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八）

之朗呆呆地瞧着将军。 “晓阳是女流之辈。我对她不抱太大的期望。”当将军看到之朗脸上显露出不解之色时，便说，“女中也有豪杰，也有巾帼英雄，但她不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清楚。”他接着说，“你是可以的。” “我----我也不是那块料----” “不要打断我，”将军说，“你可以。我不是硬要拉拔你。你如不行，我也会放弃。强扭下来的瓜不甜。这我懂。我看了你这些年，我觉得你可以。我对你抱着很大的期望。为什么呢？让我把理由说给你听。你在大学里学到了比较扎实的工科基础，加上你的长期实践，你在企业管理和生产指挥方面已经是个专家了。这你不否认吧？” “这----”之朗有点难为情，只好不置可否地漫应一声。 “此外，你不是一个嚣张跋扈好大喜功的人。你也不是一个虚头滑脑满口假话的人。你更不是一个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人。还有，你不擅权弄权，爱当人上之人。这些，我是看在眼里的。我个人，本人，喜欢你这种人。我比较信得过你这种人。我觉得革命理想，如果真从最纯洁的起点出发，就应该由你这样的人去实现，而不是由那种伪君子假理想主义者去实现。寄希望于那种人，迟早落空，梦醒，破灭。这几十年，经过这么多次的运动，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把人的头脑弄成了什么样子？把中国弄成了什么样子？这些种种，都是必要的吗？都是应该的吗？都是有益的吗？如果是的，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是谁，得到了好处？老百姓要什么？老百姓要的只是丰衣足食，钞票够用，小孩有前途，老人有依靠。一句话，生活幸福。现在，老百姓生活幸福吗？当初我们搞革命，还不是拿物质利益来吸引群众的？我们的诺言兑现了吗？八年抗战死了多少中国人？几年解放战争死了多少中国人？解放以后的和平年景，又死了多少中国人？如果说为了抗战，为了解放，不能不牺牲人命，那么解放以后，死的人都是该死的吗？”将军越说越激动，竟气喘吁吁了。他停顿了一下，看到之朗由于惊愕骇惧而变得越来越苍白的脸色，他发觉有略加解释的必要。“不要害怕。之朗。我的想法，不是孤立的。是很多老革命老党员，那种抱着比较纯洁的革命理想的老同志都有的。革命是变质了。革命的成果被少数人，几个人，到头来是一个人篡夺去了。他，成了不穿龙袍不戴金冠的皇上，他的伙伴，不管交情多深功劳多大，不甘心当他的奴才的就一个个全没好下场。全中国弄到后来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随意说话，而全中国的人民都只能重复他说过的话。每一个人都被迫成了骗子，大家骗来骗去，回到家里也还不敢说心里话，因为怕什么人不懂事捅了出去惹祸。这是正常的社会吗？是幸福的社会吗？中国人盼望了多少年就是盼的这样的社会吗？我们出生入死闹革命要实现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吗？” 之朗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回答，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幸亏将军并不等他回答，又接着往下说，“这些话，我早想跟你说了。家人骨肉之间，如果也像走出去在公开场所一样地要防这防那，那我们活着真连狗都不如了。”他说，“你也许会想，爸爸说的， 不都是反动言论吗？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说这个事。这是真心话，不是反动言论。说这种话的人，是看得出真相的人，是有头脑有眼光的人，不是什么反革命。打击这种人，消灭这种人，是非常狠毒非常残酷 非常不光彩的。我们共产党要是做得好，做得对，会有多少人来反对我们？即使有，又有多少人会去附和他们？怕什么？我们做得不好，不对，靠杀人能封住人的嘴巴吗？嘴巴封住了，脑子能封住吗？为了 封脑子，就去控制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把教育乾脆废除了，这是什么行为？皇帝，军阀，反动派，国民党，做过这种事吗？” 之朗还是呆呆地瞪大眼睛看着岳父。但他的大脑已开始转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但我不是木偶。我有大脑，我会思考。我听从上级的指挥，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但怎样去认识所有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能说该说的，我说；不能说不该说的，我闭嘴。因此在这个队伍里，我没有摔过跟斗。我懂得如何去平衡本人的内心思想和本人的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少见的奸人，或者是特别深沉的两面派。不是。我认识的许多人，包括地位比我高得多的一些首长、跟我差不多级别的的一些战友，还有不少下级。他们都读过很多书，经过许多事，尤其是知道那个被我们打垮的旧社会。他们都是在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只要不是蠢包和坏蛋，哪有看不出来的道理？”说到这里，将军拿起一支香烟，之朗连忙替他点燃。将军很少抽烟，但不是绝对不抽。 “我举一个例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理论角度去看，是不错的，我想也是存在的。世界上有统治阶级，有剥削阶级，当然就有被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些对立的阶级产生矛盾和斗争，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这个公式不能乱扣乱套。中国农村，我很熟悉，因为我出身农村。我认为，那，大致上是一个宗法社会。这，你恐怕不大懂吧？也许我用错了词语。不管怎样，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家族聚居，很少流动，渐渐形成了张家村李家庄什么的，方圆多少里范围，多数是同姓，是近亲。这些人里，有勤人有懒人有巧人有笨人，因此有富人有穷人。穷人里面，胆大的、活不下去的，就闯出去了。有的一去不归，很可能在外立足了，当然也可能死在外面了。有的发了点小财衣锦荣归了，置一点田产，就比其他人家富了。而且，这种贫富的处境，不是一成不变的。穷的人家有人闯出去闯出了一点名堂，别说闯出名堂，就是男人学做木工泥水匠女人家肯到上海去做女佣女工，家里的收入就大大强过单靠种田的农户，就渐渐好转了。老毛的父亲毛顺生，幼时家中十分贫穷。十六岁去当兵，几个月退了伍，开始做小买卖，因为头脑灵活，胆子大，不几年就好转了，再后来就富裕了。这不正是一个极好的实例？而富的人家出了败子，破落起来也是很快的。不管怎样，根据我的记忆，在乡下，不论是贫是富，大家免不了沾亲带故，抬头低头，看到时总是“叔公、大伯、阿婶、亲婆，”叫起来很亲热的，礼貌是不可不讲的。乡下人有句话： “人长礼不长，钱长辈不长。”意思是：我可能年纪比你大，可能财产比你多，但辈分是你高，我还得叫你一声好听的。这就是那时那地的社会秩序，也是每一个人都遵守的礼数。那时的乡下人，对读书人、有文化的人、老师，特别尊敬尊重，因为这些人教小孩子读书，替乡邻写信念信，给新生的婴孩起名以及为死人写神主牌位，总之会给乡邻提供许多免费的服务。同时，据我所见，乡下人对有点钱的人也是很恭敬的，因为有钱人的钱不是拾来也不是偷来的，有钱人总是比较勤劳比较聪明比较有本事或者运气比较好，而穷苦人一旦急需时，免不了要向身边宅旁的有钱人告贷，借几升米粮借几吊铜钱，而他们的要求多数是会得到满足的，因为近邻近亲，谁能看着人家落难，谁受得了周围大众的责难。前些年，老毛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过，他的母亲常常在饥荒时送米送钱给穷人们。这种善良的美德，不会仅仅毛的母亲一个人才有吧。当然，恶霸坏蛋欺压百姓的人也有，但不多，不是普遍的问题。我走南闯北，看来看去，大致上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尤其在最广大的农村，有我们协调社会融洽关系的特别脉络，那就是骨肉亲情自然产生的宗族辈份、礼貌关系的秩序。我一直非常怀疑阶级斗争的说法。我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阶级斗争不是我们这个国家过去存在的主要矛盾，或者说一触即发的社会问题。中国农民之所以穷，在我看来，一是耕地太少，二是耕作方法太落后。以往的乡下人，最好的脱贫办法就是脱离农村，一走了之。他们的个人出路是找到了，但农村的问题就丢下来留给比较没有能力的农民，而那种人，除了更勤力更省俭更熬苦之外更加没有改进改良耕作方法的意愿和能力。所以，我看到，中国农民之困苦，主要不是地主的剥削。尤其在南方，土地的兼并并不严重；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多数是在官路上和生意上发了财的人，这种人早就离开农村，不会待在乡下吃饱了没事做专门跟几个最穷的农民过不去，或者一心打人家一间破草屋的主意什么的，”将军吸一口烟，把白烧到尽头的香烟捺灭在烟缸里，又补充了一句：“像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里描写的那样。那是假的，至少是把极个别的事例夸大成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的事情。----这种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老实说，在我的记忆里，乡下，是十分平和十分友爱的地方。那种气氛，已经变成一去不返的历史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说，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革命者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所提出来的理论，并不一定完全附合事实。毛老头出身农村，比我差不多大了一辈，我看到、知道的东西，他比我清楚十倍百倍。他读的古文古书，也不知比我多多少。对中国社会，他的了解比我深入得多，真切得多。不过，为了革命，为了鼓动千千万万农民、穷 人起来跟他走，他就要创造这种理论，就要坚持这种说法，就要让下一代的你们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可以表示接受可以跟着他走，却不可在心底里把自己的判断力和良知也否定了。”说到这里，将军又想要烟了，之朗马上递过去并替他点上火。将军深吸一下，吐出一口浓烟。 之朗这时已经平静下来。他为岳父的聪明深刻、有头脑有主见不迷信不盲从而深深折服，觉得自己这三四十年简直是白活了。他听得饶有兴味，不时挠耳搔腮。 “说良知，只不过是内心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把良知踩在脚底也照样活得煞有介事。而，如何适应这个社会、这个我们既无法改变也无法逃避的生活环境，才是最紧要的头等大事。 “我认为，要适应，就要主动、真正适应，而不是被动、表面适应。主动、真正适应，就要从骨子里认识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真面目，你才能在乱石坑洼上如走平地，在急流旋涡中轻舟快进。除了这点，你还要懂得人际关系的真正奥秘。要懂这个，就要先懂人性。兽有兽性 ，人有人性，哪能说没有人性？毛老头说只有具体的阶级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是颠倒黑白。第一，阶级性才是抽象的，而人性是很具体的。第二，阶级地位是可变的，人的本性是不变的。穷光蛋一朝发了大财，饱暖就思淫欲了，还有无产阶级的特性没有？皇帝被人篡了位，夺路逃命，饿了两个月肚子，还有没有统治者的阶级性了？所以，阶级性由于阶级地位的可变而是非常不可靠的。只有人性，才是永远附着在活人身上的。让我们来看看毛老头子自己吧。我们姑且承认他原先是无产阶级(其实他不是真的无产阶级)的一员，有无产阶级的特性，有革命性。但是，他得了天下，住的是皇宫，说的是圣旨，把国防部长老元帅说撤就撤，撤了不算，还讲得人家一钱不值，几十年的功劳苦劳疲劳一笔勾销。把自己先后指定的两个最好最好的接班人一个下狱折磨死一个逼走落荒死，这还叫无产阶级的伟大光荣阶级性？说穿了，不过是人性在作怪吧了。杀戮功臣、嫌贤嫉能、陷害忠良等等，就是当皇上的人的普遍人性。因此，懂点人性，懂点人际关系的奥秘，你就能一眼看穿这些年来的什么群众运动、什么路线斗争，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会事。你心中有了数，你才能主动、真正去适应这个社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怎么说，不会陷于盲目，信错跟错，一个跟斗摔到十八层底下去。 “对这些种种，你如果只能照着党中央文件所说的那一套去理解去认识，你也是不可能条理清楚顺理成章的。因为那些东西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充满矛盾，前后抵触，今天打昨天的耳光，明天再打今天的耳光。你去看看<<红旗>>杂志吧，当时是革命的理论，过不了几年就变成禁书和毒草了。你再看看党史吧，过一阵子挖掉一些删去一些改写一些，永远不能定稿。这种颠三倒四、出尔反尔，老在那里自出洋相自我阉割，你，你们，难道一无所知，毫无察觉？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是愚蠢麻木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步了。今天，我倒要问问你，之朗，你给我说说心里话，你，这个四十岁的人，这个大厂子的党政领导，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之朗没有多想就回答说，“是的，爸爸。我就是这样的人。” 将军笑了一笑，“很好。之朗。你说了大实话。我对这一点是满意的。古人说：知耻近乎勇。我说，知道了自己的愚蠢，就是清醒的开始。我不责备你。你的状况，是一代人的缩影。解放以后的教育和二十几年的现实，把你们弄成了这个样子。这正是老毛和他的追随者所希望的样子。” “爸爸，我这样爽快地承认，就是我已经有了认识。”之朗非常诚恳地掏心掏肺；这在他，打从成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岳父的坦率真诚极大地打动了他，把他多年来的戒惧一下子消除了。“你对我说的这番话，当然还有以前说过的一切，对我是太重要了。这么些年来，我，有时候也有感觉，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机器。头脑上只有一个开关和加油孔，身上拖着一个电插头。插头一插，开关一开，我就动了，就照着设计规定动了。如此而已。社会上、政治上的种种，我不看，不想。不敢看，不敢想。我自忖：我是什么？我是黑五类，是狗崽子，是应该待在劳改场里干到死的人。这不是什么人欺负我，虐待我，而是社会的性质为我注定的命运。我一直是这样感觉的。我打从懂事开始就尽力远离我的家庭，免得太早被揪出来，但我相信这一天总会来的。到跟晓阳结了婚，有了你这个爸爸在我的头上保护我，引导我，我心里的恐惧才消除了一大半，但还没有完全消除。那是不会完全消除的，因为这个社会还是这个样子。我明白，不要说反动派反动阶级，就是革命派革命干部，也都在危险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而人的毁灭，要是一枪打死，倒也爽快，那种精神肉体上的长期慢性折磨最后还是不免一死，这些年见得太多了，是实在非常恐怖的。我虽然做了厂的领导，但自己总感到自己是“混进党内”，是“ 窃居要职”，终有一天是会被打下去的。我们那赵书记，不是响当当的老革命？他的出身不知比我好多少，革命资历不知比我高多少，这么多年领导干部当过来了，就是在文革中太走红在批邓上栽了跟斗， 一下子落难了，谁也不理他了。前个月我在路上碰到他，他提了个篮子去买菜，人弄得像个鬼，整个儿萎掉了。我安慰了他几句，但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也不敢说什么。他告诉我，他的问题正在逐步升级， 现在要交代的，不光是批邓，而是几十年的问题。新账老账一起算。很可能马上就会被捕。这真把我吓死了。那时，谁不批邓谁倒楣，如今，谁批过邓谁倒楣。这，叫人家怎样去判断去跟从？我们这种小老 百姓基层干部，怎么知道上面会怎么变？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文革领导中心，党的十大是毛主席本人主持召开的，现在，毛主席还是永远留在十 亿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那批人全成了反革命，我们怎么跟得上形势的变化？批邓那会，亏得爸爸叮嘱我躲得远点，我明白内中定有道理，就吊儿郎当地混日子，更亏得赵书记喜欢独霸会场放了我一马，不 然，我这次不也跟他一起倒了？倒了就倒到底了，就从根子上翻老底了，我这个人，底牌比赵书记烂多了，我这样的出身，哪里经得起翻？一翻，真是枪毙还死有余辜哩。”说到这里，由于激动，之朗差点 咽住。他咳呛了一阵，把脸都涨红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