了。因为邓小平下台，加上受张铁生教白卷的影响，上学又变成了混日子。现在回顾起来，中学四年，我们还就是在初二，就是初十九班的时候，扎扎实实地学到了一点东西。就靠这点东西，我们一些同学在77年恢复高考后，陆续考上了大学，大专，和中专。
但因为文革的耽误，十九班的同学考上大学的并不多。但不论上大学还是没有上大学的，大家都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多成了单位的骨干。
其中游建鸣同学下农村做知青后，于七七年入伍。从部队复员后，边工作边考大学，考上怀化学院艺术系。毕业后，经过不懈努力，成为知名的制片人。出品过《金粉世家》，《敌营十八年》等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作品。许艳文同学当年是尹老师的得意门生，尤其作文深得尹老师的好评。她虽然高考不理想，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她成了大学教授，知名作家，经常代表中国出国访问。
2006年，我第一次从美国回芷江探亲。已经退休的尹老师特意从怀化赶来见我，把十九班当年的毕业照放大了送给我。我当年没有拿到这张照片，正好补上缺。
在谈到他一生的教学生涯时，他感概地说，他这一辈子就教好过两个班，其中一个就是十九班。他把十九班的成功归结于有一批好的班干部，认真负责，以身作则，敢于管理。后来除了一个班以外，没有遇到有得力的班干部，所以他再没有把那些班带好。他很怀念教十九班的日子，也为十九班感到骄傲。
客观地说，是尹老师调动起了我们班干部们的积极性，才使得十九班最终走向良性循环。因为同样是这批班干部，在孙杨两位老师任班主任时，就一直没有后来的好风气。
他当时很沉重地告诉我，沈建中同学已经不幸病逝，黄长松同学也不幸车祸去世，十九班班干部一下折损了两员大将。看得出，他一直非常关注十九班同学的情况，把自己和十九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几年后有一次回国我在怀化与一些同学再次见过他一次，我们一起吃饭聊天。
2017年，尹老师病逝，享年74岁。
尹老师的土气，另类，极具争议的性格，同时他的真诚，直率，敬业，构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人格，让我终身难忘。
2019，1，9，于新泽西
我用的是真名- 乐维。我姓商
与你同感！我们同一年级，本人也是当年考试比赛的佼佼者，77年能考上大学也是得益于那那年的“老邓教育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