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词人研究（之二）

二 中期:浪迹江湖之交往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夏，王鹏运投劾慈禧而出京。《学词日记》记姚氏语云:“得京察记名以简缺道员用，愤而投劾出京（劾慈禧）。”考鹏运甲辰五月与朱祖谋书（即前引《彊村词原序》）:“自辛丑夏，与君别后，词境日趋于浑。”故知两人分手在辛丑夏，又朱氏《彊村语业》 21“重光赤奋若”年有《齐天乐》，序云:“独游龙树寺，有怀半塘、次珊。”按“重光赤奋若”乃岁星纪年，即辛丑年，龙树寺乃京都胜迹，故知朱氏仍在京，而王氏已离去。又鹏运《半塘定稿·南潜集》收出京南游之作，自辛丑迄甲辰，第一首即为《水调歌头》“初至金陵诸公会饮秦淮……”，而朱祖谋《彊村词剩稿》有《绿盖舞风轻》“遥和鹜翁玄武湖 逭 暑之作”，从可知王氏辛丑夏出京，初至金陵。诸书、文所记有误（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王氏小传，况氏《半塘老人传》等）。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秋，朱祖谋奉命督学粤东，道出沪上，喜晤王鹏运。鹏运《南潜集·霜叶飞》序云:“海上喜晤沤尹用梦窗韵赋赠，时沤尹持节岭南，予适有吴趋之行，匆匆聚别，离绪黯然矣!”朱祖谋亦有《霜叶飞》词，收《彊村语业》“玄黓摄提格”年，即壬寅年，序云:“沪上喜遇半塘翁。”联系下文，此次王朱会晤时间在九月下旬。



九月底，王鹏运至苏州，以新刻《梦窗甲乙丙丁稿》持赠郑文焯，郑氏即据此本手自批校。卷前题曰:“光绪壬寅九月二十八日，半塘前辈来自大梁，以是刻整装本见贻。”郑氏此本藏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吴熊和先生在《郑文焯批校梦窗词》 22 一文中说:“原书为王鹏运、朱孝臧合校梦窗词的初刻本。”但是，吴氏据郑文焯在光绪三十三年冬的一篇长跋中所说“曩当半塘翁初议校刊之际，邮视大凡，雅意谆属，命举新旧斠正各条，壹意相贶”，而认定:“原来王鹏运当初发愿校勘梦窗词，就与朱孝臧、郑文焯约定，三人共同商讨，合力共事。”并说:“戊戌政变前，郑文焯在京任内阁中书，基于倾向维新与究心词学的相同志趣，与王鹏运、朱孝臧过从甚密，校刊词籍也成了他们此时的性所同嗜。郑文焯一生校订词籍数十种，最初从事柳永《乐章集》、周邦彦《清真集》的校勘，就是与王鹏运、朱孝臧合校梦窗词同一期间开始的。”并在注释中指出:郑氏校《乐章集》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校《清真集》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戊戌前后。这里有许多错误，首先，所谓戊戌政变前，郑氏在京任内阁中书的说法不确。《郑氏年谱》从未记载郑氏任过内阁中书，其二十五岁到苏州后，只在赴试时去过京师，都未作长期居留。但《郑氏年谱》后附郑氏殁后，朱祖谋等人请内务府保护郑氏宅、坟的函文，云“光绪乙亥举人，内阁中书，客苏抚幕，寄家吴门，逾三十年”，似在光绪元年乙亥后，六年庚辰入苏幕前，郑氏考取内阁中书，但此时王氏任职内阁，却与郑氏无交往，朱氏更未入京;同时，这一记载与戊戌前（光绪二十四年）郑氏任内阁中书的说法，时间也相差太远。第二，说王鹏运发愿校梦窗时，即与朱、郑有约，说法不确。王氏校梦窗始自光绪十九年癸巳，时与况周颐同校。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王氏开始邀约朱氏同校梦窗词，到二十五年己亥，王、朱始校（对王氏而言是二校）。所谓王氏初议校刊，实为王、朱初议校勘。郑文焯与王氏、朱氏相交于戊戌年，王氏邮寄大凡，当在戊戌年郑氏从京师返苏以后，郑氏长跋并云“会余有期功之丧，戚戚烦襟，未及尽以所得，为报知己”，查《郑氏年谱》云“是岁（按:即戊戌年）幼兰先生卒于开封任所”，更可证明。第三，虽然王氏邀约过郑氏同校梦窗词，但实际上郑氏并未参与，不能说郑氏与王、朱合校梦窗词，据前引王鹏运梦窗词跋，梦窗词的校勘工作乃王氏与朱氏在己亥年历时一年完成。王氏并将写本立即寄与郑氏，再到二十八年壬寅（1902），王氏游苏，更以刻本相赠，郑氏据刻本批校，成《手批梦窗词》。是年岁杪，鹏运在金陵得仪董学堂聘书，来到扬州。考陈锐《长亭怨慢》序 23 云:“壬寅岁杪，半塘老人受仪董学堂之聘。”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况周颐居常州，主讲龙城书院。二月，况氏游历苏杭，成《玉梅后词》，遭郑文焯讥评，二人遂绝交。《蕙风词史》云:“玉梅后词十余阕，则艳词之成于苏杭常州者也”，“玉梅后词成，文叔问尝窃议之，先生大不悦，其于词跋，有云‘为伧父所诃’，盖指叔问”。四月下旬，况氏过江访半塘于扬州。半塘举示朱祖谋词，况氏见而惊诧，遂结辛亥后沪上之缘。半塘谓《玉梅后词》淫艳不可刻，况氏认为王鹏运此语是受郑文焯的影响。况氏《玉梅后词》序云:“唯是甚不似吾半塘之言，宁吾半塘而顾出此?”并咬定乃郑氏“妖半塘之言”。况、郑交恶，据鹏运五月二十六日与朱氏书“夔笙素不满某某，尝与吾两人异趣”，又张尔田云“蕙风生平最不满意者，厥为大鹤”，“大鹤为人，不似蕙风少许可，独生平绝口不及蕙风” 24 。



《半塘老人传》云:“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苏州，病卒。”所记时间有误，事情含糊。本年夏，王鹏运尚在扬州。陈锐过访，据陈氏《长亭怨慢》序云:“今夏过扬，一夕盘桓，云将为西湖之游。”又半塘五月二十六日与朱氏信云:“暑假不远，拟之若耶上冢，便游西湖。”可知王氏此行为祭扫祖墓于绍兴，顺便游西湖，故不应说成“省墓道苏州”。况氏《玉梅后词》序并云:“余回常州，半塘旋之镇江，而杭州、苏州。”似乎王氏先到杭州，实际是王氏并未能至杭州、绍兴，而是先去了苏州，郑文焯《苕雅余集·念奴娇》序云:“甲辰仲夏，半塘老人过江访旧，重会吴皋。”词序所言半塘“过江访旧”，非指选访郑氏，而指端方。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云:“方拟返山阴上冢，值端方督两江，约于吴门相见;夜宴八旗会馆，单衣不胜风寒，翌晨遂病;旋卒于两广会馆，寄榇沧浪亭侧结草庵中，时光绪三十年六月也。”龙氏所记王鹏运殁于六月，比较可靠，因郑氏词序称王氏仲夏来苏，其在苏染病暴卒，前后一个月时间差不多;而《学词日记》记姚氏语云“殁于光绪甲辰七月”，不确。



对于鹏运之逝，郑、朱、况皆感喟无已。《花随人圣庵摭记》“吴小城”条云:“乃半塘于秋间化去，叔问愈增感喟。”况氏为撰挽联“穷途落拓中哭生平第一知己，时局艰危日问宇内有几斯人”，且云:“吾两人十七年交情若零星乱缕，数千言未可终也。” （见《兰云菱梦楼笔记》） 朱祖谋在广东接讣告，《半塘定稿·朱序》云:“未已而君讣至矣，悲夫!悲夫!”十月，朱刻《半塘定稿》于广州。夏敬观《忍古楼词话》“王半塘”条 25 云:“归安朱古微侍郎祖谋为刊半塘定稿于广州。”《半塘定稿·钟德祥序》下署时间为“光绪甲辰冬十月”，故知。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朱祖谋以修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明年丙午乞病解职，卜居吴门。《朱公行状》:“乙巳，以修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次年，乞病解职，卜居吴门。”三十三年丁未（1907）卜居吴氏听枫园，与郑文焯为邻。先是郑文焯乙巳年（1905）于吴小城东孝义坊买地，筑屋“樵风别墅”。按《郑氏年谱》:“先生于孝义坊购地五亩，建筑新居，榜曰通德里。秋初落成，即迁入。”又郑氏《苕雅余集·满江红》小序云:“乙巳之秋，诛茅吴小城东，新营住所。”为卜邻事，郑、朱词柬往来不绝。考朱氏《彊村词剩稿·惜红衣》词，序云:“年时与叔问有买邻之约，逡巡未就。今将卜居吴氏听枫园，书报叔问，申以是词。”郑氏亦答以《惜红衣》词，序云:“彊村翁早退遗荣，旧有吴皋卜邻之约。?来沪江，皇皇未暇。近将移家小市桥吴氏听枫园，先以书来商略新营，作苍烟寂寞之友，却寄此以坚其志。”此后，郑、朱又有《蓦山溪》词（郑词均见《苕雅余集》）。郑氏词序云:“吴城小市桥，宋词人吴应之红梅阁故地也。桥东今为吴氏听枫园。……彊村翁近僦其园为行窝。翁所著词，声满天地，折红梅一曲，未得专美于前也。”朱氏词序曰:“吴城小市桥东听枫园，退楼老人诹古觞咏地也。予将僦居其间。步问为相阴阳，练时日，且举宋词人吴应之故事，词以张之。”按朱氏《蓦山溪》词收在《彊村语业》“强圉协洽”年即丁未年，而《蓦山溪》词前收词《洞仙歌》在“丁未九日”，故知为丁未年重九以后之事。



此年，朱氏复议重校刻梦窗词，郑氏以自己的批校本相助，据前引郑氏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之长跋:“侍郎近复议重刻吴词，不揆狂简，悉以比年校定去取，注之简眉，尽情举似。”三十四年戊申，朱氏二校本出，是为无著庵本。朱祖谋《梦窗词集跋》 26 云:“余治之二十年，一校于己亥，再勘于戊申。”是年，郑氏亦写定《梦窗词校议》一书，后载于《四明丛书》第一集（1932年），郑氏跋语末署“光绪著雍涒滩之岁，月在大梁”，知成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27 。



以上考述王鹏运等人出京后之交游，仍然以王鹏运为中心，基本在江浙一带，而同为天涯浪迹，别多会少。王氏出京后，先在沪上会朱祖谋，再至苏州会郑文焯，后定居扬州，况周颐自常州渡江来见，不久，王氏去苏州会端方，死于苏州。王氏卒后，朱祖谋离广州学政任，居苏州，与郑氏为邻。这一时期，是桂派词学的缓慢发展时期。从王鹏运规划的词学框架的三个方面看，第一，由于天涯飘零，失去了稳定的生活环境与经济来源，王氏没有继续校刻前人词集，朱氏也还没有开始《彊村丛书》的校刻工作，桂派在词集刻行上没有大的建树。第二，朱氏、郑氏在校勘梦窗词上倾注了不少精力，朱氏有二校本行世，郑氏亦有手批梦窗词。第三，他们在词学观点上也出现分歧，表现在对况氏的《玉梅后词》的批评上，王、郑主张放郑声，观点较保守，况氏经历犹为坎坷，故从生活中体会出“外蕃丽而内幽怨”的艺术表现，“不为叔问所知，故有所议也” （《蕙风词史》） ，况氏由此发展为词学批评与欣赏。这一时期大的意义在于词学观念上的分歧，分歧的一方仍继续原有的词学理念，而另一方则从现实中修正固有的理念，表现出进步与发展，正是这种进步与发展显示桂派开始走出常州词派的樊篱，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认识，这一理论认识适应清季对词学的总结要求，表现出宽厚的学术态度与公允的学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