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这么个人 1

王半塘是谁（王半塘札记之二）
作者：龙子仲 2007-11-23 22:31:52
标签： 人文/历史




我上大学的时候，校园对面有一列低矮的土丘，丘上墓冢累累，其中就有王半塘及其家族的坟。其实他死在苏州，又葬于江西，没有看到什么资料说他的骨植后来迁葬到了桂林。所以这个坟也许只是他的衣冠冢。我上大学时，那一带的几个坟果然被人刨了，过后我们去那儿散步，但见荒径上散掷着许多“旧时衣冠”，最常见的是一种深棕色的布料，浆得油亮油亮的那种，看上去硬梆梆的。当时感慨，死人僵了，连他的衣服也跟着僵了。……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所谓“半塘”跟这有关。因为那列土丘的所属，就是附近一个叫做“半塘尾”的村落。古人恋土，寻常也要动辄论一论乡原、序一序郡望什么的，一旦遭逢乱世，辗转流徙，则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心里不免都会处处萦怀他那“日暮乡关”了。而这个半塘尾，正是王氏的乡关。



其实，累计到王半塘这一辈，他的家族来到桂林也只有短短的五世。他们的原籍，是浙江山阴。这个信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半塘家族在时光的远处也许跟书圣王羲之也曾经沾亲带故。然而这已经不太重要。在他父亲之前的几世祖先，我们知道得不多。直到他父亲这一辈，开始显赫起来。他父亲这个人，是个干才。而且我觉得，如果他父亲处在后来王半塘那个位置，其谋事权衡、治近瞻远可能都会比王半塘要优秀的多。这个话题，后面我们还会谈到。在这里，我们只要记住，王半塘的父亲是曾国藩、左宗棠的红人就够了。其父讳：必达。



有一种记载说，王半塘这个人“有晋人风格”，善滑稽。就是说，他是一个颇会开玩笑的人。这一点，我从他的文字中倒不太看得出来。或许有人会说，因为国难当头，所以遣词多为书愤，于是那幽默感也就难以呈现出来。我看这话恐怕靠不住。半塘晚年很佩服辛弃疾，——你去看看辛弃疾的词，即便在痛哭流涕的间隙，他也会漏出几许玩笑话来。所以我总觉得，半塘的所谓“滑稽”，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人日常说话确实比较有趣，另一方面，可能跟他的长相给人造成的印象有关。从他父亲去世那年开始，他的鼻子就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唇鼻之患”，可能是皮肤严重开裂或酒糟鼻什么的，没去考究。这类疾病使得他要么说话时哼哼唧唧，要么脸上红出一块或时常敷着一大坨药，所以有违观瞻。文廷式有一则笔记记载说，王半塘在当侍读学士的时候，同僚殷如璋弹劾他，弹劾词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王半塘“面貌既有缺陷，声名又复平常”。文廷式很替半塘不平，说殷如璋“措词尖刻，纯学明人流派”。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可以确认，王半塘中年后的相貌是有点异常的。



古人对名字比我们讲究，针对不同情况、不同人物身份的使用，有“名”“字”“号”三称。比如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他的名是“轼”，字是“子瞻”，号才叫“东坡”。王半塘也一样：“半塘老人”其实是他的一个号（他有好几个号），他的大名叫“鹏运”，字为“幼霞”。除了“半塘”之外，他还有“半僧”、“鹜翁”、“半塘僧鹜”这样一些号。关于他的号，他自己有一篇自叙，这篇自叙倒是能看出一点他的所谓“晋人”风格来。这所谓晋人风格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稍微想想，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五柳先生传》、《大人先生传》什么的，多少有点破罐破摔，——文雅的说法，谓之“通脱”。



其实真正的通脱是很难的。他很早的时候就自号为半塘老人。但是他号称老人的时候，其实也才三十多岁，按现在的标准，差不多还是一个青年。这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狂。所以有人问他，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号称“老人”。他引用古训“父母在，不称老”的道理说，因为父母去世了，所以自称“老人”是他自己的一种感伤的纪念。——这一解释，就看不出任何通脱来了，不像苏东坡“生不挈棺，死不扶柩，亦东坡之家风也”那等没心没肺。而所谓“半塘”，正是他父母葬身的地方，也就是他所谓的“墓田丙舍”。我估计，“半塘”这个号，是他在父亲死后，回老家服丧那三年时给自己起的。



算起来，王半塘在桂林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他是1849年冬天出生的。1855年，他父亲赴江西建昌去做知县，两年后，也就是1857年，他就随父亲到江西去生活了，那时他9岁，而他父亲也已迁任到庐山脚下的南康县。1870年，他回桂林参加乡试，住了短暂的时间。清代的“乡试”跟我们今天的“高考”规定有些相似，——你的乡贯户籍在哪个省，就必须到哪个省里去参加高考。比如他的祖父、曾祖父，都没有参加高考，因为那时他们的户籍还在浙江，道路既远，资费亦重，所以对于高考之事，只好主动放弃。到了半塘父亲王必达这代，把户籍迁到了临桂，才以本地户籍参加了高考。轮到王半塘高考时，又遇到了个户籍问题。他人在江西，户籍却在桂林，怎么办呢？——他们也许做过一番斟酌。江西的文化比广西发达，明代之时，王阳明的“王学”传播最广的地方就是江西。在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江右王门学案”所占的篇幅是最大的，而江右王门又恰好是特别重视学校教育的一种学派，可见江西文化之一斑。因为文化发达，高考的竞争强度应该会比别处较大。算算还是回广西参加高考成功的几率比较大，更为划算，所以王半塘没有去做“高考移民”（清代确实有高考移民的例子，此不赘叙。而半塘当时要做高考移民，并不困难，因为他父亲当时已经当到了类似饶州地区专员的官衔），而是不远千里回到广西来参加了高考。为什么说他这次回乡只是个短暂的时间呢？因为乡试是秋天进行的，而考取进士资格的会试是第二年开春举行，他总得提前赶到北京做点高考总复习什么的，所以不可能在家乡呆很久。——可见，他的青少年时代，呆在江西的时间比呆在桂林要长。从这个履历来看，王半塘早期的文化教养，其实不是纯粹的广西式（或桂林式）的教养，而是一种“广西+江西”式的教养，甚至可以把公式倒过来，是一种“江西+广西”式的教养。



1871年以后，直到他死前两年，他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北京。中间有两个“三年”回桂林居住。这两个“三年”都是因为奔丧，一次是他爷爷去世的服丧期，一次是他父亲去世的服丧期。除此之外，他其余的时间，都在北京。他自己说：“老人仕于朝数十年，所如辄不合。”我替他算了算，他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是二十五六年。——什么叫“所如辄不合”？意思大体上就是：干什么事都不合时宜，容易冲撞人。这种情况，恐怕还不是简单的所谓“耿直”造成的。王闿运在他的日记里谈到对王半塘的印象，说过这么一句话：“亦自命不凡人也。” ——这话由王闿运嘴里说出来，我们会觉得格外有意思，因为闿运自己就是个自命不凡的人。这两位“王先生”，其实有不少地方都蛮相似的，比如都只是举人出身，学历不高；长相都比较丑陋；性格都很倔；等等。王闿运早年入曾国藩幕当客卿，后来随着曾国藩权位愈来愈高，别的客卿见了曾国藩都自称“门生”了，唯独闿运继续号称客卿，不称“门生”，显为孤啸之士。入民国，袁世凯看重王闿运的名气，把他延揽到国史馆养起来，省得他乱说话。闿运看不惯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倔脾气一发就天王老子也不管了，曾拟了一条很有名的对联，讽刺袁大总统道：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此联在民间流传很广。由此可见王闿运也是一自视甚高、浑不买账之人。——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说另一个人“自命不凡”，相当于自命不凡的平方，这大抵可以看出半塘的一点底色。他的个性中，有很自负的一面，因此也就有了很固执的一面，或者也可以换个平白些的词，谓之“倔脾气”。在“倔”这一点上，王闿运和王半塘恐怕是相似的，只不过“倔”的风格稍有差异。半塘犯倔，常常闷声不响；闿运则倔得沸沸扬扬、不依不饶，且语带尖刻，如其评齐白石“文则尚可，诗则似薛蟠体”，就颇近于刻薄了。他是崇拜魏晋的，所以名士气自然也比别人要多一些。



半塘宗宋，因此半塘的倔则比较儒。在清季，半塘的“敢谏”是出了名的。这是他“倔”的一种表现。《世载堂杂忆》有一段话说：“光绪末叶，御史弹劾权贵，亦成为一时风气，时人谓清运将终，留此一缕回光反照。如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世称为‘三霖公司’。他如赵熙、王鹏运之流，亦有建树。”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即便在生活中，有一个例子多少也能看出半塘的“倔”来。他一生只有一个异性伴侣，就是他17岁时娶的曹氏。有些论者写文章说曹氏早亡，其实从他们的婚姻生涯来说，曹氏并不算早亡。之所以给人感觉“早”，是因为他们早婚（曹氏出嫁时只有14岁）。但从婚龄而言，他们一起生活了23年，可以说是相伴了大半生。曹氏死后，半塘终无续弦，可见其固执。比起今天很多包养若干“二奶”的官员来，半塘算是很清正的。曹氏生过一个儿子，倒是真的早亡了。后来半塘一生无子，最后把他二哥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膝下，充当儿子（如果那时也搞独生子女政策，那就麻烦了）。这个儿子的文化情怀可能比较淡薄，不爱读书（这话是王半塘给唐景崧的一封信中说的），所以在半塘死后，他把“四印斋”的很多珍贵的版刻都给卖掉了，有些词人对此颇为感喟，其实我觉得这也无伤大雅。



至于这个过继来的儿子为什么不爱读书，我推想可能跟他的亲生父亲有关。他的生父叫王维翰，是半塘的二哥。这个人很有钱。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当了一个堪称肥缺的官——河南督粮道，相当于河南粮食厅厅长的样子。半塘跟他的感情很好。据钱伟强先生的考据：半塘在1883年冬，也就是他丁父忧的三年之秩的后期，其实没有呆在老家，而是跑到了河南开封，在他这个二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有大半年（半塘是1884年十月才回到北京上班的），而也正是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半塘初次跟朱彊邨（即朱祖谋）结识订交了。有意思的是，朱彊邨此时服居开封，也是因为丁父忧。——两个丁忧之人，大概有不少的同病相怜吧。——这是题外话。还是转回来说半塘的这个二哥。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有一则记载，说他在北京的时候，跟王半塘来往密切。那时半塘在京置了房产，住在宣武门外的校场头巷，院子里有一匹白马、两头白骡。这就不太一般，相当于今天的人家，既有一辆小轿车，还有一辆小货车的样子，相当富足。况周颐是1888年认识王半塘的（有些论者说他们1886年就认识了，这个不确，因为况周颐自己说“戊子二月，余自蜀入都，始识半塘”，——戊子年，是1888年），而那时王半塘还只是一个侍读学士，按常理，经济条件不会很好。他哪来的钱畜养这么些骡马呢？答案是：钱是他二哥给的。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载：“半塘行五，其仲兄名维翰，字仲培，同治甲戌进士，户部主事，官河南粮道，宦囊甚裕。半塘寓京，自奉极丰。车马居室，无不华丽。……其挥霍刻词所费，皆取之仲兄，年需万金。”可见维翰之富。半塘刻词最繁密的时段，是1886年到1893年这几年，且家有“四印斋”，可能相当于一个小型印刷厂的样子，后来庚子年朱彊邨也避难于此。而支撑半塘这份事业的，就是维翰，可见其兄弟关系之笃。——维翰过继给半塘的这个儿子，名叫瑞周。瑞周过继到半塘膝下时，已经17岁了，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在富贵环境中长大的。在中国，读书从来都是生存的敲门砖。而富贵纨绔之家的子弟，没有生存压力，所以要么是纯凭兴趣读书、要么是完全不喜读书，都是正常的。但瑞周的这种不喜读书，看来确实让王半塘有点失望。



说起来，王半塘这一生，真是过得挺不顺的。有一次，亲戚们觉得半塘的个人生活太不幸了，就找了个算命的瞎子给他算算后半生是不是有转运的机会。瞎子用的是“四柱推命法”，——干支衍五行，五行辨生克，生克察流年……反正一大套复杂技术。推了半天，瞎子忽然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你命中是半个和尚。”这话说出后，我估计在场的家人都很尴尬，而王半塘呢，也因此觉得很自卑。王半塘的这种反应，我也觉得并不“晋人风格”。倒是他后来的举措，能够说明他还是一个会玩笑的人。——他由此干脆就给自己取了“半僧”这个号，算是玩了回顺水推舟的小聪明。半塘的号，基本上都是这种随遇而生的产物，但“半僧”这个号，似乎也很合适他那无妻无子的宿命。



他还有一个号，叫“鹜翁”。这应该是1893年以后起的。因为那时他才获得了上书言事的资格。以他的倔脾气，他上书言事往往都比较生猛。有一个维新党的朋友有点替他担心，给他占了一卦，爻辞的意思，说他这人往往是以正心而得偏运，叫做“刻鹄类鹜”。——这话比较文雅，“鹄”是天鹅的意思，“鹜”是鸭子。意思是说：本打算刻一只天鹅的，但是刻出来一看，却酷似一只鸭子。表述这个意思，有一句更通俗的话，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狗”。反讽的是，这个维新党朋友本打算变法维新、有一番政治上的大作为的，没想变法失败，大作为没实现，自己反倒被斩首送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给王半塘算出“刻鹄类鹜”的朋友，自己的命运倒更像是“刻鹄类鹜”。在清末那种政治环境下，但凡谋求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操作的人，都只能是个鸭子，成不了天鹅。



这一回，王半塘又来了个自我解嘲，把自己的号改作了“鹜翁”，也就是“鸭子老头”或“鸭子爷爷”的意思。他临死前总结自己的一生浮沉，认为还是“鹜翁”这个号最能够概括自己。什么道理呢？用他的话说就是：“其飞不能高以远，自浮沉鸥鹭之间……”，意思是：既然做了鸭子，那么再怎么飞也不可能飞得多高多远，而只能跟那些集聚水滨的沙鸥、鹭鸟为伍。这话很有意思，他似乎隐约地明白了，那种立足于体制内的改革努力，其事功作为只能是跟鸭子差不多。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更内在的失望。失望所致，便是宦意萧条。可见，直到临死，他才对那个体制有所看破。但是，看破了，人也老了。——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这年年底，彻底绝望的王半塘请了个长假，一甩手走了。1902年和1903年，他在江苏一带跟一群词人相与往还，继续他们的“心神洒然”。1904年，死。



——他就这么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