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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疫情看中产陷阱
--大宗师
武汉市长刚刚承认,武汉封城前,已有五百万人离开武汉,前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五百万人里面,恐怕再少也得有几千武汉肺炎病毒携带者,武汉肺炎病毒的潜伏期是两周左右,下周大概是个关键时间段,弄不好到时四处开花,全国各地甚至某些周边国家地区,会出现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当然如果下周疫情并没有太大发展,那么可能武汉肺炎病毒毒性已大大减轻,疫情就可能基本被控制住了。
现在舆论都在谴责武汉官方没有及时尽早通报疫情,没有及早实施相应的流行病隔离控制措施,但武汉市长说的很清楚,这方面党组织有铁的纪律,上面没有命令,他是无权自作主张的,这就又回到人们一直在讲的政治体制问题。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擅长的方面,也都有它的短板,不好只用一两件事来衡量、判断、比较体制的优劣,必须看全局、看总体、看方方面面、看历史、看现状、看未来、看客观条件、看发展,必须有个综合的评价才有意义。
当代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中产陷阱”,大概意思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家现代化建设之初,万众一心,国家制定各种政策,投入大量资本,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一日千里,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和个人财富迅速增长,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区间之后,却发现在之后的较长时间里,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难以步入高收入阶层,进而造成财富积累缓慢甚至缩水。究其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之初所采取的方法,无外乎是以牺牲环境、人权为代价的,成本低廉的外向性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和大量的现代化基建、硬件投资、建设,这些方法能够快速创造、积累财富,在硬件上迅速拉近与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差距。但过了这个发展高潮之后,问题就出现了,首先,以牺牲环境、人权为代价的,成本低廉的外向性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过于粗放,数量虽大但质量很低,环境、人权问题严重,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再难以为继;其次,现代化的硬件是与现代化的软件相匹配的,必须由现代化的软件来操作,这现代化的软件既包括了现代化的政治体制、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又包括了现代化的价值观、思想、文化、观念、方法、教育、及各方面的协调,也就是现代化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各行各业、各阶层、管理阶层和现代化的协调、博弈、互动机制和手段。但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从上到下的建设、维护、发展、协调、培养、教育、实践,需要常年大量的投资和经验的积累,而且现代化的价值观、理念、方式、方法,要求统治阶级将财富和权力转移相当一大部分给广大人民,这往往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阶层的意愿,所以它们不愿意甚至不允许引进现代化的“软件”,没有现代化的“软件”,弯道超车引进的现代化硬件就发挥不出它应有的威力,甚至会引发、激化各类社会矛盾,广大人民、各阶层之间无法协调,他们的积极性就无法进一步调动起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现代化进程、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难免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中国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就是“中产陷阱”的种种症状,就是因为虽然有了现代化的硬件,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现代化的软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是建设、确立现代化的软件,彻底实现社会管理现代化。当然这是个长期的逐步渐进的过程,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民族、文化、传统,不能太急,不能太过,但必须有所行动。首先要确立现代化的价值观、理念、方式、方法。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自洋务运动起,已有百余年时间,在这百越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做出了种种重大的抉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丰功伟绩就是终于实现了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实现了国家社会硬件的现代化,并建立了由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白左思潮和中国民主、民生进步传统相融合的辩证唯物哲学思想和方法的统治地位。对于这些功绩,说好话的人不多,说坏话的人不少,封建遗老遗少们一次次发动复辟企图,以各种方式污蔑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的历史抉择,中国思想、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的道路,极不平坦,出现过多次的反复。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不断地击退封建遗老遗少们一次又一次的复辟企图,将中国的思想、社会、政治体制现代化持续不断的推向深入。希望此次武汉疫情能够成为一次中国社会管理现代化,乃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一次契机,将现代化软件真正建立起来。
现在已经复辟回文革了,习一尊号称袁二了,还要怎样“击退封建遗老遗少们一次又一次的复辟企图”?非要退到袁一的真正帝制才是思想、政体现代化?千万不要自己早就作了封建遗老遗少还拿镜子照别人。
同意你说“希望此次武汉疫情成为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一次契机”,只是不要开错了药方,不要南辕北辙才好。民国建立、五四、六四何尝不是契机?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袁二当国!与遗臭万年的袁一差相仿佛,如此而已。
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收入陷阱,而是体制问题,这个所谓“历史选择”,不可持续,很大可能就要毁在袁二手里。大变革就要来了。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