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车坛日美车争论大有帮助的一篇好文：日本抗议：满清岂可称中华？

日本抗议：满清岂可称中华？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中国代表则力争：“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226-245页。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

其实，被现代国人视若仇寇的日本，一直以中华文明的传人自居，而将满清时的中国看作沦陷于靼虏的“修正主义”者。

日本文化中，有十分浓厚的“尊王攘夷”观念。当年，蒙元对日用兵失败，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日本将其中的南宋降军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它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徐继畲在其那篇后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启蒙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其实，日本人不仅是看不起蒙古人这个“夷”，也看不起“攘夷”无能的宋人。作为日本的武士道的重要精神来源，宋末的抗元志士们，如文天祥等，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并在明治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尊王攘夷”的明朝，日本人则多次遣使入贡。到了满清入主中原，日本人便认为中国沦陷于夷狄之手，而以中国自居了。朝贡自然是不会再有的，相反他们还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国姓爷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的日本母亲就是被“侵华清军”奸杀的——直至近代支持孙中山的反满共和革命。在我所收藏的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几乎是一种常态，从他们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是在为恢复中华而战。

这样的“华夷之辩”，在朝鲜也很明显。甲申年（1644年）满清入关灭明后，朝鲜一直顶住满清的军事压力，拒绝承认清政权，甚至多次组织“反清复明”的军事行动。忠于“中华”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将久居满清做人质、回国待位的昭显世子毒毙于昌德宫中。其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清廷知之甚少，但终因中国本土放弃抵抗而告终。

在被迫臣服满清后，朝鲜李朝仍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虏使”，蔑视和朝贡形成了奇怪的共存状态。

满清入关后，仁祖为祭奠明朝，在宫中行焚香望阙之礼。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郊天报德，祭祀明万历皇帝。乾隆十四年 (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万历 (神宗)、崇祯(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此后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满清入主后，并未对满汉矛盾的消除做有效的努力，反而对中国本部十八省实行一种殖民式的统治，钱穆先生称之为“部族政治”。主要的有:

一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禁止满汉通婚，甚至在国中设立许多禁区，禁止汉人入内，比如广袤的东北、台湾，以及北京内城、八旗兵驻守的“旗营”——我所长期生活过的杭州，旗营就安在西湖边，至今还有“旗下营”的地名，北京内城干脆被西方人称为“鞑靼城”（TARTAR CITY）。

二是以“八旗恐怖”强推“剃发易冠”，《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三是以修订《四库全书》为名，对中国典籍文物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清洗，据统计，共焚书24次，538种，共计13862部书。至于为了将古籍中的“夷狄”字样抹去，不知毁坏了多少图书。

四就是对汉族人才的牢笼和钳制，官缺分满汉，满主要担任较为高级的职务，满汉同级的满高于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邹容在《革命军》（>>>>该书全文见我的另一博客《近代史海外文摘》）一书对此有深刻分析：“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钱穆先生认为：“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五是对满族人实行无原则的国家福利制度，以及满汉不同法律，满人的生活完全由政府财政供应，此点不仅加剧了民族矛盾，也彻底腐蚀了八旗军民。

乾隆年间，身着中华服饰的朝鲜使者出访中国，被已改“蛮夷”之装的中国人围观，据使者记载：“每与渠辈（指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汉人无奈，只有自慰，说满清衣冠 “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也不错！

甲午战争中，日本就充分利用了满汉矛盾。在我收藏的《日清战争实记》中，就收有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的第一军，在东北所发布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之告示，公开宣扬反满暴动：“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这篇精彩的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之手。作为中国通，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贡献颇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宗方对日本利用满汉矛盾谋划极深，在他于甲午年所撰写的《中国大势之倾向》中，分析道：“（满清）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恢复明朝’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徵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他认为，“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指造反的哥老会、白莲教等）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期望日本成为这个能凝聚中国人心的“非凡之士”。

同年，他在《对华迩言》中再次分析道：“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在认为欧洲必然会对中国进行瓜分之后，他说：“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能止于徒手旁观乎？”，要日本“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是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并十分具体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视在华占领区的民政，还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当今之时有能行仁政者，民悦之如解倒悬”，希望占领当局“施行大道”、“待民如子”，并且指出“新占领地之统治者，责任至重，其人选非最慎重不可也”。（引文摘自《宗方小太郎日记》）

中国最终输却甲午战争，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满汉矛盾令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与全国齐心合力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戊戌变法失败，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满清部族统治的自私。满汉矛盾的存在，不仅导致革命与改良的争论，牵制了大量精力，甚至也造成以满-汉为坐标的民族主义与以黄-白为坐标的种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容易被后人所忽视的事实是，所谓保皇的“维新派”，其实也并不拒绝种族革命的想法，当然，他们所提倡的“种族革命”，更多的是“反白”，而非“反满”。梁启超自己就说，当年他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S226;专集之三十四》）。当然，他们并不是在散播“革命的火花”。这些晚明抗清人士的著作，一直以来都是“反清复明”的民族革命的精神源泉，但在维新派的手中，这些“反动书籍”被当作了“反白”的“黄种种族革命”的精神源泉，维新派把“满洲全族”比做保守的德川幕府，期望光绪帝能为明治天皇，而自比勤王之师。

“黄种种族革命”在当时的东亚，是一种潮流。大黄种主义或曰大亚洲主义，在中、日、朝三国都有很多的信徒。据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一文中阐述，戊戌年间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就认为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就是著名的“保支论”。百日维新末期，伊藤博文访问北京，不少人提议聘请他当中国的首相，这也是大亚洲主义的体现。戊戌喋血后，没有日本政府协助，康梁等人是逃不脱西太后的手掌的。日本要人更是呼吁日本当局要尽快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


以孙文为代表的“反满革命”与以康梁等为首的“黄种革命”，纠缠交织在一起，令革命派和维新派相互间掣肘牵制不少，分裂了中国的精英力量。

窃以为，康梁等维新派，在民族革命与种族革命的抉择中，将“反白”先于“反满”，至少在操作上难以召唤民众，这或许也是戊戌变法及维新运动、保皇运动“缺乏群众基础”而失败的原因？孙文在这方面的政治技巧就比他们圆熟，将“驱除靼虏”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满清统治上去，直接、简洁、明了、方便，果真能起到吹枯拉朽的作用，至于以后再搞“五族共和”，那以后再说吧。

戊戌失败后，梁启超痛定思痛，在1899年写就了《爱国论》，对中国人的观念有一深刻反省：“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或许，他终于醒悟过来了，在这样的“无国可爱”的情况下，“反白”根本就不如“反满”更有动员力！这或许也是日后他终于叛离维新派，甚至参加到民国政府中的一大精神转折？

甲午战争后，日本日益成为反满革命者的庇护所，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时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流行用“支那”称呼中国。中国的很多革命者，来到日本后，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自称“支那人”而非“清国人”。“支那”这个在后来引起中日间很强烈感情冲突的词汇，在甲午后、二战日本战败前，几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国的唯一名词。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指甲申年明亡于清），喊出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的誓言；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报《民报》。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但辛亥革命之后，满汉矛盾一消失，中日之间的矛盾便更趋尖锐了起来。日本依旧延用“支那”，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满。“五四”运动中这也成为当时愤青们最热门的一个“爱国话题”，纷纷上书政府，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

中国政府为此专程向日本提出，认为“支那”一词“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

而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当时有读者投书《东京朝日新闻》，对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使用“中华民国”提出不满，认为：“‘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

本来的确只是音译的中性词“支那”，从此成为中日民族矛盾的标志物，甚至在前几年，新浪网用“支那”Sina作域名，也引起广泛了抗议和争辩。

1903年，来自“支那”的青年周树人（鲁迅），在日本剪掉了辫子，与满清决裂，并拍了一张“断发照”，题诗曰：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百年来，轩辕倒是已经成了中华公认的始祖，但正如网上有人质问的，为什么中国人的聚居区都被称为“唐人街”，而不是“宋人街”、“明人街”？就是因为唐朝才是泱泱大国！如不自强，将来没准还有人抗议我们使用“中国”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