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二十二）

敏子不喜欢香港。 那时的敏子，还不能体会那种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对于知识份子文化人士来说是多么重要和可贵。敏子还是孩子，是少女，还没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份子。 自由是一种非常抽象而又非常实际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可以以空气比拟之。人如果缺乏足够的空气或离开空气，须臾之间就会窒息别闷乃至死亡。但是，人处在足够的空气之中，只会优然自得，不会时时因之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因为空气只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人生幸福的构成元素。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觉而已。丧失它的时候，人会产生许多苦恼，拥有它的时候，人决不至于就此心满意足。而且，不同的人对自由的感觉、需求、与对不自由的反应也大不一样。 敏子当然也有某种新异的感觉。她觉得这里幽浮于空气中的一种看不见的氛围，确实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大不一样。这里的人们从来不用担心讲错话信错神犯什么思想上的错误。在这里，思想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政府不管别人不管谁也不管；没有任何人的任何思想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和产生威胁。不像在中国，思想问题是党和政府最重视最严管最不肯马虎的大事。许多人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不是因为干下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而是为了他的思想不被政府所喜欢。这里的人们最害怕的不是遭人揭发受政府打击，而是失业和贫穷。金钱和金钱带来的荣耀是人们最为垂涎仰慕的东西。 敏子并不因为这些种种而喜欢这个地方。 敏子不喜欢这个地方的潮湿、闷热。不喜欢这里人们的虚荣、势利。不喜欢广众一致的对影视歌星的盲目崇拜和对无聊新闻的高涨兴趣。不喜欢女人的炫耀阔绰攀比消费、男人的胸无大志又自作多情自作聪明的浪态。不喜欢小市民的无端紧张一窝蜂趋附潮流的莫明其妙的恐慌。不喜欢香港人对大陆人的蔑视对不讲广东话者的嘲弄对外国人的肃然起敬。不喜欢没有祖国概念没有文化氛围的这个殖民地城市的嚣浮浅薄气息。她一直在对比。拿这里的生活跟程家的书香传统比，跟大西北的悲壮苦难比，跟水文站的人间挚爱比；比来比去，越比越不喜欢香港。她感到窒息。这种笼罩全城的没有灵魂没有心肝只有对物质与本能的贪欲以及得不到满足的压抑与凄惶，使她觉得情愿回去过戈壁滩的地窝子生活也不想在这里再待下去。再加上四姨与姨父的别扭态度不自然模样，使她觉得这里绝对不是自己久留的地方。敏子不要美食华服，不要出众拔尖，不要虚假敷衍，甚至不要辉煌前程，只要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与无条件信任。只要这些。这些就能使她的心灵得到滋养，使她的精神获得放松，使她的日子过得容易些简单些平淡些。对出国留学，她也不甚在意。不过，想到唯有藉此可以离开香港和四姨夫妇，她就不敢懈怠了。 不论对于欲挽韶光者还是度日如年者，时光一样无情流逝。 两年学业转瞬结束。校方在副校长浦女士的干练推动下，很快替程敏子办妥了前往英国朴茨茅斯一家著名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一切手续。敏子在暑期结束前一个月，从寄宿宿舍回到四姨家里。她打算收拾一下行装，小住几天就启程去英国向学院报到。 她乘的士回家，用钥匙轻声开门进屋，然后脱了鞋，换穿拖鞋，拾级上楼。长年卧床的弟弟的屋里有音乐声响传出。她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旋转门把，推门进去。 敏子猛然惊呆了。 只见姨父全身赤裸，站在床沿，而另一个女性的赤裸肉身则弯腰俯向床里，双手支在床上。姨父的下体贴着她的翘高的屁股，他的双手恰好扶在她腰臀的两边。 他们两人好像正用身体在相互撞击着，女人头发披散下垂，嘴里还有闷声闷气却颇有节奏的咿嗯之声。 敏子呆立在门口不能动弹。 乱扔在地下的，是名叫蒂玛的那个年轻印尼籍女佣的花裙和内衣内裤。 她听不到床边一男一女的惊叫声，也看不到他们脸部的表情。她回过神来，迅速退出，把门关上，逃到楼下，略一思忖，又走进楼梯拐弯处的一个小储藏室，在里面锁上了门。 敏子开亮电灯，坐在一口箱子上，犹自喘息不止。 她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个场景之怪异与丑陋，却是敏子生平绝未见过也根本无从设想的。 于是她懂得了姨父这个人的全部表情和举动的含义，也知道了他和四姨的关系为什么一直表面和睦实质紧张，还明白了四姨为什么会感叹说，“女佣不用不行。长年不换不好。经常调换更加不好。” 她决定，等到楼上那一男一女处理好善后事务各自躲避起来以后，再想办法溜出去，像刚刚回家似地重新从大门外进屋。 敏子无意中一抬头，看到木架子上有一捆用橡皮筋扎起的邮件。 她认得出那是大陆寄出的信件。因为信封的纸质极差。上面有自己熟悉的大陆邮票。 她顺手拿下一看。 她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是妈妈的笔迹。 当过法院书记官的妈妈的小楷书法是大有根基的。她的钢笔字也极为漂亮。 是妈妈写给四姨和姨父的信。 照例敏子绝不偷看别人的私信。 但是她忽然有了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胆量。她抽出信纸来逐封细读。 总共六封信。发信地址是敏子不知道的一个地方，一个江苏县城农村的社、队。 敏子终于知道妈妈的下落了。 信是妈妈从大西北南归以后写的。信上写了历年的遭遇和目前的境况，写到跟几个子女的失散，如今跟大婆两人相依为命------敏子的热泪扑簌而下，哭得几乎哽咽。“妈妈啊妈妈！”敏子在心底里力 竭声嘶地喊着，“妈妈！大婆！” 从信件的内容看，四姨她们从来没有给妈妈回过信。 妈妈非常为难非常羞愧地向四姨乞求经济援助，或者请四姨设法转请大舅救助----因为妈妈和大婆两人现在靠农活工分活命，因劳动力不足而吃不饱穿不暖----但是，妈妈非常讶异何以一直收不到四姨的回信------ 写了六封信以后，妈妈就不再写了。 短短的几分钟里，敏子明了了，人，有些人，可以狠心卑劣下流到什么程度。 敏子把信件放回架子。她抄下了妈妈的地址，再细心核对一遍。 其实她已经牢记在心了。 十一天以后，敏子带着原先准备去英国读书的全部行李和钱款，从香港归返内地，来到大婆妈妈身边。 敏子从此留下，不愿再去任何别的地方。 大婆和妈妈的身边，是敏子流浪的终点。这里虽然没有普通中国人都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可怜财物，却有十九岁的程敏子所渴望的全部东西。 花费不少口舌和周折，经过层层的审察、查核、申报、批覆，敏子总算在妈妈原籍的公社生产队落下了户，成为一个农民。 在这里，她送走了自己从十九岁到三十三岁的全部花样年华和青春岁月。 她送了大婆的终。 她使妈妈的炼狱般的老年生活变得有照有顾，有依有靠；不再视活下去为畏途，不再带着无望的期盼和心碎的遗恨。 敏子回乡的第二年，中国就爆发了被称做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动乱；波及农村的时间，要比席卷城市的时间略晚。但因农民的低文化、劣素质，那里的翻江倒海就更加荒唐和残忍。 敏子被加上“香港派遣特务”的可笑罪名遭到批斗、殴打和逼供，处境比五十多岁满头白发回乡已有好几年的妈妈更为艰险。那时她们已经被革命造反派从原住的祖宅上两间很好的砖瓦房里赶出，蜗居在公社早先烧煮猪食的一间灌风漏雨的棚屋，恰与“老革命”五保户俞小毛为邻。 某晚，敏子在饱受批斗后，被关在小队一间仓库里写交代。 敏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代。 她也不愿像所有被批斗对象那样，往自己头上乱扣滑稽可笑的帽子。她不求暂时的脱身。她知道，“运动”不收场，是脱不了身的。 她只写了几行字就不想往下写了。写不写是一样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