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温和中庸的圣人，激进热情的超人（一）

孔子与耶稣：圣人与超人的文化原型
　　
　　
　　
　　《论语》中的《乡党》一篇对孔子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孔子在本乡非常恭顺，像是不能说话的样子；一走进朝廷的门，就做出一副害伯而谨慎的样子。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君主来了，恭敬而显得有点害怕。孔子在衣食睡觉等方面都非常讲究。孔子性情“温、良、恭、俭、让”，不与人争，如果有所争就一定是比箭，却以礼让为怀。孔子“有教无类”，但也要送十条干肉给他。孔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因为“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1]孔子博学通六艺，因为“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2]孔子甚至说，“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3] 而在中国求富贵的大道就是做官，所以孔子一生到处找官做。于是孔子就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原型：“学而优则仕”，以求得官做为神圣；注重生命的安乐，使得中餐举世闻名；注重礼让，反对冒进与竞争。而后世儒生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果然把孔孟之道当成了追求功名富贵的敲门砖。
　　
　　在孔子的学生中，子路有点“吾爱吾师而尤爱真理”。“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就向子路发誓赌咒。[4]公山弗扰盘踞在费邑图谋造反，孔子准备应召而去，又遭到子路的反对，孔子就辨解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又有一次，孔子应佛肸召欲往，子路批评说：老师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而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去，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又做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辨解。[5]尽管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6]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7]但是必须能够灵活变通以便“明哲保身”，所以孔子又让人在天下无道的时候装傻或者隐身自好。孔子非常赞赏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以为“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8] 因此，孔子入世与遁世的进退有路，成为最早的“儒道互补”的文化原型。因为孔子背后没有一个神灵，生命无法延伸到来世，现世的生命就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孔子从不执于献身殉道，而是让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并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到了国君面前恭敬而害怕的样子，后世的士以香草美人自比其怀才不遇，都表明了其温柔敦厚的品格。
　　
　　 不难看出，孔子确是一位平平常常的文化圣人，孔子自己也不避讳这一点：“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9] 因此，无论子贡怎样把孔子比作光照天地的日月，[10]后儒怎样神化孔子，都改变不了孔子平凡的形象。孔子“畏大人”，也爱财，到处找官做，也有过失，还会赌咒……论人品，孔子有高风亮节的一面，但并非一贯正确，让人无可指责。可以说，中国缺乏西方那种受难者与殉道者的文化超人，鲧盗息壤以救洪水之灾本来也可以获得普罗米修斯的殉道意义，但却变成了一头灰溜溜的黄熊。墨子以形劳天下的大禹为大圣，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本来也近乎基督精神，但墨学显耀了不长时间就失传了。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也并不看重女祸、后羿、鲧、墨子这样的文化超人，而更重视现世平凡的文化圣人。这就使得孔子精神偏于现实与平凡，于平凡处见伟大。而耶稣一降生就闪耀着超凡脱俗的神的光芒。耶稣是约瑟和马利亚的儿子，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耶稣一降生，就惊天动地，早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看见他的星，知道他是“犹太人的王”，特来拜他。耶稣一出世，“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11]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都不能废去。”[12]耶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又复活了，等到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他将再度降世，人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13]来审判这个世界……因此，与孔子之为平凡的文化圣人迥然不同，耶稣是充满神性的文化超人。
　　
　　 然而这位文化超人却是出身贫贱，有人说他是“木匠的儿子”，[14] 有人说他是“木匠”。[15]而耶稣也鄙薄富有者：“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16]所以耶稣要拯救的是贫贱者，他无论到了那里，都跟着一群“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而孔子则做了种种“君子”与“小人”、“上智”与 “下愚”的区分，崇“君子”“上智”而贬“小人”“下愚”。就教化内容来看，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也满足不了中国百姓的神话心理需求，这就使得儒教始终是属于上层士官与读书人的。因此，尽管儒教是中国的国教，并且大体上说，儒教伦理是中国的伦理；但是，儒教对于中国百姓还不如佛教、道教来得亲近。与此相反，基督教一开始就是下层民众的宗教，耶稣的那些奇迹于神话也特别对下层民众的胃口。而基督教一旦与柏拉图（Plato）主义（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主义（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结合，就使得基督教成为全民的宗教。固然，古希腊就以民主的昌盛而著称，但是，那是一种奴隶除外的“民主”，甚至连亚里斯多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正当而有利的；而中古的教士却敢于遵循耶稣的教诫，指责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17] 所以，卡本特（Humphrey Carpenter）说：“十九世纪西方社会最终废除奴隶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基督教压力的结果。”[18]
　　
　　尽管耶稣来到人世就受苦受难，但他却甘于忍受，他是以自己的受苦受难来拯救世界的。作为神的独生子，耶稣明明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被治死，但他毅然决定去赴死，以自己的死带走世人的罪恶，使人与神和好。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19] 耶稣的被钉死和复活对于基督教来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意味着耶稣以自己的血为人类赎罪；复活，意味着耶稣与人类同在，并将在世界的末日来审判人类。保罗（St. Paul）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20] 因此，孔子和耶稣同是拯救世人，但是，孔子偏于拯救上层贵族和统治者，耶稣偏于拯救“饥寒交迫的奴隶”。孔子救人，能救则救，不能救则退，进退有路；耶稣救人，则具有执着于苦难而殉道的精神。
　　
　　激进、狂热与极端，就是耶稣这位文化超人的个性。“对观福音书”本是记叙文，但由于耶稣的激情资质，加之以比喻训众，就使人读来像抒情诗。耶稣的狂热性格，以及与众不同的言行，使耶稣的亲属“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痴狂了。”[21]耶稣教训他的敌手，敌手抓他，他就飞身逃跑；一进耶路撤冷的教堂，就推倒买卖人的桌子凳子。他的门徒死了父亲要回去安葬，耶稣却让死人管死人，让门徒跟从他……这种狂热的性格最适合于革新和革命，于是，一方面，耶稣狂热地自称弥赛亚（Messiah）而获得了大批信徒，“目的在于推翻罗马和赫罗德族在巴力斯坦的统治和建立一个人间‘天国’，”[22]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其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另一方面，从尼希米以后，犹太人愈来愈把律法看成是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对律法的强调逐渐窒息了独创性。耶稣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以对律法的批判和改革的姿态出现的。耶稣固然也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23]但实际上，耶稣对律法是灵活变通的。有一次，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因耶稣的门徒用俗手吃饭而生的责难，耶稣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24]所以保罗认为，“基督终止了摩西律法的功效，使一切相信上帝的人得以和上帝和好。”[25]于是，耶稣就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原型”：对传统的批判者和革新者。相比之下，孔子发愤要做的是 “克已复礼”，使诸侯蜂起的乱世再回到各安其位又和乐盈盈的好时光。孔子一生颠颠簸簸周游列国，是为了“克已复礼”；晚年整理文献办教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6]也还是要“克己复礼”。即使不能“复礼”，至少也不能让世道再继续坏下去了。所以季氏非礼无法，“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7]于是孔子就成为这样一种文化“原型”：最好是复古，其次是维持现状。
　　
　　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8]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29]但是，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而维护传统的繁文缛节。传统的繁文缛节本来是由相信鬼神祭祀鬼神而来的，按道理也应该随着不相信鬼神而去。那么，为什么“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却偏要维护传统的繁文缛节呢？因为这可以在人际中分出等级次序来，贵族可以靠着这套繁文缛节高居于社会的上层，“下愚”的“小人”也不至于不知上下而“犯上作乱”。儒家不信鬼神却又墨守祭礼，在当时就受到了“明鬼”的墨家的批判：“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30]与此相反，耶稣反复强调对神的信仰，却批判“人的遗传”和传统的繁文缛节。摩西律法本来是摩西与神订的“旧约”，然而耶稣相信摩西的神却对摩西律法进行变革，确是 “非圣无法”的大胆举动。有一次，法利赛人问耶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31]起初怎样，只有神晓得！这是典型的借神力以实行革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废止了律法，而代之以爱上帝和爱邻人两条最大的诫命。
　　
　　耶稣之为文化超人，在于他违背常识而施行奇迹。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许多疾病是由于邪灵、魔鬼占有了患者的身体所引起的。耶稣既然是神子，就有神力驱逐魔鬼。所以有病的人一看见耶稣，身中的魔鬼就发抖害怕。而耶稣似乎无病不能治，甚至能起死回生。耶稣还施行了其他一些奇迹。有一次，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32] 又有一次，耶稣夜里在海面上走，门徒以为是鬼怪而惊慌害怕。彼得（St. Peter）从船上下到水面上要到耶稣那里去，将要沉下去。耶稣拉他上了船，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了。”[33] ……中国人读“对观福音书”，就像读《西游记》、《封神演义》，然而《西游记》之类的书是游戏之作，除了一些“愚民”，我们中国人是并不相信的；但是，信奉基督，却意味着信奉这个奇迹的王国。所以，基督教传入中国，在“愚民”那里反而有市场；而在读书人那里，耶稣正是应该敬而远之的“怪力乱神”。因此，与满足于常识的孔子精神不同，基督精神崇尚奇迹和非常识性。
　　
　　耶稣之为超人，也表现在他不随顺传统和众人，而成为被众人所弃绝、被家乡所驱逐、被故国所残害的先知。有一次，耶稣在家乡训众，因其对家乡人的批判，使得家乡人“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34] 耶稣也明知家乡人不信他、厌恶他，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35] 因为“家乡”正是先知所处的现实，先知来得早，众人不能理解他，他就攻击“家乡”而为“家乡”所弃绝。所以，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又变成了“家乡” 而迫害耶稣：“耶路撤冷啊！耶路撤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36]耶稣到地上来，明明是来拯救犹太人的，然而却被犹太人钉了十字架。当时管犹太人的彼拉多明明想放耶稣出去而杀强盗巴拉巴，但是犹太人却坚决要求释放巴拉巴，钉耶稣十字架。在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唾他，戏弄他，连和他同钉的强盗也讥诮他……因此，与安于家庭随顺众人以不脱离群众为美德的孔教不同，基督精神容易造就一些去众离群的叛逆者与孤独者。
　　
　　西方人接受基督教决不是偶然的，希腊就不缺乏像耶稣那样的受难者和殉道者。作为人的苏格拉底（Socrates），并不希图被解救，临刑前慷慨陈辞，把智慧和道德留给雅典人，而甘愿被雅典人处死；作为神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不顾宙斯（Zeus）的禁令，盗火以解救人类，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的悬崖上，遭受着鹰啄肝脏的苦难……因此，虽然基督教在希腊化世界传播的时候，损伤了希腊人的自负心，但是，他们在反对耶和华和摩西的时候，却往往对耶稣示以敬意。譬如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就认为，感性世界是至高的神索菲亚的叛逆儿子名叫亚勒达包士的劣等神创造的，这个劣等神就是《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至高的神终于差遣他的儿子暂住在耶稣这个人的肉身内，以便把世界从摩西荒谬的教训中解放出来。而耶稣的狂热性格，在西方中古以前，让我们想到希腊的酒神（Dionysus）；在中古以后，让我们想到浪漫派的热情冲动和尼采（F. W. Nietzsche）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狂热的性格使耶稣常爱走极端，因此，与“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孔子不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37]可是，耶稣又常常以地狱示人，于是在爱人的反面，又透出了恨人的思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38]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39]……这种极端和偏执贯穿于耶稣性格的始终。因此，与孔子的微温中和、不偏不倚、冷静稳当、循规蹈矩极为不同，耶稣性情狂热、激进、偏执而爱走极端。
　　
　　 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都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耶稣在拯救世人时也有出世的倾向，所谓“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40] 所以犹太人捉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41] 耶稣这种“信从神而不信从人”的出世精神，显然鼓励了中古教士对世俗统治者的斗争。圣安布洛斯（St. Ambrose）面对着世俗统治者的逼迫，泰然自若地说：“如果皇帝所要的是属于我的东西，例如我的地亩，金钱或诸如此类的私有物，虽然我所有的一切早已属于穷人，但我绝不拒绝，然而凡是属于上帝的却不隶属于皇权之下”，“你们要把我投入缧绁呢，还是把我处死呢？我都将欣然承受。”[42] 正是教土们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得教会摆脱了世俗统治者的束缚，乃至教权压倒了世俗政权。于是，中古西方似乎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教会的属神的、灵的、智慧的、信仰的世界，一个是世俗统治者的属人的、肉的、情欲的世界。根据基督教的法则，自然是灵魂支配肉体而向神界超升。因此，与孔子精神中出世一面的隐身自好、独善其身不同，耶稣的出世精神恰好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