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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姬
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那些掌权者恐惧丧失权力及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都导致了腐败。大多数缅甸人熟悉这四种腐败：（一）贪婪的腐败，由欲望导致的腐败，是由于受到诱惑或出于那些人们的喜好背离了正确的道路；（二）偏狭的腐败，是采取错误方式去敌视那些心怀恶意者；（三）愚昧的腐败，是由于无知所带来的失常；（四）恐惧的腐败，这也许是四种腐败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不仅产生了恐惧，窒息并缓慢地摧毁了所有的是非观，大多数时候，它还是其它三种腐败的根源。
正如贪婪的腐败一样，不纯粹是贪婪，恐惧匮乏或恐惧失去他们所爱之物，都能带来这种后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恐惧被超越、被羞辱或受伤害，都是恶意的种子。因此，除非摆脱恐惧的枷锁、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否则无知将难以驱散。恐惧与腐败的关系如此接近，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任何社会里任何一种恐惧都充满了腐败。它根深蒂固地难以根除。
公众对经济困难的不满看起来像是1988年由学生示威所导致的缅甸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这是真的：多年来不连贯的政策、无能的官方措施，萌发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收入的下降，已经使国家变成经济的废墟。但是比起难以接受的生活水平，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侵蚀了传统忍耐的美德，沉默的人们也由于腐败和恐惧扭曲了生命的羞耻感。
学生们不仅仅抗议他们的同志们的死亡，而且还反对否认他们生活的权力、剥夺生活的意义与未来希望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且，因为学生们的抗议与民众的普遍受挫相关，示威活动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运动。其中一些热情的支持者是富有经验的商人。他们不仅扩大了必要的联系，保存了运动，而且还使运动在体制内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他们的富裕使得他们缺乏真正的安全感或满足感。然而他们意识到，不管他们自己以及其它同行的市民的经济地位如何，为了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使不是充分条件，至少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行政部门。当缅甸人民的权力就象捧在手中的水一样的时候，他们已经厌倦了毫无保障的不稳定的政局。 
也许绿宝石那样凉爽
就象捧在手中的水
但是啊也许我们的权利
只是破碎的玻璃
捧在手里
这种锋利无比的捍卫着试图粉碎他们的闪耀着力量光芒的玻璃碎片，可以将其视为那些企图摆脱镇压的人们身上所闪现出的勇气的本质特征的一种生动的象征。
伯格由克昂山（Bogyoke AungSan）在他被审讯期间，把自己看作为一个不屈不挠地探索着缅甸问题之最佳答案的革命者。他激励人们鼓起勇气：“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需要努力去保持一个没有腐败的环境，在那儿，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恐惧由于受到法律的控制，而不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幸福。法律不只是通过对罪犯采取公平的惩罚从而防止腐败。它们也促进创造一个没有营私舞弊的、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保存人的尊严的社会。哪儿没有这样的法律。那儿维持正义与公共尊严的重担便落在了平民百姓身上。需要他们持续不变的努力与忍耐，才能把一个理性与良知由于恐惧而受到扭曲的民族，改变为一个法治的国家；在把人天性中的破坏力降低到最低点的同时，促进人民对于和谐正义的渴望。
在这个已经创造出致命武器、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里，它能够并且已经通过这种强大的、非人道的技术，控制了弱小与无助的人们。这时候，迫切需要在民族与国际水准上，建立起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更为亲密的关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声明，全人类不分种族、国籍和宗教，每一个个体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力争促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但只要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强制而不是民意之上的，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驾于长远的和平与繁荣之上的，那么，为保护与促进人权的国际性的协调性行为，将仍然是最可行的一部分斗争，将继续建立斗争的舞台，在那里，受压迫的被害者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去捍卫他们作为人类家庭中一员不可剥夺的权利。
革命的精髓是精神。它出自于一种理性的信念。为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需要改变精神上的态度与价值观。革命的目标如果仅仅是瞄准在改善物质的条件上，改变官方的政策与制度，它就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革命的精神，那么产生了不公正的旧秩序的力量，将会继续不断地威胁改革与重建的进程。仅仅是呼吁与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必须万众一心地去坚持斗争，以不朽真理的名义去献身，去抵制由于欲望、憎恨、无知和恐惧的影响所带来的腐败。
据说，圣徒就是不断努力去尝试的罪人。因而自由人就是阻止自己继续做尝试的人，并且在这过程中，使自己适当地承担起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所需要的责任与纪律。对于那些向往生命尽可能圆满与完整的人说来，免于恐惧的自由，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目的的基本自由。
一个想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制的、并且坚定地确保反对国家滋生权力的民族，首先必须学习将自己的思想从冷漠与恐惧中解放出来。
为实践自己的思想，昂山自己总是坚持不懈地表现出勇气――不仅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从而使得他敢于说出真理、遵守诺言、接受批评、承认缺点、改正错误、尊重对手并勇于与敌人谈判，从而在人们的心中赢得了当之无愧的领袖角色。正是因为这种道义勇气，使他在缅甸永远值得人们去爱与尊敬――他不仅是一个好斗的英雄，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与良知。尼赫鲁用来描述圣雄甘地的话，正可以用在昂山的身上：“他基本教义中的无畏与真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永远将被视作为大众的幸福。”
甘地与昂山，一个是伟大的非暴力倡导者，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始人，两者的个性截然不同，但因为向独裁统治的挑战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都不可避免地有着相同点，因而，在那些起来迎接挑战的人身上存在着内在本质上的相似处。曾认为甘地一项最伟大的功绩是给印度人民输灌勇气的尼赫鲁，是个现代政治家。但是，在对20世纪独立运动要求的评价时，他发现并回顾了古印度的哲学：“一个个体或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天赋……是勇敢，不只是肉体上的勇气，而且还是出自于精神上的无畏。”
勇敢也许是天生的，但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可能来得更加珍贵。勇气来自于习惯性地拒绝唯命是从。勇气可以被描述为“压力下的优雅”――所谓优雅就是面对残酷、持续的压力不断地更新自己。
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对由于恐惧而习惯于在铁幕统治下生活的人们说来，将他们从使人虚弱的恐惧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也许是不容易的。但即使在最为残暴的国家机器下，勇气也在不断地产生，因为恐惧不是文明人的自然状态。
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勇气与忍耐的源泉通常在于坚定地信仰神圣的道德原则以及身处逆境但仍然信奉精神与物质进步的历史观。人与纯粹的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他有自我改进和自我拯救的能力。人的责任的根源在于对完美的观念，欲望使之完成，理智使之发现面向它的道路。即使意志在这一条道路上无法到达终点，至少这段距离会产生超越个人局限与环境障碍的要求。这是理性的、文明人的世界观。它引导人们去挑战、去承受、去建设一个没有贫困与恐惧的社会。当真理、正义与同情的概念只是作为抵抗残暴权力的壁垒的时候，那么它们就仍然无法摆脱历史的陈词滥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