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的家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正文
看得很有意思，感觉我们比台湾晚了20年，他们70年代热衷的，我们20年以后也日趋之若鹜了。
很有沧海桑田的感叹。
从风情坛搬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跟帖。
中国大陆一月游（1974年）
作者: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黄鹄
今日台湾一切令人失望
我是一个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一向在美国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阔别了我的故乡台湾省十多年，终于有了余力，可以带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湾，发现久别了的故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北的确是“繁华”了：舞场、咖啡厅、纯吃茶、歌厅等，真是五花八门，年轻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谓“繁荣”，表面上确是存在，但仿佛充满了南宋末年的无望气氛。台湾，自号为保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圣宫”，其实只是欧美文化的一个裙角。我带孩子在婆家与娘家轮流住了两个月，颇有“物非人是”的感觉。亲情虽然温暖，但是这个社会却很陌生，贫富悬殊，官吏贪污，农村破产，工、渔、矿民的生活贫寒，这一切都令我失望。虽然物质享受方面，上层社会尽量仿效美国。这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面。
八月初，告别台湾，经过香港时，临时起念，遂到香港中国旅行社询问申请进入中国大陆一游的可能性。我想，我虽然不是大陆人氏，但自小爱读游记文学，又酷爱山水旅游，要是可能，为什么不去观赏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与北京，实地观察一下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实况？我在中国旅行社填了简单的申请表，办了手续。那儿的办事员朴实，友善，热心而诚恳。五天之后（八月六日），我带着六岁的宁儿和四岁的馨儿，搭上了开往罗湖的火车。
解放军相待如兄弟姐妹
过了桥就是深圳。我行李轻简，海关的检查人员只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们对我的来自台湾，仿佛视若平常，没有特别的表示。倒是我，脑子里装满了台湾报纸的恐怖宣传，自己感到紧张。但是，那些年轻纯朴的解放军人员，逗着孩子玩，看他们画画，听他们唱歌，却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广州的火车，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对我这类“不中不西”台湾省人，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当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广州，由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接到华侨大厦。我的房间有两张床，厕所浴室的卫生设备，以及电话电扇等应有尽有，虽不豪华，但很实用而舒适。服务人员告诉我，如果我想调换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调。我在广州毫无特别事情，所以我只希望尽快北上杭州。
在广州，华侨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员为我们解决问题。一位年轻的男子，态度友好，纯朴善良，一点也没有台湾一般青年的浮扬气息。他帮我购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车软席卧票。
烈士英魂有知当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给孩子洗澡，早餐后，我就带他们去等候机动三轮车，向广州动物园出发。机动三轮车的速度很快，但是马达声太大，谈起话来很不方便，我尽量逗着司机聊天，发现他非常友善亲切。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动物园。游客可真不少，动物园收拾得非常整洁，园的面积很大，动物种类多，风景秀丽，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国是动物园的常客，觉得这个动物园无论在动物内容上，还是在风景、布置和维护上，都远胜这美国华盛顿市的国家动物园。园中茶室不多，游客人多，为了喝红豆冰水及冻奶必须排队，我跟孩子也在中间挤了一阵。玩到中午，我们搭两站公共汽车，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脑中忽然忆起林觉民烈士给妻子的绝笔函，我想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为今天的中国而骄傲，当能含笑九泉之下。
据说黄花岗当秋天时一片黄花，此际却是一片苍绿。骄阳酷热，我们遂去等候公共汽车，发现车子太挤，常会过站不停。陆陆续续地候车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开始闲聊。广州居民虽然自己彼此交谈时仍然用方言，但是却也能说令人解意的普通话，年轻人的普通话更是流利和标准。进食堂与老农民共话汽车来了，众女孩帮着我把孩子挤上车。一位可爱的女孩子指点着我该下车的地方，并且自己下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馆，给孩子们洗浴后去吃一顿丰富的午餐，大家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四时多我们起身，准备带孩子到文化公园去玩玩。手拿地图，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纳凉的人群，虽然看不见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侣、夫妇、朋友或家人。纳凉者人手一扇，悠闲愉快，绝非我在美国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没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大陆上的人们每天要无休无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见他们这样悠闲和愉快，真令我觉得惊奇。沿途上冰棒的供应很普遍，两个孩子不断地享用着。我则慢慢地走着，跟路人交换着眼光，他们盯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奇装异服，但他们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细地观察他们，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比我更快乐，更健康。
肚子饿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么专门供应华侨和外宾的饭馆，我要试试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馆。找到一条街，有五、六家餐馆，都是营业兴旺。附近一家电影院正好散场，人潮正向外涌。奇怪，看电影和在外面餐馆吃饭的人怎么这么多？终于走进一家大食堂，在一个大圆桌子上找到三个空位。同桌的一位老农民，敞着衣襟，盘着腿，扇着大扇子，把自己刚拿来的菜推到我面前说：“你饿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却不好意思接受。推让间，女服务员笑嘻嘻地来了说：“我们这是招待工农兵的饭馆，你实在应该到招待外宾和华侨的餐馆，那儿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会这么挤的。”我说：“不成啊！我们饿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馆在哪里。”女服务员说：“那么你就坐着照顾小孩子，我去帮你把饭菜先拿来。”我谢了她的好意。没一会，我们也大嚼起来，菜里面有足够的肉，油水也比较多。这是劳动人民的食粮，当然不是精肴，但是质与量都很充分。虽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绪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也许稍嫌“粗鲁”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朴实、坦率，却是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老农民的普通话不标准，是乡间某公社来城区采购东西的。他充满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带领孩子踏月而归
文化公园里到处都是人群，都是携家带小的广州市民。我们参观了水产展览，又去观赏当晚的儿童文艺表演。露天看台已经座无虚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两个孩子痴痴地看。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观看别的游客。来来往往的人群，穿得虽不讲究，却很整齐，脸上露出自然的喜悦，享受着晚上一家团聚的欢乐。孩子们嚷着，笑着，这真是快快乐乐的平静生活。我想找一点台湾报纸所传的“恐怖”的感觉，却不知道从何处觅求。九时多，带着孩子踏月步行而归。
亲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们由华侨旅行社的人员送上火车，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轻人，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厢，把行李摆好，闲谈了几句才告别而去。我喜欢他的朴实、认真和诚恳。象他那样的人，就是台湾蒋家小朝廷所称的“匪干”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象他一样值得敬爱的“匪干”。他答应我们当我们再经过广州时，仍然来接待我们，并希望我跟孩子们能在中国大陆——我原来的祖国尽情地“玩”个痛快。
我们坐的是软席卧铺，同车厢的人不少，但侥幸的是孩子跟我独占了一间卧铺车厢，有四个床位，虽然我只买了两张卧铺票。半夜孩子睡熟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了高铺，多占了一个床位。我们这节车有两位服务员。一位是年过五十的湖南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另一位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我一有机会便找他们聊天，一路上学习认识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们都曾下乡劳动过，很自豪地显示出他们丰富的农业知识。那位年轻小伙子对我的无知和健忘，常常要轻哼几声，我也受之不忤。的确比起他们来，我在中学所读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无用的东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驴骡，也从未参加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在认识上我比不上他们；在对国家的贡献上，我更是比不上他们。
锦绣河山
从广州到杭州，约二十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在倚窗远望或跟人聊天中度过。多少次孩子们跑到别人房间去玩，我一个人眺望火车驶过开阔的平原，止不住泪水直流。这是中国大陆的河山，我这个寄居异国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来的祖国，为她尽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国，我们有免费赠送的台湾《中央日报》。这家报纸经常说中国大陆灾荒饥馑。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人力可以胜天。中国大陆的山川面貌改变了不少，荒山变良田，河患治而水利兴，中国人民已不怕天灾，又怎会再受饥馑的威胁？我每过一站，都跑下去买点东西。没有看到半个挨饿乞讨的人。为什么台湾那一小撮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国大陆的进步的事实？为什么要用欺骗、蒙蔽的愚民手段来制造我们居住外国的人与中国大陆人民隔阂？
湖滨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时多抵杭州，住进滨湖路上的华侨饭店。房间宽敞，地板亮洁，又有阳台，冷热水二十四小时供应。我把东西安顿好，给孩子洗澡换衣，然后到楼下餐厅吃饭，饭菜的味道很好。饱餐以后，购得了市区游览图，我便带孩子沿湖漫步。湖边纳凉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许多地方有人入水游泳。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啃冰棍，有时也会被人包围着。有人骑车驰过时，甚至亲切地喊出：“喂！两个小华侨！”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点，别掉下车来！”我们在路上买了不少苹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馆。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过早饭，带孩子雇了一条小船去游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别的机关工作，两人收入在百元以上，两个孩子都入学读书，婆婆在家管理，他们每月都可以储蓄一些钱。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划船的经验。我向她讨教应该如何游览西湖的名胜，她不厌其详地告诉我。我跟孩子上岸游玩时，她就坐在船上织毛线。当我们泛舟湖中时，孩子们扒着玩水，我则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觉。多美啊，在湖上荡漾了两小时，我当时的确有满足至极的感觉。唯有在这美丽山河的怀抱里，在富于亲情的人群中，才有这种心神交流的快乐感觉。
巧遇画家
划船的那位妇女送我们到了中山公园，指点了我赴“楼外楼”吃饭的方向。这个饭馆虽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朴实。方桌，圆凳，客人拥挤，几乎座无虚席。食客仍然是以国内人士占绝大多数。饱食一顿，剩下了不少，楼外楼的菜量很大，以后我跟孩子们吃饭，只要一菜一汤就已经太够了。
饭后，我们游中山公园。走到西冷桥，转到岳坟附近的一个小亭，亭中很多人闲坐。旁边有一个年轻男子，他穿着短裤，旁边放着一部脚踏车，正专心一意画水彩画。两个孩子立刻走到他旁边。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馆跟人聊天太多，挑了个无人的长椅坐下来休息，并盘算着应该游到何处去：灵隐寺？玉泉？还是漫步“苏堤”？凉风拂面，几乎进入梦乡。猛然惊醒，发现孩子还在画家身侧，我怕他们扰乱了画家，喊了几声，“威令”不达，只好亲去管教。
孩子们嚷着要画画。画家拿出了纸，让出了画架和颜料，我力阻无效之下，只好痛苦地看着孩子把画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站着闲聊，我告诉他我来自台湾，也告诉他台北生活的情况，我也发现他对台湾的地理并不陌生，不象在台湾的青年人仍然是读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地理。
我觉得天色渐晚，不如带孩子们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馆，跟画家道再见，转身而去。
为什么忽然泪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馆门口与画家夫妇会合，我跟画家夫妇搭公共汽车去游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们象多年老友似地谈大家的过去和感受。多少年来，我没能如此轻易地、坦诚地结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处几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这对夫妇，却立刻令我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对兄姐一样。我们谈他们的大学生活，谈他们毕业后工作的情形，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他们工作，总是先问这个工作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对国家有益；我则先问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个人的收入。他们毕业时，争取的是到边疆和艰苦的地区去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的更大机会。我记得我们将要离开大学的最后一年，终日栖栖惶惶，充满了矛盾和忧虑，不敢恋爱，怕影响了“到美国留学和学习”的计划；我们每天研究留学考试，沿门奔走于教授的府上，请他们在自己写好的推荐信上签字。我们探听美国领事馆英语考试的情况，为申请进入美国大学，为办赴美手续而整日忧心忡忡，同学间的讨论与话题很少能脱离这个范围。到了美国，开始时为求学位，为谋生活立足点而尝尽辛酸，失尽个人尊严。以后站稳了，又变成了房子与生活的奴隶。不错，物质生活上，我们有许多现代工业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紧张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堕落的。以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相比较，几乎没有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这对夫妇的充实、快乐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层，我远眺钱塘大桥，看那一群群游水划艇的人，江河浩渺，聆听两位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谈话，忽然泪水盈眶，我转过头，极力地压抑着。奇怪，十几年来未曾在美国轻掉一滴泪水的我，为什么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以后，竟然变得如此多感？我原以为十几年在美国的奋斗，我的心肠已磨得有如铁石一般。记得这次到台湾省探亲，来与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泪。但面对这原不熟悉的中国大陆山河，初次相识的充满亲情的人，竟然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心里常常响起“归去吧”的强烈呼声。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尽一份棉薄，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流一点血汗，那么我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费。
两种医疗情况的比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们坐火车赴上海。离开杭州时，我没有通知华侨服务社替我拍电报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确是有顾了孩子顾不了行李的狼狈，幸而火车上的服务员帮忙，才在火车再度开动之前下了车。惶惑时，迎接其他华侨的旅行社接待人员发现了我，便也顺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华侨饭店。安顿好之后，我立即到民航局购妥了八月十五号晚上直飞北京的机票。然后带孩子去人民医院看病。小儿子的腿上长了许多过敏的红斑。医院的外表当然比不上美式医院的豪华，但是服务的态度和医疗的知识却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医生，拿了内服、外用两种药，一共只花了人民币二角。在美国，只要踏进医师的诊所，只说一句话，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们发小烧、感冒或轻度的皮肤过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医生的。为了小病去看医生，那是有钱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两天，我们逛街，逛百货公司，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少年宫等，又去看长沙马王堆女尸解剖的纪录片。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很亲切地接待我们，他们谈吐真诚坦率，服务态度是劳而不怨，他们的见闻相当渊博，国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点儿也不闭塞。
八月十五日夜里飞抵北京，当晚住入华侨大厦。身在这世界闻名的北京，我兴奋紧张之余，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发现旅馆里有华侨服务社主办的团体游览活动，可以报名参加，导游四日，每天供应三餐，可去参观长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宫、颐和园，以及工厂、公社和托儿所等，我立刻报名参加，随着这个临时凑成的旅游团玩了四天，来自各地的华侨由陌生而逐渐熟悉。游完中国大陆回去后四天快乐的观光很快结束了，北京的历史文物与风景，当然无需我这支笨拙的笔来介绍。我的游记只是我个人一些琐碎的经验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团体参观的四天以外，其余的时间我带孩子去游各个公园、动物园、天坛，闲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铺子，参观普通商店等。其间有两天，获得机会去参观闻名全国的沙石峪和穷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国，继续收读每天来自台湾的《中央日报》，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改名为“自欺欺人报”或是“痴人说梦报”，任何人只要亲身去过一次中国大陆，那么就会对《中央日报》的宣传和其所代表的政权产生终身的免疫性。在这里，我愿意奉劝台湾的当权人：“现在该是梦醒、恢复清明”的时刻了。
香港《新晚报》1974年3月8日
很有沧海桑田的感叹。
从风情坛搬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跟帖。
中国大陆一月游（1974年）
作者: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黄鹄
今日台湾一切令人失望
我是一个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一向在美国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阔别了我的故乡台湾省十多年，终于有了余力，可以带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湾，发现久别了的故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北的确是“繁华”了：舞场、咖啡厅、纯吃茶、歌厅等，真是五花八门，年轻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谓“繁荣”，表面上确是存在，但仿佛充满了南宋末年的无望气氛。台湾，自号为保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圣宫”，其实只是欧美文化的一个裙角。我带孩子在婆家与娘家轮流住了两个月，颇有“物非人是”的感觉。亲情虽然温暖，但是这个社会却很陌生，贫富悬殊，官吏贪污，农村破产，工、渔、矿民的生活贫寒，这一切都令我失望。虽然物质享受方面，上层社会尽量仿效美国。这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面。
八月初，告别台湾，经过香港时，临时起念，遂到香港中国旅行社询问申请进入中国大陆一游的可能性。我想，我虽然不是大陆人氏，但自小爱读游记文学，又酷爱山水旅游，要是可能，为什么不去观赏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与北京，实地观察一下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实况？我在中国旅行社填了简单的申请表，办了手续。那儿的办事员朴实，友善，热心而诚恳。五天之后（八月六日），我带着六岁的宁儿和四岁的馨儿，搭上了开往罗湖的火车。
解放军相待如兄弟姐妹
过了桥就是深圳。我行李轻简，海关的检查人员只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们对我的来自台湾，仿佛视若平常，没有特别的表示。倒是我，脑子里装满了台湾报纸的恐怖宣传，自己感到紧张。但是，那些年轻纯朴的解放军人员，逗着孩子玩，看他们画画，听他们唱歌，却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广州的火车，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对我这类“不中不西”台湾省人，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当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广州，由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接到华侨大厦。我的房间有两张床，厕所浴室的卫生设备，以及电话电扇等应有尽有，虽不豪华，但很实用而舒适。服务人员告诉我，如果我想调换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调。我在广州毫无特别事情，所以我只希望尽快北上杭州。
在广州，华侨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员为我们解决问题。一位年轻的男子，态度友好，纯朴善良，一点也没有台湾一般青年的浮扬气息。他帮我购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车软席卧票。
烈士英魂有知当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给孩子洗澡，早餐后，我就带他们去等候机动三轮车，向广州动物园出发。机动三轮车的速度很快，但是马达声太大，谈起话来很不方便，我尽量逗着司机聊天，发现他非常友善亲切。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动物园。游客可真不少，动物园收拾得非常整洁，园的面积很大，动物种类多，风景秀丽，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国是动物园的常客，觉得这个动物园无论在动物内容上，还是在风景、布置和维护上，都远胜这美国华盛顿市的国家动物园。园中茶室不多，游客人多，为了喝红豆冰水及冻奶必须排队，我跟孩子也在中间挤了一阵。玩到中午，我们搭两站公共汽车，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脑中忽然忆起林觉民烈士给妻子的绝笔函，我想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为今天的中国而骄傲，当能含笑九泉之下。
据说黄花岗当秋天时一片黄花，此际却是一片苍绿。骄阳酷热，我们遂去等候公共汽车，发现车子太挤，常会过站不停。陆陆续续地候车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开始闲聊。广州居民虽然自己彼此交谈时仍然用方言，但是却也能说令人解意的普通话，年轻人的普通话更是流利和标准。进食堂与老农民共话汽车来了，众女孩帮着我把孩子挤上车。一位可爱的女孩子指点着我该下车的地方，并且自己下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馆，给孩子们洗浴后去吃一顿丰富的午餐，大家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四时多我们起身，准备带孩子到文化公园去玩玩。手拿地图，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纳凉的人群，虽然看不见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侣、夫妇、朋友或家人。纳凉者人手一扇，悠闲愉快，绝非我在美国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没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大陆上的人们每天要无休无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见他们这样悠闲和愉快，真令我觉得惊奇。沿途上冰棒的供应很普遍，两个孩子不断地享用着。我则慢慢地走着，跟路人交换着眼光，他们盯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奇装异服，但他们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细地观察他们，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比我更快乐，更健康。
肚子饿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么专门供应华侨和外宾的饭馆，我要试试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馆。找到一条街，有五、六家餐馆，都是营业兴旺。附近一家电影院正好散场，人潮正向外涌。奇怪，看电影和在外面餐馆吃饭的人怎么这么多？终于走进一家大食堂，在一个大圆桌子上找到三个空位。同桌的一位老农民，敞着衣襟，盘着腿，扇着大扇子，把自己刚拿来的菜推到我面前说：“你饿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却不好意思接受。推让间，女服务员笑嘻嘻地来了说：“我们这是招待工农兵的饭馆，你实在应该到招待外宾和华侨的餐馆，那儿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会这么挤的。”我说：“不成啊！我们饿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馆在哪里。”女服务员说：“那么你就坐着照顾小孩子，我去帮你把饭菜先拿来。”我谢了她的好意。没一会，我们也大嚼起来，菜里面有足够的肉，油水也比较多。这是劳动人民的食粮，当然不是精肴，但是质与量都很充分。虽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绪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也许稍嫌“粗鲁”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朴实、坦率，却是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老农民的普通话不标准，是乡间某公社来城区采购东西的。他充满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带领孩子踏月而归
文化公园里到处都是人群，都是携家带小的广州市民。我们参观了水产展览，又去观赏当晚的儿童文艺表演。露天看台已经座无虚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两个孩子痴痴地看。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观看别的游客。来来往往的人群，穿得虽不讲究，却很整齐，脸上露出自然的喜悦，享受着晚上一家团聚的欢乐。孩子们嚷着，笑着，这真是快快乐乐的平静生活。我想找一点台湾报纸所传的“恐怖”的感觉，却不知道从何处觅求。九时多，带着孩子踏月步行而归。
亲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们由华侨旅行社的人员送上火车，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轻人，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厢，把行李摆好，闲谈了几句才告别而去。我喜欢他的朴实、认真和诚恳。象他那样的人，就是台湾蒋家小朝廷所称的“匪干”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象他一样值得敬爱的“匪干”。他答应我们当我们再经过广州时，仍然来接待我们，并希望我跟孩子们能在中国大陆——我原来的祖国尽情地“玩”个痛快。
我们坐的是软席卧铺，同车厢的人不少，但侥幸的是孩子跟我独占了一间卧铺车厢，有四个床位，虽然我只买了两张卧铺票。半夜孩子睡熟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了高铺，多占了一个床位。我们这节车有两位服务员。一位是年过五十的湖南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另一位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我一有机会便找他们聊天，一路上学习认识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们都曾下乡劳动过，很自豪地显示出他们丰富的农业知识。那位年轻小伙子对我的无知和健忘，常常要轻哼几声，我也受之不忤。的确比起他们来，我在中学所读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无用的东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驴骡，也从未参加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在认识上我比不上他们；在对国家的贡献上，我更是比不上他们。
锦绣河山
从广州到杭州，约二十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在倚窗远望或跟人聊天中度过。多少次孩子们跑到别人房间去玩，我一个人眺望火车驶过开阔的平原，止不住泪水直流。这是中国大陆的河山，我这个寄居异国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来的祖国，为她尽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国，我们有免费赠送的台湾《中央日报》。这家报纸经常说中国大陆灾荒饥馑。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人力可以胜天。中国大陆的山川面貌改变了不少，荒山变良田，河患治而水利兴，中国人民已不怕天灾，又怎会再受饥馑的威胁？我每过一站，都跑下去买点东西。没有看到半个挨饿乞讨的人。为什么台湾那一小撮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国大陆的进步的事实？为什么要用欺骗、蒙蔽的愚民手段来制造我们居住外国的人与中国大陆人民隔阂？
湖滨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时多抵杭州，住进滨湖路上的华侨饭店。房间宽敞，地板亮洁，又有阳台，冷热水二十四小时供应。我把东西安顿好，给孩子洗澡换衣，然后到楼下餐厅吃饭，饭菜的味道很好。饱餐以后，购得了市区游览图，我便带孩子沿湖漫步。湖边纳凉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许多地方有人入水游泳。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啃冰棍，有时也会被人包围着。有人骑车驰过时，甚至亲切地喊出：“喂！两个小华侨！”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点，别掉下车来！”我们在路上买了不少苹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馆。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过早饭，带孩子雇了一条小船去游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别的机关工作，两人收入在百元以上，两个孩子都入学读书，婆婆在家管理，他们每月都可以储蓄一些钱。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划船的经验。我向她讨教应该如何游览西湖的名胜，她不厌其详地告诉我。我跟孩子上岸游玩时，她就坐在船上织毛线。当我们泛舟湖中时，孩子们扒着玩水，我则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觉。多美啊，在湖上荡漾了两小时，我当时的确有满足至极的感觉。唯有在这美丽山河的怀抱里，在富于亲情的人群中，才有这种心神交流的快乐感觉。
巧遇画家
划船的那位妇女送我们到了中山公园，指点了我赴“楼外楼”吃饭的方向。这个饭馆虽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朴实。方桌，圆凳，客人拥挤，几乎座无虚席。食客仍然是以国内人士占绝大多数。饱食一顿，剩下了不少，楼外楼的菜量很大，以后我跟孩子们吃饭，只要一菜一汤就已经太够了。
饭后，我们游中山公园。走到西冷桥，转到岳坟附近的一个小亭，亭中很多人闲坐。旁边有一个年轻男子，他穿着短裤，旁边放着一部脚踏车，正专心一意画水彩画。两个孩子立刻走到他旁边。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馆跟人聊天太多，挑了个无人的长椅坐下来休息，并盘算着应该游到何处去：灵隐寺？玉泉？还是漫步“苏堤”？凉风拂面，几乎进入梦乡。猛然惊醒，发现孩子还在画家身侧，我怕他们扰乱了画家，喊了几声，“威令”不达，只好亲去管教。
孩子们嚷着要画画。画家拿出了纸，让出了画架和颜料，我力阻无效之下，只好痛苦地看着孩子把画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站着闲聊，我告诉他我来自台湾，也告诉他台北生活的情况，我也发现他对台湾的地理并不陌生，不象在台湾的青年人仍然是读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地理。
我觉得天色渐晚，不如带孩子们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馆，跟画家道再见，转身而去。
为什么忽然泪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馆门口与画家夫妇会合，我跟画家夫妇搭公共汽车去游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们象多年老友似地谈大家的过去和感受。多少年来，我没能如此轻易地、坦诚地结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处几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这对夫妇，却立刻令我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对兄姐一样。我们谈他们的大学生活，谈他们毕业后工作的情形，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他们工作，总是先问这个工作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对国家有益；我则先问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个人的收入。他们毕业时，争取的是到边疆和艰苦的地区去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的更大机会。我记得我们将要离开大学的最后一年，终日栖栖惶惶，充满了矛盾和忧虑，不敢恋爱，怕影响了“到美国留学和学习”的计划；我们每天研究留学考试，沿门奔走于教授的府上，请他们在自己写好的推荐信上签字。我们探听美国领事馆英语考试的情况，为申请进入美国大学，为办赴美手续而整日忧心忡忡，同学间的讨论与话题很少能脱离这个范围。到了美国，开始时为求学位，为谋生活立足点而尝尽辛酸，失尽个人尊严。以后站稳了，又变成了房子与生活的奴隶。不错，物质生活上，我们有许多现代工业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紧张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堕落的。以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相比较，几乎没有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这对夫妇的充实、快乐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层，我远眺钱塘大桥，看那一群群游水划艇的人，江河浩渺，聆听两位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谈话，忽然泪水盈眶，我转过头，极力地压抑着。奇怪，十几年来未曾在美国轻掉一滴泪水的我，为什么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以后，竟然变得如此多感？我原以为十几年在美国的奋斗，我的心肠已磨得有如铁石一般。记得这次到台湾省探亲，来与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泪。但面对这原不熟悉的中国大陆山河，初次相识的充满亲情的人，竟然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心里常常响起“归去吧”的强烈呼声。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尽一份棉薄，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流一点血汗，那么我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费。
两种医疗情况的比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们坐火车赴上海。离开杭州时，我没有通知华侨服务社替我拍电报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确是有顾了孩子顾不了行李的狼狈，幸而火车上的服务员帮忙，才在火车再度开动之前下了车。惶惑时，迎接其他华侨的旅行社接待人员发现了我，便也顺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华侨饭店。安顿好之后，我立即到民航局购妥了八月十五号晚上直飞北京的机票。然后带孩子去人民医院看病。小儿子的腿上长了许多过敏的红斑。医院的外表当然比不上美式医院的豪华，但是服务的态度和医疗的知识却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医生，拿了内服、外用两种药，一共只花了人民币二角。在美国，只要踏进医师的诊所，只说一句话，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们发小烧、感冒或轻度的皮肤过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医生的。为了小病去看医生，那是有钱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两天，我们逛街，逛百货公司，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少年宫等，又去看长沙马王堆女尸解剖的纪录片。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很亲切地接待我们，他们谈吐真诚坦率，服务态度是劳而不怨，他们的见闻相当渊博，国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点儿也不闭塞。
八月十五日夜里飞抵北京，当晚住入华侨大厦。身在这世界闻名的北京，我兴奋紧张之余，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发现旅馆里有华侨服务社主办的团体游览活动，可以报名参加，导游四日，每天供应三餐，可去参观长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宫、颐和园，以及工厂、公社和托儿所等，我立刻报名参加，随着这个临时凑成的旅游团玩了四天，来自各地的华侨由陌生而逐渐熟悉。游完中国大陆回去后四天快乐的观光很快结束了，北京的历史文物与风景，当然无需我这支笨拙的笔来介绍。我的游记只是我个人一些琐碎的经验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团体参观的四天以外，其余的时间我带孩子去游各个公园、动物园、天坛，闲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铺子，参观普通商店等。其间有两天，获得机会去参观闻名全国的沙石峪和穷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国，继续收读每天来自台湾的《中央日报》，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改名为“自欺欺人报”或是“痴人说梦报”，任何人只要亲身去过一次中国大陆，那么就会对《中央日报》的宣传和其所代表的政权产生终身的免疫性。在这里，我愿意奉劝台湾的当权人：“现在该是梦醒、恢复清明”的时刻了。
香港《新晚报》1974年3月8日
猜什么? 不是说过，74年我就在中国。文章说的都是我熟悉的东西。绝对是瞎子摸象，宣传的口吻跃然纸上。
this article reflects some historial fac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countries:
In 1974, the era just two years after China resum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following Nixon's visit to China), Chinese Ameircans did get very special treatments, so were other "overseas Chinese", they stayed in different hotels specially designed for"overseas Chinese" where the standards and amenities were higher than regular hotels. They were given special coupons to shop at special stores, and eat at special restaurants. Some goods/products could only be sold to overseas Chinese or Chinese holding that "special coupons". Ordinary people were curious about them, (due to not having much contacts with them) and yet respect and admire them (out of government's pro-overseas Chinese policy and their special status), therefore, this woman and her young kids were well received.
what made her so touched had another historial factor in it: in 1974's American culture, (that is 35 years ago), Chinese did not have as much rights and voices as we do now. In fact, they, together with other minority groups, were prejudiced against, that posed a vivid contrast from how she was received in China. It made her feel like transitioning from "living without dignity" to "living with dignity".
-in 1970's, Taiwan went through a transition, everything was pro-western, and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her familiar innocent country culture in 1960's (when she lived in Taiwan) to the 1970's pro-western and capilism culture.
with all that historial factors in place, it is understandable how she felt and therefore it caused her to write down this article. I am glad that she had a nice vaction with her young kids in China, it would be a very good memory for her and for her young kids.
but the life in 1970's for average Chinese was far less than what she described here.
碰巧74年我就在广州，文中的描述活脱脱就是共产党的宣传腔调，真实性如何，那个年代的人都清楚。
Frankly, I find this article pretty hard to believe. This article is dated 1974, at the mid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am skeptical whether the mainland was truly as Ms. Huang has describ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