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鼓动了公车上书'

这个“桂林仔”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作家，
伤国忱时，发而为词，作品造诣极深，
被誉为“清季词坛大师”。
是他鼓动了“公车上书”

　






说起桂林的历史文化名人，总要提到榕、杉湖，榕、杉湖是桂林城中央一个秀丽的湖泊。因湖岸生长有榕树,杉树而得名。自清代始，富绅名士纷纷于湖岸边结庐而居，文人墨客也爱于湖畔吟诗作赋，一时间这里几乎成为“名人湖"。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祖居西园原来就建于榕湖南畔，即现榕杉湖广场处。那是一座私家园林。人称“杉湖别墅”。王鹏运为官后，非常怀念在桂林的故居及童年生活，在《百字令》一词中写道：“杉湖深处，有小楼一角，面山临水。记得儿时嬉戏惯，长日敲针垂饵。”

　　现其遗址上建有邀约台，邀约台上塑有王鹏运铜像，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王鹏运生于1849年，字幼霞，一字佑霞，中年自号半塘老人，又号鹜翁。他9岁时随父亲离开桂林，22岁时回桂林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但后来考了7次进士都未及第。24岁时补授内阁中书，后历任侍读、江西道御史，迁礼科掌印给事中等职务。

　　在清末政治风云变幻之际，他是主战派和改良派，寄希望于政治改革, 推崇维新派变法、争取变法强国。积极参加强学会、保国会活动。

　　“公车上书”是我国知识分子最早举行的爱国民主运动。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春天，康有为发动上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光绪皇帝拒签《马关条约》。上千名举人聚集奔向都察院“公车上书”，揭开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鼓动著名的“公车上书”的，正是当朝大臣王鹏运。是他把李鸿章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消息通给康有为，从而引发爱国知识分子向皇室抗议示威的。

　　他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一生奏议等身。光绪二十二年（1896）,曾上疏直奏,反对慈禧兴建颐和园, 请办京师大学堂等，声震朝廷内外。他还弹劾过上至各亲王下至翁同和等要臣，康有为在受到光绪帝赏识之前所作奏折，也是由他代为上呈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险遭杀身之祸。后弃职南下,讲学于上海南洋公学,晚年游历开封、南京、扬州等地,1904年病逝于苏州两广会馆， 享年55岁，归葬于桂林东郊唐家坟地。

开清季词坛诸家之盛

　　真正造就王鹏运功名的，除了赫赫的政绩外，更为后人看重的是他对词坛所作出的贡献。

　　王鹏运自幼喜爱诗词,进京后,参加以广西籍官吏为中坚的“觅句堂”,致力于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提出“重、大、拙”的词学理论，曾汇刻《花间集》以迄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校勘精审。词家有校勘之学，自此始。平生词作甚多,有《袖墨词》、《虫秋词》、《味犁集》、《鹜翁词》、《蜩知集》、《校梦龛词》、《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等，后删定为《半塘定稿》2卷，《剩稿》1卷行世。

　　清代词坛最负盛名的是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焯这四人，其中王鹏运和况周颐都是广西临桂人。二人共创了“临桂词派”。清季四家中，王鹏运年岁最长，为词亦早，有领导风气的作用。事实上，况周颐、朱祖谋、郑焯三人都受到王鹏运词的潜移默化，足见王鹏运在晚清词坛不可匹及的领袖地位，王鹏运位居晚清四大词人之首，他的词作自然影响了许多后世的词家，故被称为清代第一大词人。

　　王鹏运初入词坛的引导者，就是常州词派的王拯。王拯是王鹏运的前辈亲戚，对古文、诗、词都有专长，王鹏运就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教导下，渐入词坛终至名家的。

　　难怪乎朱祖谋会在《半塘定稿序》中评说王鹏运：“君词导源于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王鹏运与朱祖谋之间的关系处于师友之间，朱祖谋既是王鹏运一生的好友，在词创作方面又对王鹏运有所师从。正因如此，朱祖谋对王鹏运其人、其事、其词可谓知根知底。龙榆生认为王鹏运：“其词承常州派之余绪而光大之，以开清季诸家之盛。”

　　作为“开清季诸家之盛”的词坛大师，王鹏运对同时及后辈的许多词家都有深远影响。王鹏运一生致力于词创作，所交游的也大多是词人，如端木埰、郑文焯、文廷式、况周颐等。其中除了端木埰年长居前辈外，其余的都是同时代或后辈词人。在相互的唱酬交往中，王鹏运深刻地影响了后进者，当时与他交往的很多词人都是认他为师的。

“宋词”到“清词”的传承者

　　在南宋词坛和晚清词坛的传承中，王鹏运是承上启下的过渡者。他上承南宋诸贤的所长，下启晚清词坛的繁盛，促成了晚清词坛对南宋词风的继承和发扬。

　　王鹏运最欣赏的是南宋词人王沂孙的作品，认为他的词追步于姜夔的词风，在咏物之余也寄托了深刻的忧国忧民的思想。而王沂孙的词多是些抒怀身世、感叹兴亡的“心血之作”。《袖墨集》是王鹏运的第一本个人词集，所收录的词作是他的初期作品。官居内阁的时候，王鹏运与同时当官的好友端木埰、许玉琢、况周颐经常举行“文酒之会”，把合刊所作的词结集为《薇省同声集》，王鹏运同时将《薇省同声集》里面自己的作品另行刊集成《袖墨集》。在《与冯恩江书》一词中，王鹏运称自己“深惭红友（万树）之持律，有愧碧山之门风。”“碧山”就是王沂孙的号，表明了王鹏运在词创作方面学习的是王沂孙，并且将自己也归入了“碧山”门下。

　　从《齐天乐·赋秋光》一词，我们可以看出王鹏运对王沂孙咏物词的学习迹象：“新霜一夜秋魂醒，凉痕沁人如醉。叶染轻黄，林凋暗绿，野色犹堪描绘。危楼倦倚，对一抹残阳，冷翻鸦背。枨触愁心，暮烟明灭断霞尾。遥山青到甚处，淡云低蘸影，都化秋水。蟹断灯疏，雁订月小，滴尽鲛人清泪。孤檠破蕊，算夜来秋窗，尚饶滋味。梦落江湖，曙光摇万苇。”

　　在这首词中，王鹏运句句写景，而又句句将自己的孤苦愁绪表露得一清二楚。

　　他还有一首《秋宵吟》，它虽然是唱和的产物，但也是一首咏物抒怀的佳作：“冷云低，败叶萎。又到秋光婪尾。东园畔，记醉绿酬红，饯春曾几。思缠绵，意旖旎，撩乱愁丝难理。西风悄，又雾雨冥迷，酿寒如此。赖有黄花，共晚节、傲霜未已。故人书断，海客谈空，何物令公喜。安得沧江里。一叶凌波，深入万苇。诉空明、弄笛船唇，歌阙明月正在水。”

　　其中的一个“赖”字，使情感尽出——傲霜的菊花给了风雨凄迷中的词人精神上极大的安慰。而词尾的“歌阙明月正在水”，又颇有一种悄然而来的看透人生沧桑的平和安静之感，又比单纯的家国之思多了一份自我消遣、归于心灵安宁的旷世情怀，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他的《探春慢》，也写得情景交融，在写景中处处不忘寄情：“柳擘绵轻，莺抛梭密，九十韶光荏苒。飞盖清游，题襟雅集，几度西园文宴。多少平生意，只赢得、衣尘频浣。也知不为闲愁，酒杯莫问深浅。又是蜂痴蝶倦，漫料理吟笺，四愁三怨。花好春深，春浓人老，闲里枉将春恋。待向东君诉，奈遮却、流云一片。纵有并刀，无憀愁绪难剪。”其中的“多少平生意，只赢得、衣尘频浣”的身世哀叹和“待向东君诉，奈遮却、流云一片”的国事忧愁，抒发得十分真切，表明了为家国忧愁的心绪时时萦怀，深沉如故。

　　王鹏运的词对景物细致的描摹，往往选取最突出特点进行传神刻画，在景物描写中渗透情感的抒发，他不为状景而状景，而是深有寄托，使得“景语”出“情语”，深受人们喜爱。

　　从向南宋词人王沂孙的词作学习开始，王鹏运一生又虚心向多位名家学习，汲取各家所长，最终塑造了自己多重的词体风格，使自己成为一代词家大师。他集各家之大成，从而使自己成晚清词坛的领袖人物。他位居四大词人之首，对晚清词人都有影响，推动了晚清词坛的发展，开创了一派繁盛的局面。

爱国忧民洋溢字里行间

　　王鹏运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和对敌愤慨，虽身为国家臣子却报国无门，家国之忧和愤慨郁积于胸，一旦爆发就好像火山岩浆，自成奔放豪迈之音。

　　王鹏运的《味梨集》《鹜翁集》《庚子秋词》等词集中，都充满忧国忧民、悲凉雄壮的情感。从背景来看，这三本词集分别作于1893至1900年间，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1897年的胶州湾被德强占、1900年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接连的“家国之辱”使得国家到了兴败存亡之际，面对着外敌的入侵，而自己的朝廷弱小得可怜，不仅无法自保，而且御敌无路。

　　正像他在《味梨集》序中所说：“……今年（甲午）……三、四月之交，忧愤所触，间为长歌以自抒写，而同人唱酬投赠之作，其来纷如，吟兴逾不可遏，几成日课。然不审律，不琢句，期于尽意而止……嗟呼，当沉顿幽忧之际，不得已而托之倚声……”又说“梨之为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则区区名集之意云。”这就是“味梨”的由来：寄托沉顿幽忧，寓含心酸。当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由于王鹏运居住处较为偏僻，受到的骚扰还比较少，朱祖谋和刘福姚都跑到他那里避难。《庚子秋词》就是在那样坐围危城的情况下完成的，词中所流露的心绪正如《庚子秋词》序中所说的一样：“……秋夜渐长，哀蛩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忧心国事的沉痛心情，令人心恸。

　　他的《虫秋集》里有一首《念奴娇》写得极为雄壮：“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销沉久。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终古，滚滚边墙走。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这首词明为凭吊明廷的兴亡，实际上却是伤心清廷的国事不堪。“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销沉久。”说的是明朝政权摇摇欲坠的一段历史，指的却是清朝处于水深火热的现实情况。词人知道如此的王朝存日已无多了，因而深为痛心，发出哀叹——“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为无可奈何的挽词作结。这首词悲壮苍凉、慷慨激昂，有着雄壮的气魄和浩大的气势。

甲午中日战争时，侍御史安维峻上疏弹劾李鸿章，语涉对慈禧的微讽，被革职发往军台。王鹏运写下悲慨雄浑的《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送友人：“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磋蛇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词中回忆他们清流议政的豪慨，对安维峻救国“初心”落空无限惋叹，面对“天难问，犹无已”的形势，大胆赞誉安敢斥重臣，触逆麟，“真御史，奇男子”。“宠辱”二句尤见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格。自然要比南宋辛弃疾词中壮志未酬的苦闷略胜一筹。

他的《蓦山溪》一词，更是达到了含蓄蕴藉的境界：“西园花委，狼藉疑无路。已是绿成荫，更惊人、鹃声处处。疏帘窣地，流影不禁风，无一语，空延伫，春又今年去。新弦旧曲，赢得青衫雨。历落古今情，尽消磨、盲翁村鼓。高歌酹月，凄断倚阑心，深怀举，孤光注，愁入云千缕。”这首词作于戊戌变法前后，戊戌变法受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的反对和千方百计的阻挠，王鹏运作为爱国的政治家，对变法的前途忧心忡忡，但又不能直言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只好借助直接的描景抒情来创造“言近旨远”的境界，含蓄地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情感。落花满径、鹃声啼哭，疏帘风寒、新弦旧曲、危阑孤光、愁云千缕……多么苍凉凄冷的意境，浸润着一种悲凉伤感的情感，整首词景与情浑然一体，深沉地展露出词人苦闷的心境。同时，“历落古今情”，“盲翁村鼓”，又引申出深刻的历史寓意，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