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这么个人 3

王半塘札记之一）





清末士林，弥漫着一种绝大的悲哀，我们看看当时的诗文中，一会儿《哀台湾》、一会儿《哭旅顺》，真是纵放悲声，四面楚歌一般。确切地说，这种悲哀是从甲午（1894）年被普遍强化出来的。这一年新年甫开，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就爆发了，朝鲜朝廷支绌力穷，请大清国救援。大清国从来对东北的安全就怀有一种特殊的重视，因为那里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而朝鲜问题，往往会极大地影响东北的稳定，所以大清国很快就卷了进去。而在此时，一向觊觎朝鲜的日本也借口保护侨民，插手进来。于是，这个事件迅速演变成了大清国跟日本的较量，最终导致这年夏天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一系列失败所造成的国人心态上的历史逆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因此，甲午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它启动了大清王朝上下人心最终的、迅速而彻底的绝望。



甲午之后，大清国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外加开放或出让治权……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绝望的情绪席卷人心，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中途也有一干士子们发心振作，矢志变法，但是当时的王纲已近解纽，政令难出。结果“戊戌变法”闹了短短百日，维新人士就以杀头溅血、仓皇出逃而草草收场。——本想给疲弊的心头打打气，没想心肌太弱，只打了几下就把气给打爆了，这结局，尴尬性远大于它的悲剧性。这种尴尬，算是当时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整体尴尬。而这样的尴尬，简直是给甲午年以来的那种绝望情绪雪上加霜，大清国再也看不到什么前途了。到了庚子年，深具民粹色彩的义和拳运动轰轰烈烈地一闹，八国联军居然攻入了北京。大清皇室灰溜溜地跑到西安（其“灰溜溜”程度，《庚子西狩丛谈》有很生动的描写），跟着，又演出了一场低声下气的“求和”悲剧。“求和”的结果，是《辛丑条约》的签订。——短短五六年，甲午赔款加辛丑赔款，总数接近了七亿两白银，差不多每个中国人身上要平摊将近二两。



可以说，从1894年以来的那种深刻绝望在庚子年走到了顶点。我这个札记所写的主人公王半塘，这一年也走到了一生绝望的顶点。



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三品官员，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高干”。但是在庚子之变中，他没能逃出京城。观阅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即便是皇室的出逃，也是极其匆忙的。——这不是一次政府的有组织的迁移（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倒是建议过政府的组织性迁移，但未被采纳），而仅仅是皇室临时的仓皇逃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清皇朝的执政水平已经何其低下，即便是最高权力中枢，也没有任何组织化的预警机制。所以，八国联军一进入北京，众多官员忽然跟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下子都傻眼了。那种滋味，真是既绝望又茫然。中国向来被称为一盘散沙，这在清末，看得最清楚。只有有效的组织，才有有效的行动。中国社会后来的组织化程度被一步步强调，以至于强调到了妨碍民间社会正常成长的地步，可能跟清末的这种灾难性的历史教训有关。



我在二十年前，喜欢看闲书。在看《清稗类钞》的时候，看到这么一则有趣的记载：“光绪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城，居人或惊散，古微与刘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喁唱酬，日为之无间，一阕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自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这里面所谓的“幼霞”，就是王半塘。正是这一则记载，让我关注起王半塘来的，而且断断续续，关注了很多年。



我始终觉得，这记载所透露的情境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这其中，单纯的历史绝望好理解，单纯的创作愉悦也好理解，但二者共存在一个时空形态里，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当时他们几个陷于兵燹中，逃无可逃，真正是所谓坐困愁城，绝望极了。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遇到这么大的历史绝望之时，又能怎么样呢？照例的，只能每日躲在屋里，先是长吁短叹，满腹抱怨，骂骂咧咧。然后时间将怒火渐渐平抑了一些，忽然发现终日无事可干，这才想起吟诗作赋的老本行来，于是乃课词为务，以文字的游戏来打发无益的时光。这种选择，源于传统文人的某种习性，其实也还好理解，——清代中叶的时候，有一个叫项鸿祚的词人就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此话在文人圈里颇得共鸣，这也算是一种文人心态吧。所以，如果简单指责说“亡国在即，你们这些酸文人还吐什么酸水儿、冒什么馊气儿呀”，未免也有点过苛。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后来玩着玩着，竟玩得“谈谐间作，心神洒然”起来。——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是彼此说起了玩笑话，心情也不再压抑了。我感到，他们身处这愁城的陷落中，至少获得了某种语词拯救。这种拯救，可以视为对那种长期凌驾在他们心头的历史绝望的某种解脱。



人们也许会说，这样的解脱其实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阿Q精神。但是，我觉得这个个案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某种在平常日子中难以察觉的文化抚慰力量。在这个札记中，我对王半塘的填词技艺和词学成就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把王半塘作为一个词学话题来谈论的人太多了，我不打算去参与或重复这样的谈论。我关注的是，在19世纪末中国危亡深重的历史重压下，保守的文学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士人心态形成独特的抚慰的。这种文化抚慰，及其所作用于心理上的文化滞留，才是驱使我想要谈一谈王半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