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这么个人 2

（王半塘札记之三）



1893年，王半塘升官了。他新任的这个官名叫“江西道监察御史”。清制，“监察御史”官阶是三品。这次的升官，在王半塘而言多少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他在侍读学士这个官阶上已经熬了八年。八年时光里，他除了在内阁做了些琐碎的事务性的工作外，其余的时间，似乎都用在校刻词集上了。所以，1893年的这次升官，为他一生中第一次政治生命的绽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升任的这个官，是一种言官。这意味着，他在朝廷中从此就具有了奏议言事、直达天听的资格，在政治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王半塘在这个任上共呆了七年——1893年升任，1901年去职——这个时间段很重要，因为恰好在期间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国变三件大事，正是中国近代史最忧患、最动荡、也最绝望的一个时期。在一个大事迭出的时候升任言官，自然是有言可发。而半塘这个人，看起来还真是个不能已于言的人。

文人谈政治、军事，往往容易主观迂阔。这在乱世尤其明显。光绪皇帝对此似乎有很深的感受。这种感受的流露，是到了庚子（1900）年，朝中在讨论是否要对洋人宣战的时候，他表示出来的。当时载漪、载濂都顺着西太后的心思，力主宣战。光绪说了一句话：“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所谓“朝鲜一役”，指的就是甲午年出兵平息东学党起义的事。那时只有李鸿章主张把兵力摆在鸭绿江一线，不要轻易卷入朝鲜。但是，朝中主战的声音太强，结果草率出兵，正中了日本人的圈套，酿成了甲午年中日之间的全面对决。可见甲午年的纷纭朝议，在光绪帝心里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而王半塘在朝议上的大显身手，正是始于甲午年。

王半塘的“议政”信息，主要保存在他的奏稿中。现存的半塘奏稿和附片（附片就是夹在奏稿中的小纸条，表达附带着说点别的事儿的内容）有五十多封。通常论者谈到这些奏议，多喜欢搬出“三争和议奏”、“三劾李鸿章奏”和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奏什么的来做发挥。这固然也是能代表半塘的政治立场的。但是，在我看来，半塘还有一些奏稿其实更有意思。举个例子吧，——甲午战争时期，战事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朝臣们都在议论纷纷。半塘的心也被这些风声揪着，情绪焦躁，以致这一年他只写了寥寥四首词。在战争打得最吃紧的时候，他给皇上出过三个主意。第一个主意，是他在《请直捣倭巢藉抒寇患折》中提出的。这个奏折中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可以派南洋水师的一队舰船，开到东京去，直接占领日本国的首都（用他的原话说，是所谓“楼船飞渡，入其国都”），这样，日本军队就不战而自溃了。——这实在有点想当然。这个主意并不完全是半塘自己想出来的，在甲午战争之初，刘永福就提出过率所部直袭日本这个意思。但同样的战策，刘永福提出来跟王半塘提出来，内在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刘永福是天地会悍寇出身，从来就有游击习气，小算多捷，大算则未必佳。有意思的是，王半塘认认真真地把这主意向皇上提出来了。他的建议，是调动南洋水师，浩浩荡荡地征伐日本。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当时基本的历史条件，就能知道半塘这主意简直有点异想天开。甲午（1894）这年，南洋水师是张之洞署理的。这个水师的主力，早在1884年就遭到了重创，没有多少战斗力可言了。甲午年间，南洋水师的力量也就只够在近海巡巡航罢了。若论劳师袭远，几无可谈。其实类似的主张，后来写过《東方兵事紀略》的那个姚锡光也直接跟李鸿章提出过。姚锡光倒没有半塘那种“直捣黄龙”般的气概，他只是主张派舰船到日本长崎那些边缘的岛屿去滋扰滋扰，以牵制敌人。这显得比半塘要现实一些。

在王半塘这个奏折里面，还有一纸附片，叫做《请电令云南兵将北上片》，又在里面出了第二个主意。这个主意的大致内容是说：滇军往年跟法国人作战据说打得不错，如果把滇军调到北京来御寇，估计比较有胜算的把握。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云南离北京太远，时间上怕是赶不过来。于是王半塘掐指算了一算，说：昼夜星驰的话，两个多月就够了。这个主意稍微想想就知道它很天真。他只是考虑到了两个多月的路程，但是两个多月后呢？赶到北京的滇军其实是一支疲惫之师，不可能立即投入战斗，即便勉强投入，胜算也微乎其微。况且战事火急、瞬息万变，岂能以两个多月来做预算的？从后来战事发展情况看，两个多月后，辽东半岛已经被日军攻克了。又两个月后，日军主要进攻的是胶东半岛，并彻底消灭了北洋水师。如果滇军赶来的话，大概可以在胶东半岛跟日本人战上一战。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滇军是南方人，而打胶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1895年的正月左右，也就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估计，滇军就算真的赶来了，这时候作战，也会因为气候不适应而输得很惨。所以我认为，半塘这两个主意可以说都是馊主意。

与之相比，姚锡光倒是眼光看得比较远的。姚锡光《上李鸿章说帖》中的最后一条说：“日人性情嚣动，宜持久以老其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避其锐气、长期坚持的持久战的思路。这种思路，倒是一些外国人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曾经做过水师教习的琅威理就致书李鸿章说过：“中国言战可百年不匮，若倭人战不十年必亡灭矣。”这谈的也是一个持久对抗的条件比较问题。但是清末的主政者，仿佛已经形成了一种短视的习惯，一切作为，基本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事风格，看起来很忙，疲于奔命似的，但是实际效果却很差。

王半塘给皇上出的第三个主意跟这种风格的影响有关。甲午年秋末，他呈上了一份《请拆除山海关一段铁路以防倭人抢占使用折》。在这个奏折里，他提出把山海关那一小段铁路的路轨拆掉，再把那古老的关城重新修筑起来。理由是，留着那铁路，万一被日本人抢去了，搭上火车就可以长驱直入，威逼京畿。——这种思路很好玩，它显示的是一种防堵的心态。清末这种国防心态，有点像后来井冈山时期“共产国际派”所代表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从来不去考虑怎么样诱敌深入，然后各各歼灭，而是一根筋地盘算着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有意思的是，王半塘在这篇奏折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某种婆婆妈妈的风格。奏折的后半部分，他有点不厌其烦地谈论如何在拆除铁路后用马车来保证货物运输的问题。诸如从拆毁铁路的这一头，把货物装上马车，拉到那一头，再装上火车什么的。并且喜形于色地说，这对火车没多少妨碍，而关隘又有了防务保障，真是一举两得的买卖……多少有点土财主的感觉。这实在叫人哭笑不得，细想也是个馊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