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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擅长离岸中心，上海是在岸金融中心，双方携手是中国经济发展必走的一步。
近日笔者访港，同行的一位复旦大学老教授感慨上海才应该是亚洲金融中心，他相信，他孩童时上海香港排序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演。
老一代上海人的不甘如今沉淀在一些新上海人的心底，我怀疑，当他们看着中环的摩天楼时，心中却在为外滩经历百余年风雨的金融大楼不平。如今，外滩犹在，浦东陆家嘴的金融大厦鳞次栉比，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甚至远东金融中心地位不再。正像有人所感慨的，形似神不在。上海人说，他们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高楼不少，为了扶持上海金融业，央行成立上海总部，现在全国性的货币、证券、外汇这些金融市场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将成为央行市场化利率的先导，外资银行在内地首选的落脚点也是上海，这甚至引起了其它争当金融中心城市的愤怒，在他们眼中，上海吃的偏食太多。
但中国四大银行的资金运营中心虽然在上海，总部与结算中心都在北京，这些机构缺乏独立的品格，上海金融街上的每家银行都得听命于北京总部的政策，外资银行的业务权限掌握于北京之手，金融大楼成为徒有其表却缺乏神经系统的空虚的躯壳；资本市场同样如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可以在短期内超过欧洲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但只要印花税一出，就尽显颓势，发展前景笼罩在政策阴影之下。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市场，不可能成为吸引资源集聚的国际市场。一个货币无法自由兑换的市场，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听上去似乎是呓语。不仅如此，上海还要面对法治不完善、信息不透明、人才匮乏等方面的挑战。
金融中心地位的争夺，其实是法治、人文、专业素质的人才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的较量，在这方面，上海几十年的市场断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衔接上的。上海的学者做了好多努力，经济学者提出可以拷贝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体制并不矛盾的方面，比如，香港的金融、货币政策，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更好的监管机构，廉洁保障体系。
具体地说，如落地免签、自由港、外汇完全可自由兑换，都可以借鉴。当然，这些都是设想，上海如果实现完全自由兑换，那么，上海就将脱离央行的严密掌控，成为另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法》，呼吁「上海金融中心应该享有部分行政权限，央行等几大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法律授权，将其部分行政权限授予其上海派出机构」。此项建议恰逢上海政治敏感期，无疾而终也就可以想象。
亚洲各城市对成为金融中心都有焦虑感，香港不仅要面对上海的挑战——在一个经济年增长率十余年在百分之十以上的世界最大的市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得应对新加坡、首尔等城市的挑战，为了与新加坡争夺亚洲金融盟主地位，双方展开了对风险极高的对冲基金的争夺。
在制造业等北移或者南迁至越南等地之后，高附加值的现代金融业是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香港的金融及保险业对GDP贡献及生产总值增长，排名第三位。伦敦市一个专责小组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确认香港是全球排名第三的金融中心，次于伦敦及纽约，且在亚洲区内占有领导地位。香港特首曾荫权于连任时誓言，五年后他卸任时，没有人会质疑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目前是中国境内唯一「国际金融中心」，而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也因「中国因素」而独树一帜，其金融业绩越来越倚赖于内地公司与市场。内地各大型企业来港集资的活动，令香港去年成为世界第二大首次招股集资的地方，仅次于伦敦。香港固然靠中国概念大获成功，这养成香港对于大陆金融资源的依赖，但香港的致命之处是对资本品缺乏独立定价权，所谓在香港定价，不过是国际投资机构定价的结果。一些内地资源大型国企在香港上市只融得区区几十亿美元，以至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上市资源的流失。
一个大国靠定价权掌握在国际投资人之手的金融资本市场，解决融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从今年开始，红筹股陆续回归与人民币国债、QDII在香港市场的发行，说明了香港金融市场的两面：一方面香港仍然是中国境内融资渠道的重要延伸，另一方面，这一渠道存在的先天控制能力的不足也越来越清晰。上海的作用就是，成为世界认可的独立定价权的中国金融市场。
因此，香港有关部门一再表示融合的意愿。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表示，以中国经济规模，可以容纳两个股票市场，彼此互通。中国这么大，有两个金融中心并没有问题，两地有不同的特色，新股来源也不同。方正直言，两地交易所日后有可能进行合并。而近日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支持有关香港和内地交易所相互交易对方上市股票的提议，并证实香港与内地正在进行相关谈判。
以目前「一国两制」的局面来看，香港擅长离岸中心，上海的角色是在岸金融中心，双方携手是中国经济发展必走的一步。相比而言，上海地位更有风向标作用，观察其金融松绑状况，就可以知道内地金融业改革到底进到哪一步。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三十期
近日笔者访港，同行的一位复旦大学老教授感慨上海才应该是亚洲金融中心，他相信，他孩童时上海香港排序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演。
老一代上海人的不甘如今沉淀在一些新上海人的心底，我怀疑，当他们看着中环的摩天楼时，心中却在为外滩经历百余年风雨的金融大楼不平。如今，外滩犹在，浦东陆家嘴的金融大厦鳞次栉比，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甚至远东金融中心地位不再。正像有人所感慨的，形似神不在。上海人说，他们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高楼不少，为了扶持上海金融业，央行成立上海总部，现在全国性的货币、证券、外汇这些金融市场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将成为央行市场化利率的先导，外资银行在内地首选的落脚点也是上海，这甚至引起了其它争当金融中心城市的愤怒，在他们眼中，上海吃的偏食太多。
但中国四大银行的资金运营中心虽然在上海，总部与结算中心都在北京，这些机构缺乏独立的品格，上海金融街上的每家银行都得听命于北京总部的政策，外资银行的业务权限掌握于北京之手，金融大楼成为徒有其表却缺乏神经系统的空虚的躯壳；资本市场同样如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可以在短期内超过欧洲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但只要印花税一出，就尽显颓势，发展前景笼罩在政策阴影之下。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市场，不可能成为吸引资源集聚的国际市场。一个货币无法自由兑换的市场，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听上去似乎是呓语。不仅如此，上海还要面对法治不完善、信息不透明、人才匮乏等方面的挑战。
金融中心地位的争夺，其实是法治、人文、专业素质的人才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的较量，在这方面，上海几十年的市场断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衔接上的。上海的学者做了好多努力，经济学者提出可以拷贝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体制并不矛盾的方面，比如，香港的金融、货币政策，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更好的监管机构，廉洁保障体系。
具体地说，如落地免签、自由港、外汇完全可自由兑换，都可以借鉴。当然，这些都是设想，上海如果实现完全自由兑换，那么，上海就将脱离央行的严密掌控，成为另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法》，呼吁「上海金融中心应该享有部分行政权限，央行等几大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法律授权，将其部分行政权限授予其上海派出机构」。此项建议恰逢上海政治敏感期，无疾而终也就可以想象。
亚洲各城市对成为金融中心都有焦虑感，香港不仅要面对上海的挑战——在一个经济年增长率十余年在百分之十以上的世界最大的市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得应对新加坡、首尔等城市的挑战，为了与新加坡争夺亚洲金融盟主地位，双方展开了对风险极高的对冲基金的争夺。
在制造业等北移或者南迁至越南等地之后，高附加值的现代金融业是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香港的金融及保险业对GDP贡献及生产总值增长，排名第三位。伦敦市一个专责小组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确认香港是全球排名第三的金融中心，次于伦敦及纽约，且在亚洲区内占有领导地位。香港特首曾荫权于连任时誓言，五年后他卸任时，没有人会质疑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目前是中国境内唯一「国际金融中心」，而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也因「中国因素」而独树一帜，其金融业绩越来越倚赖于内地公司与市场。内地各大型企业来港集资的活动，令香港去年成为世界第二大首次招股集资的地方，仅次于伦敦。香港固然靠中国概念大获成功，这养成香港对于大陆金融资源的依赖，但香港的致命之处是对资本品缺乏独立定价权，所谓在香港定价，不过是国际投资机构定价的结果。一些内地资源大型国企在香港上市只融得区区几十亿美元，以至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上市资源的流失。
一个大国靠定价权掌握在国际投资人之手的金融资本市场，解决融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从今年开始，红筹股陆续回归与人民币国债、QDII在香港市场的发行，说明了香港金融市场的两面：一方面香港仍然是中国境内融资渠道的重要延伸，另一方面，这一渠道存在的先天控制能力的不足也越来越清晰。上海的作用就是，成为世界认可的独立定价权的中国金融市场。
因此，香港有关部门一再表示融合的意愿。香港证监会主席方正表示，以中国经济规模，可以容纳两个股票市场，彼此互通。中国这么大，有两个金融中心并没有问题，两地有不同的特色，新股来源也不同。方正直言，两地交易所日后有可能进行合并。而近日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支持有关香港和内地交易所相互交易对方上市股票的提议，并证实香港与内地正在进行相关谈判。
以目前「一国两制」的局面来看，香港擅长离岸中心，上海的角色是在岸金融中心，双方携手是中国经济发展必走的一步。相比而言，上海地位更有风向标作用，观察其金融松绑状况，就可以知道内地金融业改革到底进到哪一步。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三十期
I guess that the ball is more likely in our government's hand. To become a financial center in Asia, Shanghai needs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financial system, which requir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open up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