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词学师承论

近代词学师承论 【作者】欧明俊 【内容提要】 词学师承是具体而微的词学史。常州词派的师承是近代词学师承的主线，张惠言是“祖师”，周济是真正开宗立派者，张、周词学师承分两线发展，一线由谭献承继，同道有庄棫、叶衍兰，复传冯煦、徐珂、陈廷焯、叶恭绰等。一线由端木埰、王鹏运承继，复传况周颐、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再传吴梅、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近代词学师承的学缘、血缘、业缘、地缘“关系”皆较明显。师承中，导师对弟子的词学崇尚、治词路径、成才自立皆有极大影响，优秀弟子也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近代词学师承多谨守“家法”，偏于保守，对近代学术思想的贡献有限，但有“片面的深刻”。师承中所体现的“师道”，对当下学者人格建设，对纯洁学术，极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近代；词学；师承；常州词派；家法 “师承”指一脉相承的师法。学术师承是导师与弟子及再传弟子共同遵循“家法”、“师法”的基础上传承学术，代代相续`。学术师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特别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主要即在“师徒”间进行。学术师承研究，清代江藩著有《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为清代汉学、宋学著名学者立传，从中可见学术思想的承传演变。受此启发，可写“词学师承记”或“词学师承论”。关于词学师承研究，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的专文、专著问世，仅有一些论著中有所涉及，另有少数论文做过“个案”研究，如龙榆生的《论常州词派》，唐圭璋的《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等。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拓展词学研究领域。 一 本文所言“近代词学”，与通行的“近代文学”起迄时间不完全一致。因近代词学基本上是常州词派一统天下，论近代词学，不可不论张惠言。因此，本文主张近代词学应以张惠言《词选》问世年即嘉庆二年（1797）为起始时间。晚清词学“四大家”，是常州词派的嫡传，词学思想并未因入民国有多大改变，近代词学时间下限可延伸至20世纪30年代。这样，“近代词学”上下限向前后自然延伸一段时间，更能看出师承的脉络和变化，把握词学发展规律。 “师承”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师承，指有明确师生名分的师承。广义师承，除狭义师承外，还包括无师生名分，但有师生之实如私淑弟子，或思想观点上多服膺其说的师承。本文所论师承为广义师承。词在唐宋金元明时，多被视为“小道”、“末技”，地位卑下。受到观念束缚，词学发展缓慢，从事词学研究者极少，学术意识不强，因此少有师承。明末清初，词学发展较快，涌现了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清中叶以后，又出现了常州词派，词学兴盛，蔚为大观。这时，词学师承特征始显现出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词学师承更加“自觉”，有力地推动了词学发展。因此，本文特研究近代词学师承。 研究近代词学师承极有学术价值和意义。词学师承研究，长期以来不大受重视。这种情况在各种工具书及词学专著中的“词人小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绝大多数小传不写词人师承情况，甚至叶衍兰和叶恭绰是祖孙关系，都不写清楚。词学师承是具体而微的词学史。研究师承，会发现词学史是具体的、个别的、细节的，这是历史的真实。学术研究要还原历史，重回历史“现场”。而通行的研究，往往抽去历史的“细节”，历史成为观念的历史。研究近代词学师承，可明晰词学发展的源流，知其来龙去脉，动态地认识词学史，纠正静态评价之弊。 常州词派的师承是近代词学师承的主线，近代词学史基本上就是常州词派师承史。词学师承可以说是近代词学流变与发展的主线，词学家的词学批评与理论皆与师承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些没有多少师承关系的词学家的观点也多是对有师承关系的词学家的观点的“反拨”。因此，弄清近代词学师承的情况，便基本上弄清近代词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从身份关系上看，近代词学师承有师生间的，属“学缘”，如谭献师事周济，徐珂师事谭献。又有亲人间的，属“血缘”，词人家学渊源，也是一种类型的师承。如张琦从兄张惠言学词，董士锡从舅张惠言兄弟学词，董士锡子董毅又编《续词选》，张惠言词学在亲人间传承。师承又多“业缘”因素，词家为同僚同行，交往频繁，经常在一起切磋词学，前辈影响后辈，上司影响属下，虽无师生名分，实际上形成师承关系。如同在京师为官的端木埰影响王鹏运，王鹏运又影响朱祖谋、况周颐。还有基于乡情对乡昔贤的词学师承，属“地缘”，如常州、苏州两地历代词学长盛不衰。近代词学师承多学缘、血缘、业缘、地缘等“关系”，这些关系网络决定了词学师承的诸多特点。 近代词家师承关系复杂，有的弟子基本师事一家，更多的是多重师从，或先后师从，或同时师从，有些词家关系在师友之间。词学名家往往以一师为主，又重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故能创新自立。 二 近代词学由张惠言发其端。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也是近代词学师承的“祖师”。嘉庆二年（1797），他与弟张琦合编《词选》，以授金氏子弟，示以词学门径。张惠言推尊词体，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求微言大义，严分正变，以儒家“诗教”论词，以治经之法解词，对近代词学影响巨大深远。董士锡为张惠言外甥，直接师从舅氏治经学、古文和诗词，词学得张氏“真传”。周济与董士锡关系最善，常相过从，切磋词学。董士锡论词特别推崇周邦彦，誉为词中杜甫，又标举王沂孙为词家四宗之一，对周济词论有极大影响。董士锡子董毅又编《续词选》，增选被《词选》摒弃的柳永、刘过、吴文英词，又多选浙派崇尚的张炎词，弥补了《词选》的偏颇。《词选》本在诸生间传阅，影响有限。张琦《重刻á词选ñ序》说：“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无以应之。” [1] (P797）因此，到道光十年（1830），张琦及诸弟子将《词选》重新校刻行世，影响始进一步扩大。 宋翔凤是常州派今文经学家，据其《〈香草词〉自序》，他弱冠后游京师，就张惠言受古今文法。他十分推崇张惠言论古人词，“必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1] （P578）他在《洞箫楼诗纪》卷三《论词绝句》中高度评价张惠言《词选》解释温庭筠词的方法和意义：“风雅飘零乐府传，前开太白后金荃。引申自有无穷意，端赖张侯作郑笺。”他直接师承张惠言以经论词的文法，将张氏“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词论发扬光大。 周济是常州词派的真正开宗立派者。嘉庆九年（1804），他从张惠言外甥董士锡（字晋卿）学词。嘉庆十七年（1812），他在《〈词辨〉序》中说：“晋卿虽师二张，所作实出其上。予遂受法晋卿，已而造诣日以异，论说亦互相短长。” [1]( P781)潘曾玮《〈周氏词辨〉序》自称“向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尝欲举张氏一书，以正今之学者之失，而世之人顾弗之好也。”认为周济《词辨》“其辨说多主张氏之言”。[1] (P782-783)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三认为周济撰写《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也。”蒋兆兰《词说》云： “茗柯《词选》，导源风雅，屏去杂流，途轨最正。”“周止庵《宋四家词选》，议论透辟，步骤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也。”[4](第五册P4631)可见，周济词论推尊词体，阐发比兴寄托之旨，皆是承张惠言兄弟而来。周济推衍修正张氏词论，词学研究由经学本位，复归文学本位。朱孝臧《彊村语业》卷三《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评周济云：“金针度，《词辨》止庵精。截断众流穷正变，一灯乐苑此长明。推演四家评。”[3](第十册P8303)服膺其说，高度评价他在词学史上的地位。 蒋敦复童稚时即与周济相识。蒋氏后期词学以承续周济词学为己任，《芬陀利室词话》主张词“意内言外”及“有厚入无间”。董士锡首创“以无厚入有间”说，周济继之，蒋氏则主张“有厚入无间”，要求词的创作合乎规律地无为无不为，凸显个性。他又妙解韵律，于词律多所订正。 谭献以常州词派的后继者自许。他在《箧中词·今集》卷三中认为张惠言、张琦兄弟同撰《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嘉庆以来词名家皆从《词选》出。 “周止庵益穷正变，潘四农（按：潘德舆字四农）又持异论。要之，倚声之学由二张而始尊”。谭献在《复堂日记》中明确宣称：“予欲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他对周济推崇备至，说《宋四家词选》陈义甚高，胜于张氏《词选》。但他对常州词派之弊有清醒的认识，说“以常派挽朱、厉、吴、郭（原注：频伽流寓）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4](第四册P3998-3999)谭献论词主张“折中柔厚”，是其“寓温厚和平之教”的文学观的体现。《箧中词》评语中，称赏张景祁、谢章铤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词作是“苍凉词史”，直接继承周济“词史”说，又有所发展。光绪三年（1877），谭献批点周济《词辨》，又选《箧中词》，以比兴为本，大廓周氏门庭。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二云：“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祧之列。”钱仲联《光宣词坛点将录》将谭献比拟为托塔天王晁盖，认为他“拓常州派堂庑而广大之。彊村以前，久执词坛牛耳”。[4](第三辑P226) 谭献词学传冯煦。冯煦曾协助谭献参校《箧中词》，《箧中词》有冯煦光绪八年序。冯煦论词主源流正变，标举“浑成”之旨，与谭献“柔厚”之论一脉相承。冯煦词学又传弟子成肇麐，成氏与冯煦合作，编有《唐五代词选》二卷，亦传常州词派“家法”。冯煦词学又影响陈廷焯，陈廷焯对碧山词评价甚高，即是冯氏观点的发挥。陈廷焯非常看重冯煦在词学史上的地位，说词学“复古之功，兴于茗柯，必也成于蒿庵乎”！。[5](卷五P114)谭献词学复传弟子徐珂。谭献曾应徐珂之请，将所录《词辨》二卷及《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加以审订和评论后刊行，世称《谭评词辨》。徐珂将谭献论词诸说凡见于文集、日记及《箧中词》和评《词辨》者汇辑为《复堂词话》，于1925年在上海刊行。徐珂著有《清代词学概论》，系统论述浙派和常州词派的发展演变，视野宏通，师承谭献而又不为其论所限。 叶衍兰父英华，工词。叶衍兰又与谭献为词友，所著《秋梦庵词》，曾嘱谭献为之校订。叶衍兰在广州学海堂以词授诸生，冒广生、潘飞声皆为得意弟子，于词学多有建树。叶衍兰孙叶恭绰词承家学，十五岁时，曾从王以敏学词。后在上海从朱祖谋游，朱氏曾选辑清词，谢世后，叶恭绰承其遗绪，网罗搜讨，成《全清词钞》，曾请扬铁夫、饶宗颐襄助之。叶恭绰编有《广箧中词》，是承谭献《箧中词》而来，亦为谭献词学传人。庄棫与谭献友善，切磋词学，世称“庄谭”。他也是张惠言、周济词学的传人，《á复堂词ñ序》中以“比兴”论词，特别推崇碧山词。庄棫是陈廷焯的同乡，又是陈廷焯的姨表叔，词学传陈廷焯。通过庄棫，陈廷焯词学与谭献接上关系，因此又成为谭献词学传人。陈氏早年词学浙派，推崇朱彝尊、厉鹗无以复加。光绪二年（1876），陈廷焯结识庄棫，从此改弦易辙，转宗常州词派，以鼓吹张惠言、庄棫、谭献之论为己志。著有《白雨斋词话》，提出“温厚”、“沉郁”的词学思想，强调“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发展了常州词派理论。 蒋兆兰《á词说ñ自序》云：“逮乎晚清，词家极盛，大抵原本《风》《雅》，谨守止庵‘导源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之说为之。……其间特出之英，主坛坫，广声气，宏奖借，妙裁成，在南则有复堂谭氏，在北则有半塘王氏，其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没也”。[4](第五册P4625) 三 黄苏约与张惠言同时，选编《蓼园词选》，论词“家法”与张惠言颇接近，重比兴寄托。黄苏是况周颐姐夫的曾祖父，同治十一年（1872），况周颐十二岁时，在姐夫家得到《蓼园词选》，如获至宝，词学生涯由此开始。况周颐《á蓼园词选ñ序》称该书“盖余词之导师也”。王拯，广西马平人，《忏庵词序》谓词“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明显承袭了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观点。王拯论词，既重“风旨之微”，寄托之意，又讲究声律，以南宋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词为宗。王拯为王鹏运和况周颐的同乡先贤，对他们的词学有直接影响。王鹏运于同治九年（1870）乡试中举后，即赴京应进士试，落第后滞留京师期间，曾参加以在京广西籍官员为中心所组成的“觅句堂”文学活动。王拯为“觅句堂”主要成员，是王鹏运的亲戚前辈，诱导提携王鹏运不遗余力。王鹏运还从其学词，由此步入词坛。况周颐《莺啼序·题王定甫师媭砧课诵图序》自述云：“周颐年十二，受知定甫先师”。 端木埰，江宁人，被唐圭璋誉为晚清词坛的“祖灯”。端木埰词学有家学渊源，其父酷好白石词，极严词、曲之辨。他也是王鹏运、况周颐学词之导师。周济《宋四家词选》教人学词自碧山词入手。端木埰承周济词学，专学碧山词，其词集名《碧瀣词》，即指嗜碧山词之义，影响王鹏运亦嗜碧山词。他精选《宋词赏心录》以赠王鹏运，指示其学词门径。此书后由卢前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改题《宋词十九首》，附录有吴梅、邵瑞彭、陈匪石、唐圭璋等跋语，可见端木埰的影响。王鹏运对端木埰尊奉至极，先生作词，王氏即见和之。端木埰又指导况周颐作词，况氏《蕙风词话》中数次提及端木埰对他的词学教导。朱祖谋也自称为端木氏弟子。端木埰论词承张惠言、周济一脉，重比兴寄托，对王沂孙咏物词寄托家国之情评价甚高。他曾批注张惠言《词选》数首，语多精到。他同时又重声律，对张惠言词论重意格、轻声律之弊有所补救，还对张惠言等穿凿附会解词提出批评。他最早提出“重、拙、大”理论，由弟子王鹏运、况周颐继承光大。 王鹏运与同道况周颐为首形成晚清“临桂词派”。王氏为晚清四大词人之冠，与朱祖谋合校《梦窗词》。他继承发扬常州派词论，力尊词体，论词倡“重、拙、大”， “纯任自然，不加锤炼”，影响甚巨。朱祖谋《á半塘定稿ñ序》谓其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认为王氏词是周济词论的最好体现，也说明王氏词学承周济而来。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二说：王鹏运“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彊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文廷式等皆从王氏治词学。王氏弟子及再传弟子其众，词学理论主导晚清词坛。况周颐先师事王拯，后又师事端木埰、王鹏运，因此，况氏词学遥接黄苏，同时又是王拯、端木埰、王鹏运的词学传人。况氏《蕙风词话》对导师端木埰、王鹏运标举的“重、拙、大”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影响甚巨，赵尊岳、夏敬观、蔡桢、唐圭璋、缪钺、万云骏等，皆对“重、拙、大” 做了进一步阐释。况氏得意弟子有赵尊岳、刘永济、陈运彰等，特别是赵尊岳终生以阐扬况氏词学为己任，成就斐然。 朱祖谋早岁工诗，初学词，受亲家夏孙桐诱导。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十岁时，他在京师又从王鹏运学词，被王氏强邀入咫村词社，后遂专力研究词学。王氏喜奖掖后进，赠朱氏《四印斋所刻词》十余家，又约校《梦窗词》四稿，时指示朱氏词学源流正变。朱氏继王氏《四印斋所刻词》，校刻《彊村丛书》，王氏以“独步江东”相推许。朱氏四校《梦窗词》，影响弟子杨铁夫几乎用毕生精力作《梦窗词笺释》。他晚年又肆力于苏轼词，曾将《东坡乐府》编年，影响弟子龙榆生，作《东坡乐府笺》。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二称朱氏词“集清季词学之大成”，朱氏“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开来启后”。朱氏被誉为近代词坛“宗匠”、“一代大师”，弟子甚众，著名者有吴梅、陈洵、陈匪石、刘永济、夏承焘、龙榆生、杨铁夫等。朱氏再传弟子更多，著名者如吴梅弟子唐圭璋、卢前、任讷、赵万里、蔡桢、郑骞、万云骏，龙榆生弟子周泳先、朱居易，刘永济弟子胡国瑞等。 文廷式为晚清词“四大家”之一，为陈澧入室弟子。词涉猎百家，推重常州词派而又不为所囿。文氏多与王鹏运唱酬，词受王氏影响。因此，文氏同时为陈澧、王鹏运词学传人。文廷式词学传弟子夏敬观。冒广生家与文廷式家为世交，冒氏词学亦受文氏影响。梁启超词学受之于王鹏运、康有为，又接受郑文焯的影响，亦属常州派一系。他曾将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谭献《箧中词》列为国学入门书。其女梁令娴编《艺蘅馆词选》，也是常州派“家法”。其弟梁启勋《稼轩词疏证》即为完成梁启超遗愿而作，梁启勋又有《词学》一书，推衍梁启超词学思想及治词方法。郑文焯为张尔田词学导师。张尔田父亲张上龢曾从蒋春霖学词，与郑文焯为词、画至交。张尔田少承家学，精于词，他曾指出郑文焯《词源斠律》数条错误，郑大惊曰：“是能传吾大晟之业者也。”张氏自称三薰三沐，以郑氏为本师，其词作受郑文焯影响亦大，颇具《冷红词》神理。张尔田又多向朱祖谋问学，张尔田词学又传给缪钺。 近代词坛，常州派兴盛，浙派衰微，但仍一脉不断，仍可见师承统系。如黄燮清俨然朱彝尊词学在近代的传人，他继朱彝尊《词综》、王昶《国朝词综》之后，取乾嘉以来《词综》未及登录者共五百八十三家词，成《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选词宗旨与规式悉依朱、王两家。张鸣珂少学词于黄燮清，有《国朝词续选》一卷、《续七家词选》等，张景祁亦为黄燮清弟子，谭献又曾奉张景祁为导师。浙西词派“家法”代有传人。 四 近代词学师承，导师对弟子有直接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偶然的因素，会改变弟子的词学宗尚，影响弟子一生。如谭献早年词学浙派郭麐，后结识庄棫，《箧中词·今集》卷五自述“以比兴柔厚之旨，相赠处者二十年”。自觉接受张惠言、周济词学，遂厌郭麐词之“薄”、“滑”，成为张、周词学的传人。朱祖谋早年学诗，四十岁时才从王鹏运学词，从此词学成为他终生的事业，他也成为一代词学宗师。 导师会影响弟子的治词路径。王鹏运、朱祖谋深精词律，守律綦严，朱氏更被誉为“律博士”。徐珂《近词丛话》引况周颐自述作词严守声律，受王、朱二氏影响，“其得力于沤尹与得力于半塘同。”[4](第五册P4228)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中即将朱祖谋、况周颐推为近代词学“两派”中“主张侧重音律方面”一派的代表。[6](第1卷第3号)郑文焯受王鹏运影响，精于声律，著有《词源斠律》、《词韵订律》等。郑氏弟子蔡桢（嵩云）又著有《词源疏证》，承继导师《词源斠律》之绪。导师词学偏嗜对弟子也有极大影响。近代词家对王沂孙词的推崇，可明显看出师承线索。董士锡推崇碧山词，周济承之，以碧山词为学词必由之径。端木埰承周济之论，笃好碧山词，又影响王鹏运。王鹏运又影响朱祖谋、陈洵，陈洵又影响詹安泰。冯煦为周济再传弟子，亦嗜碧山词，又影响陈廷焯，陈氏对王沂孙词评价最高，比拟杜甫。近代词坛 “梦窗热”长期盛行，最能体现词学师承的影响力。 导师鼓励奖掖弟子，对造就词学人才，承续词学传统，起到积极作用。杨铁夫从朱祖谋学梦窗词，朱氏勉以多读，并严格督教。杨氏承朱氏之教，作《梦窗词笺释》，破张炎“七宝楼台”之说，有功词学，亦朱氏所赐。夏承焘问学于朱祖谋，朱氏虚怀若谷，乐与论词。朱氏作《梦窗词集小笺》，夏氏继撰补笺，朱氏大喜，相约继续整理，获得更多资料。夏氏曾有论辛词绝句，朱氏谓何不多为之。后夏氏写了大量《论词绝句》，并结集出版，与朱氏启发、赞赏、鼓励是分不开的。 重视师说，传播师说，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起作用极大。如徐珂将导师谭献散见于各书及日记中的论词之语辑成一书，定名为《复堂词话》， 1925年始付梓行世。此时谭献谢世已25年。弟子在“放大”导师的词学思想，扩大其影响方面，功不可没。词学师承，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导师对弟子的影响。木有本，水有源，弟子应知本知源，牢记导师的惠赐。但这只是一方面，学术传承，是前人影响后人，但后人的批判性、创造性接受尤为重要。因此，应同时充分肯定弟子在继承、传播和发展师说上的作用。特别是词学大家，更不会墨守师说，而是在师说基础上勇于创新。还应肯定弟子反过来对导师的影响，如龙榆生对晚年朱祖谋词学影响即较大。 近代词家忠于学术，师生间开展理性的学术批评，不以情废理。导师可批评弟子，如在《复堂词话》中，谭献批评冯煦词“时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当救以虚浑”。[4](第四册P4000)弟子也客观指出导师的不足，而不是为尊者讳。如吴梅汇校《梦窗词》时，对于其师朱祖谋的观点择善而成，不足则辨析之，并不盲从。这种既不废“师道”，又忠于学术理性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正统”意识，词学亦讲究“词统”，明末陈子龙即以接续“词统”自命。近代词学师承，争“正统”的意识更为明显，讲源流，严正变，求正轨，重家法，一脉相连，统系不断，推动了词学有序地繁荣发展，也因此产生一些流弊。 与古代词学师承相比，近代词学师承出现一些新特点。一是词家多名高位尊者，如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他们推尊词体，视作词、治词为高尚的事业，词学也成为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近代大都市中特别是上海，聚集着一大批词家，他们交游唱和或结社雅集，形成类似西方的文艺沙龙。词社中师生关系相对淡化，更多相互影响，传统单向度的师承模式出现了新变化。三是近代西式学堂、大学兴起，出现新的教学模式，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师承始由封闭走向开放。四是近代交通发达，词家交游、师生联系方便，学术观点的交锋更加频繁，词学师承的作用大大提升。五是近代西方先进传播媒介报刊以及平装书的流行，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便捷，词学师承影响更加广泛。 近代词学师承有积极的意义。师生间切磋琢磨，教学相长，同声相求，扩大影响。恪守“家法”，有“片面的深刻”，对延续词学传统有积极贡献。文化传承是一脉相连的，恪守师说，延续了传统，使文化发展不致断裂，其正面价值在“事过境迁”后尤其显现出来。创新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推倒一切，完全另起炉灶。师承中也有消极的一面。近代词总体上创新不够，影响有限，主要是师承中过重“家法”，取径狭窄造成的。近代词学观偏于保守，缺乏“新”、“变”色彩，缺乏近代学术新质。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和广泛影响，词学中却极少体现。这种天生的不足，影响了词学的创新发展，词学家对整个近代学术思想的贡献是有限的。 近代词学师承，最重“师道”，导师传道、授业、解惑，做“经师”，更做“人师”，不仅仅传授学业，更在人格风范上影响弟子。弟子尊师敬业，充分尊重导师的人格和学术成果，师生皆恪守“师道”。从导师一面看，无私帮助和大力提携弟子，有度量，容忍弟子超越自己。从弟子一面看，谦虚向导师学习，不狂妄自满，在继承师说基础上大胆创新。近代词学师承中所体现的“师道”，对当下学者人格建设，对纯洁学术，极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