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该万死

---希特勒毛泽东-----对于老师母亲女人及爱人情人

                                                                      一

希特勒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书包里边叠得
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有一天上午，当先生叫到毛泽东的名字时，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既然我坐著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
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毛服从这个老规矩。这个10岁的孩子搬著自己的凳子走到
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
拉著毛想让他站起来,他挣脱了，然后跑出了私塾。像《水浒传》中的叛逆者一样，
他躲进了山里。

                                                                       
二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
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
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
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
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
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
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
悲痛的。”

母亲1919年10月5日去世.毛后来告诉他的亲密战友说：“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
告诉她我不能眼看她承受病痛的折磨，我要永久的保留她最美丽的形象，为此，我
要离开她一会儿，我母亲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我的要求，因此，时至
今日，我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总是那么健康，美丽”。
即使他母亲挣扎在垂死的病床上，毛首先记挂的人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自己，他也
并不讳言这点。

                                                                    三

希特勒一生对待女人非常谨慎.
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
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

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希特勒的朋友)还以
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
邀于不顾。

正因为他对女人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造成他的三个女友为他自杀和未遂:米茨,吉莉
,爱娃.
当他得知吉莉自杀的消息时.几乎尖声喊道：“赫斯，回答我──真还是假──她还
活著吗？”
　　“希特勒的狂乱也感染了别人。”霍夫曼回忆道。“司机将油门踩到底，小车
呼啸著疾驰回慕尼黑。从后座镜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面孔。他双唇紧闭，目光迟钝
地望着挡风玻璃，视而不见。”
      吉莉已在维也纳安葬.
由于从事政治活动，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国，但他决定冒被捕的危险。当晚，他便
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麦塞蒂斯”汽车前往奥地利。霍夫曼独自坐在后坐上。他们
无声无息地朝奥地利边境驶去，后边跟著一辆大汽车，坐的是卫兵。抵达时，天已
快亮了。
　　在维也纳城外，弗劳恩弗尔德早已为希特勒备好一辆小车──因为“麦塞蒂斯”
太显眼了。他们一声不吭，来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搁了鲜花。

 
当爱娃朝自己心脏开了一枪后,
　　希特勒顾不上大选一事，带著一束鲜花，赶到私人医院──她在那里养伤。
“你觉得”，他问普拉特医生道，“勃劳恩小姐自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你的病人和把
我吸引在她身边吗？”医生对元首说，看来她是真心想自杀。她觉得没人理她，不
如了却残生算了。医生走后，他转身对同伴霍夫曼说，“你听见了，这姑娘自杀是
为了爱我。可我并没有惹她，她没有自杀的理由。”他一边在不安地踱步，一边自
言自语地说，“很明显，我得照顾这位姑娘了。”霍夫曼反对。谁会因此事拿他试
问呢？“你想想，谁会相信呢？”希特勒说。希特勒对人性是比较了解的。谁又能
保证她不再自杀？

而毛泽东从来蔑视妇女毫无感情可言,
在与杨开惠结婚后,毛泽东喜新厌旧，同李立三的妻子混上了。此事被杨开慧知道后，

   两人大吵了一架。

在杨开慧被国民党逮捕受苦时，多情的毛泽东则在江西与贺子珍结合， 当时贺子珍

   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毛泽东不理湖南的妻儿，也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要与
贺
   子珍同居，之后杨开慧被处决后，他俩就更是以夫妻相称。
在长征中,贺子珍那身受十四处创伤,身怀十一块弹片的残弱之驱成了老公任意宣泄
的工具.
生孩子时毛泽东没有来看子珍，尽管他在同一个镇里。后来行军路上遇上了，子珍
告诉他孩子丢下了，毛只点点头说：“你做得对。”
贺子珍对毛的冷漠是难过的。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
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事实上，
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

他的心肠很硬,从不体恤女人.

毛生性放荡不羁.
当中国的大半个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践踏时,毛则安然地在延安窑洞沾花惹草.
 当贺子珍撞破他与译电员吴广惠的幽会，马上大吵大闹。
有一次毛与美国记者史沫太莱 幽会也被贺子珍撞见，贺子珍气得发抖，曾威胁著说
要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杀了这两
   个骚货。毛泽东从来不找自己的错误，向
   贺子珍认错、道歉，反而将贺子珍当作一个“精神病”患者被送往莫斯科治疗.

毛泽东和江青认识后，即邀请江青去住处长谈，留饭，留宿，当夜毛
   泽东和江青同居了。
毛泽东邀年轻貌美的冯风鸣“深谈文艺工作”，借此，毛泽东
   强奸了。事她后，冯风鸣愤而离开延安，不知所终。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担任

   代表团俄语翻译组长的是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途中孙维世担当了毛泽东的俄语
教
   员。一天晚上，毛泽东将车厢的门反锁上，在学完几句俄语后与孙维世长谈，大
谈
   他和江青的不合，之后便奸污了晕晕糊糊的孙维世。第二天，孙维世发清b睡在
毛泽
   东的床上，大惊失色，她告诉了周恩来，周自是不会责备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

   毛泽东曾考虑休了江青，跟孙维世结婚，但这次周恩来没有同意。

   当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后,更是为所欲为,滥交无度,荒淫无耻,跟过去的皇帝没什么

两样.他究竟与多少女人有染，恐怕很难说清楚,比较有名的女人是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谢静宜,
年仅十八的火车服务员张玉风，而毛当时已是七十二岁了。

文工团的孟锦云，庐山服务局的会弹琵琶的服务员白玉莲，杭州西湖别墅
   擅长按摩的保健护士杨丽清，杂技之花夏菊丽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天真无邪的年轻
姑娘。

 

                             小诬见大诬

                   -----从希特勒的纳粹党看毛之中共

希特勒一上台就明确地,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国内巩固了他在党内早已享有的独断专行
权力.为此他控制了国防军,警察和行政机构,取得了国会和总统的立法权,取消了各
州的地位,消灭了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镇压自己队伍内部的反对派.通过表面合
法的途径使国家和社会的机构划一,使各州政府完全服从中央,解散了国会.这样德国
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希特勒"一人身兼党国家行政数职意成
为迅速得以实现的民族社会主义统治原则".
在"公众生活非宗教化"的口号下,希特勒清除了1933年前反对过他的参与政治的天主
教,对教士进行迫害举行公审,关闭许多修道院及附设学校.
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
度.为此民社党设立了许许多多庞大的组织来掌控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是一个意志
,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的基
础.党通过街道和党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活动.它们
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都分门别类的组织起来:青少年组织有德意志少年团,希特
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和青年义务劳动军.党的分支机
构有冲锋队,党卫队和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司机团.民族社会主义职业组织有德国劳工
阵线,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医生
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合会,德国粮食协会和德国文化协会.妇女团体有民族社
会主义妇女联合会和德意志妇女协会.福利团体有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合冬令赈
济组织,最后还有安排业余活动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力量来自欢乐".

希特勒特别重视控制文化生活,本着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对思想文化工作毫不留情地进
行审查,扼杀任何自由活动,排除任何可能的批评.在"德国文化生活应保持纯洁,摆脱
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的口号下,通过公开的焚书,把一切"非民族社会主义
思想的作品付之一炬".使德国成为重要文化国家的著名人士都上了黑名单.歌颂英雄
人物,符合政权思想的从事创作的艺术家受到奖励.在大学里,忠于政权的教授日益得
势.学校奉命,按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标准"培养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
都应以为人民大众服务和献身这种精神作指导并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他应在内心深
处与他的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永不分离".

广播报纸以及那些人民同志的密密麻麻的游行队伍------这些人民同志都是经过周
密计划组织起来,在每年的革民族社会主义节日游行队伍里向他们的领袖致敬-----把
群众搞得晕头转向,使他们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使他们看不到隐藏在"宏伟庄严"的党
代会堂皇外表后面的残酷无情的现实.集中营关满了人.不管什么人,也没有什么理由
,只要被密探和干部向党卫队的或秘密警察检举,被说成是不可靠分子或敌对分子就
立即被送进集中营.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正当的法律权利.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以前所未
有的彻底性发展了一套以犹太人遭殃的恐怖制度.

再来比较一下
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
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
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
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
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国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
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
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
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著土地
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
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
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
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
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
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
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
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
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
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
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
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
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
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
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
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
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
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
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
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3人则成一战斗
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
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著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
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
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
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
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
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
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
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
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
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
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
的“爱国”信悚7b。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
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
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
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
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
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
打击、专政的对象。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
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
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
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
“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
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
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
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
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
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
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
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
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
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
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
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
事无钜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著共产
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
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
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
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
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
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分，就是到县城找个工
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
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
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
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
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
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
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
们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
实施著“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
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
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
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
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
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
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
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
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
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
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
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
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
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
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
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
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
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
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
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
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
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
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
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
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 百95户北
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
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
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
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
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
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
“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
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
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
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
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
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
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
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
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
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
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
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
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
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
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
'7d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
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
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
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
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
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
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
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
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
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
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
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
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
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
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
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
反中得以实施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
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覆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
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
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
网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
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
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纳粹的独裁远不及毛共之暴虐,毛共之暴虐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连秦皇也
稍逊风骚.
暴政必亡.秦皇亡了,苏共独裁亡了,东欧独裁都亡了.古巴北朝鲜独夫民贼还在垂死
挣扎,中共独裁统治亦是危机四伏,考军队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大厦.
当今天下,只有仁政民主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厦将倾只是时间问题.

材料来源: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282-291页
                 中国观察网页Observe China.htm

广西融安大屠杀──文革机密档案揭密之二

  
    广西融安县，地处桂北山区，县城长安镇，山清水秀，一条碧绿的融江河穿城
而过，有北上三江，南下柳州的舟楫之便，自古就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桂北商
贸重镇。

     旧时演义小说常有“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之句，说的是见不得光的杀人
越货之勾当，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但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夏，于光天化日之下，上
演了一幕幕血腥野蛮的群众暴政的人间惨剧──在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的主导下，以
“阶级斗争”为名，大批屠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即“四二二”造反派民众），
仅仅在8月21日至23日短短三天里，整个融安县就有1006人被暴民用木棒、石头、砖
头活活虐杀。（1） (博讯 boxun.com)
    其时，笔者正在长安镇融安中学读书，亲眼目睹了长安街头那一幕幕令人发指
的暴行，暴民杀人手段之残忍，受害者死不瞑目之惨状，让我刻骨铭心，永难磨灭。
事隔38年，每每忆起那惨烈血腥的往事，仍不寒而栗。

    1968年7月至8月，韦国清调动军队和“联指”武装，对在首府的广西“四.二二”
造反派进行大规模武装围剿，随著相关资料在海外曝光，已是广为人知。

    而在广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韦国清（广西革筹小组组长、区党委书记、广州
军区第一政委），早在1968年早春，就调动广州军区和广西军区的部队，对柳州地
区的融安县、柳江县、玉林地区的博白县，以及南宁地区的宁明县的“四.二二”造
反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屠杀，这方面的讯息，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共官方刻意掩盖而
鲜为人知。为了融安大屠杀死去的和幸存的，我们必须作证，让我们以中共文革机
密档案和我的所见所闻，来还原那段被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

    融安武斗事件

    1967年秋冬，广西各地“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在广
西军区和各地武装部的支持下，开始成批屠杀对立派“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
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群众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这就
是当时在广西流传甚广的“韦（国清）老爷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屠杀
‘四二二’群众”的说法。

    广西各地“四二二”为抗击“联指”的大屠杀，避免束手待毙，纷纷抢夺武器，
武装自卫。发生在柳州地区融安县的抢枪事件和两派武斗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
生的。

    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卫军”在县城长安河西车渡码头，
拦劫刚从越南“抗美援越”前线回国休整的6886部队军车，（该部在柳州驻扎休整），
抢得冲锋枪九支和一部分粮食。2月9日下午，融安“造反大军”（“四二二”派）
由河西车渡码头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守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武
斗中“造反大军”死4人，伤9人。“联指”死4人，伤1人，其他群众死2人。（2）

    武斗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柳州地区联指司令部（简称“地专联司”）
紧急求援。经“地专联司”与“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
出兵支援。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柳州地区各县“联指”武装民兵配合行动。2月
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
往融安配合“柳州工交兵团”的行动。

    2月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县“联指”武装民兵三百多人，
由蒙志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配合融安“联指”
于2月16日凌晨一时，发起反攻，攻下“造反大军”据守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
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五时才停火。

    “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杀害15人，在武斗中，“联指”死3人，
“造反大军”5人，总共死23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五户九间，厨房三间，
牛栏一间。（3）

    部队围剿造反派

    经此一战，融安“造反大军”虽有损失，但无大碍，仍保持较强实力，（有一
千多人，六百条枪）占据县城长安镇，与“联指”武装僵持对峙。

    有鉴于此，韦国清按奈不住，从幕后跳上台前，开始布署动用军队参与围剿融
安“造反大军”。2月29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
发出《关于融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

    电报内容：

    1，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
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

    2，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
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产。

    3，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批判，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4）
下面这份会议记录，揭露了广西当局围剿融安、凤山“造反大军”的决策过程。3月
7日晚上，首府南宁，广西革筹小组（全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开会，研究决
策融安和凤山等几个重大问题。

    出席人：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革筹小组组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欧
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伍晋南（区党委副书记）、
安平生（区党委副书记）。列席人：徐其海 区党委常委）、孙磊（广西军区组织部
主任）、吴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韦国清说，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
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去了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

    欧致富说，对融安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二月上旬至中旬，柳江县
人武部支持“联指”围剿“造反大军”，里高的“造反大军”缺武器，于2月28日拦
路抢6886部队的武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29日命令6886部队派24辆卡车全副武
装人员前去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押回柳州）。

    韦国清说，看看需要多少部队，由欧致富同志具体组织。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
样办法解决？欧致富说，融安的“四二二”的“造反大军”有六百多条枪，一千多
人，部队少了是不行的。魏佑铸说，建议广州军区给广西调部队。

    韦国清说，可以向广西军区提出意见，派部队解决柳州地区的问题。（融安县
属柳州地区管辖）。对凤山县建议由220部队解决……（5）

     3月23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造反大军”
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
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或一个团）驻长安镇（融安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
坏头头。（6）

     3月24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431团率一、三营
进驻融安的要求》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五十五军（该军是广州军区驻柳州部队）。

    电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长安镇形成包围。

    2，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3，清理外来人员。

    4，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431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7）
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攻进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溃不成军，从县城逃窜到农村，
建立据点，以图保持力量，东山再起。但由于431团和县人武部支持“联指”，围剿
“造反大军”，结果，在融安境内，大抓大杀“造反大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最
终酿成轰动一时的融安大屠杀惨案。

    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围剿融安大巷公社农民造反总部（融安“四二二”
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140多支。尔后，又把融安教师斗私批修
兵团全部成员共计80多人抓进监狱（8）

    融安造反派民众在经历了解放军血与火地围剿杀戮之后，等候他们的将是更为
野蛮残酷的群众暴政的虐杀。

    融安大屠杀

    1968年6月至8月，对融安县的造反派民众来说宛如人间地狱。在此期间，“联
指”在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以及县人武部的武力支持和主导下，大肆屠杀“造反大
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并殃及无辜的“黑五类”及“廿一种人”[地（主）、富
（农）、反（革命）、坏（人）、右（派）、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
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
小商、小贩、娼、僧、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

    一时间腥风血雨，红色恐怖的群众暴政的风暴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遍及全
县每个公社和大队。现一一列举事实如下：

    6月16日，融安县人武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原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
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一千多人。

    刘彬和张子义等在会上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
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彬、张子义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
杀“造反大军”群众取得伟大成绩。长隆会议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造
反派的群众暴政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融安县共杀害304人。（9）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芬（原融安县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友明、
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负责人，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
“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人武部九九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
据点，（驻守该据点只有4人），打死“造反大军”2人，烧死2人。“联指”死亡一
人。（10）

    7月上旬，融安县板桥公社革委会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向“阶级敌人刮十
二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不同观
点群众21人，继之，全公社刮“十二级台风”又杀害75人。（11） 长安“8.16”
“8.21”大屠杀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成批杀人，只发生在融安县的各个公社和大队，那么进入八
月份，随著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需要杀一大批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
于是县城长安镇的大屠杀开始鸣锣登场。

    1968年7月至8月，韦国清先后调动广西军区220师660团四个连、5913部队两个
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以及炮兵第642团一连、二
连共十一个连的兵力，伙同南宁周边“九县一郊”，“联指”武装（即玉林、陆川、
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九县及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
对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统计，“四二二”
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人员拉回各地“处理”的约有7012人，其中
被打死2324人）（12）

    导致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

    8月5日，韦国清号召广西各地肃清“四二二”残余势力，为实现广西大地一片
红──全部各县、市成立革委会，以及为8月26日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长安镇的大屠杀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文革中广西军方和保守派“联指”对“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的屠杀，除了军方
的武装围剿，就是各级革委会主导，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专政来达到群体灭绝──
“阶级大屠杀”的目的，其灭绝人性的残暴手段，使广西无数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
的冤魂。

    当年的新生红色政权──融安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都先后刮起了大批
抓人杀人的十二级台风。

    8月10日，成立融安县革委会。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8月13日上午就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县革委会
副主任、原县武装部政委）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
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
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成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13）

    8月14日早上，那些戴著“纠察队”红袖章的武装民兵，个个荷枪实弹，满脸杀
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皮带抽，枪托敲。
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躬腰跛脚者随时可见。在长安革委会的监狱（原县百
货大楼）里，岑友培被打断手。梁树文被跪被打得眼冒金花，手肿很大。苏权被打
得鼻青脸肿。融安县革委会纠察队指导员韦某某一见王国华就怒从胆边生：“你这
个地主仔也有今天！”韦操起一根木枋，一棒就把王国华打倒在地，把肋骨打断。
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
地指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人员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要
你上了“黑”名单，就别想溜掉。当时有成员参加过“四二二”造反派的家庭，家
家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甚至还未被抓到，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
行，上吊的有之，割喉的也有之。如长安建设街第九组贫民唐毅8月20日接到通知，
第二天要自戴高帽、黑牌去游街。唐毅知道此去必死，与妻子卢冬梅把尚读小学的
一女三子送到外婆家后，俩人哭了一夜，凌晨上吊自尽了。8月15日，长安镇革委会
副主任、镇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十二级台风”。8月
16日上午，长安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通过纠察队押去游街，
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14）

    十六日是长安镇圩日，早上五时先枪杀了长安贫民周老关。上午八时杀了县教
育局的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著26人游街示众，
当天即有21人被拿著木棒、铁棍、转头、石块的暴民凶手们活活打死在大街上，一
股血腥杀伐之气弥漫了整个县城。鲁迅早就指出，中华民族一向缺乏哭吊叛徒的勇
气。而最为丑陋的是津津有味面对他人苦难的“看客表情”：张著的嘴，几乎下巴
都要脱落下来，欣赏被抬上供台的羊只如何被剥皮，也观赏押上现场的革命家，如
何被斩首。这种可悲又可耻的精神遗产，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的文革，得到进一
步发扬光大，毛泽东一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之圣谕，更把群众的看客心态升华
为残忍的“人来疯”──广西融安县长安镇“8.16”和“8.21”杀戮，就是“暴民
政治”的最好注脚。

    8月22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四人（另外一黄姓成员已请假回家一个月）领导小
组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惨案。并事先物色安排好群众棍
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15）8月21日，当天又是长安圩日，更大的惨案
再次发生。在许多肩挑手提物品赶圩的人群中，夹杂著一些手操木棍的壮汉，此情
此景，似乎隐藏著某种不祥的杀机。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著一队队被捆绑著
的“四.二二”造反派从百货大楼出来，共计235人，往县城的几条大街去游街示众。

    走着，批斗著，打著，骂著，看热闹的，想打人取乐的，泄恨的，围观者越来
越多，大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摩拳擦掌，早已急不可耐，声嘶力竭地大喊著“打死
他们！打死他们！”而被捆绑著的这些“牛鬼蛇神”则个个低著头，抖抖嗦嗦地挪
动著沉重的双脚，死人般的脸惨白青灰，他们已预感到大难临头，但口中仍在说
“我有罪……罪……罪该万死……请饶了我的狗命……”。

    纠察队员开始宣布“罪状”：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右
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每人寥寥数语，勾画出“反动”面目，然后高声向围
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
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暴民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马上
就看到有壮汉挥舞著大棒呼呼地朝著那些仍在喃喃请罪的人们的头上，身上打去。
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此起彼伏，砖头、石块如雨点砸下，“_、_、_……”地响著，
被击者有的当场倒下，满面血污；有的则挣扎著趔趄地向前乱跑，无奈双手被捆绑
著，哪里跑得了，随即被飞来的木棒、砖头、石块击倒。

    暴民们打红了眼，手中没有“凶器”的，则抢过赶圩农民手中的扁担，抡起粉
摊上的木凳，穷追猛打。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识，此时都成了不共
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
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
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著鲜红的人
血，汇聚成一条条小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触目惊
心，构成了融安县长安镇一九六八年“8.21”不堪入目的一幕。

     革委委员 亲临杀人现场

    同一天（8月21日）融安县革委会号召第一次会议，历时三天。刘彬、韦宗芬主
持会议。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21日抓261人去游街，打死77人（16日
死21人，21日死56人）的做法和经验好，值得推广。

    同日（21日）中午，县革委还组织前来参加会议的革委委员们亲历长安镇街上
现场目视杀人惨景（16）

    革委会把造反派放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杀，被统治者（那些暴民凶手）就在大庭
广众下享受统治者的快感。

    当天的太阳特别毒辣，烈焰腾腾，灸烤著这座遭难的小城，闷热的空气使人透
不过气来，浓烈的血腥味阵阵扑鼻而来，令人直想呕吐。在塘码头融安饭店门前的
十字街口倒卧著七、八具血淋淋的“尸体”，有的脑壳已开花，脑浆四溅；有的手
折脚断，却尚未断气，仍在痛苦地抽搐；有的脸被打肿得如同脸盆般大，满脸血浆；
有一个受难者七窍流血，似乎仍未断气，只见他一呼气，一大串大大小小的血泡弹
射而出，大的如同拳头般大，中的如乒乓球，小的如串串葡萄，一吸气，一条血的
带子直拖到他的鼻子、嘴巴。这时有一个丧心病狂的暴民，用削尖的竹子从那人的
嘴巴戳进去，从后颈窝穿出，死状惨不忍睹！街边则象雨后的流水一样，一条条小
沟□□流动的却是鲜红的人血！

    黄昏，由“被缓期执行”“四类分子”去收尸，尸体全部抬到融安中学校办农
场的菜地上，一溜地摆著。数一数，共五十六具，老的已有67岁，最小的是一个只
有十多岁的男孩兰水养。是夜，整个县城死一般的寂静，融江上更是一片寂寥，这
一向被视为桂西北商贸重镇的长安，房屋残破，商贩绝迹，只有几条惊惶的狗在寻
觅食物。红色恐怖的“十二级台风”刮过，一派劫后萧条而落寂的景象。

    县城里凡是沾著一点“四.二二”造反派、“走资派”、“黑五类”、“二十一
种人”气味的，哪怕是在家里，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偶尔响起一两声狗吠声，也
把人吓得胆战心惊。榜样的效力是无穷的！那些杀人现场“取经”的县革委委员，
及时地向各自的公社传达“长安杀人经验”，各公社、大队如法炮制，突击杀人。
仅仅在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县各个公社突击杀人，在短短三天里，
全县共杀害无辜的群众1006人，按人口比例打死最多的是融安大将乡龙妙村的龙妙
街，竟因此被称之为“十八寡妇街”。（17）融安城乡各地，陈尸百里。

    长安死难者名单

    过去我只从历史书里看到清兵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日本兵的“南
京大屠杀”，但毕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感受却总不怎么深刻真切。一九六
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亲眼目击了长安“8.21”屠杀血案，真真切切，刻骨铭心，
时至今日，血淋淋的惨状犹历历在目。这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是沾了
“四.二二”造反派的人，当时融安“四.二二”造反派被抓了几十人进监狱，仅融
安中学就抓了七个教师一个学生进监狱。融安革委会清查是否有人搞电台，把会修
收音机的融安中学物理老师马进奎抓进了监狱，还把马进奎的妻子不沾政治的工人
曾碧英棒死在大街上。

    在官方的机密档案，只记录了这次屠杀的死者数字，而没有名单。在“官本位”
的集权社会里，等级森严，升斗小民是不够资格的名列内部机密文件的（只有县级
干部受害才列出名字、职务）他们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被碾死，仅仅是一个数字符号
而已，暴君斯大林曾言：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一百万只是个数字而已。诚哉斯言！

    下面这份部分死难者名单，是一些抗拒遗忘的人们在民间逐一核实搜集而成。
这个名单将是长长的一串，如同长长一串鲜血，洒在长安的街头巷尾，他们都是普
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如你我生活中周围的单位同事，街坊邻居。他们的姓名不
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被人们淡忘，大屠杀的血迹也不应该被岁月流水稀释漂白……

    他们是──

公靖波，融安财政局干部；
钟维□、岳朗，融安财政局公务员；
周富云，融安县委工作队；
黎继昌，长安税所公务员；
莫海明，融安县教育局公务员；
朱伯初，融安工商联主任；
殷远芳，县邮电局职工；
向金荣，县粮食局直属粮库工人；
覃美荣，长安粮所干部，复员军人；
黄斌，大巷粮所干部；
胡雄，县油脂公司干部；
黎锡，县粮油加工厂工人；
钟玉明，县粮油加工厂技术员，转业军人；
刘显扬、李智元，县粮油加工厂干部；
覃启明，县酒厂青年工人；
傅剑秋，服务公司照相工人；
刘祥斌，服务公司饮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务公司旅社工人；
覃国雄，县桂剧团扮演杨子荣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员；
韦超元，县供销社干部；
韦亮、杨捷荣，县公路段工人；
罗美和，县水电局技术工人；
满举世，县拖拉机站青年拖拉机手，死时被用杀人的木棒插进嘴里；
陈德渊、戴景松、孔繁树，长安铁木厂工人；
戴景培，教师；
王振声，长安护林队工人；
陈友才，长安和平街居民；
杨贵安，长安竹器社职工；
张德尧，长安服装厂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钟表组工人；
韦克利；长安车缝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黄太成与其岳父（姓名不详），长安渡船社工人；
张炮光，理发社工人，复员军人；
蒋喜田，理发社工人；
杨火美，长安棕绳社工人；
林世民，长安服务社劳工；
黄太培、甘雄飞、杨冬梅（女），长安新华街居民；
陈云发、曾安苟，长安大庆街居民；，劳工；
尹新贵，和平街居民，手工业工人；
江绍先，和平街居民，劳工；
雷振强，35岁，教师；
李庄和，长安插队青年；
周老关，长安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公；
余寿宽、余寿松、龙安志、陈汉英，立新街居民；
余万春，长安诊所医生；
兰水养，长安车缝社社员之子，年仅十多岁；
曾漫涛，教师。……共计60名死难者名单！

    8月26日，因为庆祝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暂停杀人一天。

    9月1日，听上面说不准杀人了，杀人杀红了眼的凶手又抓紧时间赶最后一班车，
刚开始杀人还罗织一些“罪状”到后来，凶手连“罪状”都懒得罗织，想抓就抓，
想杀就杀，甚至没有什么理由，，有些仅仅是单位同事间互相嫉妒，平时的小过节，
或见不得光的阴暗龌龊心理，都可以将人的生命予取予夺。

    9月1日中午，我们又有同学的父母被杀，。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
学生，老二是初中学生，都跑回上海老家躲广西武斗去了。其父母是从上海下放融
安县民族医院支援边疆的医务人员（姓名不详），被医院同事绑赴批斗会场，“交
给群众处理”，双双惨死在暴民的乱棒之下，只留下尚读初一的妹妹在融安无依无
靠。本来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变得悲惨万分。这对夫妇死得冤屈，既不是造
反派，也非出身不好。

    民族医院另一对恩爱夫妻：药剂师程椁，护士长冯培荣，也没有参加文革两派
（“联指”和“四.二二”）争论，被同单位医生张某绑到长安体育场。张某指体育
场一侧的灯光球场刚被打死的尸体说：“看见了没有？那一帮就是你们的下场！现
在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程、冯二人一言不发。接著张某一句“交给群众处
理”，随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狠狠敲击程椁的头颅，程的鼻子喷血，两眼圆睁
倒在妻子脚下。张某问冯：“你看清了没有？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讲的？” 冯一言不
发，巨大的恐惧使她说不出话来。在那暴民专政年代，要你死你就别想活。接著冯
培荣也被暴民棒中脑袋，倒在丈夫身上。夫妻俩都圆睁双眼，死不瞑目啊！

    融安县农机厂这天杀了八级工梁杞和，28岁的复员军人、工人程建勋，工人周
泽林，工人陈正禄（28岁），工人周景光（30岁），工人房子明（36岁）。

    残杀“黑五类”

    同一天（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二十一种人”。
他们是：建设街第九组的“地主分子”罗杰、罗毅兄弟；“坏分子”覃梅枝（女）；
长庆街的“富农分子”吴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寿、潘炳成等。还有四人姓名不详。
其中罗毅五十年代还是学生，后来做了国家干部，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六十年代
被开除公职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棒人上房补瓦为生。覃梅
枝以编卖竹篮为生，仅仅是曾经帮人扯过牌算过命，结果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吴仁富出身富农，把自己的菜园打扮成花园一般，还挂上了刘禹锡的《陋室铭》，
结果被打成“富农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根本无罪无错，却无端地一再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虐
杀，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和成分，他们就沦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
按照中共“血统论”以出身划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右(派)，成了“四类分子”、“黑五类”、“黑七类”，以及扩展范围更大的“廿
一种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
“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
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各地革委会指挥下的
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统治者明明知道，文革期
间的法律（如“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
“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中共当局仍
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在文革初期66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
们受尽虐杀，许多人死于非命。1968年6、7、8月，保守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
诬指“黑五类”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
“政治贱民”再进行一次虐杀。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拿来祭旗的还
是经典的“阶级敌人”，再一次把残存者拉上牺牲的屠宰台。他们任当权者及其走
狗爪牙残害，他们像蚂蚁一样被碾死，象牛羊一样被宰杀，他们发不出丝毫的反抗
声息，甚至被宰杀时的哀号都被瞬间淹没在暴民一片狂热地打杀声之中！

    这种屠杀行动不仅为了表现杀人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
级邀功请赏。例如：9月1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卫到县武装部开武装部
长会议。会上，融安县武装部长、县革委会主任李树春问：“老刘，今天长安又敲
了一批人？”。刘子卫自豪地说：“又敲了一批！都是‘四类分子’、‘廿一种人’，
长安的‘四类分子’、‘廿一种人’太多了，敲点去少管他一点还好！敲这一批来
收尾！”。

    到会的武装部长们都开怀放声大笑了起来。（18）

    正像暴力的可怕，不仅是夺去生命，更有摧残人性。暴力把人性逼到死角，在
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对峙中，兽性的疯狂冲破道德的判断和把持，那些普通
的平民，就是这样变成“暴民”的。

    长安镇建设街第九组共三十多户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罗杰、罗
毅兄弟和唐毅、卢冬梅夫妇共七人。而这组在长安参与杀人的只有两户，一姓杨，
一姓陈，且都是年过半百，本该在家含饴戏孙，安度晚年的老头老太。

    9月1日早上，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
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
呵呵地去融江河洗手。

    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
怖”政策的延续，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据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统计数字是：查明刮台风乱打死1089名
（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伪军官2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
其他391名。）因刮台风造成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
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19）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将“坏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种人”归类为
“其他”不入流的种类。换言之，融安大屠杀中被虐杀的“政治贱民”是585人，自
杀36人，总死亡人数为612人。整个融安县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农村，
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20）。由此可见，“政治贱民”所占死
亡人数比率是相当高的。

    文革中为“政治贱民”仗义执言，写出平等诉求人权宣言的《出身论》作者遇
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当局残酷杀害，年仅27岁。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和杀戮，乃至群体灭绝。
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地清算。比如当年长安“8.16”、“8.21”屠杀的组织和策划者
之一的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文革后摇身一变，八十年代晋
升为融安县纪检副书记。

    三十八年过去也没见有当年的杀人凶手向受难者亲属忏悔恕罪，更遑论反思自
省了。三十八年来人们极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更别说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
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著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社会大众令人痛
心的冰冷遗忘。三十八年了，暴力因为涂上了红色而变成神圣，屠戮的嚎叫因为掩
饰和歪曲而变成歌舞升平的吟唱，这种局面是所有当代中国人巨大的耻辱和悲哀！

    在一切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广西当年发生吃人兽行的贵县（现贵港市）甚
至有商家（南方黑芝麻糊）抢注以“黑五类”冠名的商标，以“黑五类”作为商业
噱头，在中央电视台大做广告──这是对广大遭受肉体杀戮的“政治贱民”再次施
行精神虐杀！

    毛泽东牺牲造反派

    从以上所罗列的死亡数字可以看到，融安大屠杀死亡人数最大的集中在1968年
8月份，从8月21日至23日融安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的短短三天里，整个融安县就打
死1006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闻名南宁、柳州的广州
军区55军6984部队，其团部和一个营一直驻守在长安镇。所以，在此之前，融安县
革委会在长安杀“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投鼠忌器，不像南宁地区的宾阳县那样公开
催下面加紧杀人。

    1967年47军6950部队出面制止了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为什么6984部队没有出面
制止融安的大屠杀呢？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是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已不是1966年“红八月”的高干子弟的红卫兵，也不是66年底67年初的“二司”、
“三司”的红卫兵造反派。在“走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批倒批臭夺了权
之后，毛泽东开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7.28”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
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
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毛泽东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
时候了”泄露天机。7月27日，毛泽东下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
由支左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率领开到清华、北大军官二校，即“六厂二
校”经验，说明中央已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调整为工农兵。

    同一天（27日）地处南疆边陲的广西融安，6984部队用军车护送一批逃亡到长
安的“四.二二”成员回原籍泗顶矿务局，结果被泗顶“联指”的“产业工人”和
“贫下中农”，把初中三年级学生温继初等12人，从军车强行拉下，用木棒和石头
活活打死在军车旁。军人拼命阻拦只保护下两名初中二年级女学生。其中一位女学
生头部仍被打了一棒。

    此时在广西，最听话的保守派“联指”的“工人”、“贫下中农”已成了文化
大革命的主力军。军代表大都成了各级政权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早在七月份，
广州军区就给部队下了命令：现在是工人、贫下中农起来主宰运动的时候了，部队
要支持群众运动，不要干涉群众运动。

    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奉命围剿了融安大巷公社农民造反总部，俘虏120多
人，打死多人，接著把融安教师斗私批修兵团全部成员80多人抓进监狱。在这样的
背景下，6984部队怎么还能对制止融安的屠杀有什么作为呢？

    8月15日，长安一帮“联指”派学生，持枪抓了一批融安中学“四.二二”学生，
毒打、关押、剃阴阳头。6984部队闻讯后赶忙去交涉放人。16日凌晨五时就去把被
关押的学生要回。学生们刚走出牢房惊心的枪声就划破了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
为生的土工周老关被“联指”从牢房拖出去枪杀了！

    结语：“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革中广西大规模残忍地杀人，满门抄斩，大批地屠戮，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
心理的支持，没有国家机器的物质条件，没有专制集权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实
施的。

    在文革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成了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鼓动暴力。
漠视生命，践踏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权和言论的权力、个人尊严和个人财产
权，这些权力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

    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暴力──而“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
“要武”、“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都是具备暴力的。
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无疑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
毛在使用军队、民兵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民众大量参
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想被迫害和虐杀，就必须
成为迫害别人的助手和帮凶，其结果一方面使迫害肆虐无阻，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
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基本道德，使得那些平凡庸碌的芸芸众生，蜕变为残暴野蛮
的暴民。

    而以韦国清为首的的广西当局，为了一举剿灭政治对手“四.二二”造反派，从
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在《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都是鼓吹“向阶级敌人刮
十二级台风”，煽动仇恨，搞阶级大屠杀，杀戮所谓的“牛鬼蛇神”和“黑五类”，
被称之为“杀人九论”。

    只要把“仇恨”的种子播到地里，再有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浇
灌，开花结果就只是时间早晚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邪恶，就是把人群根据经济地位，以后再根
据思想，划分阶级，划分成分，划分左中右，制造阶级对立，阶级仇恨，然后对阶
级敌人实行专政，煽动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搞阶级大屠杀。

    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组成
的保守派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视
为国家机器的行为。所谓“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
已。

    例证之一，1968年12月3日，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
分子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3500多名代表中，“联指”派占95％以上，其余5％是
“四.二二”反戈一击，摇身一变而成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的。一大批“积极分子”
是参与指挥、屠杀“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杀人凶手。（21）

    例证之二，1968年底，在广西区党委的整党建党中，把在文革中所谓“三忠于”
的“联指”杀人凶手、对屠杀造反派的有功之臣突击入党。据文革处遗不完全统计，
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五万多人中，就有一万二千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另外又有二
万七千多人是杀人后才吸收入党的。还有在突击提为干部的八万人当中选拔一批
“联指”成员作为发展入党对象。（22）杀人与否，成了对共产党是否忠诚的检验标
准！

    栽赃造反派

    文革中杀人最多的时期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毛泽
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1968年夏。在广西文革众多大屠杀中，不论是象
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宾阳、钦州、玉林等城镇地区的大屠杀，，还是偏远山
区如凤山、马山、武宣、贵县、武鸣、融安等县份的大屠杀，据官方机密档案《广
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所记载的，都是在军方和各级革委会主导下，保守派
“联指”对“四.二二”造反派及“政治贱民”的肆虐杀戮。在此过程中，还广泛发
生惨绝人寰的对受难者剖腹食肝吃人肉的兽行──1968年6月至8月底，柳州地区的
武宣县发生大规模吃人肉事件，“造反大军”和“黑五类”及其子女，有超过200人
的心肝和肌肉被“联指”和“暴民”野蛮地吃掉。除武宣之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
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玉林地区的贵县均发生对“造反大
军”和“黑五类”剖腹食肝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暴民政治”！
因为吃人肉的残暴野蛮，早已超出阶级仇恨的范畴，而造成对基本人性的摧毁。吃
人，正是毛泽东思想浇灌出邪恶之花！在毛泽东时代，这邪恶的人性和兽行，才有
机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暴民肆虐残暴得理直气壮，才更加肆无忌惮！中共当局刻意
回避屠杀和迫害的主要制造者──中央极权制度和国家机器的罪责，而将文革浩劫
一概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林彪“四人帮”当然负有极大罪责，但
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既非史实，也公然侮辱和扭
曲了曾经经历过文革的千千万万人的集体记忆。

    所有的血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的记忆所记录著。经历过文革的人，
用良知和常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文革的真凶是共产党，罪
魁祸首是毛泽东，文革的祸因是中共的一党专制，文革的手法是无产阶级专政。

    仅靠专制寡头和少数帮凶是搞不起文革来的。中国政治权力的专横和恐怖，向
来是以群众暴政为基础的。哈维尔把话说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
害者和缔造者。”正是中国人的奴性和麻木，承载了中国暴政。是中国人的忠君思
想、马屁作风，以及人性的弱点，嫉妒、怯弱、贪婪、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
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孕育支持了横行霸道的专制政党和无法无
天的专制暴君。一人受害，其他人无动于衷，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甚至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在此套用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二战之后反思纳粹罪行的经典
名言，来形容国人的麻木冷漠再贴切不过：

    当初“土改”，他们（中共）杀地主，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地主；接著
“镇反”、“反右”，他们杀“黑五类”，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黑五类”；
文革他们杀“牛鬼蛇神”，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牛鬼蛇神”；八九“六.四”
他们杀和平请愿的学生，我也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青年学生；后来，他们杀法轮
功学员，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修练法轮功；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
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长期以来，中共栽赃造反派的诸多手法，比较典型的就是将造反派与“暴民政
治”划上等号。

    某些巧借马克思主义行使话语霸权的文革史学家和学者名流，也推波助澜。回
避文革中中共当局煽动群众暴政的行径，并为之辩，更有甚者还移花接木，指鹿为
马地将许多当局和保守派的暴力屠杀事件的责任，一概栽赃造造反派的“暴民政治”，
强行给人洗脑，存心要使大众背对历史真相。

    于是，“文革＝十年浩劫＝红卫兵＝造反派＝暴民政治”成了官方涂抹文革的
标准公式。同时当局刻意隐瞒文革屠杀真相，肆意制造谎言，企图蒙蔽视听，掩盖、
歪曲和篡改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西吃人狂潮，几经转述今天竟变为“造反派
在文革打、砸、抢、吃人肉”的天方夜潭！劫持年轻一代国人脆弱的想象，误导传
媒大众，这是非常可耻的和可恨的。

    于是百姓们的血，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流到1989年六四的
北京街头，流到2005年12月6日的汕尾东洲村，群体灭绝从文革的“政治贱民”到现
在的法轮功修练群体。这种对平民百姓的杀戮到何时才能止息？老百姓何时才能免
于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恐惧？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
先生曾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
长鸣警钟，今人理应时时刻刻睁开自己的眼睛去打量文革历史，于不疑处找到更多
的疑问。

    2006年4月5日 完稿

注释：
（1）《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25页。
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1987年编印。
（2）同注1，第22页。
（3）同注1，第12页。
（4）同注1，第16页。
（5）同注1，第17页。
（6）同注1，第22页。
（7）同注1，第23页。
（8）同注1，第100页。
（9）同注1，第23页。
（10）同注1，第24页。
（11）同注1，第24页。
（12）同注1，第131页。
（13）同注1，第23页。
（14）同注1，第24页。
（15）同注1，第25页。
（16）同注1，第24页。
（17）同注1，第25页。
（18）同注1，第26页。
（19）同注1，第26页。
（20）《融安县志》第177页。1996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1）同注1，第167页。
（22）同注1，第164页。

南京女演员因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
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胡乱加上
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
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
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
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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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访了他的亲友，还不惜花费较多的时间，查
找和阅读了她的所有原始档案。边看边想：在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
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费尽心机，把一些忠贞之士，当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
地而后快啊！

    　　让我们来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
后饮恨而死的吧！

    　　一旦投身革命便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香芝一岁丧父，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
伯父抚养。她在自传中说：“我在五六岁时，家庭过著中农生活。七八岁时祖父当
上本村村长，家庭逐渐成了富农。

    　　九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
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作为一个孤儿，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参加看地、看树、捡柴、收割
等劳动。1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
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
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区长的儿子结婚。对伯
父母、尤其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促使她决心逃出家庭的牢笼。1947年春，经已
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
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细读她的干部档案，我发现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无保留地交给
了共产党。凡是党的召唤，她无不响应。不信，有这样一些材料为证。

    　　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劳宝菊在证明材料中说：“山东抗大离我们机关很近，
我常去看她，主要帮助她正确认识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给（人民政府的）县长严清
泰同志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且把个人所知道
的家中存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组织。据我了解，她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始终没有和
（那个）家庭联系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

    　　与她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同事余邱敏、李黎燕在证明材料中说：

    　　“李香芝是1952年来到23军文工团的，我们于当年9月份从安东市跨过鸭绿
江。在千里行军途中，李香芝和战友们一样，身上背了几十斤重的行装、干粮等物
品，不论是倾盆大雨或天空飘著鹅毛大雪，几乎是不间断地连续行军一两个月，而
有时还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李香芝不畏艰险，经常关心同志，每到一驻地，总是不
顾个人疲劳，烧水给大家烫脚，还帮同志们刷鞋、洗衣。到达朝鲜前线后，我们的
任务是深入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在前线表现英勇。她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团员分
成三四人一组，便于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表现较好，在朝鲜停
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和黄素珍两同志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
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
动。这段时间档案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李香芝于1957年曾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这就是说她即使被下放去工
厂当工人，也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有出色的表现。

    　　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
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该团以组织的名义写的证明材料中说：

    　　“她约在1958年9月来我团工作，开始为演员，约在1960年担任副团长，兼
共青团支部书记。她任团长后，没有团长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比较好；
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和她谈。我团去搞群众创作时，她自己领导一个创作小
组，而且还挤出时间，关心其他创作小组的创作。1960年，我团组织小分队上山下
乡演出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传统，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
路，进行宣传演出。在搞积肥时，她能以身作则，自己有妇女病，但她不考虑个人，
带头卷起裤腿，跳进泥塘，带动了其他同志。”

    　　这份证明材料还特别提到：“李香芝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比较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