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4）

• 独特的父爱

 

父亲退休以后，和一批同一时间离退休的老人们一起成立了成都市离退休人员设计所，这批从成都各大设计院老总位置上退下来的技术人员，担任了成都附近电器设备制造厂的技术顾问，同时利用设计所的执照接受工程项目。父亲则负责电力系统项目的设计、安装和调试的管理工作。我那时已经结婚，在一家部属设计院当电气工程师。父亲接手的很多项目的电气设计，遇到人手不足或者需要赶工的时候，就希望我能帮忙，因为太太也是电气工程师，这种安排既让人放心又能为我们小两口创收。年轻加上贪玩，有时我和太太接下任务后并不上心去做，工期一紧，父亲就亲自到我们家里督阵催图，现在想想我真是够让父亲费心的。父亲设计所的项目为我们小家庭增加收入起了很大作用，通过业余设计我们帮助父亲设计所老人们发挥余热，过个有意义的退而不休的生活。

母亲过早的辞世让父亲失去很多晚年的欢乐，时有故友介绍建议父亲再找个老伴，记得当时父亲对此并不积极，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特别尊重我们做晚辈的意见。像多数遇到这类问题的子女一样，我们并不想家庭当中出现一位陌生人来，于是拒绝了介绍人的好意，老人再婚在当年并不普遍，思想开放程度远不及现在，因而父亲早早地就开始了孤身一人的漫长晚年，我们是有责任的，现在想起也很内疚。

直到我结婚生子以后，父亲有了小孙女，我们也搬回家来与父亲同住，经常有爷孙共处，儿孙绕膝之天伦的画面，我记忆犹新。

父亲对子女的爱是非常隐讳的，原来一直认为我与母亲的关系更亲近，成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真正理解父亲对我特殊的怜爱，作为独生子女，我的成长过程一直都没有受到溺爱。后来还是太太敏锐地观察出了父亲在我身上的那种无私奉献，她曾经提醒过我，在我父亲的眼里，我就是它的一切，我太太，甚至小孙女，都要放在其次的地位。

父亲对我的爱从不溢于言表，一切都溶化在他对我的期望和帮助之中了。当年鼓励我报考清华大学最积极的就是他，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没有填报清华的自愿，也许他也产生过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善良、单纯、执著外加一点幼稚，我与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记得小时候父亲一直引导我对于科学的兴趣，总是在我眼前塑造了众多知名科学家的形象，牛顿、哥白尼、加利略、法拉弟、安培、麦克斯韦尔、西门子等等，尤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再是他要我努力的偶像。至于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仕途观念，他是不削一顾的，这一点与母亲的想法反差极大。

父亲深知中国的社会环境，显然并不适合有这样的观念人的发展，当得知我有出国留学的想法，并且可能性存在的那一天起，他是异常的高兴，精神与物质的支持成为我后来留洋不可缺少的东西。我出洋留学的动机，也深受父亲的赞赏，绝不是赶时髦的出国潮所推去美国的弄潮儿，绝不轻言归来，这是父亲赠我的家训。

尽管生活在复杂的中国社会低层，看似平庸的他，绝不人云亦云，对于价值观的坚持和对社会万花筒后面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他总能够透过媒体的字里行间，分析出事物的本质，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大本领，就是一个简单的读报技能，便可显示这种能力，通过媒体的表面文字和宣传，抓住写稿人想要读者接受的，以及想要向读者掩盖的东西。很多来北美以后的人，已经远离中国官方的宣传读物，然而我却时常要读《人民日报》，因为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谈不上爱国与“卖国”，只是对那个远方的、曾经留下青少年光阴的古老国度，一丝抹之不去的联系。

我与父亲经常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谈论时事政治、环境与经济、社会与发展。光鲜经济高速发展背后，国家公布的各类经济和市场数据是我们经常的话题，CPI、GDP、汇率、通货膨胀、社会稳定等国家大政方针，在我们两个典型的中国小民之间沟通。作为美国人，我本不感兴趣这些东西，但是父亲的理想倾听对象，大概因为年迈，他已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处境，大概因为我身处自由世界，发表真实观点不会带来麻烦的缘故，我们几乎可以畅所欲言，父亲也因之有个倾诉的对象。

苹果电脑、WiFi上网，九十多岁的父亲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东西。整理父亲遗物时，我看见很多父亲的笔记，如何维修电脑、如何清理计算机操作系统上充斥的恶意网页、病毒软件这些连我们都头疼的技术问题，他都有详细的记录，且在试图自行解决。通过网络，实时股票交易，直到最后一次住医院前，他都没有停止过，头脑清晰程度不亚于年龄小很多的正常人，完全没有老年痴呆的一丝症状。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最后的医院之行，就像我们没有意识到父亲将要离开一样，老人就这么平安地走了，安静而又平凡走过了属于他的一生。

父亲平等待人，心胸宽阔的性格体现在对家人和朋友，当我在异乡打拼的日子，他在国内的生活搞得井井有条，与保姆的关系十分融洽，完完全全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父亲独自一人生活的三十多年里，一共两任保姆，可见在当今中国保姆卖方市场的环境下，是多么的不容易。保姆在父亲这里所得薪水往往是同业者中较低的，她们也曾要求增加工资，因为生怕保姆跳槽影响父亲的生活，我也与父亲商量过各种满足保姆的方案，毕竟以我们的能力援助父亲是毫无问题的。然而父亲总能处理好这一切，保姆们拿着低工资却仍然愿意在父亲这里工作，看来除了金钱，人性与亲情并未完全沦落。父亲去世以后，几任保姆都要求前来参加悼念，她们告诉我，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深深感谢父亲为我们建立起的这种特殊关系。父亲年迈以后，不便去青城山为母亲扫墓的清明节，都是保姆代劳，当我不能回国扫墓的年份，她们一到清明就会去替我去看望父母亲。

九十年代末，已近八十高龄的父亲，亲自踏上了美国这片梦想的自由国土，实地考察了儿子的选择和他的希望。我们原以为的他会感兴趣的华盛顿、纽约等地并不是我们想象那般，有次在弗罗里达德通纳沙滩，父亲站在海边，面对大西洋无限感慨，可以看见他享受自由和精神释放的样子，这个镜头是父亲美国行的定格画面。老人一辈子过来，从未有过如此舒畅的一天，他让我们自己去沙滩前边游玩，自己一个人留在那里，面对大海，也许他要回望自己的一生，也许他在总结。

要是没有一九四九年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我的父亲也许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也许会沿着常轨成为一位威严的家族首领。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没有如果的，渺小的个人是无法反抗社会现实和巨变的，所谓生不逢时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是认命的，在美国一年多以后，他决定回中国继续渡过他的余生，下一代人已经归化，在美国有了新的起点并且也开始渐渐远离中国，他是欣慰的，这样的结果也是他希望的，所谓落叶归根的老观念，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他自己就身体力行，一直拒绝重踏涪陵的那块土地，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