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人 1

在大家的印象中，西方主流媒体基本上是白人的天下。虽然偶尔也能发现一些华人记者在西方主流媒体工作，但也是寥若晨星。不过近年来，开始有一些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同胞迈进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门。在西方主流媒体蓝眼睛高鼻梁的世界里，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为什么要到西方媒体工作？他们是怎样跨进西方媒体的门槛的？在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感觉？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待遇怎么样？他们在新闻工作中有没有不同于西方记者的独特视角？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唐勇分别对6位同行进行了独家采访。在跟被采访人聊天的过程中，记者也跟着他们一起分享了一段段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

被采访人：

黄天波 (Billy Huang)，祖籍山东。1995年-2000年在新华社对外部当记者，2000年离开新华社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留学。2002年至今，他在CNN亚特兰大全球总部先后担任副制片人及编辑协调人。

钟布，祖籍重庆。1992年－1998年在《中国日报》国际部从事编辑工作，1998年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留学，2000年－2003年间在亚特兰大CNN/USA 新闻制作部担任电视编辑，后离开CNN，目前在马里兰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

赵轶璐，祖籍上海。18岁来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纽约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2001年成为《纽约时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生长于中国的正式记者，2004年年初离开《纽约时报》，目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Maggie Tan：祖籍湖南。1995年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即到新华社对外部从事外事报道工作，2004年年初到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驻北京分社担任新闻助理至今。

Jane Zhang：祖籍黑龙江。1995年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即到国家机关新闻部门工作，2002年跳槽到加拿大电视网有限公司驻北京记者处担任新闻助理，随后又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留学，2004年夏天到《意大利共和国报》驻京记者处担任新闻助理至今。

Kathy Wu，祖籍北京。1995年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即到英国路透社北京记者站担任新闻助理，1999年离开路透社到澳大利亚，目前在韩国驻华使馆工作。

　　中国人实属凤毛麟角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在上述西方媒体工作的中国人确属凤毛麟角。虽然CNN驻北京和香港记者站有不少中国雇员，但目前在CNN亚特兰大全球总部直接从事新闻制作的中国雇员，只有黄天波一人。《纽约时报》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当赵轶璐在《纽约时报》工作时，她也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虽然有几位华裔记者在时报工作，但都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

西方主流媒体驻中国办事处的情况则比较特殊。中国雇员都是做新闻助理。在西方媒体驻京机构中，路透社的规模可能是最大的。Kathy Wu说，它的雇员约有100来人，包括记者处和业务部。记者处还细分为英文和中文部。记者处包括文字、摄影和电视记者有近10名外国人，剩下的都是中国雇员。路透社驻北京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大多是外国人或来自港台地区。

《经济学家》北京分社共有两名记者，一名是从英国总部直接派过来的，一名是在北京聘请的美国人。中国雇员只有Maggie Tan一人。加拿大电视台驻京记者处有两位外国记者，3名中国雇员，真正从事新闻业务的中国雇员只有1名。《意大利共和国报》驻京记者处有一位外国记者, Jane Zhang作为他的新闻助理是目前唯一的中国雇员。
工作起来都很卖命

在CNN的工作是紧张而又忙碌的。作为编辑协调人，黄天波的职责之一就是在他负责的新闻时段调用CNN的全球资源，特别是编辑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协作互动，保证新闻真实、客观、公正、平衡、快速。他曾经上过1年的夜班，每天从晚上10点工作到第二天上午8点，在伊拉克战争报道期间甚至延长到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上午11点。如此超负荷运转，让黄天波精疲力竭，以致于下班时都不能一口气把车开回家，要停在路边加油站喘口气才能继续开。相比之下，钟布就显得安逸得多。他每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是坐班制，而且上班不用打卡。

谈到工作压力，赵轶璐说，他的未婚夫在华尔街做律师的时候成天加班，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相比之下，我比他好多了。” 赵轶璐主要负责报道教育新闻。她说，她经常出差，全美国跑，写了不少美国教育和文化方面的稿件，其中有好些篇报道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和其他重要版面，“文章能上《纽约时报》头版，我真的很开心！”

Kathy Wu说，当新闻助理“工作强度很大”。她每天要先写各大报纸的英文报纸摘要，早晨开会决定一天的工作安排。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广泛获取信息，然后通过电话采访、或和客户见面确认消息的可靠性，并争取更多的信息资料。然后开始写稿。稿子写完以后，发稿人略加修改后，消息发出去。

Maggie Tan说，作为首席记者的新闻助理，她每天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跟踪国内的新闻，发现一切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提供给首席并共同探讨选题。另一部分就是确定选题后，帮助首席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并作出采访安排。“工作算不上强度很大，但也是有压力的。”

Jane Zhang打比方说，作为新闻助理，她就像是西方首席记者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搜集整理新闻信息，与首席探讨选题，联络采访对象，负责采访中的翻译，联系有关政府部门，制作记者处的月度财务报告，安排异地采访行程，协助首席处理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她的”必修课”。Jane Zhang还说，在加拿大电视台驻京记者处工作期间，她经常能闻到西方同行之间激烈竞争的“硝烟味”。有一次，另一加国媒体的记者来拜访张颖的“老板”。这位首席在接到通知后，马上把黑板上他写的工作日志擦掉，唯恐被对方无意间看到。“西方媒体竞争之激烈，记者生存的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认购媒体股权

在西方媒体工作，福利待遇如何？据了解，CNN记者的收入还算不错。钟布说，为了防止记者有“隐形收入”，CNN规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连一根铅笔也不能从被采访对象手里拿。CNN还提供很好的福利。主要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打折商品、免费电影票、话剧和音乐会门票等等。“由于打折商品多得用不完，我经常送给朋友。”CNN的正式员工还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至少几百股母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股票。

CN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声誉鹊起，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更是独占鳌头， 报道质量和收视率无人可以望其项背。黄天波说，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CNN在亚特兰大最豪华的酒店召开了隆重的庆功会，大牌云集，群星璀璨，但庆祝的不只是报道成功，更重要的是CNN前线记者零伤亡。这次庆功会上是CNN首次在公司组织的活动上提供酒精饮料，因为总部每天都提心吊胆，怕前线采编人员有什么闪失，战争结束，大家都松了口气，需要喝点酒放松放松。

CNN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要求所有CNN员工免费参加一些培训课程，向他们讲解公司对很多敏感问题的政策, 比如有偿新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的严重后果。

出于好奇，黄天波在刚加盟CNN参加新闻伦理培训时问过一个问题：面对 “糖衣炮弹”，记者们是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糖衣吃下去，炮弹吐出来”？比如某公司在某度假胜地邀请记者发布新闻，为获取新闻，记者可能不免现实一些，但采访写作还是根据自己的职业素养该怎么办怎么办。讲员回答说，那也不行：首先，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糖衣吃下去，炮弹吐出来”；再者，就算做到了，该记者和所属媒体在同行中就会被看扁。CNN的解决方案是：要么干脆不让记者去，要么自己负责记者的费用。

CNN对办公场合发生的性骚扰绝对是无情打击，连随便和异性同事开黄色玩笑也不行。钟布感慨地说，有一次，CNN一名年轻的部门主管在办公室里毛手毛脚地摸了女下属一把，结果东窗事发，人事部立即调查，确认属实后，立即派了两位保安将这位部门主管带到停车场，对他说：“你可以走人了，改天约个时间再到办公室清理你的个人物品！”一个本来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新闻业务主管就这样被CNN毫不客气地开除了。

《纽约时报》的福利待遇也不差。赵轶璐说，美国记者的平均年薪大约在4.5万美元左右，而刚到《纽约时报》工作的年轻记者都能够拿到约6万美元的年薪。如果是资深记者，一般能拿到10万到20万美元的年薪。除了给记者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外，《纽约时报》还允许记者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该报一定数额的股票。《纽约时报》还向经常需要外出采访的记者提供免费手机，并报销手机话费，同时借一辆车给他们用，所有费用（如汽车保险、维修、油钱等）都由报社支付，记者离职前须将车退回。赵轶璐离开《纽约时报》时，就还了一辆车，用了大约9个月。另外，《纽约时报》的记者还可以在纽约免费看博物馆（纽约的博物馆都是收费的）。不过《纽约时报》很少向记者提供像CNN那样的特价商品，主要是该报希望跟公司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因与公司的关系太密切而影响报道的公正。《纽约时报》甚至规定，报道航空的记者不能购买航空公司的股票。

中国文化背景帮了不少忙

作为西方主流媒体里的“绝对少数派”，这些中国人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差别性的待遇？黄天波说，他并没有感觉到CNN的新闻采编人员对中国或中国人有一丝一毫的敌意。“很多CNN的同事都对我说，本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神舟5号飞船上天的时候，CNN以及亚特兰大当地媒体的很多同事朋友都向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表示祝贺。”钟布也认为，他在CNN期间的待遇跟同等资历的美国同事没有任何区别。他说，“我当时戴着CNN的出入证哪里都能去，所有的门都能打开，这说明他们充分信任我。” 钟布曾经邀请他的父亲到CNN参观。一位美国同事对钟布的父亲说：“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感到自豪，因为他是当时CNN唯一的中国人。”

被采访人都认为，他们的中国文化背景能够给新闻报道带来不少好处。黄天波有一次发现CNN接收的资料中把“中国银行”当成了中国的央行，因为中国银行的英文BANK OF CHINA容易让外国人产生误解。黄天波根据画面上的中文，很轻易地就指出了这个错误。为了让中国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也能在CNN播出，黄天波还做了不少沟通和协调工作。此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天津台、北京台、上海台、广州台都向CNN供片。在黄天波的协调帮助下，山东电视台不久前也成为CNN的正式合作伙伴，该台制作的山东曲阜纪念孔子诞辰的电视新闻在CNN国际频道播出。或许是“中国情结”难以化解，黄天波说，他目前最大的遗憾是CNN还没有中文节目，他本人非常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中国观众能够看到他制作的节目。

赵轶璐说，作为中国人，具有国际视野是她在《纽约时报》当记者的最大优势。有一次在报道纽约的天气情况时，跟其他记者的做法不同，赵轶璐采访了不少生活在纽约的外国人，让他们来发表对纽约天气的看法。这篇文章见报后，同事们都觉得很新鲜，很有国际视野。赵轶璐还喜欢在写稿时使用中国的成语方言，有一次用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来形容一个人的悲哀到了极点。同事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生动，也非常感人。赵轶璐说，中国人的身份促使她更多地关注美国的移民问题。在《纽约时报》工作期间，赵轶璐采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移民、拉美移民的报道，还采访过著名华裔青年钢琴家朗朗等著名少数族裔人士，反响都很好。

Jane Zhang说，由于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 感到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报道中国时存在“主题先行”的问题，也就是对待某个问题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然后循着这个看法去找证据来完成对这个主题的采访和报道。这个时候，张颖的中国文化背景就发挥作用了。“当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有失偏颇的时候，我会尽量让他们了解我的想法，希望他们不要带着有色眼镜来刻意寻找问题。”




如何跨进西方媒体大门

这6名中国人如何髚开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门？

黄天波说，虽然他不信仰佛教，但他当年在新华社做记者时在云南玉峰寺看到的一副对联对他触动很大，对他的求职也间接产生了影响。对联曰：“人活是非境，倘若贪赃枉法岂能锦上添花；佛在有无间，只须敬业乐群自有雪中送炭。”

他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求学的第四个学期，他来到亚特兰大CNN全球总部“世界报道”节目组实习了3个月，主要负责新闻采集和制作协助等方面的工作。当时CNN来自世界各地的实习生大概有200多人，其中有一位45岁的拉美裔移民卡洛斯，由于年龄和文化等因素，和其他刚出校门的小姑娘小伙子们玩不到一起去，有些郁郁寡欢。每到周末实习生们三五成群出去玩，黄天波觉得单独撇下卡洛斯不合适，于是就经常带他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些活动，每次卡洛斯都是忐忐忑忑出门，高高兴兴回家。

正是这位“忘年交”有一次向黄天波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CNN准备在美国三所顶尖新闻学院（其中包括在美国新闻界声誉卓著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中召三名研究员 (CNN Fellow)，分别到CNN国际、CNN国内和CNN 互动业务协助规划、制作新闻节目。得知这一情况，黄天波当机立断，找到该研究员项目的负责人，来了个毛遂自荐。两轮面试和笔试之后，黄天波在包括美国人在内的40名入围研究生中被录取。3个月的研究员项目结束后，CNN对黄天波的表现很满意，遂通知他成为CNN的全职雇员。谈到那幅对联，黄天波说，正是他自己的“敬业乐群”和卡洛斯后来的 “雪中送炭”，才使他加盟CNN成为现实。

钟布则说，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当年CNN为什么会录用他。钟布说他自己一直想做国际新闻，在这方面由于CNN实力最强，自然成了他的就业首选。在密苏里大学留学期间，他曾经在CNN总部实习过。毕业前夕，他来到CNN华盛顿分社，成为一名见习记者。为了给CNN财经频道供稿，钟布几乎跑遍了华盛顿跟经济有关的所有政府衙门，并采访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尔斯等重量级人物。跟黄天波一样，实习结束后，钟布接到了CNN的正式录用通知。钟布说：“有意思的是，我到了CNN以后，根本就没有做国际新闻，做的全都是美国国内新闻。”

赵轶璐很小的时候，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或许让赵轶璐意想不到的是，她日后竟然能够在西方头号精英报纸当记者。2001年夏天，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赵轶璐走进了《纽约时报》的大门，参加时报举行的见习记者考试。虽然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好几家新闻媒体实习过，但毕竟这是《纽约时报》！400多人参加考试，4个人留了下来，赵轶璐就是其中之一。没过多久，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赵轶璐单枪匹马，在纽约一口气采访了60多个遇难者家庭。“每次看到年轻的寡妇在我面前抱头痛苦，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后来赵轶璐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60多篇遇难者家庭的人物特写。2002年1月，赵轶璐被转为《《纽约时报》》的一名正式记者，她是4名见习记者中唯一被留下来的一位。

黄天波说，他在工作中也经常处理一些需要很强心理承受能力的事件和画面，比如对伊拉克武装人员将人质砍头的新闻，他就必须亲自看完全过程然后作出编辑判断，但由于多年来的高强度刺激，他已经养成“铁石心肠”。他说，“就算想哭, 我也来不及, 工作节奏太快了。”

在Kathy Wu看来，到路透社工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说，在中国新闻学院上学时，老师常常说路透社是世界一流的通讯社。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特别是学国际新闻的，她当然想进入一流通讯社。“我想，我是在上帝的帮助下，顺利通过考试进去的。其实考试过程很简单。先把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改写成英文新闻。首席记者看过我的文章以后，聊了几句，就问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我在一流通讯社工作的梦想也就实现了。”

经过大学同学的介绍，Maggie Tan来到了《经济学家》杂志驻北京分社，参加了新闻助理的求职考试。除了与首席记者交谈以外，还做了测试。Maggie Tan说，这位首席记者给她出了两道题目，一是假设他想写一篇关于中国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的文章，你如何搜集相关背景和线索？二是假设他计划去一趟云南，你如何找出关于当地可以进行报道的新闻？考试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可以用电脑，也可以打电话。Maggie Tan顺利过关。写完作业，首席记者很快表示首肯，Maggie Tan就这样找到了她的新单位。

Jane Zhang至今还记得她当年到加拿大电视台驻北京记者处面试的情景。当天，加方的首席记者特意给她准备了一段录像，让她做现场翻译。当他对这些都满意后, 又给她播放了几个他以前做的电视节目, 让她对他的选题风格有所了解并要求她回去后搜集几个有意义的题目下一次再和他探讨。Jane Zhang说，第二次的面试完全是针对选题，首席记者首先听她讲解选题，并一起探讨如何选择采访对象以及要办理哪些相关手续。两轮面试之后，一切就搞定了。对Jane Zhang来说，有了在加拿大电视台的工作经历，征服《意大利共和国报》自然是不在话下。该报驻京首席记者也对她进行了面试，“当天晚上他就通知我决定录用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