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社会问题困扰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执笔人李培林研究员，近日在接受《?t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了该课题的基本成果。他认为，在过去一年里，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加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与此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形势十分严峻，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须引起高度警惕；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社会将呈现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等七大发展趋势。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最好时期 　　继２００３年ＧＤＰ增长达到９．１％之后，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增长继续爬高。尽管中央实行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过速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２００４年的ＧＤＰ增长仍然达到９．５％左右。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 　　中国持续实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１０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１．８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７‰以下。中国总人口２００４年突破１３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８００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 　　从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开始，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出现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状况，第三季度继续延续这种同比增长的趋势。在一些老工业基地，随着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初步完成，积极自谋职业的动力显著增强，经济高速成长和农民收入提高使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地区出现局部的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尽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但就业在总体上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城镇消费进入第三波热潮。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农民收入增长经过８年徘徊之后，出现可喜局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益增加明显。 　　社会保险基金保持了增收大于增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 　　七大社会问题形势严峻 　　在看到社会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好形势的同时，课题研究还发现，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形势十分严峻。 　　——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２００４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增加的上访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４０００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发展，造成土地征用补偿安置费偏低。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２００４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１０％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３２２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６．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８倍；而最低１０％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９７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１．６％，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９％。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９．５∶１，比去年同期９．１∶１有所扩大。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 　　——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２４００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８％～９％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９００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此外，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就业问题。２００４年，全国２８０万普通高校毕业生，到９月份平均就业率达７３％，尽管大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已普遍降低了求职收入期望，但仍有约７４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改革开放２５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从２．５亿减到２９００万，贫困发生率从３０％降至３％。但目前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６２５元以下，若按照农民人均年纯收入８６５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到９０００万，占农村总人口的１０％。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１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１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２．５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９００元），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１亿多人。国际经验表明，按国际标准１０％的贫困率是减贫的瓶颈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时期。 　　——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从我国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机构、审计机构投入反腐败的大量人力物力来看，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应当说是很大的，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高官的贪污腐败已经从开始的生活腐化性腐败发展到贪婪攫取性腐败。这就不能仅仅从涉案高级官员的个人品质变化来解释，必须从完善制度上来考虑。所以应当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干部任免的公开、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资产审查制度等。 　　——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４０％，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３０％，万元ＧＤＰ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５倍，万元ＧＤＰ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３倍。另外，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一些流域、城市的水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２６２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在以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注意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近两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基本食品的价格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有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并没有影响到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３０％左右，而低收入群体食品支出还占其总消费支出的５０％～６０％，在他们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食品支出的增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更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态度和信心。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社会发展将呈现七大趋势—— 　　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继８０年代中期和９０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目前进入第三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原本以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粗放扩张阶段的结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买方市场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持续２０年的ＧＤＰ近１０％的年均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此后将进入ＧＤＰ年均增长７％的常规期。但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ＧＤＰ较高增长周期。 　　“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截至２００４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历３年过渡期，国内大部分产业的保护过渡措施到期，垄断行业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盈利空间较大的银行业和汽车业首当其冲。按照“入世”协议，在“入世”４年内，放开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到２００４年８月底，外国银行已在我国设立了近２００家营业机构，１３家外资银行获准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 　　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到２００６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５亿人增加到３２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２％上升到５０％。许多经济起飞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０％～４０％以后，城市化进程会有一个加速期。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驱动力量。加快城市化的关键，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争议、农民工利益保护等问题。 　　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我国目前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有１．３亿，约占总人口的１０．２％。到２０１５年，６０岁以上人口将超过２亿，约占总人口的１４％。３５年前，中国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６∶１，但再过３５年，这个比例将会扭转为１∶２。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平均为４０００美元，很多已经达到１００００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ＧＤＰ才１０００多美元。人口老龄化而又没有进入富裕社会，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提出诸多挑战。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养老费问题、医疗问题、照料问题、社会参与问题等都会逐步显化。 　　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国有企业转制中的矛盾突出，引发罢工、静坐、阻断交通、集体上访事件增多；中小型私有企业、港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并在争议案件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侵犯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经常发生雇主随意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任意辞退和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情况；征地农民就业安置后企业违反协议辞退的问题比较突出。 　　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递减之势，而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而世界多数国家在人均ＧＤＰ由１０００美元上升到３０００美元时，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比重反而有所下降，特别是教育的费用有所下降。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表明，子女教育费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 　　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随着２０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群成为社会中上管理阶层的骨干，他们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势。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当中，价值观念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新一代青年，出现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他们对成功者的价值判断呈现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运，更加认同一些新的社会价值。新的民族主义取向，使他们生活在中国经济社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时代，容易产生迅速改变现实格局的浮躁和激进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