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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 (博讯 boxun.com)
来源：《炎黄春秋》
几点说明
一、1986年底，上海发生了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记得当时学校的期末考试是应付了事的，匆匆忙忙提前放了寒假。我在事件中甚为积极，还联合几位同学贴出了新闻系的第一张大字报，因下学期我未返校直接到外地实习，便逃脱了被办学习班的命运。这是事件结束后几天即12月28-30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在北京的好友，报告事件的情形。前几日搬家，又读到了这封信。现将原文打出来，算是对我大学生活的一个纪念。
二、文中的三个小标题“感受”、“经过”、“思考”为整理时所加。
三、此次事件导致了胡耀帮、胡启立的失势和江泽民的上升。此次学生运动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弱点，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均得到了修正。
四、1984，1985年底均有为纪念一二•九运动而爆发的学生运动（原信中没有提及）。但以86年的事件为最。那时正是赵紫阳执政的时代。频繁发生的学生运动可能是当时激进改革的一种显现。这是事件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
五、因写信的时间距离事件很短，信中第三部分的思考多是一些情绪激动的直白的感受，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且多局限于一个新闻系学生的有限视角，议论是很粗糙的。但愿读此帖的网友们不要因之生厌。因是个人的亲历记录，第二部分事件的描述也很狭隘，希望各位经历过这次事件的网友能共同来完善它。如此种种，贴出此文也就有了抛砖引玉的期望。我的邮箱号码为dued@263.net。
六、当年还整理有复旦大字报摘抄，以及有大约400余张黑白照片，但苦于资料太多及没有扫描仪，未能一并贴出。以后再说吧。
高尚 2/25/1999
感受
上海的学生运动想你也略有所知。前几天VOA报道，北京有三千学生游行，声援上海，警察设置路障阻其进入天安门广场，详情不知。本月的中下旬，全国各地先后有七个地方发生类似的示威游行，其中有上海、北京、武汉、南京、杭州、天津、深圳等地（加上合肥、昆明等有十个）。其中以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破坏较为严重，情节较为粗暴；以上海规模最大，是文革结束后至今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前三天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最保守估计是十万人次（肯定不止十万人次）。这是一次充分显示学生有限的实力又充分暴露学生全部弱点（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激情恣肆而“短命”的学生运动。它最饱满的力量与激情之显示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以后便迅速转入余波而至于如今的完全平静。
它的出现实在是太突然了，突然得使我们其中的许许多多人（后来是不由自主地加入进去了）对何以能在一两天之内爆发出如此旺盛的激情而感到讶然与困惑，对这一次运动的原因、目的都感到十分的茫然。——我们的日常的平静的生活里压抑着多么强烈而深刻的不满啊！而当它一找到其宣泄口时，不满的情绪便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冲击着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少人包括我在内起先都是持着一种讥讽的态度的，我们觉得很可笑，很滑稽，但是，我们不少人也就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这种冰冷的目光。这场运动的发起在最广泛的大学生中是缺乏理性的准备的（而在运动中大学生却充分表现了他们作为准知识分子的理性的“有理有节”，这点下文还会提到），这是一场情感性的运动，而这种充实的情感力量正包含了对现实的最强烈的抗议。
这一特质强烈地表现在我们几乎找不出一条具体的、堪称原因的原因，去年北大的反日货及前不久华师大的风潮（11月10-15日）都有极明确的矛头所指，都有得以体面解决、皆大欢喜的可能性。但这在本次运动中找不到。最早的交大的大字报（约出现于12月10日）锋芒四射，却十分浅薄：有指斥学生会的，有把以前周志明案件（注一）提出来……等等。有人说交大的两名研究生被警察殴打（注二）是导火索，这是勉强可以成立的理由。我更倾向于它是属于“周志明案件”一类的理由。但是，却恰恰正是这类似乎是鸡毛蒜皮的（所谓“老帐新帐”）的不满最后指归至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这是对我们现实的最深刻的反映，也是我们的现实的最“不合理”处（借黑格尔老人语：凡是现实的必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必是现实的。），也是本次运动的价值、意义及它的水平所在。有人认为本次学生运动体现了学潮水平的下降，理由是它没能提出具体的目标，如同大学生的反物价上涨等等（持这类意见的有不少是报界的新闻人事，为数相当不少）。相反，我认为，这正体现了学生们已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来把握现实的矛盾。这恰恰是学潮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下降。
注一：周志明是交大四年级（？）学生，与华师大一同乡恋爱不成，邃起报复之心，持刀至华师大8舍（女生宿舍）企图毁其女友之容，为其女友之同学张露所阻，张露受伤。周志明据此被重判死刑已于今年执行，量刑过重是明显的。大约是既北外的冯大兴之后的第二个被处死之大学生。
注二：11月份，美国“爱的旋律”演唱组来沪在万体馆演出。演员唱毕用英语邀请观众一同跳舞，其他的观众未动（听不懂？），交大的两名研究生接受邀请。事后被“请”到公安局蹲了一夜，当夜挨了四名警察的打。
关于这场运动的这种情感性，还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前一段时间，孤独感、寂寞感是复旦的少男少女所热衷的话题（其他学校我不清楚），所谓的孤独感极大地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这一度成为舆论分析的focus。我当时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世纪病——时代病，当我把目光局限于“准知识分子”群落时，我甚至借用了汤因比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而当我把“孤独”置身于这场运动的大背景里时，我便发觉这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种歌花吟月的轻薄的忧愁，这种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春情的哀伤，是多多少少受着现实的制约的，于是这本来轻飘飘的东西便积淀了（也许成分是有轻有重的）沉甸甸的现实矛盾的深刻性了。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归纳一点，本次学生运动的背景或巨大热情来源于对民主改革进程的缓慢的极度不耐烦。
诱发这种不满情绪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前面提到的种种便是一种具体的表现；不可忽视的是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的演讲。方励之有“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之称，此公想必你已有所知。他在十一月从意大利回国抵沪时在交大、同济各作了一次演讲。这两次演讲我没有参加，但我看过他在去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复印稿，用官方的话说，是极具煽动性。（十一月演讲后，我曾就此事接触过几个层次较高的人士，普遍的反映是令人失望，有人甚至撰文说“方励之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仅仅是个别人的失望。他在理工科学生里肯定还很有市场。）方励之之所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为他所演讲过的两个学校在此次运动中表现突出：交大是最先发起；同济是运动之主力，20日一天几乎全校出动（由学生会带队），全校瘫痪近四天。
经过
下面我把运动的全况概要说一下（以上写于28日夜）：
10日交大开始有零星的大字报出现，内容前面已提及。至15日之间，大约出现了校方撕扯大字报之举，学校有沸腾之势。约在15日，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并要联络各高校协同行动；并有人私自打电话给美国住上海领事馆，透露了将要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消息（定于19日）。18日下午约二时许，江泽民市长来到交大，与几千名学生会面。江泽民“气势汹汹”（他是交大校友），学生相当不满，场上嘘声不断，辩论会从下午2：30持续至晚上7时过。会上有学生提议定15日为交大学生民主日。当时有三台录象机现场录象，并牵引有线广播至会场外供交大全校收听。江泽民没能阻止学生于次日上街。（江泽民次举大约是想模仿柯云路小说《历史将证明》中的省委书记。他的形象一直不太好，他是扬州人[江北人]，上海人对于江北人是传统的瞧不起。此前已有谣传不久市长将换马。）
但一直到18日前，复旦相当闭塞，至少对我们系来说是如此。复旦人广泛地获知“事变”是在18日下午1：30以前不久。时值星期四，下午1：15左右，同济大学（在复旦附近）近千名学生高举“民主自由人权”、“起来吧，热血青年”等标语（白地黑字）来到复旦，用一位现场旁观的教师的话说，是“串联复旦一起闹事”。队伍在校门口被阻，复旦校门紧闭。时值上课时间，不少同学正匆忙从宿舍往教室赶，教师员工也都要进入校内，便被堵在了同济游行学生的后面，而大门的里头，却是几百名复旦学生在旁观，起哄，当时复旦党委书记林克在现场。约1：30过，大门敞开，学生们似乎是胜利了，一涌而进，在复旦园内（宿舍区）篼了一圈回去了。
同济学生来后，复旦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无穷的传言在复旦流行。当晚，参加完一门考试，我于约8：10回来，经过食堂前（类似于北大的三角地）时，见广告橱里明显地张贴了几张大字报，并有不少学生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九时过后，气氛更加严峻，各系的辅导员、党总支连夜召开学生座谈会，作思想工作，劝说学生次日不要上街。更多的学生聚集在食堂前看大字报，人越来越多，此时大字报也越贴越多，明确提出了次日（19日，星期五，下午是高校统一的政治学习时间）下午1：00在上海外滩市府前集中示威。这时的大字报内容多为攻击学生会，指斥学生会日常行径的贵族化；攻击学校教育制度，如称学生会、指导员、考试制度为三座大山，等等。
19日凌晨一二时之间，昨晚贴出的大字报均被保卫处和学生会撕去，但天蒙蒙亮，又一批大字报出现在广告橱上，更有目击者把学生会、校团委撕大字报的某些人的名字具体的诉诸大字报，同时再次号召下午前往市府请愿。
18日晚是复旦的不眠之夜，也是上海各高校几万学生的不眠之夜。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在这腊月阴冷砭骨的寒风中，却是不安与骚动，被压抑着的热力就要发挥出来了。
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袁世凯处，民主自由，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宽松宽容，人民做主，纯系子虚乌有。想当年北大代表，被穿小鞋如鼠。亿万同胞，蒙赐人权，赢得双手黄土。十余年前，望京犹记人民惨遭屠！可堪回首，假民真主，一片群魔乱舞。凭谁问，青年醒矣，尚能欺否？
南乡子 ——民主有怀何处有神州，满眼民主俱是愁，往往来来多少事，悠悠不尽人权付东流。压制有无头？空喊民主几时休？热血青年齐声吼，NO！NO！！我们不是刘阿斗！
这是两首传抄甚广的词作，颇有天安门诗抄之盛况。这两首词是第一批贴出的大字报之一，被撕之后，又有人用红色圆珠笔重写重贴。我是在19日上午抄录。
19日上午的复旦似乎还是平静的。人们在下课后纷纷到各处广告栏阅读大字报，人太多，挤在前面的人便被要求大声诵读出来，后边的人静声听之，不时爆发一阵阵的喝彩，犹如四五运动时的北京。校方的对策是加强辅导员的工作，一个上午辅导员来过三次。学生会则用舞会、讲座、电影录象等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12：30过后，陆陆续续有同学三五成群出校门乘55路公交车到外滩去了。一个下午不时的有人前去，特别是在晚饭后更有大批人前去。
我在下午一时过后与一同学前往外滩，随身携带一台照相机。我们乘21路至武昌路在步行到外滩，一路上气氛异常，不时有穿军大衣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在路上行走或驻足等待。如此多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突然地出现在这本来是十分清静（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的街道上，使空气似乎也紧张而压抑起来，颇有一点白色恐怖时期搞地下工作的味道。——大学生们都严肃地快步走着，低声交谈着。骑着黄鱼车不时飞驰而过的青工们飘下的话语更加紧了人们的神经：“今朝要出事体！”——这是火山爆发前的寂静与沉闷。
这一氛围在外滩更加突出。时间还没到，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散落在外滩的长堤上（平时的这里，当夜幕降临，可是上海的情侣们的天地。）他们有来看热闹的如我，有来参加的。这一气氛极大地影响了行人和市民，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在市府前大道两边整齐地站立迎候着。他们的面前是刷刷两列武警。
我在市府大门右外角站定。我看不清游行队伍是怎样集合起来的。只见得远远他们走来了，高高的标语牌上写着：“民主自由人权”、“要求新闻自由”、“解放被禁锢的人性”、“反对官僚”，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学生们在市府大门前的大道上站定，高呼“江泽民出来”，高唱《国际歌》。这一时刻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我生平亲眼目睹的最壮观、最慷慨的场面。而且这些人都是与我同龄同样身份的莘莘学子。由此而改我冰冷讥嘲的目光。
在市府前稍事逗留后，学生们沿福州路前往人民广场（市中心，市人大所在，场地宽阔）。学生主要是同济、复旦、上海大学等学校的。沿途有众多的市民围观。复旦的学生在市府前曾扯起“复旦人不再沉默了”的横幅。但走到福州路中段时，横幅消失了，人似乎也走散了。据同学说他们当天还看到有复旦人举的“复旦在怒吼”、“反对新闻封锁”等标语，但我没看到。
至于这支队伍的人数，我曾先行在福州路与人民广场交汇处的一个人行天桥上，由此望去，整个福州路满满当当，人数我想不下于三万人。
在队伍里我还看到有三名老外及一“清华大学”的旗帜，后听说是来上海实习的学生。下午三时半左右，队伍出福州路与早在人民广场的交大等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合。交大的学生至少五千人，有一面校旗。他们是由学校团委书记带队，秩序极好。人已挤满了一半广场（据说可容纳十几万人），而一半的人是围观的市民。
学生坐在广场与上海人大所在地的大会堂相对峙，没有结果。我在4：15与同学离开广场，当时广场已被封锁，大学生可凭学生证进入，而外人不得入内。
之后我到交大，交大很平静，据说有一半学生在广场。我在晚上10：30左右回到复旦。在广场碰到的几个同学还没回来，当时我猜可能出了事。20日凌晨四时左右便知昨晚今晨果然有重大事变。下面根据在现场的同学的叙述记录：
〖人民广场〗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同济、交大、复旦等各高校都已派校车到人民广场接本校学生回校，的确接走了不少人（我在晚上6：30离开交大时，在校门口恰巧碰到两辆满载唱着歌或乱喊乱叫的学生的校车——类似于公交运输车——返回交大。）但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江泽民出来”与学生对话；二、借扩音器。学生们以“对话”、“喇叭”等短语为口号不断呼叫。同时不断有学生翻越铁栏（大会堂前是一圈铁栏，铁栏内是一溜武警）。有一学生当场晕倒，被铁栏内的武警抬上车送至医院。后来市人大借口广场的高音喇叭早已拆除，借与学生一辆公安局的宣传车。各高校的代表轮流上去发言。
五点多的时候，同济代表提出四点要求：一、 市府承认学生示威游行是正义的；二、 市长与学生直接对话；三、 公开报道学生运动；四、 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
关于第二点要求，20日上午，我在复旦看大字报时，却是：“二、确保学生有贴大字报之言论自由及上街游行之行动自由。但我同学坚决否认在广场时提出的四点要求中有这一点。这大概是后来与市府（在市政府）谈判时改过来的。
这四点要求被列为本次运动之最底纲领。最高纲领为“自由、民主、人权”。
〖市政府〗
学生的要求没有结果。18：30，在广场的学生开始游行，沿西藏路、南京东路、外滩大道，约7：15来到市府，又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峙。19日夜的气温是零下四度，且在黄浦江边，条件比广场恶劣得多。这些学生多半是从中午就走出校门，晚饭一般都没吃，可谓挨饿受冻，以至后来有市民买好面包成筐地抛进学生队伍里，次日的游行是学生都作好了（或有组织或个人）应急准备。
江泽民在赶往市府商议对策处理学潮时遭遇车祸，时间不详，头腰受伤。后来是半躺在床上与学生代表谈判的。这几天出现于电视上时，额头上贴一膏药。
近晚11时（19日），确知外滩被封锁，市民不得入内；市府与学生代表开始谈判。学生代表共有十人，并有联络员从市府群众接待处向市府大道上的学生传递谈判内容。
市府的代表是叶公琦付市长，江泽民也与代表们见了面并参与谈判。12时，学生们获知，市长有五点建议，其中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四点要求中的第一、四条，后来并由公安局的宣传车播放江泽民与学生代表谈话的录音（录音机是学生们带进去的）。
凌晨（20日）三时，叶公琦付市长代表江泽民讲话，强调学生返校，并不断广播。
由于学生的二三条要求不被同意，谈判陷于僵局。黄浦江边的学生们不断地呼喊“如实报道”。
〖复旦〗
我们再回到19日夜的复旦校园。学生会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学生会各成员前去外滩劝说示威的学生。之后便分头出发，他们在外滩告示复旦的学生关于校车停靠的确切地点，劝其回校。之后这被当作破坏学运的“重大丑剧”。
〖外滩〗
清晨四点多，同济大学校长江景波及一付校长高**（关**）带了面包、开水来到外滩，车子无法进入，只好停在外滩大桥下的上海大厦旁。江景波徒步来到同济学生中。江校长素以对学生严厉、考试制度严格出名。他在人群中发表情绪激动的演讲：希望同学们能返回学校，但如果同学们坚持要留下来，他也尊重他们的意志。他带来了开水和面包，请同学们前去领取，他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他说：希望留在外滩的同学不要触犯法律，否则学校就不好说话了。他的话博得了一阵阵的掌声，同济的学生齐声高喊：“谢谢校长！”“江校长辛苦了！”
凌晨5：30，公安局发布一号二号公报，由市府大门上方的一个高音喇叭不断广播。预备清场。
一号公报援引《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理条例》、《城市交通规则》的有关条款，敦促学生们迅速离开外滩现场。“我们郑重地提醒游行队伍的代表和组织者，应当承担起你们的责任，劝说和带领同学迅速返回学校。行人和无关人员立即离开现场。”
二号公报则强调“现在在外滩确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来煽动同学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这二号公报当天即与江泽民六点意见迅速打印出来张贴到各高校，送至每个戏每个年级。
六点意见：一、学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赞成现在这种游行方式；二、只要遵守法律和法令，市政府和学校不做处理；三、“新闻单位是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他们的报道原则是维护人民之利益，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改革开放。只要符合这个原则，新闻单位历来都是会报道的。”（据说，现场录音中江泽民的原话是：充分尊重新闻界的意志。这与此出入很大。）四、“……如果长时间聚集在交通要道，必将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市民对此会是十分不满的。”五、 不受“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六、返回学校。
清晨5：48，清场开始。五辆满载武警的大卡车开进外滩，一时间，探照灯、照明灯全部打开，在学生头上乱晃。强行驱散学生，强行把稍有反抗的学生押上卡车。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甚至有一女学生（据说是同济的）被抓住头发倒拖十余米之惨状。
6：30，基本清场。交通开始恢复。被押上卡车的学生大部分被送回学校，有一部分在公安局里填了一张表格后被释放。
〖20日，周六〗
早上9：45，同济的学生由学生会带领，几乎倾巢出动，开往外滩。消息迅速传到各个高校，源源不断的学生涌向外滩、人民广场。学生总数估计达十万之众，为空前盛况。上海市内各主要干道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警察的“镇压”并使大部分市民的同情转到了学生方面。
此次学运达到了高潮。
我在中午一时左右赶到外滩，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到处是示威的学生和围观的市民。过外滩大桥时，犹如电影战上海里大部队开进上海的景象，源源不断的学生拥挤着走过大桥。这景象我永远难忘。
我随着游行队伍沿福州路又到了广场。复旦的学生受到了已在场的示威学生的热烈欢迎。之后我柃着相机拼命往前挤，一直到了铁栏前面，我的面前就是一列警察。谈判仍在继续。对方是人大付主任。而学生代表却是分散的，谁都可以当代表。只要谁敢坐到铁栏上喊几句话，他就是学生代表。我在这里一直为后面的学生推挤着，一直捱到晚上近六时。这期间由于谈判的期限从下午三点一直往后推，学生队伍发生分化，有的游行去了，大部分人还呆着，力量分散了。没有统一的指挥。市政府正希望学生如此：广场象一个口袋，学生开来了，它封锁起来与市民隔绝，市政府采取磨的战术与学生消耗时间、精神与勇气，使你自觉没趣与无聊。20日的广场正是如此。——所以我说，20日是本次学运的高潮，却也正在走向低落。
政府吸取教训，警察相当克制，甚至有些放任自由。但谈判仍旧没有结果（会有结果吗？）。在广场的几句口号是很有趣的：“江泽民，你错了，我们不原谅你了！”“江泽民，你错了，你改过来还是好孩子！”
〖21日，周日〗
白天仍有部分学生上街，但已是运动的余波。示威队伍象一个过气的展览一般，已失去了它的激情与号召力。
晚上发生了市民在外滩踩踏掀翻轿车事件（海关大楼外），致使整个运动发生了“不纯洁的变化”。23日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加以图片报道。肇事者是青工，现已被逮捕。
这天晚上，在外滩聚集有包括复旦学生在内的几千名学生。当时有一名叫顾斌的学生（上海化工专科学校）自称是上海学生总代表。他声称交大被封锁，学生出不来。他号召学生前往营救。但当队伍到达交大之后，惊讶的学生发现交大很平静，根本没有被封锁的迹象。顾斌私下说，骗学生到交大是为了“集中开会”。当下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复旦去了五名。顾氏提出建立地下组织，当即遭到交大、复旦代表的拒绝。他们坚持要公开地、自发地行动，以获得政府与市民最大的同情，不肯成立非法组织，给人制造口实。正好在此时传来了外滩发生翻车事件的消息，当时在外滩的学生处境很危险，将有可能被当作不法分子被逮捕。在此形势下，顾斌提出组织学生去外滩营救，而此举势必招致警察的更强有力的干涉与镇压，学生的人身安全更为危险，故断然遭到交大、复旦二校代表的否决。他们冲出会场，在交大党委办公室与市政府取得了联系，澄清了学生们并未直接参与外滩的骚乱，吁请市政府保护在外滩的大学生，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肇事者，同时宣布交大、复旦退出今天的行动。二校代表在交大党办留有现场照片。
下午便有传言说次日（22日）将举行全市性总罢课，到了晚上更贴出了大字标语呼吁总罢课，以采取更进一步强硬的措施，给市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学生们对这一较为极端的作法看法不一，更多的是抱着走着瞧的态度。
下午北大的几名代表来到复旦并演讲。由此确知北大来了80名学生支持上海的学运。
〖22日，周一〗
早晨八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报道节目里播送了市政府发言人就学生上街游行答《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两报一台记者的“提问”。复旦校方特地在校门口拉了一个扩音喇叭。这是上海的新闻媒体第一次对本次学运做出反应，至于是否是媒体自己的反应就不知道了。中午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播了。全体的大众媒介在沉默了两天之后一直地发了言。
这一天交大没有动静。同济休整一天，据说在养精蓄锐。他们已经进行了全校性的安排，组织了“飞车队”、“募捐队”、“宣传队”，学校出借播音设备，校印刷厂为其印刷传单。
上午上海师范大学在淮海路上大规模游行，一横幅有路面宽。中饭后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约100人举着旗帜来到复旦，但应者据我计算仅有七人。堂堂的复旦跟在“轻专”的后面岂不大丢其脸面？“轻专”一行徒招惹了一帮围观的人群。而且轻专的这帮人也不象是“干革命”的模样，流里流气，向围观的人打着唿哨，说几句脏话。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堕落了。
〖23日，周二〗上午市政府、市教委派人到同济大学与该校五千学生会面、谈判，没有成效。下午同济学生在四川北路游行。
〖外地〗22日南京学生游行，声援上海；23日杭州学生游行。南杭两地学生都试图扒火车来上海。
至此以上海为中心点的本次学生运动全部归于无声。
思考
以上是本次学运之大要。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第一〗
江泽民这次是信誉扫地了，充分显示了他的无能。一、18日的交大之行未能阻止学生的行动，他的气势凶凶与自命不凡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感，如他一到交大就对学生说“你们不要摆出这种架势来，我们什么场面没见过？！”再如，他拍桌子：“打电话的人给我站出来！”（指打电话给美国住上海领事馆）二、20日清晨用警察强行驱散学生是重大失策，直接导致了当天的十万学生大游行。谁也不能原谅这一行径。忍饥受冻捱了一夜的学生（而且秩序非常的好，非常的冷静）居然遭到了如此粗暴的待遇，这在人们的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政府对学生是十分不真诚的。这“不真诚”有主观与客观两个层次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政府对学生是轻蔑的，“你们懂得什么民主？！”这可以从近几天的报纸上诸如“莫要把资本主义民主看成一朵花”之类的报道集中看出。而且，政府并不害怕学生。它担心的是学生运动所可能引发的那些潜在因素：①工人的不满情绪与学生的不满混合在一起，局面将不可收拾。恰巧在年终，政府为了安抚工人，势必多发奖金，这会引起明年的通货膨胀；而且今年的利润完不成，明年的经济会更困难；②这段时间刚好新疆的上海知青回沪探亲，上海知青（在新疆落户）以前已经闹过好几回事了；③崇明岛农转非问题；④明年物价大涨，市民不满所可能引起的社会不安定；等等。至于《答记者问》里所列举的公交问题，那是暂时的，并不足为虑。公交问题有向两方面转化的可能：诱发市民淤积的不满或者使得市民反过来反对学生闹事。政府对学生的轻蔑最典型地体现在《答记者问》里：学生被“一小撮人”利用了。且不说这一小撮人究竟是谁，学生是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这是对学生的热情的最大的嘲弄和讽刺。《答记者问》仅仅肯定了学生的愿望与热忱，就是这可怜的被肯定的愿望也是被骗的，这热忱是被煽动起来的！侮辱得真够彻底的。
“不真诚”的第二层制约因素来自客观，来自现实的巨大控制。我们的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并没有分权政治，也没有区域自治。即使上海的政府主观上想让一点步，也为现实所不容许，牵一发动全身。就拿此次学运中新闻界来说吧，他们的沉默也是违心的。我系的一位教授去《解放日报》办事，就被该报的记者编辑紧抓住，请他分析时局，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在报纸上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关注。
〖第二〗
本次学运的特点之二是理科生踊跃，文科生消极；理工大学冲锋在前，以人文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却被动颓丧。复旦就是例子。这似乎是反常的。这其中当然有种种因素，如理科生平日比较紧张，比较boring，“闹事”犹如过节，是释放自我、宣泄情绪的极好机会，等等。文科生的消极甚至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批评。它的消极我觉得也不是缺乏觉悟。相反我以为，正因为文科生想得多，对中国情势的复杂性思考得更深（相较而言），故而他们不容易被激动，往往保持了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这仅是我的一种直白的感觉，你或许并不同意）。这是总的来看。就新闻系而言，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这次我系在大字报上的点名批评中名列第一。“新闻自由”的标语是电子工程系扛出的，而不是我系，这成为全校的笑谈。同宿舍的同学接到的圣诞卡上写着讥讽的话：“这几天我越来越羡慕你们系了……”我系已因在今年校庆“大出风头”而被人多方讥嘲：当时值我们班（73人）上摄影课，回春艺术团到我校演出，一时摄影记者多达几十人，颇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如今更是声名扫地。此一时彼一时，两厢对照，不禁令人讶然失笑。——怎么说呢？新闻系的沉默不能说没有上面提到的总的水平的问题，但我总觉得，它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媚骨。我总以为，新闻系应更富于政治意识，更富于实践性。
〖第三〗
我对本次学运的看法。
**首先**
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行动。不承认这一点就根本无法解释十万被誉为社会精英的大学学生涌上街头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可能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但它决不是被（“一小撮人”）煽动、被（“一小撮人”）引诱而产生。正如胡适博士所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所谓的“一小撮人”的标准说法，是一种农民式的思维观念，是一种专制君主的政治权谋。它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学运中都成为官方对学生们的警告。因为它能满足民众简单的思维需要。近来报纸甚至不惜违反最基本的新闻原则，对学运做了粉饰太平的报道，如23日《解放日报》头版以极大的篇幅发了一张该报记者顾力华拍摄的照片，题为《勤奋学习，积极迎考》。在他来复旦拍照的同一时间，我校教学楼3108室正召开关于此次运动的大辩论，学生们挤得这间全校最大的自修室水泄不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敏感和新闻观？——绝对的愚民政策！而且它已不管学生会有什么反应了，它要照顾全国更广泛的民众。——愚民！
现实太压抑，太沉闷，民主进程太慢，这是这次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最深刻的现实矛盾：
① 新闻媒介不敢介绍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情形，这是咄咄怪事；
②人大代表资格的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出：人大代表应是社会活动家，还是功臣、劳模、球星？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责任？而且，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提问者用心良苦，尽量从细节处、从浅表层次发问，尽量避免击中痛感神经，但即使如此，仍旧无见成效。
③中国文学现在仍在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者不可得兼的痛苦选择中徘徊，这难道与新闻界无关？今年的中国作品为何不能得诺贝尔奖问题的大讨论与新闻界无关？——不！当本应是最活跃、最富有生气的社会活动家的新闻工作者们都在沉默、都在唯上是听，都在关着房门讨论着“新闻散文化”这种笔法那种笔法时，都在搞一点带有刺激性的社会新闻，或者诚惶诚恐地对着现实探头探脑，希望微言大义能够发人深省时，那种沉重的现实责任感和政治敏感便无疑问的落在了作家们的身上。人们不应指责作家们过于浮躁，而应指责新闻工作者不够浮躁。——这次，新闻自由成为运动的焦点决不是偶然的。
……等等。
如果说学生运动是被煽动，被引诱，那么它是被现实的不合理所煽动所引诱。
**其次**
我们目前整个的社会心态是希望安定，希望和平发展。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的确有悖于此。所以我觉得，近来报纸上大量刊载的大批老教授、老学者（至今还没有文艺界的人士）的表态所表现出来的不安的心情以及希望不要再见到“文革”的忧虑并不都是违心之论，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巨大的社会震荡于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也是可以确定的。当然给改革增加困难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这一点下面还会提及。——问题在于，这种情感性的学生运动，这种大幅度的社会震荡，在中国似乎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谁都不希望社会的不安定，但从前面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大规模的情感喷发似乎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改革的痛苦。每一个经历了此次运动及其归于无声的大学生都沉重地感受到了这巨大的痛苦。——这也就是我对此次运动的一种矛盾心理。（以上29日写）
**再次**
此次运动也暴露出了学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是多么幼稚与软弱：
①学生根本就拿不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强硬条件，以至于几天的谈判以无限期拖延而毫无结果。我记得学生们提出的“相威胁”的条件有：到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游行以求国外的支持；通电全国；冲击上海火车站；等等。而最普遍的条件是“游行去”。——这一切说明，没有强大的经济的、政治的势力作为后盾，学生运动难成大事。
②这种自发性的大规模运动造成了运动本身相当大的混乱。没有指挥，没有统一的有组织的行动，各校、各系、各人（例如我校）自行其是。任何一个行动往往取决于临时得到的信息，缺乏周密的思考和完整的纲领。所谓学生代表的产生就很能说明问题。20日下午因挤在广场的最靠前，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混乱、盲目以及由此而来的急躁。在我身边不时有人蹬上铁栏喊几句话，如果他得到众人的喝彩，他便是代表。同济大学的行动比较有组织，他们的学生会主席是谈判代表。20日下午由于谈判截止时间一再拖延，铁栏外的学生连这两名代表也信不过了，有辱骂他们“吃江泽民的三黄鸡”的，有讥嘲他们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片混乱，之后就不断有人翻越铁栏自行充当代表去了。——同时，由于代表的混乱，几天的谈判没有延续性。这种混乱之后便是学生的分化，我要行动，你要谈判！
③在这一片混乱当中，学生们却似乎是令人疑惑不解地表现出一种顽强而稳固的理性意识，这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是一种有知识阶层的相当冷静的心理积淀。拒绝顾斌建立地下组织之提议，强调斗争的合法性（20日不愿大规模在市政府大道上聚集以影响交通，主要斗争地点放在广场，为一例），强调行动的纯洁性，都颇有一种为信仰而献身的热情，表明了学生的斗争是最无功利阴私的。但这当中也潜伏了巨大的政治危险，表明学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幼稚性（问题在于，学生想不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采取政治行动），缺乏政治的狠毒与阴险。
④同时此次运动致始至终没有一个具体的与市民密切相关的斗争诉求，与市民有着深刻的隔膜，未能得到市民的广泛的支持。19日下午游行队伍进入福州路之后，我眼见一位学生跑到路边临时在一张牛皮纸上写上两个“人权”大字，他起身对围观的市民说：“我们不求别的，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面对着一双双瞅着恐龙蛋似的陌生的眼睛，你的感觉会是十分的滑稽（我当时是笑了）和深刻的寂寞。市民关心的是“吃没吃饱”。我在电车上曾听到一些市民评价学生“爷娘让他们吃得太饱”。而学生则是在“吃饱后”求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完全不同的有高下的水平的区别，是一种深刻的沟壑。我当时就觉得，学生运动不仅有可能根本得不到政府的同情，甚至会引起市民的反感。因为学生所要求的和市民所想象的根本不同，而且对市民的保守惯性似乎隐约的有一种潜在的威胁。事实上，江泽民的六点建议也以此“威胁”学生。
⑤此次学运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公开的支持，它是孤立的，寂寞的，自生自灭的，或许有同情，但它是沉默的、无声的。正如许多学生呼吁，如今既没有陈独秀那样号召力巨大的先驱，也没有鲁迅那样为学生请命的导师。
**最后**
同时我觉得这样的学生运动是有成效的，虽然它以无结果而告终。第一个成效就在这运动本身。此次学运大约是继1979年初以来第二次高举“自由民主人权”大旗的了。历史的确是向前走了一大步了。连续几天来，学生的行动成为全市的重大新闻，即使是最一般的市民也在谈论着学生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不管市民们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来理解学生，念叨这些字眼，这本身就是一大成效。其次，我们只要回顾1984年底和1985年底学生“闹事”之后这两年思想大解放的局面，我们就会明白，运动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此，它还将对今后几年的思想界、理论界乃至政治格局甚至是人事变动，以及学运本身产生重大影响。当然，现在要对今后能发生什么变化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但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我反对“学生闹事给改革增加困难”这一论断。中国的改革是困难的，这次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改革复杂性的一次显现。它要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压力是好事。改革的环境决不是必须宽松的。战后西德的重建即是明证（你可参看《世界经济导报》1986-12-8一版）。 1986．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