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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武器：中国的弱点探究
作者： Bruce Blair 陈雅莉Eric Hagt
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中国勾画其能源安全战略的地理政治蓝图上显示出有一个国家无所不在：美国。中国的能源安全规划者必须考虑美国对于进口石油的贪婪消耗，美国与亚洲的其它石油进口大国所形成的战略联盟，它在世界主要产油区腹地的海外军事行动，它对于世界石油运输线路的海上控制，以及由美国投入巨资的美国石油公司或跨国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这就是中国追求其能源安全时所处的环境。中国有时将其能源政策以温和的语言描述为：节能与供应多样化，这掩盖了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困境，它很难在满足其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不将其能源生命线暴露在外部力量之下，不管这些外部力量是不是有意的，它们都可能违背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规划者将石油作为一种具有战略性、政治性的商品，需要建立国家计划来确保它能可靠地从国外流入，决不想将石油供应交给任何外国势力控制。不管这是由于商业利益驱动，还是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变幻无常，还是由于不负责任、厚颜无耻的跨国决策者，或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压力或者美国的海军战舰，中国的焦虑是与日俱增，因为它感觉到——不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对于市场以及非常时刻的战略性因素它都缺乏控制力。
中国的主要脆弱之处源于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迅速增加。中国的进口飞速增长，1993年石油的净进口为0，现在增长到了每天两百万桶，到2020年会增长到每天八百万桶（大约等同于沙特阿拉伯当前的日出口总量），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中东上升为中国供应链中的最重要一环。尽管中国备受争议地侵入象南美这样遥远的石油产地，尽管它与邻国如俄罗斯达成了交易，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要想获得巨量的石油进口，它还得依赖于中东。
这种现实意味着中国正深陷于该地区复杂的地理政治之中，不管这对于它是否有利，它正在受美国石油外交的操纵。从正面来看，这种外交实际上减少了中国的脆弱程度，帮助它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使石油能够可靠地以适当的价格流到世界市场。这个目标需要美国以军事手段护卫中东的能源基础设施，使沙特政府能够负责任地有经济头脑地控制住OPEC的定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花费了1万多亿美元，而中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比如，美国通过干预将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就恢复了该地区的石油稳定，带来长达十年的低油价，中国在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过程当中也从中受益非浅。
从负面来看，美国最近断然干预中东已经使该地区不稳定。这种动荡与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所谓的基本要素的持续恶化——全球用于石油勘探与生产的投资下降导致石油储备基数缩减，美国、中国、印度及其它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导致需求加快攀升，非OPEC供应国的产能呈现周期性的停滞——这些因素促使“石油安全溢价”稳步上升，“石油安全溢价”是加在每桶原油“正常”价上的“担心附加费”。这种“担心附加费”使得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尽管有很多具有可信度的预测将未来20年的世界石油图景描绘成充足的供应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担心溢价”现在似乎已锁定了石油期货商的心理，而石油价格似乎越来越不具备弹性，因为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不能消除对于这种液体黄金的渴求，而不管其代价有多大。
中国对于能源安全的追求
日益加深的石油焦虑正在对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石油自给自足心理产生影响，使得中国更加强硬地宣称那些资源丰富的有争议领土属于中国，如东中国海，招致一些同样渴望石油的国家的反对。由于历史上的恩怨，许多邻国在与中国争抢资源大饼的同时，彼此也心怀怨恨与猜忌。这种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已经沸腾的敌意，加上其中有许多国家如日本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这使中国人更加感到美国可能威胁到它的能源安全。
中国自给自足的思想与对进口石油不断加大的依赖相调和的结果就是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与石油生产国及供应国进行排他性的双边交易，包括美国称为“流氓产油国”的伊朗、苏丹、古巴和委内瑞拉。中国愿意与任何具备丰富石油并愿意与之做交易的国家建立排他性的关系从而实现其石油来源的多样化，中国的这种“国家主义”引起了广泛的非议，有人批评说这种做法扭曲了全球的石油开放市场。但实际上石油产业的生产手段主要由政府控制，而不是市场，虽然市场确实对石油远期和即期期货市场起到调节作用。进一步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种所谓的“股本油”交易在理论上不会减少全球石油供应或者抬高其价格。相反，它可能促进整个石油领域的投资，从而对增加产量与降低价格产生正面的影响。在实践中，中国对于上游石油交易的坚决竞争确实抬高了这种日渐稀缺的商品的价格。中国的投资冒险更多的是由对政策利益驱动，而不是由完善的金融风险评估，因此从经济方面看他们不符合严格的商业惯例。
不管怎样中国在这些通常很遥远的地方进行投资冒险不会真正地给中国带来任何真实的能源安全。他们只能以太慢的速度生产太少的石油，根本不足以抵消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口，大部分的石油甚至根本不会进入中国。运输成本会非常高，因此这些石油通常会卖掉，或者交换成其它油进入中国。
不管怎么想，这些上游交易以及成功获取有争议的石油来源都不会减少中国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中国注定会增加这种依赖，这就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把其能源安全的重大控制权交给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地区性力量，包括与美国政府、军方与巨大石油利益相关联的强大力量。因此中国不得不忧虑迷漫在该地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石油供应的严重中断，进一步使全球油价直线上升。
在这种环境中，中国担心中美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会导致其石油进口中断，最极端的情形可能是美国封锁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从而使中国对于能源安全的恐惧达到极点。对于这种最坏情况的恐惧有潜力对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的政策导向以及保护这些利益的措施与手段产生负面影响。在中美两国都有分析家表明这种恐惧可能导致中国快速扩充海军。还有人认为这种新出现的趋势会使中国努力重新打造地区性关系使它获得战略优势，甚至将美国排除在外。这两种结果都不会稳定该地区的安全环境，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评估这种封锁的可能性以及（如果真的发生）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在以下的分析中，需要强调两个要点。其一是研究中国害怕美国禁运或封锁的背景与合理性。不幸的是，中国对于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的焦虑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尽管中国有担忧的理由，本文也表明美国封锁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是不大可能的。这些结论既基于正面的因素，也基于负面的因素。从光明的一面来看，国际能源市场的性质使得这种情形高度不可能，并且要执行起来也很有问题。更加让人担忧，同时也使任何形式的封锁都难以使人接受的是，如果采取这种封锁，中国可能的反应所带来的危险现实。
美国的石油禁运、封锁或者中国能源供应的其它严重中断情况可能比较遥远，但是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心理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安全感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这种焦虑大多是因为相信中国的经济无法忍受其石油供应的大规模中断。本文的第二点分析试图拆穿这种神话。这是通过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坏情形假设来例证的。第一种假设是沙特政府崩溃，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突然停止出口。每天将近9百万桶石油不再流入国际市场。第二种假设是美国的军事封锁严重地阻碍了进口石油从中东流入中国。中国由此每天失去了来自海湾的200多万桶石油，占其日进口量的60％，及其总石油消耗量的三分之一。
亚洲的石油焦虑
当前的石油焦虑的背景是普遍存在的担心，特别是在亚洲，担心世界石油产量跟不上飞速增长的世界需求。有意思的是，对世界能源供需最具权威性的预测却不支持这种悲观论调。与此相反，各种主流评估却倾向于预测在此后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石油供需会保持宏观上的稳定。尽管承认石油价格的短期变化幅度会比较大以及能源的供需会有较大的波动，但是整体长期的展望是乐观的。如图1所示，他们将石油的未来世界描绘成产销之间近乎完美的平衡与和谐。
石油价格大体保持在它们以不变美元计价的历史区间之内，供应总是能够跟得上需求增长的步伐，主要由于中东增加了石油产量。其图景是大体平衡，尽管世界石油需求每年无情地增长2％。这种乐观估计当然可能用错了地方。近年对于石油储量的悲观论调（石油峰值理论）与焦虑在各级石油观察人士中间扩散。一种令人沮丧的宿命论似乎正在降临到全球日益扩大的石油预测人士圈子之上。
不管在技术上讲石油生产能不能充分地满足不确定的未来的日益增长的石油消耗，地理政治动荡造成严重石油流动中断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最近印尼、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中断与中东的石油贸易随时可能出现的灾难比起来只不过是打个嗝而已。这个地理政治动荡的中心使得世界能源安全永远面临风险。为了减少产量提高价格，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宣布过一次石油禁运，而欧佩克在最近的历史中这样行动过两次（分别在1973年和1980年）。在后两次事件中油价飙升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工业世界的大规模衰退，这是中国能源规划者不会遗忘的历史教训。石油是能源篮子里最政治化的商品，它的独特性也在于只有石油在国际性的角斗场中经历过蓄意的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尽管由于在过去20年里非欧佩克的石油产量有了显著增长，欧佩克已经失去了一些它以前所具有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垄断联盟仍然对于石油的供应与定价施加着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图1 世界石油产量 4
历史
预测
199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世界石油总产量 *
66.7
77.0
78.2
79.4
83.0
83.8
94.6
101.8
108.5
120.2
世界石油总消耗 *
66.1
77.1
78.1
79.6
82.3
84.3
94.6
103.2
111.0
120.5
中国石油总产量 *
2.8
3.3
3.0
3.1
3.1
3.1
3.7
3.6
3.6
3.4
中国石油总消耗 *
2.3
5.0
5.2
5.5
6.5
7.0
9.2
10.7
12.3
12.8
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总量 *
0.9
2.3
4.0
5.7
中国从其它来源进口的石油总量 *
1.1
1.5
1.7
2.9
中国的总能耗（以1015 BTU为单位）
27.0
39.7
43.2
73.1
86.1
97.7
91.0
中国的总能源强度（每美元GDP的千BTU，2003年）
72.5
37.8
31.0
28.4
25.5
22.6
中国GDP（单位：10亿美元，2003年）
491.0
1162.0
1263.0
1409.0
1606.0
1758.6
2555.0
3417.0
4446.0
5706.0
世界总油价（2003年每桶美元价）
22.0
24.0
24.1
27.7
34.0
35.0
25.0
26.7
28.5
30.3
* 每天百万桶
到一些新出现的威胁中东石油出口的因素，中国（和世界）对于日益依赖于中东石油的焦虑与日俱增。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对于关键性能源热点地区的军事掌控，在中国看来， 这将导致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它倾向于强行使用武力，此外还有战后伊拉克连绵不绝的内乱，恐怖主义与蓄意破坏的盛行，以及阿拉伯－以色列争端随时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威胁到出口石油流入中国的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美国强硬地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和世界）的外交军事化的政策。在全球能源市场上使中国不安的许多动荡来自于美国的干预进入到了全球石油生产体系的心脏。中国的能源专家理所当然地将美国的这种做法推演到了亚洲，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是否有一天美国的国际干预会进入到中国石油进口网络的心脏？
中国对于美国石油操纵的担心
美国被中国分析家认定为影响中国海上安全利益最重要的外部力量，这些利益不仅包括台湾、中国东海、南中国海，也包括中国的海上通道的安全。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在其能源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激烈的石油竞争中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同美国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双边联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与台湾联系紧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预计在极端情况下美国会施加石油压力以保护其台湾利益。如果以美国石油外交的历史为借鉴，那么中国人就有理由担心。历史记录表明在运用胁迫性外交时美国倾向于采用石油制裁与封锁。在冷战的较早时期，为了对抗苏联对于中东诸多石油王国的入侵，美国计划炸掉该地区的油井与设施。美国国防规划人员甚至考虑过一个计划，用放射性原料（“脏弹”）污染这些油田，以免苏联通过占有该地区获得石油财富与力量。这些计划的重点在于使敌人不能获得石油，避免敌人变得更强大，而不是保障美国的石油消费。抗拒与胁迫是美国对敌石油战略的特点。在更近的历史中，美国也展示了它对遏止石油流动的偏爱，如禁止萨达姆·侯赛因的出口石油流出伊拉克，在1999年的巴尔干冲突中计划针对前南斯拉夫进行石油封锁，在1994年曾认真地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以及在台湾冲突中不动声色地威胁要封锁中国的石油进口。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自己在对朝鲜、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施加或遭受石油胁迫或操纵的经历也使它担心将来美国在石油问题上施压。（在2003年中国将到朝鲜的石油管道关闭了几天以表达对朝鲜的核武政策的不满。）
美国可能诱使波斯湾产油国减少对中国的供应，或者甚至使开往中国的满载石油的超大油轮远路折返，不管这种担心是否有所夸大，一些中国战略分析家还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缺乏重大的战略储备（只有7天的储备，而日本是100天的储备）更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遏止中国的石油流入可以服务于各种臆想的目的，其中包括劝阻中国封锁台湾或者通过武力统一台湾；遏制中国扩张它的地区性力量；阻碍它的经济增长；吓阻或报复中国好战分子采取任何可能危及美国重要利益的可以想象的行动。
石油封锁：美国的设想
给美国封锁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这一情形增添几分可信度的是美国海军相信它有资本强制进行铁腕封锁而几乎可以不受惩罚。美国海军只要在马六甲海峡以及其它战略性的咽喉要点，如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控制从中东到亚洲的整条运油路线，从而迅速关闭供应中国的阀门。在一些负责太平洋区的美国海军高级战斗指挥官看来，针对中国进行封锁不一定会导致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如日本遭受重大的连带损失。他们相信美国可以针对开往中国的油轮实行封锁，而不限制石油运往美国在太平洋圈内的盟友。它可以实行海上拦截行动，为了对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实施禁运自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在波斯湾这么做。在这种行动中，一架由美国海军战舰派出的军用直升机降落在油轮上，在领航室检查货物单据，然后命令船长继续航行还是折返。由于全副武装的美军军舰在一旁虎视眈眈，几乎没有人不服从，偶尔的例外情况是朝鲜的轮船有时会尝试逃离现场。这可不是凭空臆测。在1993年，美国海军拦下并检查了一艘中国集装箱船，原因是怀疑这艘船正在把“敏感物质”运给伊朗。美国军方相信美国海军可以将这些已经练得纯熟的技能运用到重要的石油咽喉点，筛出开往中国的超级油轮，而开往其它亚太圈目的地的轮船则可以放行。
尽管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10年中以两位数（平均为13％）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美国相信它悬在中国能源安全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将悬在那里很多年。尽管中国在寻求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并且在建造陆上管道使更多的石油能进入更加安全的路线，但是中国很难减少它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以及它面对石油封锁时所暴露出的脆弱性，而要消除美国威胁这条生命线的能力已经不现实。中国可能经受不住诱惑去尝试，也确实在尝试获取军事能力以便有足够的军力投射在在重要的海上石油通道上对抗美国的利剑。沿着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沿线有许多国家允许中国在沿海建立情报与军事前哨，目的是监测这些线路并支持中国海军旨在保卫这条生命线的行动，比如护送开往中国的油轮。但是据见多识广的美国军事专家讲，中国无力防止美国切断这条重要的大动脉。因为保护海上线路比破坏这些线路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在他们看来，中国要获得那么远范围的海上控制能力来确保开往中国的油轮能够安全通过美军的重重军事封锁是不现实的。如果这种评估是合理的，那么就意味着美国掌握着中国从中东获取石油的钥匙。
此外，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不能实施有效的对抗性封锁来防止波斯湾石油到达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国。中国不具备强制实行海面禁运的能力，因此不能够分清“敌友”，区分油轮的“国籍”和目的地，以及通过其它方式有选择性地使用武力。因此中国只能用鱼雷和水雷不加区分地攻击船只，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该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发生冲突。这些攻击大致上将由中国的潜艇舰队来实施，这支舰队毫无疑问地会漫无目标地击沉一些船只，就象一战中德国潜艇对英国船只采取的攻击方式。但是中国就不得不宣布对日本、韩国与台湾实行全面禁运，冒风险击沉几十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的船只。（中国超过90％的海上贸易也依赖于外国船只。）除了由国际法而产生的合法性麻烦之外，这种不加区分的攻击命中率也不会高，当前中国的潜艇部队进行这种军事行动也不会维持很长的时间。
中国的反应
1951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胆宣告美国控制了亚洲的海岸，中国海军对这句话从来也没有忘记或低估过。半个世纪前的这种现实，今天的中国感受得尤为痛切。中国分析家清楚地承认如果与台湾发生冲突，美国强制进行封锁的话，中国的石油运输路线将十分脆弱。中国官方没有解释如果面临这种情况中国将采取何种立场。但是，许多中国分析家相信这种封锁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因为它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很可疑。还有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的理由是地区性国家，包括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国家，不会与美国合作。但是不管是中国的军事分析家还是能源专家，都得出了一个近乎一致的结论，那就是美国封锁中国的石油将等同于战争。
在传统手段方面，中国的中程地对地导弹已经取得技术上的威力，这些导弹具备精确制导能力，对美国远在日本与关岛的基地造成威胁。美国军事评估对由此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有限冲突的基本假设下考虑这个问题时。美国与盟国的主动导弹防御（地对空防御）结合被动防御（比如快速修复跑道的能力）会限制破坏程度，并保证美军基地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运作状态。此外，美国的军事反应可能从打击全中国的类似设施到夺取南中国海中的中国岛屿都有可能。中国导弹对于美军基地的攻击，特别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可能引起日本全面支持美国保卫台湾，使日本一流的空军与海军全面参战。
尽管中国可能没有能力有选择性地针对美国的封锁发起反击并且仍能控制住冲突的范围，但是它肯定可以选择报复和使灾难升级，如果它感觉到压力使其加大赌注的话。因为中国缺乏海军力量来有效地突破封锁，更不用说强制控制其海上交通线路，因此中国的报复目标可能是妨碍美国的其它自由运输区域。此外，前中国海军指挥官所解释的中国海军教条是中国不仅会反击，而且会使海战升级：“如果敌人攻击我们的海岸线，我们就会攻击敌人的大本营。”
这种冲突升级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因为分阶段进行石油封锁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如果在这样的冲突中处在失败一方，那么就很难想象中国会限制它的反击措施。任何封锁都更有可能伴随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完全阻碍所有船运的现象，因为战斗开始后民用超大油轮会远远地离开冲突区域。到了这种对抗阶段，赌注就会远远大于石油本身。不加区分的反击措施会中断中国自己的能源进口及其巨大的海上贸易额，但是它也会阻碍通往东北亚其它地方的船运，这种局面会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日本在这方面可能特别脆弱，因为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超过90％，其经济的大约20％依赖于外贸）。这种潜在的破坏对于全球经济会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使得世界经济的远景不堪设想。
一种更加危险的变数可能很容易发生，那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可能会参与进来。这种局势的性质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的原因和条件，但是在可能的冲突中不会自然地停火，每一次行动与反击都可能伴随着冲突的升级，以石油禁运开始，可能以核灾难告终。国际市场：第一防线
中国面对石油供应中断与价格飙升的脆弱程度明显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具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孤立的事件也可能引起价格飙升，例如最近沙特阿拉伯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打击就损害了对于该国政治稳定性的信心。这样的事情也证明能源的不安全既可以是一种现实状况，也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这种对石油价格的心理影响经常远远大于任何的实际后果。仅仅是担心沙特政府垮台由此造成供应中断的心理也会抬高价格。仅仅是担心在其与克里姆林宫的税务争议中尤科斯石油会停止流动就造成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猛涨。这种恐惧会转化成一种“石油安全溢价”，溢价金额高达10－25美元每桶。 类似地，亚洲对于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心相对较大，这种担心的根源是亚洲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较大（相对于欧洲或北美而言），因此中东石油生产国可以而且确实针对亚洲客户加收2美元每桶的费用。
在该地区发生恐怖主义或者国内冲突当然可能对关键的石油设施造成实际的破坏，并中断石油的生产和运输，导致油价飞涨，两次海湾战争即可证明。对石油船运进行恐怖主义袭击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石油进口商的噩梦是恐怖主义分子击沉一艘船造成一些咽喉要冲如马六甲海峡或者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恐怖主义分子对于中东石油管道、设施、港口与运输船只的袭击在近年急剧上升。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特别是在靠近石油海上通道的南中国海的南部经常也算在内，尽管到目前为止海盗劫持船只或者沉船的事件比较少见——海上抢劫是海盗常犯的罪行。
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前面已经提到，是OPEC垄断组织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因此中国有理由担心OPEC可能再一次挥舞它的石油大棒，通过减产和石油禁运来左右与OPEC有重大利益冲突的石油消费国的行为。由此造成的重大影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世界石油价格猛涨。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之下OPEC有可能只针对中国进行禁运，但是实施这种禁运的可行性接近于零。世界市场是如此的融合无间，中国可能从未被禁运的国家以通常的价格（即使有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获得石油供应。这是在1973年当OPEC宣布专门针对美国发起石油禁运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石油大量减产造成油价飙升，但是OPEC不能阻止未被禁运的国家将石油卖给美国。禁运只不过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尽管OPEC的减产让全球都感受到了价格飞涨的痛苦并导致全球性的衰退。
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现在已经很难对渴望石油的消费国挥舞大棒了。有一点经常受到忽视，那就是这些国家承担不起停止向世界市场销售石油的代价，因为它们自己依赖于石油出口的经济可能会崩溃。例如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就不能做到在停止供应石油的同时履行与其国民之间的社会合约。沙特王室近20年来深受大规模预算与贸易赤字之害，其债务达到沙特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5％。自1970年代以来以美元计价的来自石油出口的收入下降幅度很大，年轻人口和高失业率（14％或更多）导致人均石油收入大跌（1970年代末超过22,000美元，而今天只有4,500美元，以2004不变美元计价）。因为沙特的社会福利系统岌岌可危，所以沙特阿拉伯需要石油消费国的程度与这些国家需要沙特原油的程度是一样的。虽然中国和其它进口国可能感觉自己在中东的石油外交面前比较脆弱，但依赖是相互的。石油的生产与消费网是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完美例子。
因此，全球性的一体化市场是对抗禁运压力的软垫。它自动地消除了任何国家或垄断组织（如OPEC）针对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实行石油禁运的能力，除非禁运伴随着武力强制措施，而这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由于缺少实际的封锁与禁运——这只有美国能够做到——因此没有什么制裁能够有效地限制石油在全世界流动。尽管减产加上禁运能够普遍抬高世界油价，然而是价格机制而不是实物机制在调整石油的分配。
因此中国在供应中断引起油价飞涨的情况下面临的风险与美国在同样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是完全一样的，与全球其它国家面临的风险也是一样的，而不管它们对于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如何。这种风险对于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如日本，和对于石油生产大于所需的国家，如英国，都是一样的。英国在石油上的自给自足丝毫也不能保护英国消费者在2000年夏天汽油价格突然飞涨时免受损失。在世界石油市场中，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少能源是本国生产的还是从国外买来的，这都无所谓。本国的石油生产商会逐利（也就是它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会以低于外国买家所能出的价格将汽油卖给本国消费者，当然如果他们受到了国内的价格管制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全球市场的规则。
但是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它本国的能源市场还没有很好地与世界市场整合，还受着各种政府政策的约束。中国消费者所受的保护比现代工业国家的消费者要多，因此对于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突变的防御能力较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受进口石油成本的影响并不比别的国家多或者少。在当前的进口水平，每单位石油上涨一美元会导致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成本新增10亿美元。在2005年因价格飞涨中国比2004年多花了150亿美元用于石油进口。中国会加入众多的在石油上花费更多现金的国家之列，并降低其消费，同时其国内生产总值也会随着消费降低而相应减少。
这些法则通常会凌驾于地理政治之上。在冷战期间，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际上与这些国家从属于哪个核大国阵营没有关系。今天，美国从那些在它的制裁名单之上的流氓国家直接或间接地进口石油，例如伊朗和利比亚。尽管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严重紧张，但前者的石油大部分出口给了后者。处于政治考虑，委内瑞拉更愿意把石油出口给中国，因为两国有共通的情感，但是运输成本使得这种做法很不经济。类似地，中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寻求与各个国家做石油生意，而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立场或者意识形态如何。在冷战期间，中国在与其它国家结成经济伙伴关系时采取政治试探的做法；这些国家与美国或者苏联的关系在中国的考量中占很大的比重。今天中国注重经济利益胜过一切别的考量。
总而言之，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商总是追逐经济利益。全球石油储备是否正在达到峰值，或者有多少石油是本国生产的，多少石油是从特定国家买的，或者是否宣布了制裁与禁运，这些都不是关键问题。除非出现美国对中国实行石油封锁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否则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问题是价格。中国在能源上的脆弱性取决于通常的能源价格，特别是每桶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石油替代产品如天然气的价格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很重要。在五年之内天然气价格在这个公式中所占的分量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在这个时间框架之内，与世界石油市场类似的世界天然气市场会出现。在很多领域天然气可以取代石油，因此世界天然气市场的成熟会加强中国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的灵活性。但既便如此，石油价格仍然会是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中心问题。
情境1：沙特石油供应中断
国际市场的性质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此外，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封锁中国能源进口的可能性比较遥远。但是即使发生这种事件的机会比较遥远，它仍然在很多考虑中国整体能源安全的中国战略家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这种恐惧经常会放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可能对战略性政策的制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衡量石油供应中断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经济稳定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尽管计算这种能源供应中断造成的经济影响是一种不精确的科学，但是通过现有的数据，如中国的整体能耗，总的石油消耗，生产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用煤或天然气取代石油的能力，以及石油供应中断的量和持续时间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大概的估计。
我们考虑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假设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突然全部从世界市场消失。不管这种中断是起源于针对沙特的禁运，针对沙特石油联合体的核恐怖主义，革命政变还是其它原因，这都无关宏旨。第二种情形是假设中美在对抗过程中，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
在沙特石油中断的情形中，在预期的时间段（2005年）内沙特的日出口估计为870万桶每天。供应突然中断会使世界石油供应减少相同的数量，直到其它生产商加紧提高产量来弥补沙特的亏缺，或者直到各国开始动用政府储备从而实质增加世界的石油供应。但沙特阿拉伯是当前唯一具有石油生产余力的产油国（正常情况下在全力开动产能的情况下每天可以多生产2百万桶）。在这种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切断了石油供应，因而也就无法弥补它自己的供应中断，那么弥补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美国和其它国家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假设这些储备马上以每天120万桶的速度开始动用，那么全世界由于沙特瘫痪而遭受的净损失就会减少到每天750万桶。
假设在预期的时间段内世界石油产量是8380万桶每天，损失750万桶就表示全球供应减少9％。由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世界市场上每桶石油的价格翻两倍或者三倍，具体取决于石油的价格弹性。最近兰德公司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假定初始价格弹性分别为0.10和0.05。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说法，世界石油市场的弹性会根据初始基准价格而变化。假定推算基准价格为35美元每桶，使用能源部的公式，我们估计价格弹性为0.075，正好是兰德公司与布鲁金斯假设的中间值。但是在当前石油稀缺的心理气候下，我们确实发现弹性较差的较少值0.05是十分合理的，因此我们假设弹性在0.05到0.075之间。（价格弹性指的是供应变化一个百分点时价格变化的百分比；具体来说，假设价格弹性为0.05，那么供应减少1％会引起价格上涨20％，同样供应增加1％会使价格下降20％。）
世界石油供应减少9％会导致价格上涨120％到180％，假设价格弹性分别为0.075和0.05。每桶石油的价格会分别上涨到77美元和98美元。这种惊人的价格会在两个基本方面削弱中国经济。经济学家将这两种机制叫做真实收入效应和商业周期效应。前者突现了由于价格高企而使进口石油增加的成本，以及这种额外增加的开销对于生产效率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因为各企业由于必须用其它替代品来取代损失的石油。商业周期效应反映了油价高企造成的失业率升高和消费下降，如果油价高企的通涨压力导致政府紧缩银根并提高利率的话，这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衰退。换句话说，这种不利影响可能来自政府干预，而不是商业经营成本的直接影响。
这些机制在中国的作用方式与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不能为其找到或创建一个很好的模型。在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根据经验得出了油价高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简单关联，足以为我们所用。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所做的研究，我们在以下的计算中会用到，1993到2000年之间的统计数字表明世界石油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中国的GDP增长减少0.01％（中国科学院的更近的研究表明油价升高对经济的影响甚至更小。参阅附录A中的两个参考点。） 因此，根据CNPC的研究，价格增加120％到180％预计会使GDP减少1.2％到1.8％。（有趣的是，美国能源部的黄金法则公式在油价高企第二年得出的数字完全相同——美国GDP会在第二年下降1.2％到1.8％，但是第一年仅0.6％到0.9％。）
为了使针对中国情况的估计更具有可信度，我们采用了更加复杂一些的模型来衡量油价高企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1）计算由于油价高企而造成石油消耗的减少；（2）计算当年能源消耗的相应减少量（以热能单位计算）；（3）用能源消耗减少量除以中国的能源强度系数（能源强度指的是产生一美元GDP所消耗的以热能单位计算的能源）得到当年GDP减少的总美元数；最后（4）将GDP减少的总美元数除以在没有任何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当年的基准GDP总美元数。使用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会委员会报告所发布的可靠数据，我们估算这种假设情形会导致GDP下降1.47％到2.93％。通过简单的代数计算，我们得出估计值如下（参阅附录B中石油供应减少与GDP下降之间的高等数学表达式）：
1．根据前面的计算，油价高企会使中国的石油消耗每天减少630,000桶（有趣的是请注意真实世界的统计表明2005年中国预计会每天从沙特阿拉伯进口310,000桶），因为正常情况下中国每天消耗7百万桶，减少9％即为630,000桶。
2．每年能源消耗的相应减少值等于1.35X1015Btu（630,000桶乘以每年365天乘以587.9万Btu/桶，Btu为英国热量单位）。
3．每年GDP的相应减少量等于500亿美元（1.35X1015Btu除以27.000Btu－即产生一美元GDP（以1997年不变美元计价）所消耗的热量单位数）。
4．我们计算中国GDP的减少百分比为2.93％（500亿美元除以17060万亿美元，以1997年不变美元计价的2005年GDP预计值）。
5. 我们假定中国通过用煤和天然气取代部分损失的石油而使GDP下降减缓，减缓速率与燃料0.02％的交叉弹性成比例，这使得年GDP的降幅减半，从2.93％变为1.47％。但是，以当前中国不要命的煤炭开采速度，煤炭工业的产能已经达到极限，这使人很怀疑中国用大量煤炭来取代石油的能力。因此，我们估计油价高企对中国GDP的不利影响在1.47％到2.93％之间。
这种更加复杂的计算产生了一个GDP下降2.2％的中点估计值，而此前根据简单的黄金规则计算而得中点估计值是GDP下降1.5％。这两个中点值的平均值是GDP每年降低1.85％。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从9.5％（2005年时间框架）的水平下降到7.65％，这仍然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约两倍。这种经济产出下降带给中国的代价是320亿美元。此外，中国进口石油帐单会翻两倍或三倍；油价进一步上升（77到98美元每桶，而不是35美元的基线）会使中国经济再承受250亿到380亿美元的打击。（这种计算假设每天230万桶的基线石油净进口会每天减少630,000桶；那么中国为每天进口的167万桶石油需要每桶多付42到63美元。）多出的石油成本会大致消除中国的典型经常帐户盈余。总而言之，沙特石油出口的突然中断会使世界很受伤，而中国所承受的损失将在2005年达到570亿到700亿美元。象美国这样更大的经济体在GDP方面也会受相应损失，而以美元计算的绝对数字会更大。（美国石油进口帐单的增加将是中国的四倍，但是由于美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中国的好几倍，因此经济衰退效应可能会更弱一些。）如果没有最小化油价高企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以及不考虑经济放缓可能给国内政治带来的可能影响，我们有理由做出结论，即中国的经济将保持健康。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会超过5％的GDP年均增长，这个增长速度可以吸收仍然在增加的劳动大军，从而排除由于大规模失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情境2：美国封锁中东石油
普遍认为美国封锁中国的石油进口会压平中国的向上走的经济曲线，或者更严重的是，将中国抛入深深的衰退。要进行严格的评估就必须衡量众多的因素，从封锁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到是否能得到适当的其它能源来替代石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情境对于分析特别具有相关性。根据我们的判断，前面已经说过，在对台湾问题或者一些其它的关键利益进行试探时，可能不会采取石油封锁来获得开局优势。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种煽风点火的行为，很可能使外交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本节将假定对中国进行孤立的、局部的石油禁运，并估计它对经济的影响。
在这种情境中，我们假定美国海军把持住了超级油轮开往中国的路线沿途的咽喉要道，目的是使从波斯湾开往中国的船只不能通行。在假定的时间段（2005）内，每天从波斯湾运到中国的石油数量估计超过230万桶每天，占中国总石油进口量的60％。最大的供油国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每天分别提供400,000桶和 300,000万桶，阿曼和苏丹，尽管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波斯湾国家，它们每天分别出口350,000桶和175,000桶。
这种局部的封锁并不减少世界石油供应，只有中国除外。在理论上，石油价格实际上会明显下降，因为有230万桶石油因为不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而回到了世界供应市场。假设价格弹性在0.05到0.075之间，这种盈余量会使每桶石油的价格从35美元（假定的基准价格）下降到14美元到21.44美元之间。甚至是中国也能享受到这种封锁带来的好处，因为更廉价的石油会进入中国进口渠道，尽管中国进口石油的渠道缩减了60％。
先前应用的简单公式（情境A）可以用来显示中国正常进口石油量的40％因价格降低而对中国GDP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这会推动中国的GDP增长0.16％到0.24％（0.4乘以0.4到0.6），或者大致相当于40亿美元每年。因为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每天买到一百五十万桶石油，因此中国会省下一笔钱（每年约95亿美元）。
但是另一方面，负面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封锁剥夺了中国60％的正常石油进口，1/3的总石油消耗。使用先前的复杂公式，我们估计中国的GDP会猛降5.4％到10.8％，具体数值取决于中国加速开采煤炭和天然气的能力。假设中间值是中国经济下降的实际数额，那么中国2005年的经济会下降8.1％，几乎全部抹掉了9.5％的预计增长率。以美元计算的增长损失约为1830亿美元，如果加上因为以更低的价格购得有限的进口石油而获得的那一点收益，损失能减少到1700亿美元。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很明显会十分严重，可能危及到该经济体的长期健康。通过传统的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对于一个有着不断增大的劳动大军，需要持续的高GDP增长来避免高失业率的国家来说，这种衰退会令人倍感痛苦。当然如果中国因石油封锁而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么这种传统的经济分析就可能要靠边站，因为在国家安全出现紧急情况时会发生其它结构性的巨变。如果中国经济转向战争的轨道，那么油价和能耗弹性系数都可能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
对中国的意义
在供应中断造成的惊人油价面前，中国经济所具有弹性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如果沙特石油突然全部从全球供应市场消失，由此造成的价格飞涨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不会很严重。由于沙特瘫痪造成世界石油供应的净损失将占全球供应的9％，造成世界油价上涨三倍，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的年GDP的下降会少于2％。中国可以轻松地安全度过这种动乱时期。（如果伊朗人决定兑现停止出口石油的威胁以报复全世界向其施压让它终止其核计划，中国甚至可以更加轻松地安全度过此危机。）
看到我们的以下论点，中国的能源安全规划者会更加感到安慰，我们认为不存在由禁运和减产造成中国失去其中东石油进口的可能情况。一个原因是OPEC垄断组织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的石油力量，因为这会使它的市场份额落入非欧佩克竞争者手中，同时也因为这些石油王国承受不起停止向世界市场销售石油的代价。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们国内而言意味着自杀。无论如何，OPEC或者任何别的组织都不能单单选择中国进行禁运，因为这样做不具有可行性。在出现禁运和减产的情况下，价格机制，而不是物理机制，会调节石油的分配。
唯一的例外情况是美国针对中国实行石油封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这种情况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中国在无人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台湾，五角大楼确实已经制定计划对中国石油进行禁运以应对中国的攻击，在中美因台湾问题进行对抗时，可以想象美国海军会令装满石油的开往中国的超级油轮折返。在理论上，这种封锁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根据我们的计算，这种封锁会使中国每天失去约230万桶海湾石油，占中国正常进口量的60％，石油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使假设发生这种情况的当年（2005）中国的年GDP增长骤降8％。
但本文在前面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赌注会远远大于石油和GDP增长。如果出现任何台湾危机，危机可能一直向上升级为核灾难。因此，在中美就台湾问题摊牌，或者就任何有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摊牌时，石油禁运甚至不会作为一种开局攻法得到采用。赌注会很快超出能源安全、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范畴——国家的生存本身将成为赌注。中国的安全规划师可以自信地完全排除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故意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掌控能源地理政治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危及中国能源安全的地理政治威胁只体现在或者几乎体现在价格波动中，而这是中国可以轻松应对的。中国的安全规划制订者应该少担忧石油地理政治，而要注重节能、能源效率、开发国内的能源投资与市场，以及能源安全的其它国内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节能与能效的提高，能在中国应对能源挑战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严格地实施这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全部可以由中国在国内进行很好地控制，这将慢慢地增加中国的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能源方面的不安全。
与确保获得石油供应有关的地缘政治是复杂而危险的，它较少在中国的控制范围之内，尽管中国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来使它更具有管理性。这是中国、美国与太平洋圈地区的责任。这些措施都应该考虑中国能源不安全的基本心理因素：担心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么遥远。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能源与海上安全倡议组织（一个马六甲理事会），它应该采纳几条基本原则。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其成员框架可能是这样的：中国最近在参与国际性组织的过程中表现出三种趋势：开放的地区主义，避免将第三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排除在外；柔性地区主义（中国觉得参与，而不是领导，一个强调多个东南亚国家存在的组织要更舒服）；和平的地区主义（不针对第三国并且强调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此，这样一个组织可以由以下国家组成和发起：东北亚依赖于能源的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日本与韩国、美国和马六甲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它具有非封闭性的架构，可以允许其它感兴趣的国家参加。
这个马六甲理事会可以主要以经济和安全论坛的形式来组织。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贡献资金与设备来保护马六甲海峡与海上交通线，或者通过派遣巡逻人员来参与防卫。核心任务也包括就反海盗行动进行磋商和信息交换，集体性的战略石油储备，参与紧急情况下的海上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减少海洋污染的防范措施。
该组织将是一个崭新的实体，尽管它应该整合当前各种安全倡议组织的许多建设性因素。例如，它的范围可以超出严格的能源和海洋问题，可以包含其它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环境问题。其原则模式可以参考东北亚能源、环境与安全项目（ESENA），成立该项目的目的是让美国和日本共同推进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安全能源。这将为各种利益提供相互关联，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双方关切的各种环境问题上互相协调将成为合作的强大动力。这样的平台可以利用在更大的政治地理范围内，以此加强和平的前景。
《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及其近亲，《区域海事安全倡议（RMSI）》和《集装箱安全倡议（CSI）》是重要的参考模式，它们让美国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核心作用，呼吁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进行安全合作。但是许多感兴趣的国家对于它们当前的形式和机制大多感到无法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倡议是受美国主宰的，就PSI而言，它是针对特定的国家，特别是朝鲜。但是马六甲理事会如果要有效运转，它就需要让所有的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处在平等的位置，而不要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和相关的防扩散问题肯定是在地区性安全问题上达成任何形式的一致意见的巨大障碍，但是就像有些人所建议的，六方会谈，特别是如果它能成功地解决朝核危机，可能成为启动能源和海事安全倡议的平台。此外，核危机是短期到中期的紧急事态，而能源安全和相关的地理战略议题是更长时期的问题，因此两者中任一个的结果并不代表着另一个的前景。
亚洲反海盗地区性合作协议（ReCAAP）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能源与海事安全这样的机制具有巨大的价值。作为一个本土的泛亚洲倡议，它在处理东南亚的海盗问题上已经迈出了非常有希望的步子，并且使成员国之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信息共享。但是，它因为不具备强有力的执行力而备受批评，而成员国也不一定要服从。此外，作为一项由日本发起的倡议，中国始终对于是否给予支持心存疑虑。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于ReCAAP的犹豫态度也凸显了沿海国家和其它利益方在达成协议上的政治敏感性。最重要的是，考虑到任何倡议如果要有效地针对美国、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关切的问题，马六甲理事会就需要包括美国，并且必须让美国成为全力参与的成员。
如果不考虑战时问题，任何安全安排都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可能因为台湾在西太平洋兵戎相见的阴影悬在整个区域的上空。因此，一项更深入的原则会大大增强该倡议的成功机会。在上述安全安排之下，我们提出一条原则，其目的是防止将来因台湾问题而出现能源危机。应该在成员国之间强调一种与和平时期举措不同的安全倡议，以及在出现武装冲突的紧急情况下“不首先使用”封锁的政策。这里的“不首先使用”指的是以下自愿的声明：在战争或冲突时不首先使用军事手段来封锁或危及国际航运通道，特别是能源运输。做这种宣示即表明各国清楚地理解：如果任何成员国违反了本声明，使用武力封锁或危及另一国或地区的船运，其它成员国就免去了不首先使用的义务，从而可以诉诸反制措施。这将防止中国针对台湾使用封锁，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也会防止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石油封锁。这是最有可能引发西太平洋冲突和封锁的闪点，因此该政策将使整个区域受益。这种安全基础将大大增强对于该区域的信心，从而在和平时期引入各种合作举措。当然，任何这种“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效力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提出质疑，但是它仍然在政治上有重要的用途，可以劝阻某个国家做出危害整个区域的行为。特别是多边海军合作不仅能加强危机管理，也能让人确信封锁行动不能在未经过充分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实施。这需要中美两国进一步强化在最高层级政府上的危机管理机制与协议。
作者： Bruce Blair 陈雅莉Eric Hagt
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中国勾画其能源安全战略的地理政治蓝图上显示出有一个国家无所不在：美国。中国的能源安全规划者必须考虑美国对于进口石油的贪婪消耗，美国与亚洲的其它石油进口大国所形成的战略联盟，它在世界主要产油区腹地的海外军事行动，它对于世界石油运输线路的海上控制，以及由美国投入巨资的美国石油公司或跨国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这就是中国追求其能源安全时所处的环境。中国有时将其能源政策以温和的语言描述为：节能与供应多样化，这掩盖了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困境，它很难在满足其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不将其能源生命线暴露在外部力量之下，不管这些外部力量是不是有意的，它们都可能违背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规划者将石油作为一种具有战略性、政治性的商品，需要建立国家计划来确保它能可靠地从国外流入，决不想将石油供应交给任何外国势力控制。不管这是由于商业利益驱动，还是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变幻无常，还是由于不负责任、厚颜无耻的跨国决策者，或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压力或者美国的海军战舰，中国的焦虑是与日俱增，因为它感觉到——不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对于市场以及非常时刻的战略性因素它都缺乏控制力。
中国的主要脆弱之处源于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迅速增加。中国的进口飞速增长，1993年石油的净进口为0，现在增长到了每天两百万桶，到2020年会增长到每天八百万桶（大约等同于沙特阿拉伯当前的日出口总量），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中东上升为中国供应链中的最重要一环。尽管中国备受争议地侵入象南美这样遥远的石油产地，尽管它与邻国如俄罗斯达成了交易，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要想获得巨量的石油进口，它还得依赖于中东。
这种现实意味着中国正深陷于该地区复杂的地理政治之中，不管这对于它是否有利，它正在受美国石油外交的操纵。从正面来看，这种外交实际上减少了中国的脆弱程度，帮助它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使石油能够可靠地以适当的价格流到世界市场。这个目标需要美国以军事手段护卫中东的能源基础设施，使沙特政府能够负责任地有经济头脑地控制住OPEC的定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花费了1万多亿美元，而中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比如，美国通过干预将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就恢复了该地区的石油稳定，带来长达十年的低油价，中国在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过程当中也从中受益非浅。
从负面来看，美国最近断然干预中东已经使该地区不稳定。这种动荡与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所谓的基本要素的持续恶化——全球用于石油勘探与生产的投资下降导致石油储备基数缩减，美国、中国、印度及其它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导致需求加快攀升，非OPEC供应国的产能呈现周期性的停滞——这些因素促使“石油安全溢价”稳步上升，“石油安全溢价”是加在每桶原油“正常”价上的“担心附加费”。这种“担心附加费”使得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尽管有很多具有可信度的预测将未来20年的世界石油图景描绘成充足的供应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担心溢价”现在似乎已锁定了石油期货商的心理，而石油价格似乎越来越不具备弹性，因为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不能消除对于这种液体黄金的渴求，而不管其代价有多大。
中国对于能源安全的追求
日益加深的石油焦虑正在对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石油自给自足心理产生影响，使得中国更加强硬地宣称那些资源丰富的有争议领土属于中国，如东中国海，招致一些同样渴望石油的国家的反对。由于历史上的恩怨，许多邻国在与中国争抢资源大饼的同时，彼此也心怀怨恨与猜忌。这种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已经沸腾的敌意，加上其中有许多国家如日本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这使中国人更加感到美国可能威胁到它的能源安全。
中国自给自足的思想与对进口石油不断加大的依赖相调和的结果就是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与石油生产国及供应国进行排他性的双边交易，包括美国称为“流氓产油国”的伊朗、苏丹、古巴和委内瑞拉。中国愿意与任何具备丰富石油并愿意与之做交易的国家建立排他性的关系从而实现其石油来源的多样化，中国的这种“国家主义”引起了广泛的非议，有人批评说这种做法扭曲了全球的石油开放市场。但实际上石油产业的生产手段主要由政府控制，而不是市场，虽然市场确实对石油远期和即期期货市场起到调节作用。进一步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种所谓的“股本油”交易在理论上不会减少全球石油供应或者抬高其价格。相反，它可能促进整个石油领域的投资，从而对增加产量与降低价格产生正面的影响。在实践中，中国对于上游石油交易的坚决竞争确实抬高了这种日渐稀缺的商品的价格。中国的投资冒险更多的是由对政策利益驱动，而不是由完善的金融风险评估，因此从经济方面看他们不符合严格的商业惯例。
不管怎样中国在这些通常很遥远的地方进行投资冒险不会真正地给中国带来任何真实的能源安全。他们只能以太慢的速度生产太少的石油，根本不足以抵消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口，大部分的石油甚至根本不会进入中国。运输成本会非常高，因此这些石油通常会卖掉，或者交换成其它油进入中国。
不管怎么想，这些上游交易以及成功获取有争议的石油来源都不会减少中国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中国注定会增加这种依赖，这就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把其能源安全的重大控制权交给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地区性力量，包括与美国政府、军方与巨大石油利益相关联的强大力量。因此中国不得不忧虑迷漫在该地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石油供应的严重中断，进一步使全球油价直线上升。
在这种环境中，中国担心中美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会导致其石油进口中断，最极端的情形可能是美国封锁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从而使中国对于能源安全的恐惧达到极点。对于这种最坏情况的恐惧有潜力对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的政策导向以及保护这些利益的措施与手段产生负面影响。在中美两国都有分析家表明这种恐惧可能导致中国快速扩充海军。还有人认为这种新出现的趋势会使中国努力重新打造地区性关系使它获得战略优势，甚至将美国排除在外。这两种结果都不会稳定该地区的安全环境，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评估这种封锁的可能性以及（如果真的发生）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在以下的分析中，需要强调两个要点。其一是研究中国害怕美国禁运或封锁的背景与合理性。不幸的是，中国对于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的焦虑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尽管中国有担忧的理由，本文也表明美国封锁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是不大可能的。这些结论既基于正面的因素，也基于负面的因素。从光明的一面来看，国际能源市场的性质使得这种情形高度不可能，并且要执行起来也很有问题。更加让人担忧，同时也使任何形式的封锁都难以使人接受的是，如果采取这种封锁，中国可能的反应所带来的危险现实。
美国的石油禁运、封锁或者中国能源供应的其它严重中断情况可能比较遥远，但是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心理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安全感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这种焦虑大多是因为相信中国的经济无法忍受其石油供应的大规模中断。本文的第二点分析试图拆穿这种神话。这是通过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坏情形假设来例证的。第一种假设是沙特政府崩溃，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突然停止出口。每天将近9百万桶石油不再流入国际市场。第二种假设是美国的军事封锁严重地阻碍了进口石油从中东流入中国。中国由此每天失去了来自海湾的200多万桶石油，占其日进口量的60％，及其总石油消耗量的三分之一。
亚洲的石油焦虑
当前的石油焦虑的背景是普遍存在的担心，特别是在亚洲，担心世界石油产量跟不上飞速增长的世界需求。有意思的是，对世界能源供需最具权威性的预测却不支持这种悲观论调。与此相反，各种主流评估却倾向于预测在此后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石油供需会保持宏观上的稳定。尽管承认石油价格的短期变化幅度会比较大以及能源的供需会有较大的波动，但是整体长期的展望是乐观的。如图1所示，他们将石油的未来世界描绘成产销之间近乎完美的平衡与和谐。
石油价格大体保持在它们以不变美元计价的历史区间之内，供应总是能够跟得上需求增长的步伐，主要由于中东增加了石油产量。其图景是大体平衡，尽管世界石油需求每年无情地增长2％。这种乐观估计当然可能用错了地方。近年对于石油储量的悲观论调（石油峰值理论）与焦虑在各级石油观察人士中间扩散。一种令人沮丧的宿命论似乎正在降临到全球日益扩大的石油预测人士圈子之上。
不管在技术上讲石油生产能不能充分地满足不确定的未来的日益增长的石油消耗，地理政治动荡造成严重石油流动中断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最近印尼、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的中断与中东的石油贸易随时可能出现的灾难比起来只不过是打个嗝而已。这个地理政治动荡的中心使得世界能源安全永远面临风险。为了减少产量提高价格，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宣布过一次石油禁运，而欧佩克在最近的历史中这样行动过两次（分别在1973年和1980年）。在后两次事件中油价飙升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工业世界的大规模衰退，这是中国能源规划者不会遗忘的历史教训。石油是能源篮子里最政治化的商品，它的独特性也在于只有石油在国际性的角斗场中经历过蓄意的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尽管由于在过去20年里非欧佩克的石油产量有了显著增长，欧佩克已经失去了一些它以前所具有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垄断联盟仍然对于石油的供应与定价施加着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图1 世界石油产量 4
历史
预测
199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世界石油总产量 *
66.7
77.0
78.2
79.4
83.0
83.8
94.6
101.8
108.5
120.2
世界石油总消耗 *
66.1
77.1
78.1
79.6
82.3
84.3
94.6
103.2
111.0
120.5
中国石油总产量 *
2.8
3.3
3.0
3.1
3.1
3.1
3.7
3.6
3.6
3.4
中国石油总消耗 *
2.3
5.0
5.2
5.5
6.5
7.0
9.2
10.7
12.3
12.8
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总量 *
0.9
2.3
4.0
5.7
中国从其它来源进口的石油总量 *
1.1
1.5
1.7
2.9
中国的总能耗（以1015 BTU为单位）
27.0
39.7
43.2
73.1
86.1
97.7
91.0
中国的总能源强度（每美元GDP的千BTU，2003年）
72.5
37.8
31.0
28.4
25.5
22.6
中国GDP（单位：10亿美元，2003年）
491.0
1162.0
1263.0
1409.0
1606.0
1758.6
2555.0
3417.0
4446.0
5706.0
世界总油价（2003年每桶美元价）
22.0
24.0
24.1
27.7
34.0
35.0
25.0
26.7
28.5
30.3
* 每天百万桶
到一些新出现的威胁中东石油出口的因素，中国（和世界）对于日益依赖于中东石油的焦虑与日俱增。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对于关键性能源热点地区的军事掌控，在中国看来， 这将导致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它倾向于强行使用武力，此外还有战后伊拉克连绵不绝的内乱，恐怖主义与蓄意破坏的盛行，以及阿拉伯－以色列争端随时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威胁到出口石油流入中国的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美国强硬地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和世界）的外交军事化的政策。在全球能源市场上使中国不安的许多动荡来自于美国的干预进入到了全球石油生产体系的心脏。中国的能源专家理所当然地将美国的这种做法推演到了亚洲，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是否有一天美国的国际干预会进入到中国石油进口网络的心脏？
中国对于美国石油操纵的担心
美国被中国分析家认定为影响中国海上安全利益最重要的外部力量，这些利益不仅包括台湾、中国东海、南中国海，也包括中国的海上通道的安全。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在其能源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激烈的石油竞争中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同美国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双边联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与台湾联系紧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利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预计在极端情况下美国会施加石油压力以保护其台湾利益。如果以美国石油外交的历史为借鉴，那么中国人就有理由担心。历史记录表明在运用胁迫性外交时美国倾向于采用石油制裁与封锁。在冷战的较早时期，为了对抗苏联对于中东诸多石油王国的入侵，美国计划炸掉该地区的油井与设施。美国国防规划人员甚至考虑过一个计划，用放射性原料（“脏弹”）污染这些油田，以免苏联通过占有该地区获得石油财富与力量。这些计划的重点在于使敌人不能获得石油，避免敌人变得更强大，而不是保障美国的石油消费。抗拒与胁迫是美国对敌石油战略的特点。在更近的历史中，美国也展示了它对遏止石油流动的偏爱，如禁止萨达姆·侯赛因的出口石油流出伊拉克，在1999年的巴尔干冲突中计划针对前南斯拉夫进行石油封锁，在1994年曾认真地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以及在台湾冲突中不动声色地威胁要封锁中国的石油进口。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自己在对朝鲜、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施加或遭受石油胁迫或操纵的经历也使它担心将来美国在石油问题上施压。（在2003年中国将到朝鲜的石油管道关闭了几天以表达对朝鲜的核武政策的不满。）
美国可能诱使波斯湾产油国减少对中国的供应，或者甚至使开往中国的满载石油的超大油轮远路折返，不管这种担心是否有所夸大，一些中国战略分析家还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缺乏重大的战略储备（只有7天的储备，而日本是100天的储备）更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遏止中国的石油流入可以服务于各种臆想的目的，其中包括劝阻中国封锁台湾或者通过武力统一台湾；遏制中国扩张它的地区性力量；阻碍它的经济增长；吓阻或报复中国好战分子采取任何可能危及美国重要利益的可以想象的行动。
石油封锁：美国的设想
给美国封锁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这一情形增添几分可信度的是美国海军相信它有资本强制进行铁腕封锁而几乎可以不受惩罚。美国海军只要在马六甲海峡以及其它战略性的咽喉要点，如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控制从中东到亚洲的整条运油路线，从而迅速关闭供应中国的阀门。在一些负责太平洋区的美国海军高级战斗指挥官看来，针对中国进行封锁不一定会导致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如日本遭受重大的连带损失。他们相信美国可以针对开往中国的油轮实行封锁，而不限制石油运往美国在太平洋圈内的盟友。它可以实行海上拦截行动，为了对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实施禁运自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在波斯湾这么做。在这种行动中，一架由美国海军战舰派出的军用直升机降落在油轮上，在领航室检查货物单据，然后命令船长继续航行还是折返。由于全副武装的美军军舰在一旁虎视眈眈，几乎没有人不服从，偶尔的例外情况是朝鲜的轮船有时会尝试逃离现场。这可不是凭空臆测。在1993年，美国海军拦下并检查了一艘中国集装箱船，原因是怀疑这艘船正在把“敏感物质”运给伊朗。美国军方相信美国海军可以将这些已经练得纯熟的技能运用到重要的石油咽喉点，筛出开往中国的超级油轮，而开往其它亚太圈目的地的轮船则可以放行。
尽管中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10年中以两位数（平均为13％）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美国相信它悬在中国能源安全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将悬在那里很多年。尽管中国在寻求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并且在建造陆上管道使更多的石油能进入更加安全的路线，但是中国很难减少它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以及它面对石油封锁时所暴露出的脆弱性，而要消除美国威胁这条生命线的能力已经不现实。中国可能经受不住诱惑去尝试，也确实在尝试获取军事能力以便有足够的军力投射在在重要的海上石油通道上对抗美国的利剑。沿着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沿线有许多国家允许中国在沿海建立情报与军事前哨，目的是监测这些线路并支持中国海军旨在保卫这条生命线的行动，比如护送开往中国的油轮。但是据见多识广的美国军事专家讲，中国无力防止美国切断这条重要的大动脉。因为保护海上线路比破坏这些线路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在他们看来，中国要获得那么远范围的海上控制能力来确保开往中国的油轮能够安全通过美军的重重军事封锁是不现实的。如果这种评估是合理的，那么就意味着美国掌握着中国从中东获取石油的钥匙。
此外，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不能实施有效的对抗性封锁来防止波斯湾石油到达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国。中国不具备强制实行海面禁运的能力，因此不能够分清“敌友”，区分油轮的“国籍”和目的地，以及通过其它方式有选择性地使用武力。因此中国只能用鱼雷和水雷不加区分地攻击船只，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该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发生冲突。这些攻击大致上将由中国的潜艇舰队来实施，这支舰队毫无疑问地会漫无目标地击沉一些船只，就象一战中德国潜艇对英国船只采取的攻击方式。但是中国就不得不宣布对日本、韩国与台湾实行全面禁运，冒风险击沉几十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的船只。（中国超过90％的海上贸易也依赖于外国船只。）除了由国际法而产生的合法性麻烦之外，这种不加区分的攻击命中率也不会高，当前中国的潜艇部队进行这种军事行动也不会维持很长的时间。
中国的反应
1951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胆宣告美国控制了亚洲的海岸，中国海军对这句话从来也没有忘记或低估过。半个世纪前的这种现实，今天的中国感受得尤为痛切。中国分析家清楚地承认如果与台湾发生冲突，美国强制进行封锁的话，中国的石油运输路线将十分脆弱。中国官方没有解释如果面临这种情况中国将采取何种立场。但是，许多中国分析家相信这种封锁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因为它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很可疑。还有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的理由是地区性国家，包括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国家，不会与美国合作。但是不管是中国的军事分析家还是能源专家，都得出了一个近乎一致的结论，那就是美国封锁中国的石油将等同于战争。
在传统手段方面，中国的中程地对地导弹已经取得技术上的威力，这些导弹具备精确制导能力，对美国远在日本与关岛的基地造成威胁。美国军事评估对由此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有限冲突的基本假设下考虑这个问题时。美国与盟国的主动导弹防御（地对空防御）结合被动防御（比如快速修复跑道的能力）会限制破坏程度，并保证美军基地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运作状态。此外，美国的军事反应可能从打击全中国的类似设施到夺取南中国海中的中国岛屿都有可能。中国导弹对于美军基地的攻击，特别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可能引起日本全面支持美国保卫台湾，使日本一流的空军与海军全面参战。
尽管中国可能没有能力有选择性地针对美国的封锁发起反击并且仍能控制住冲突的范围，但是它肯定可以选择报复和使灾难升级，如果它感觉到压力使其加大赌注的话。因为中国缺乏海军力量来有效地突破封锁，更不用说强制控制其海上交通线路，因此中国的报复目标可能是妨碍美国的其它自由运输区域。此外，前中国海军指挥官所解释的中国海军教条是中国不仅会反击，而且会使海战升级：“如果敌人攻击我们的海岸线，我们就会攻击敌人的大本营。”
这种冲突升级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因为分阶段进行石油封锁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如果在这样的冲突中处在失败一方，那么就很难想象中国会限制它的反击措施。任何封锁都更有可能伴随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完全阻碍所有船运的现象，因为战斗开始后民用超大油轮会远远地离开冲突区域。到了这种对抗阶段，赌注就会远远大于石油本身。不加区分的反击措施会中断中国自己的能源进口及其巨大的海上贸易额，但是它也会阻碍通往东北亚其它地方的船运，这种局面会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日本在这方面可能特别脆弱，因为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超过90％，其经济的大约20％依赖于外贸）。这种潜在的破坏对于全球经济会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使得世界经济的远景不堪设想。
一种更加危险的变数可能很容易发生，那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可能会参与进来。这种局势的性质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的原因和条件，但是在可能的冲突中不会自然地停火，每一次行动与反击都可能伴随着冲突的升级，以石油禁运开始，可能以核灾难告终。国际市场：第一防线
中国面对石油供应中断与价格飙升的脆弱程度明显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具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最近发生的事情表明孤立的事件也可能引起价格飙升，例如最近沙特阿拉伯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打击就损害了对于该国政治稳定性的信心。这样的事情也证明能源的不安全既可以是一种现实状况，也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这种对石油价格的心理影响经常远远大于任何的实际后果。仅仅是担心沙特政府垮台由此造成供应中断的心理也会抬高价格。仅仅是担心在其与克里姆林宫的税务争议中尤科斯石油会停止流动就造成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猛涨。这种恐惧会转化成一种“石油安全溢价”，溢价金额高达10－25美元每桶。 类似地，亚洲对于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心相对较大，这种担心的根源是亚洲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较大（相对于欧洲或北美而言），因此中东石油生产国可以而且确实针对亚洲客户加收2美元每桶的费用。
在该地区发生恐怖主义或者国内冲突当然可能对关键的石油设施造成实际的破坏，并中断石油的生产和运输，导致油价飞涨，两次海湾战争即可证明。对石油船运进行恐怖主义袭击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石油进口商的噩梦是恐怖主义分子击沉一艘船造成一些咽喉要冲如马六甲海峡或者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恐怖主义分子对于中东石油管道、设施、港口与运输船只的袭击在近年急剧上升。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特别是在靠近石油海上通道的南中国海的南部经常也算在内，尽管到目前为止海盗劫持船只或者沉船的事件比较少见——海上抢劫是海盗常犯的罪行。
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前面已经提到，是OPEC垄断组织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因此中国有理由担心OPEC可能再一次挥舞它的石油大棒，通过减产和石油禁运来左右与OPEC有重大利益冲突的石油消费国的行为。由此造成的重大影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世界石油价格猛涨。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之下OPEC有可能只针对中国进行禁运，但是实施这种禁运的可行性接近于零。世界市场是如此的融合无间，中国可能从未被禁运的国家以通常的价格（即使有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获得石油供应。这是在1973年当OPEC宣布专门针对美国发起石油禁运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石油大量减产造成油价飙升，但是OPEC不能阻止未被禁运的国家将石油卖给美国。禁运只不过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尽管OPEC的减产让全球都感受到了价格飞涨的痛苦并导致全球性的衰退。
中东的石油生产国现在已经很难对渴望石油的消费国挥舞大棒了。有一点经常受到忽视，那就是这些国家承担不起停止向世界市场销售石油的代价，因为它们自己依赖于石油出口的经济可能会崩溃。例如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就不能做到在停止供应石油的同时履行与其国民之间的社会合约。沙特王室近20年来深受大规模预算与贸易赤字之害，其债务达到沙特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5％。自1970年代以来以美元计价的来自石油出口的收入下降幅度很大，年轻人口和高失业率（14％或更多）导致人均石油收入大跌（1970年代末超过22,000美元，而今天只有4,500美元，以2004不变美元计价）。因为沙特的社会福利系统岌岌可危，所以沙特阿拉伯需要石油消费国的程度与这些国家需要沙特原油的程度是一样的。虽然中国和其它进口国可能感觉自己在中东的石油外交面前比较脆弱，但依赖是相互的。石油的生产与消费网是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完美例子。
因此，全球性的一体化市场是对抗禁运压力的软垫。它自动地消除了任何国家或垄断组织（如OPEC）针对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实行石油禁运的能力，除非禁运伴随着武力强制措施，而这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由于缺少实际的封锁与禁运——这只有美国能够做到——因此没有什么制裁能够有效地限制石油在全世界流动。尽管减产加上禁运能够普遍抬高世界油价，然而是价格机制而不是实物机制在调整石油的分配。
因此中国在供应中断引起油价飞涨的情况下面临的风险与美国在同样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是完全一样的，与全球其它国家面临的风险也是一样的，而不管它们对于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如何。这种风险对于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如日本，和对于石油生产大于所需的国家，如英国，都是一样的。英国在石油上的自给自足丝毫也不能保护英国消费者在2000年夏天汽油价格突然飞涨时免受损失。在世界石油市场中，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少能源是本国生产的还是从国外买来的，这都无所谓。本国的石油生产商会逐利（也就是它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会以低于外国买家所能出的价格将汽油卖给本国消费者，当然如果他们受到了国内的价格管制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全球市场的规则。
但是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它本国的能源市场还没有很好地与世界市场整合，还受着各种政府政策的约束。中国消费者所受的保护比现代工业国家的消费者要多，因此对于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突变的防御能力较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受进口石油成本的影响并不比别的国家多或者少。在当前的进口水平，每单位石油上涨一美元会导致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成本新增10亿美元。在2005年因价格飞涨中国比2004年多花了150亿美元用于石油进口。中国会加入众多的在石油上花费更多现金的国家之列，并降低其消费，同时其国内生产总值也会随着消费降低而相应减少。
这些法则通常会凌驾于地理政治之上。在冷战期间，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际上与这些国家从属于哪个核大国阵营没有关系。今天，美国从那些在它的制裁名单之上的流氓国家直接或间接地进口石油，例如伊朗和利比亚。尽管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严重紧张，但前者的石油大部分出口给了后者。处于政治考虑，委内瑞拉更愿意把石油出口给中国，因为两国有共通的情感，但是运输成本使得这种做法很不经济。类似地，中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寻求与各个国家做石油生意，而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立场或者意识形态如何。在冷战期间，中国在与其它国家结成经济伙伴关系时采取政治试探的做法；这些国家与美国或者苏联的关系在中国的考量中占很大的比重。今天中国注重经济利益胜过一切别的考量。
总而言之，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商总是追逐经济利益。全球石油储备是否正在达到峰值，或者有多少石油是本国生产的，多少石油是从特定国家买的，或者是否宣布了制裁与禁运，这些都不是关键问题。除非出现美国对中国实行石油封锁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否则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问题是价格。中国在能源上的脆弱性取决于通常的能源价格，特别是每桶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石油替代产品如天然气的价格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很重要。在五年之内天然气价格在这个公式中所占的分量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在这个时间框架之内，与世界石油市场类似的世界天然气市场会出现。在很多领域天然气可以取代石油，因此世界天然气市场的成熟会加强中国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的灵活性。但既便如此，石油价格仍然会是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中心问题。
情境1：沙特石油供应中断
国际市场的性质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此外，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封锁中国能源进口的可能性比较遥远。但是即使发生这种事件的机会比较遥远，它仍然在很多考虑中国整体能源安全的中国战略家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这种恐惧经常会放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可能对战略性政策的制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衡量石油供应中断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经济稳定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尽管计算这种能源供应中断造成的经济影响是一种不精确的科学，但是通过现有的数据，如中国的整体能耗，总的石油消耗，生产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用煤或天然气取代石油的能力，以及石油供应中断的量和持续时间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大概的估计。
我们考虑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假设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突然全部从世界市场消失。不管这种中断是起源于针对沙特的禁运，针对沙特石油联合体的核恐怖主义，革命政变还是其它原因，这都无关宏旨。第二种情形是假设中美在对抗过程中，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
在沙特石油中断的情形中，在预期的时间段（2005年）内沙特的日出口估计为870万桶每天。供应突然中断会使世界石油供应减少相同的数量，直到其它生产商加紧提高产量来弥补沙特的亏缺，或者直到各国开始动用政府储备从而实质增加世界的石油供应。但沙特阿拉伯是当前唯一具有石油生产余力的产油国（正常情况下在全力开动产能的情况下每天可以多生产2百万桶）。在这种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切断了石油供应，因而也就无法弥补它自己的供应中断，那么弥补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美国和其它国家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假设这些储备马上以每天120万桶的速度开始动用，那么全世界由于沙特瘫痪而遭受的净损失就会减少到每天750万桶。
假设在预期的时间段内世界石油产量是8380万桶每天，损失750万桶就表示全球供应减少9％。由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世界市场上每桶石油的价格翻两倍或者三倍，具体取决于石油的价格弹性。最近兰德公司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假定初始价格弹性分别为0.10和0.05。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说法，世界石油市场的弹性会根据初始基准价格而变化。假定推算基准价格为35美元每桶，使用能源部的公式，我们估计价格弹性为0.075，正好是兰德公司与布鲁金斯假设的中间值。但是在当前石油稀缺的心理气候下，我们确实发现弹性较差的较少值0.05是十分合理的，因此我们假设弹性在0.05到0.075之间。（价格弹性指的是供应变化一个百分点时价格变化的百分比；具体来说，假设价格弹性为0.05，那么供应减少1％会引起价格上涨20％，同样供应增加1％会使价格下降20％。）
世界石油供应减少9％会导致价格上涨120％到180％，假设价格弹性分别为0.075和0.05。每桶石油的价格会分别上涨到77美元和98美元。这种惊人的价格会在两个基本方面削弱中国经济。经济学家将这两种机制叫做真实收入效应和商业周期效应。前者突现了由于价格高企而使进口石油增加的成本，以及这种额外增加的开销对于生产效率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因为各企业由于必须用其它替代品来取代损失的石油。商业周期效应反映了油价高企造成的失业率升高和消费下降，如果油价高企的通涨压力导致政府紧缩银根并提高利率的话，这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衰退。换句话说，这种不利影响可能来自政府干预，而不是商业经营成本的直接影响。
这些机制在中国的作用方式与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不能为其找到或创建一个很好的模型。在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根据经验得出了油价高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简单关联，足以为我们所用。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所做的研究，我们在以下的计算中会用到，1993到2000年之间的统计数字表明世界石油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中国的GDP增长减少0.01％（中国科学院的更近的研究表明油价升高对经济的影响甚至更小。参阅附录A中的两个参考点。） 因此，根据CNPC的研究，价格增加120％到180％预计会使GDP减少1.2％到1.8％。（有趣的是，美国能源部的黄金法则公式在油价高企第二年得出的数字完全相同——美国GDP会在第二年下降1.2％到1.8％，但是第一年仅0.6％到0.9％。）
为了使针对中国情况的估计更具有可信度，我们采用了更加复杂一些的模型来衡量油价高企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1）计算由于油价高企而造成石油消耗的减少；（2）计算当年能源消耗的相应减少量（以热能单位计算）；（3）用能源消耗减少量除以中国的能源强度系数（能源强度指的是产生一美元GDP所消耗的以热能单位计算的能源）得到当年GDP减少的总美元数；最后（4）将GDP减少的总美元数除以在没有任何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当年的基准GDP总美元数。使用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会委员会报告所发布的可靠数据，我们估算这种假设情形会导致GDP下降1.47％到2.93％。通过简单的代数计算，我们得出估计值如下（参阅附录B中石油供应减少与GDP下降之间的高等数学表达式）：
1．根据前面的计算，油价高企会使中国的石油消耗每天减少630,000桶（有趣的是请注意真实世界的统计表明2005年中国预计会每天从沙特阿拉伯进口310,000桶），因为正常情况下中国每天消耗7百万桶，减少9％即为630,000桶。
2．每年能源消耗的相应减少值等于1.35X1015Btu（630,000桶乘以每年365天乘以587.9万Btu/桶，Btu为英国热量单位）。
3．每年GDP的相应减少量等于500亿美元（1.35X1015Btu除以27.000Btu－即产生一美元GDP（以1997年不变美元计价）所消耗的热量单位数）。
4．我们计算中国GDP的减少百分比为2.93％（500亿美元除以17060万亿美元，以1997年不变美元计价的2005年GDP预计值）。
5. 我们假定中国通过用煤和天然气取代部分损失的石油而使GDP下降减缓，减缓速率与燃料0.02％的交叉弹性成比例，这使得年GDP的降幅减半，从2.93％变为1.47％。但是，以当前中国不要命的煤炭开采速度，煤炭工业的产能已经达到极限，这使人很怀疑中国用大量煤炭来取代石油的能力。因此，我们估计油价高企对中国GDP的不利影响在1.47％到2.93％之间。
这种更加复杂的计算产生了一个GDP下降2.2％的中点估计值，而此前根据简单的黄金规则计算而得中点估计值是GDP下降1.5％。这两个中点值的平均值是GDP每年降低1.85％。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从9.5％（2005年时间框架）的水平下降到7.65％，这仍然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约两倍。这种经济产出下降带给中国的代价是320亿美元。此外，中国进口石油帐单会翻两倍或三倍；油价进一步上升（77到98美元每桶，而不是35美元的基线）会使中国经济再承受250亿到380亿美元的打击。（这种计算假设每天230万桶的基线石油净进口会每天减少630,000桶；那么中国为每天进口的167万桶石油需要每桶多付42到63美元。）多出的石油成本会大致消除中国的典型经常帐户盈余。总而言之，沙特石油出口的突然中断会使世界很受伤，而中国所承受的损失将在2005年达到570亿到700亿美元。象美国这样更大的经济体在GDP方面也会受相应损失，而以美元计算的绝对数字会更大。（美国石油进口帐单的增加将是中国的四倍，但是由于美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是中国的好几倍，因此经济衰退效应可能会更弱一些。）如果没有最小化油价高企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以及不考虑经济放缓可能给国内政治带来的可能影响，我们有理由做出结论，即中国的经济将保持健康。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会超过5％的GDP年均增长，这个增长速度可以吸收仍然在增加的劳动大军，从而排除由于大规模失业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情境2：美国封锁中东石油
普遍认为美国封锁中国的石油进口会压平中国的向上走的经济曲线，或者更严重的是，将中国抛入深深的衰退。要进行严格的评估就必须衡量众多的因素，从封锁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到是否能得到适当的其它能源来替代石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情境对于分析特别具有相关性。根据我们的判断，前面已经说过，在对台湾问题或者一些其它的关键利益进行试探时，可能不会采取石油封锁来获得开局优势。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种煽风点火的行为，很可能使外交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本节将假定对中国进行孤立的、局部的石油禁运，并估计它对经济的影响。
在这种情境中，我们假定美国海军把持住了超级油轮开往中国的路线沿途的咽喉要道，目的是使从波斯湾开往中国的船只不能通行。在假定的时间段（2005）内，每天从波斯湾运到中国的石油数量估计超过230万桶每天，占中国总石油进口量的60％。最大的供油国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每天分别提供400,000桶和 300,000万桶，阿曼和苏丹，尽管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波斯湾国家，它们每天分别出口350,000桶和175,000桶。
这种局部的封锁并不减少世界石油供应，只有中国除外。在理论上，石油价格实际上会明显下降，因为有230万桶石油因为不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而回到了世界供应市场。假设价格弹性在0.05到0.075之间，这种盈余量会使每桶石油的价格从35美元（假定的基准价格）下降到14美元到21.44美元之间。甚至是中国也能享受到这种封锁带来的好处，因为更廉价的石油会进入中国进口渠道，尽管中国进口石油的渠道缩减了60％。
先前应用的简单公式（情境A）可以用来显示中国正常进口石油量的40％因价格降低而对中国GDP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这会推动中国的GDP增长0.16％到0.24％（0.4乘以0.4到0.6），或者大致相当于40亿美元每年。因为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每天买到一百五十万桶石油，因此中国会省下一笔钱（每年约95亿美元）。
但是另一方面，负面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封锁剥夺了中国60％的正常石油进口，1/3的总石油消耗。使用先前的复杂公式，我们估计中国的GDP会猛降5.4％到10.8％，具体数值取决于中国加速开采煤炭和天然气的能力。假设中间值是中国经济下降的实际数额，那么中国2005年的经济会下降8.1％，几乎全部抹掉了9.5％的预计增长率。以美元计算的增长损失约为1830亿美元，如果加上因为以更低的价格购得有限的进口石油而获得的那一点收益，损失能减少到1700亿美元。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很明显会十分严重，可能危及到该经济体的长期健康。通过传统的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对于一个有着不断增大的劳动大军，需要持续的高GDP增长来避免高失业率的国家来说，这种衰退会令人倍感痛苦。当然如果中国因石油封锁而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么这种传统的经济分析就可能要靠边站，因为在国家安全出现紧急情况时会发生其它结构性的巨变。如果中国经济转向战争的轨道，那么油价和能耗弹性系数都可能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
对中国的意义
在供应中断造成的惊人油价面前，中国经济所具有弹性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如果沙特石油突然全部从全球供应市场消失，由此造成的价格飞涨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不会很严重。由于沙特瘫痪造成世界石油供应的净损失将占全球供应的9％，造成世界油价上涨三倍，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的年GDP的下降会少于2％。中国可以轻松地安全度过这种动乱时期。（如果伊朗人决定兑现停止出口石油的威胁以报复全世界向其施压让它终止其核计划，中国甚至可以更加轻松地安全度过此危机。）
看到我们的以下论点，中国的能源安全规划者会更加感到安慰，我们认为不存在由禁运和减产造成中国失去其中东石油进口的可能情况。一个原因是OPEC垄断组织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的石油力量，因为这会使它的市场份额落入非欧佩克竞争者手中，同时也因为这些石油王国承受不起停止向世界市场销售石油的代价。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们国内而言意味着自杀。无论如何，OPEC或者任何别的组织都不能单单选择中国进行禁运，因为这样做不具有可行性。在出现禁运和减产的情况下，价格机制，而不是物理机制，会调节石油的分配。
唯一的例外情况是美国针对中国实行石油封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这种情况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中国在无人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台湾，五角大楼确实已经制定计划对中国石油进行禁运以应对中国的攻击，在中美因台湾问题进行对抗时，可以想象美国海军会令装满石油的开往中国的超级油轮折返。在理论上，这种封锁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根据我们的计算，这种封锁会使中国每天失去约230万桶海湾石油，占中国正常进口量的60％，石油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使假设发生这种情况的当年（2005）中国的年GDP增长骤降8％。
但本文在前面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赌注会远远大于石油和GDP增长。如果出现任何台湾危机，危机可能一直向上升级为核灾难。因此，在中美就台湾问题摊牌，或者就任何有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摊牌时，石油禁运甚至不会作为一种开局攻法得到采用。赌注会很快超出能源安全、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范畴——国家的生存本身将成为赌注。中国的安全规划师可以自信地完全排除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故意对中国实施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掌控能源地理政治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危及中国能源安全的地理政治威胁只体现在或者几乎体现在价格波动中，而这是中国可以轻松应对的。中国的安全规划制订者应该少担忧石油地理政治，而要注重节能、能源效率、开发国内的能源投资与市场，以及能源安全的其它国内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节能与能效的提高，能在中国应对能源挑战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严格地实施这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全部可以由中国在国内进行很好地控制，这将慢慢地增加中国的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能源方面的不安全。
与确保获得石油供应有关的地缘政治是复杂而危险的，它较少在中国的控制范围之内，尽管中国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来使它更具有管理性。这是中国、美国与太平洋圈地区的责任。这些措施都应该考虑中国能源不安全的基本心理因素：担心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么遥远。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能源与海上安全倡议组织（一个马六甲理事会），它应该采纳几条基本原则。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其成员框架可能是这样的：中国最近在参与国际性组织的过程中表现出三种趋势：开放的地区主义，避免将第三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排除在外；柔性地区主义（中国觉得参与，而不是领导，一个强调多个东南亚国家存在的组织要更舒服）；和平的地区主义（不针对第三国并且强调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此，这样一个组织可以由以下国家组成和发起：东北亚依赖于能源的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日本与韩国、美国和马六甲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它具有非封闭性的架构，可以允许其它感兴趣的国家参加。
这个马六甲理事会可以主要以经济和安全论坛的形式来组织。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贡献资金与设备来保护马六甲海峡与海上交通线，或者通过派遣巡逻人员来参与防卫。核心任务也包括就反海盗行动进行磋商和信息交换，集体性的战略石油储备，参与紧急情况下的海上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减少海洋污染的防范措施。
该组织将是一个崭新的实体，尽管它应该整合当前各种安全倡议组织的许多建设性因素。例如，它的范围可以超出严格的能源和海洋问题，可以包含其它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环境问题。其原则模式可以参考东北亚能源、环境与安全项目（ESENA），成立该项目的目的是让美国和日本共同推进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安全能源。这将为各种利益提供相互关联，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双方关切的各种环境问题上互相协调将成为合作的强大动力。这样的平台可以利用在更大的政治地理范围内，以此加强和平的前景。
《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及其近亲，《区域海事安全倡议（RMSI）》和《集装箱安全倡议（CSI）》是重要的参考模式，它们让美国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核心作用，呼吁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进行安全合作。但是许多感兴趣的国家对于它们当前的形式和机制大多感到无法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倡议是受美国主宰的，就PSI而言，它是针对特定的国家，特别是朝鲜。但是马六甲理事会如果要有效运转，它就需要让所有的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处在平等的位置，而不要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和相关的防扩散问题肯定是在地区性安全问题上达成任何形式的一致意见的巨大障碍，但是就像有些人所建议的，六方会谈，特别是如果它能成功地解决朝核危机，可能成为启动能源和海事安全倡议的平台。此外，核危机是短期到中期的紧急事态，而能源安全和相关的地理战略议题是更长时期的问题，因此两者中任一个的结果并不代表着另一个的前景。
亚洲反海盗地区性合作协议（ReCAAP）作为一种模式可能对能源与海事安全这样的机制具有巨大的价值。作为一个本土的泛亚洲倡议，它在处理东南亚的海盗问题上已经迈出了非常有希望的步子，并且使成员国之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信息共享。但是，它因为不具备强有力的执行力而备受批评，而成员国也不一定要服从。此外，作为一项由日本发起的倡议，中国始终对于是否给予支持心存疑虑。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于ReCAAP的犹豫态度也凸显了沿海国家和其它利益方在达成协议上的政治敏感性。最重要的是，考虑到任何倡议如果要有效地针对美国、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关切的问题，马六甲理事会就需要包括美国，并且必须让美国成为全力参与的成员。
如果不考虑战时问题，任何安全安排都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可能因为台湾在西太平洋兵戎相见的阴影悬在整个区域的上空。因此，一项更深入的原则会大大增强该倡议的成功机会。在上述安全安排之下，我们提出一条原则，其目的是防止将来因台湾问题而出现能源危机。应该在成员国之间强调一种与和平时期举措不同的安全倡议，以及在出现武装冲突的紧急情况下“不首先使用”封锁的政策。这里的“不首先使用”指的是以下自愿的声明：在战争或冲突时不首先使用军事手段来封锁或危及国际航运通道，特别是能源运输。做这种宣示即表明各国清楚地理解：如果任何成员国违反了本声明，使用武力封锁或危及另一国或地区的船运，其它成员国就免去了不首先使用的义务，从而可以诉诸反制措施。这将防止中国针对台湾使用封锁，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也会防止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石油封锁。这是最有可能引发西太平洋冲突和封锁的闪点，因此该政策将使整个区域受益。这种安全基础将大大增强对于该区域的信心，从而在和平时期引入各种合作举措。当然，任何这种“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效力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提出质疑，但是它仍然在政治上有重要的用途，可以劝阻某个国家做出危害整个区域的行为。特别是多边海军合作不仅能加强危机管理，也能让人确信封锁行动不能在未经过充分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实施。这需要中美两国进一步强化在最高层级政府上的危机管理机制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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