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三十五）

张振雄毕竟不是一个不知轻重的毛头小伙子了。他有了这点认知，就比别人谨慎狡猾得多。 他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这点已被郑卓娅看破。但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郑卓娅征服过许多男人，但对张振雄这样的男人，她还缺点道行。 张振雄忽然心神不宁起来。 他突然感到自己很行。 很行的意思是自感一点也没有垮掉。他的自负自信自得本来已经萎缩到近乎零的程度；没有户口没有职业没有地位没有住处没有钱财，什么也没有。何时才会再有，怎样才能再有，一点把握也没有。这就是滚到了这个社会的沟底，像自己的连襟程忘言一样；用文革时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但是，如今，一个小女人对他所施展的媚功和诱惑，却使他一下子扬眉吐气雄心万丈。 人，也许确实是需要一点刺激的。说得动听一点，是需要一点鼓励的。不管那是什么样的鼓励。 而对张振雄那样的人来说，邪门的刺激正好对路。 他对着小桌上的一面小镜子反复打量自己。从正、反两个角度校验自己的感觉是否正确。 如果说，出狱还不满一年的自己，对一个年青异性确实有着某种魅力的话，那么说明自己其他许多方面还是潜力无穷的。对异性的吸引力，正是一个男人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的某种体现。 想到这里，他忽然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响动。 走到门口，他隔着门问：“什么人？” “请问，”是一个低沉而不苍老的男人声音，“张，张志强回来了吗？” “你是谁？”张振雄紧张起来。 “他的朋友。” “什么朋友？” “同学。” “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家？” “我------” “说呀。” “我来好一会了。” “你，怎么知道张志强不在？” “我，我，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怕找错地方，再去传达室问，他们说他就是住这个屋子。所以，所以，就在楼梯下拐角处等着。这会再上来看看。” “你，你偷听？” “没，没------” “你怎么知道不是张志强？” “猜的。” “你这个人的行为很不像话！”张振雄额上出汗了。 “对不起，我下次再来找他吧。打搅啦！” 张振雄呼啦一下打开房门。“你替我站住！过来！”他声色俱厉地说。 来人已经走出两步。他回头转向张振雄。街角的一盏路灯正照着他的脸。这人个子高大，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很深很亮。 张振雄定睛看去，心中却猛然一惊。 这张脸非常熟悉。熟悉得简直使眼前的景象变成了幻觉。张振雄有点晕眩。 过了一会，他对着一声不响地朝着自己静立的来人说，“你找他什么事？” “没有事。很久不见他了。看看他。”他手里提着一个小袋，身上背着个很大的书包。 “外地来？” 对方没有明确回答。模糊地“嗯”了一声。 张振雄为了弄清究竟，消除隐患，不想让他离去。 “志强差不多该回家了。”他说，“你稍等等？” 来人点点头，把书包从肩上除下，放在地上，坐了下去。 “你，”张振雄说，“进来等吧。” “谢谢。不必了。我就在这里等。等十分钟。再不来，我改日再来看他。” “进来吧。” “谢谢你。谢谢你。不影响你。” “有什么影响？” “时间这么晚了。集体宿舍嘛。” “没关系的。我不是他的同事。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来人重新站起，跨前一步，看着张振雄，像是难以相信似的，“他的父亲？你是他的父亲？”他细细审察张振雄。 “脸长得不像，还是我年轻得不可能做他的父亲？” “都不是。”来人说，“他的父亲是医生，军医。怎么会住在这里？” “噢，这你倒知道，”张振雄怪笑一下，“但是，你知不知道十年浩劫四人帮破坏捣乱？知不知道极左路线？” “知道呀。” “反对四人帮的革命干部受到打击迫害知不知道？” “知道呀。” “这就是了。张军医暂时屈居儿子的宿舍，又有什么不能理解？” “能理解。”来人笑了。笑得很愉悦，很稚气。他再凑近一步，并且直视张振雄的眼睛。“张家姨父？” “等一等，等一等，你不是志强的同学吗，怎么叫我姨父？” 来人用压得极低的声音神秘地说，“我是志强的表弟，么弟。程家的么弟。程忘言俞静君的小儿子程之菽。” (十) 程家的么弟程之菽，自从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骑上哈萨克人的 骆驼绝尘而去之后，跟妹妹敏子一别就此未再相见。 而且，他也未能再见他的任何一个亲人。 人生中，至亲至爱的骨肉、手足、挚友，总免不了小别或契阔。在正常社会，信邮和电讯已经使得万水千山、关隘重重不能阻隔人际的感情与关系。飞机轰然上天，船儿鸣笛扬帆，火车轻快启程，骏马攥蹄疾驰，牛车吱嘎上路，带离的是人的形貌身体，加深的是心中的牵挂和思念。人们不难安排重逢筹划团聚；等待虽也难捱，但四目重新相对那刻的激动兴奋却又不是朝夕斯守的人们所能设想和领略的。人类情愫的内在价值与外在表现，就成了文艺作品千古不老的内容主题；优秀的文字代代相传，给旁人和后人许多启示引发许多共鸣，使人对短促人生更加珍惜万倍锺爱。 然而，在某一种社会里的某一个特定时期，对人际温情的某种毁坏张力竟至无限膨胀。这个社会冤假错案的堆积如山、须予安抚安置对象的无可胜数、种种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就是这种张力存在和膨胀的明证。这种张力来自人性最阴暗角落里一种最腐朽的病毒，而当它竟然成为主宰一切的势力时，这个社会群体性的软弱和怯懦就变成了它的温床。于是它就恣意发展，无坚不摧地毁坏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小哥之菽当年的出走，绝对盲目，绝对必然。 他和他的全家终于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不若铤而走险。之菽已经长成一个支撑家庭的男子汉，他要闯出一个较好的命运，以便拯救全家脱离苦海。目标是明确的，计划却不具体。他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应该去做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但第一步是清楚的。就是先离开这个戈壁滩。 他相信，走出第一步，就能望见第二步。 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能接近、达到目标。 心里的细节打算很多很多。一有多余的钱，就买些存放得起的食物给家里寄邮包。饼乾啦红枣啦咸肉啦，只要是吃的都有营养。不管什么只要能吃到些，妈妈、大婆、朱妈就能撑持下去。妹妹不用担心，她一时垮不了。第一个邮包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天寒地冻之前寄出。没有了我，她们连这个初冬也捱不过。 我必须先到上海。全中国我只熟悉上海。上海有同学、亲戚、朋友、邻居。每一个有交情的人给我十斤粮票，我就可以按月给家里寄邮包了。 在戈壁滩骑在骆驼背上紧紧拽住哈萨克人眼看夕阳渐渐西沉的么弟，头脑里塞满了关于食物、粮票、邮包的意念。他想像着妈妈、大婆、朱妈等饱吃一餐后那种健步如飞的强壮相，心里充满快慰。他也牵挂着妹妹。没有了小哥的妹妹是全世界最微弱最可怜的女孩。她独自从戈壁滩走回去后，家里就全靠她了。不是他不信任她，而是他不知道妹妹自己心里的精神意志力量究竟有多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