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十二）

谢迎胜一直被关押到七十年代初才获解放。那时省委、市委、公安厅全都换了人马，他没有回公安机关，而是被下放到省城的一个军事工业单位做厂保卫科长。四人帮倒台以后，原先老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接任省委书记，新书记找迎胜去干了三年省委组织部处长。最近，省委书记调到邻省，他带迎胜过去担任程之朗原籍所在地那个专 区的地委书记。谢迎胜是在解放后的第三年结的婚，妻子小他十四岁，是省京剧团的二牌花旦，因为丈夫在文革中被打倒靠了边，她没有资格出演革命样板戏，这倒又成了四人帮倒台后的一项政治资本，后来就调进省文化局当上专门管理剧团剧场的科长了。谢迎胜在五四年生了个女儿，在五六、五七年接连生了两个男孩，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 两人说罢各自的经历，天色已经断黑了。 迎胜招呼之朗在宾馆餐厅的一间雅室共进晚餐。菜肴非常丰富。当时，全国各地还处在相当贫困的状况，城市居民的主食副食都限量供应，生活日用品样样短缺。程之朗已在官场混久，对干部们的特权享受司空见惯，所以并不少见多怪。 酒足饭饱，迎胜说：“我们言归正传。我，刚刚接手这几个县，正巧碰上你大舅这件事，家乡的这摊摊，就归我管。莫非这正是天意？我接到通知，马上查找你父母的下落。你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事想都不敢想。你恐怕还不知道吧，你父亲，一九六零年就过世了。在大西北。你大婆，很硬朗，熬过了这最苦最难最危险的十多年 ，在七四年去世的，得寿大概九十多了----” 之朗没有弹跳起来，没有放声大哭。他僵直了，硬木了，血色退尽，嘴巴张开，一些饭菜从嘴里掉落下来。 迎胜放下筷子，伸手抚拍之朗的背部。 之朗机械地抹去嘴上的饭粒。用一种不似人声的语音问道，“我 ，我妈呢？” “她还在。在乡下祖地。说有个中年女人跟她一起过。我想，除了小妹，还有谁呢？” 之朗含义不明地“哦”了一声。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动弹过。 “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没法子改变了。死了的人，不会活转来，不管死得多惨多冤。这几十年，谁不都像做了一场恶梦？我们还活著，就要活得强点。你混得不错。很好。总比被时代被命运淘汰好得多。混得好，不单靠运气，要本事的。老实说，我比哪个都明白，你父母不是坏人。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们如果算坏人，世界上的好人还值得别人相信吗？但是，解放以后，一个‘好’字一个‘坏’字不由我们自己说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现在，我在这里，没有人会再迫害你母亲了。当然，最好是趁这个机会把户口迁回上海去。我想可能性是有的。在这个国度里，没有什么事情是办得到的，也没 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只在领导嘴里一句话。现在上头有指示了，我手里的绿灯就尽管开，开到哪里是哪里。有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话虽难听，绝对是真理。我到这个专区，省委书记给我一 把尚方宝剑，兜底清除文革时期的三种人。你要知道，农村的事情不容易办，老根老须纠结在一起，地头蛇挨了一下整，过几天还是一条地头蛇。我大致摸了摸情况，有些解放初期土改时就耀武扬威的家伙 ，到今天还是神气活现。农村里新干部、好干部一直断档缺货。书读得好的小孩，进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了。农村干部几十年来多数是物质不灭废物利用。整了打了撤了免了，过一阵，又复职了。因为他的后台老板在公社里在区里在县里还是一条活龙。我还没有去过你家祖地。明天我陪你去。看看你母亲去。不向下面打招呼。我已经关照过县委了。我说谁敢违令我就找他算账。我们去看一看。不管怎样，阿弥陀佛，你母亲的倒霉日子总算过到头了。现在，在这个地方，我姓谢的说了算。我不怕。省军分区司令是我在老总身边时结交的好朋友。他妈的，我怕谁？----” (四) 上午九点刚过，谢迎胜和程之朗就启程了。他们乘坐县委的小车到达建红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建红镇街上，下车买些烟酒水果糕点补品之类的东西，由之朗提着，再雇乘当地乡下人称的“二等车”----载 客的自行车----，直奔俞静君居地的村队。使他们惊讶的是，一提俞家故宅和老人，当地人竟是无有不知者。驶车的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轻 人，对着两个看似城里模样的乘客反复打量，然后，中年人问，“同 志哪里来？” 之朗不知该怎么说，转头看迎胜。迎胜说，“大老远。上海来。 远房亲戚。” 中年人点点头。“我就是俞家同一个小队的。这么些年，没见什么亲戚来过。” “是呀。”迎胜说，“文化大革命，谁敢来？” 那个年轻人说，“来是有人来的。不是抄家批斗，就是提审外调。可密繁哩。文革结束，就不见人影啦。” “是的，是的，”这些话语使迎胜心境恶劣，使之朗心惊肉跳。 中年人接过之朗手里的东西，把它们分开两边绑缚在自己车子座垫的两侧。两人默默上了车。 沿着直通省城的公路不紧不慢地行驶，之朗不住地向两边张望，觉得家乡完全不是自己记忆中、想像中的那个样子。拐出公路，二等车转向乡间，景象大不相同，车子开始颠簸。“当心。抓紧我。”之 朗坐在年轻人的车上，那人说，“来过吗？” “没有。”之朗答道，心里感到一阵惭愧。他很怕对方追问下去。 “也没有坐过二等车吧？” “搭坐自行车是经常的。，”之朗说，“也常带别人。不过座垫没有你们的做得这样讲究。这，坐着很舒服。” 年轻人笑了，“我们是赚钱的。有人坐长路，一、两个钟头，座垫不好，屁股吃不消。” “现在公共汽车四通八达，你们这种生意还有得做？” “公共汽车哪里能跟二等车比！”年轻人自豪地说。“公共汽车有班头，脱一班起码等一个多钟头。公共汽车有上下班，太早没有太晚没有。我们是天亮半夜，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送客到宅上，来家 里接人。机动灵活。你同志约个日脚时间，到时我就在码头港口车站随便什么地方等你了。” “让你这么一说，二等车的优越性倒真是不少。” “你同志是本乡人吗？” 之朗像怕露出什么破绽似的连忙否认。“不是，不是的。” “听你说话，倒是有一点点本乡口音----” “不会吧？”之朗狼狈之极。他是最不愿说谎的，尤其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随口说谎。 “俞家远亲？” “是的，是的，” “本家的，我们大致上有个数。远房的，就不一定知道了。” “怎么会呢？” “俞家老太，回乡也不少年数了。一回来，乡里的老人都会记起当年的老历本，什么老老太爷、小老太爷在哪里做官啦。多么发达多么 神气啦。谁是谁的什么人啦。你知道，本乡本土，沾亲带故的人总有 一大串。旧时代乡下事情少，老人们一辈子就看见那么几件大事，记 得牢牢的。老太太们不回来，慢慢就忘了。她们一回来，老皇历就有翻头了。不想碰到文化大革命，老太太们够惨的。” “你说的老太太们----”程之朗战战兢兢地问，“是----” “大老太太。还有老爷的第二个女儿。都是老太太了。” 老太太？之朗不禁疑惑。在他们心目中，妈妈已经变做老太太啦？在他的记忆里，妈妈还是二十几年前的形象。她还只有四十多岁， 挺神气的。妈妈永远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样子。她因为活泼，开朗 ，愉快，因此灵巧，轻盈，没有那种中年妇女的发福和迟缓的模样。 二十多年过去了，之朗连妈妈的音讯都没有，不要说相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今我自己的孩子都十多岁了，妈妈当然老了。不过，妈妈怎么会老呢？这似乎是难以想像的事。这么多年，妈妈怎么不想办法找我？不过，她如果来找我，我会怎样？我不是不希望她们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吗？我不是在心底里已经跟父母划清界限了 吗？我背着反动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不是差点毁了前途吗？爸爸妈 妈也不愿把我的前途毁了啊。他们是希望我在这个社会里----任何社会里出人头地的啊。因此，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不用这么内疚。这是社会的变革，不是什么个别人的过错。 走在前面二十米开外的迎胜坐的那辆车停了下来。 之朗的车子靠近后，也停下来。 “到了？就这里？”不知何故，之朗又紧张了。他环顾四方，不见 近处有房屋。 “不。”迎胜说。“等等你们。这位同志说，近了。小路难走。最 近下过雨，又出大太阳，烂泥路又硬又不平。我们走进去吧。” “不用车了？”之朗忙掏口袋准备付钱。 “还要他们带路。”迎胜说，“这里又没有门牌号码，一路问，招 麻烦。他们熟门熟路。” 四人在被自行车和其它车辆碾出来的乾硬了的车辙小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 年长的那人摸出一包蹩脚香烟来。迎胜忙从口袋里拿出“大中华 ”来分发。那人一边替迎胜点火，一边斜眼瞄他，问道，“同志在上海当干部？” “哪里哪里。你看我这种人像干部吗？出来探亲，托人开后门弄两包好烟放在口袋里充充门面罢了。” 那人笑了。“这倒也是。起码角色口袋里放的都是好烟。大干部下乡，口袋里就偏偏放飞马牌了。” “你同志经验很丰富。”迎胜笑着说。 “跑码头的，看得多了。” 之朗听着他们的对话，不禁对迎胜十分佩服。自己在厂里虽然跟工人们也能‘打成一片’，但出来在社会上，他却毫无与下层人民打交道的经验。迎胜说过，他们这次仅以亲戚身份下乡。这样可以了解 到许多真实情况。 之朗东张西望，觉得昔日家乡的形貌已经无影无踪。树木非常稀少，只在民宅的周围略有几株，难见一片葱郁之象。乡人的住屋是分散的，矮小的，孤零的；多数宅旁，已无河沟，也无竹林。庄稼种得很紧密，河边沟沿都种满豆菜，屋上爬着瓜藤，宅门口长着茄子。整个乡村，已没有一寸空地。一路看来，瓦房居多，但茅屋也还不少。 沿路的住户看到一行人进村，尤其有两个陌生人，全家老小都挤到门口站在自家的屋檐下看着。 “尚发，载到好客啦？”一个老人衔着旱烟袋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老太的上海亲戚，”中年男子答道，“镇上生意。两只角子。”意思是油水不大。 “带的货色倒不少，”老人看着绑在车子座垫两旁的包包袋袋。乡下人对别人的财物永远是敏感和眼尖的。 “上海来的嘛。” “也不少年啦。”也不知是何所指，老人感叹地拉长声调说。 走了二十几分钟，尚发跟好几批人拉话搭腔，内容都差不多。那个年轻人大概辈份小，一言不发，推着车子闷头走路。 最后，他们绕到一排较大的房子前面，行经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模样的房间。里面一个瘦高个子闻声走到门口，向着尚发问道，“去哪里？” “小屋里来了上海亲戚。”尚发一边走一边答，像是无意似的。 “唔？”瘦个子朝向迎胜他们走来。 尚发这才停步。 不知何故，之朗又发慌了。 “上海来的？”瘦个子对着迎胜问。 他们止了步。“是，是，上海来的。”迎胜说。 “干什么？”瘦个子的脸上毫无普通礼貌的表情。 “看亲戚。” “谁？” “俞家的，应该说是程老太太----” “你是什么人？” “她夫家的亲戚。” “有工作证吗？” “有。当然有。” “看看。” “没有带在身边。出来看亲戚嘛。” “有介绍信吗？” “没有。探亲也要介绍信？” “谁说不要介绍信？” “我倒不知道有这个规矩，”迎胜说，又加了一句，“下次来就晓得了。” 迎胜补充的那句话起了缓和作用。瘦个子的火气上来又下去了。 “下次要带。”他说，“你来看的不是别人，是地主反革命。知道 吗？你在上海干什么工作？” “商店营业员。” 瘦个子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你呢？”他转向之朗。 “他是我侄子。”迎胜说。 “你哑了？自己回答！” “我----我在小学教书----”之朗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这时，赶车的年轻人凑向尚发轻声说，“二叔，我先走一步了。车钱你代我收----” 之朗听见他这么说，连忙掏出一张一元人民币票子塞在那人手里。那人说，“找你八角。”他正要摸口袋，之朗说，“不要找。不耽搁你了。多谢多谢。” “你倒阔气。”瘦个子对之朗说，“你赚多少钱一个月？” “五十几块。” “告诉你们，”瘦个子提高了声音像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什么政策似的，“这里是革命的农村人民公社。跟阶级敌人来往，人民有权力监督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带来的东西，先放在小队办公室，要检查检 查。” “检查什么？”谢迎胜来火了。之朗瞟了他一眼，他随即会意，又 接着说，“都是刚刚在街上买的，发票还在这里呢。” “你说啥我就信啥，我还当得成这个革命干部？”瘦个子讥笑地说 ，“尚发！卸下来，提屋里去！” 尚发向迎胜横了一眼，取下车上的包袋，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进屋去。 “请你开个收据给我。”迎胜说。 “又不是卖给我，开什么收据？” “不给收据，我问谁要去？” “你敢在这里纠缠？” “你不拿我的东西我跟你纠缠什么？” “走！” “我不走。”迎胜说。“要么把东西还我，要么给我收据。” “阿叔，走吧。东西----他们检查好会还给我们的。”之朗不想把事态扩大。不过，他也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基层干部竟是如此霸道 。到了这里，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不怕。大天白日，谁能把我东西拿走？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王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笑话！”瘦个子对尚发说，“去！去叫几个民兵来！”他又转向迎胜，“马上就让你领教领教什么是王法！” 之朗担心极了。他不想在这里大闹一场。原先讲好了先隐姓埋名来瞧一瞧的。何况，跟这种村队干部斗闹，有什么意思。 没想到迎胜即刻落蓬。“好了好了，不要麻烦民兵了。请你检查好就还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走啦。你做的这个干部，担的这个责任 ，我又不是不懂。” 瘦个子轻蔑地撇撇嘴，回转身子进了办公室，把门“砰”的一声甩上了。 尚发推着车子一言不发地继续引路。五分钟后，他们走到一间歪歪斜斜的茅草屋前，他停车止步，向迎胜伸手摊掌。迎胜拿出一张五角人民币票子放在他手心里。他没有收回他的手，而是三个指头一起招动，意思是不给满一元他是不会罢休的。迎胜再给五角，他这才向迎胜投以阴险的一瞥，转身上车走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