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灭》（十八）

程忘言与温思齐四目相接。 他知道温这个人。他知道温对侯教授态度变化的根由。他很怕温思齐这种人。他也明白，得罪一百个侯教授，其后果也不如得罪一个温思齐来得有害。于是他又抽出那叠已经塞进皮包的稿笺，对着温思齐摇了一摇，说，“吃了退稿，”说罢又苦笑了一下。他想让温明白，自己对他，无事相瞒。 “退稿？”温思齐十分惊讶。“你开玩笑吧？你程先生的大作，各方面都在抢起来呢，谁敢，不，谁瞎了眼，会退你的稿子？” “不是这意思。”忘言笑着说，“是我的个人历史书面检查，让柳书记退回来了。她要我修改，重写……” “这么回事！”温思齐笑了笑说，“我道是什么退稿呢。她有什么不满意呢？” “也不是很大的不满意。是有些部分要删节……” “那，就照着她的指示修改罗。领导嘛。” “是呀。”程忘言说完了，把稿笺重又塞进皮包，坐下看书。 温思齐也低下头去书写起来。 他突然心不在焉了。柳书记对程忘言好，他早就心中有数。柳书记当然对谁都好，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她对程特别好，这是他温思齐从眉眼神色里感觉出来的。他对自己的特殊敏锐而又准确的感觉是相当自负的，虽然他一贯喜欢当众自称呆头呆脑反应迟钝。装傻是一种好的办法，你装了傻，多数人就会以为你是真傻；这样，人家暴露在明处，自己隐藏在暗处；你能明察人家的一切，人家对你始终陷于盲目。当然他也明白，柳与程之间并无男女情事，但一个支部书记偏袒某一同事，至少大家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中了，这对自己总是不利的。想到这里，他有了一个主意。他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茶叶真是利尿。多喝了点茶，一会儿又要跑厕所了。” “是的是的，”忘言漫应道。 温思齐真的去了一次厕所，接着来到魏书记的办公室。 他把柳书记退回程忘言的检查让他重写一事向魏书记作了报告。 “那么你……你怎样看呢？”魏书记不置可否，反问一句。 温思齐没料到会有如此一问。他有点狼狈。“我……我是据实汇 报……说得不对，请书记批评……” “说。” “原稿最说明问题。删改之后，就有隐藏，就有选择了，就不是原始的真相了……” 魏书记沉吟了一会。他翻眼看着天花板，没有理会温思齐。 温等了一会儿，见他仍无反应，就怯怯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魏书记两只眼睛对着他，但好像又不在看他，“你，来汇报这事，不管说得对不对，正确不正确，汇报本身是对的，正确的。柳书记处理这事，是请示过我的。不过，以后，你倒不必捉摸支部跟总支之间通没通气。有什么见闻想法，毫无保留不拘内容地来向领导汇报，总是不会做错事的。当然，找柳书记汇报也一样，因为大事小事，她也要一古脑儿来向我汇报的。你直接来找我，让小柳少烦点心，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其他事情，也是合情合理、不成问题的。” 这一番话，既隐讳而又明显，既圆滑而又直接，真让温思齐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至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魏书记对任何告密是来者不拒的。 温思齐走后，魏书记立刻找到柳叶舟，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以后，下面写任何东西，要把草稿、底稿全部收缴上来，统统归档，不准发还，更不准销毁。听到了吗？” 叶舟心里估摸着这个指示的由来，正要发问，魏书记不耐烦地一挥手，转身走了。 程忘言的书面交代材料被送到了校党委。一位专门负责人事、保卫工作的党委委员花了几天时间仔细研究了草稿、誊清稿和最后的改定稿之后，附了个报告送交党委书记。报告指出，程忘言在历史上曾隶属于 C.C.的派系；这份材料的写作过程，从三易之稿的对比来看，他本来是据实交代的，但后来改变主意，把关键的部分删除了。中文系党总支在这份材料上有个附注：“据反映，科室党支部书记柳叶舟同志曾要求当事人删改重写；删除什么部分、修改什么部分均不详确，但从材料的对照上可以看出迹象。这个口头反映未经核实，留作参考。”党委委员的报告还指出，对柳叶舟这样做的动机，系总支没有说明，也没有进一步的报告。因此，已对中文系总支作了批示，要求密切注意柳与程的交往，在适当的时机，可提出对两人关系的背景调查。 校党委书记审阅了这份报告。他想了几天，反复从中央下来的邱仁杰同志对程忘言的好评以及对柳叶舟的好感来考虑，认为暂时应该把这些东西扣押在自己手里，不予任何处理，不作任何表示。 那位党委委员求功心切，这份材料上去，伸长脖子等了好久不见回覆，不免大为失望，便趁了一个机会，在与公安机关的联络人面谈别的公事的时候，顺便谈到了这件“怪事”。那朋友倒热心，说，“ 你留有抄件吗？” “当然啦。吃我们这行的，什么东西过手，都要留下副本。说不定到时候用上就用上了。” “给我吧。我来送上去。” “可是你别忘了写明是我交给你的。” “那当然！文件呈送要填个表格的。上面有这一栏：材料来源，或 ，文件来源。我不会忘记填上的。” “那，多谢啦！” 公安局政保处的机要秘书睁大了眼睛看他，“谢我干什么？又不是你我的私事！” “我谢的就是你一心为公的精神！” “那我也得谢谢你啦。” 然而， 公安机关的上级，也并未重视这份材料。 程忘言安然无恙，柳叶舟也太平无事。 魏书记知道，在校党委，柳的地位很稳固；她不仅有广泛良好的人缘，在校党委，校团委，都有她当年的战友和上司。他不会轻易整她，但也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有损于她的机会。因为他知道，柳叶舟那样的女人，撇除了党员的身份和上下级的关系，没有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是一眼也不会瞧他的。－－某一种人对另一种人自会有一种天生的本能的忌嫉，一切的根源只是在于两者之间本质、品性、习行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双方即使嘴上言说不得，而心里是都异常清楚的。 在新社会，后来，这一点被嫁移到了所谓的阶级性上去，而且阶级斗争的理论扭曲、夸大、煽诱到了一方对另一方肆意残杀的地步。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当时，在解放之初的几年里，一切变态的、残忍的、阴暗的心理还没有从政权的核心和塔尖生发出来。初执朝纲的踌躇满志和步步为营的慎戒慎惧，使得当时从北京层层下达的多数方针和政策都显得比较平和比较合适。此外，当时的许许多多封疆大吏和地方领导中，大多是具有丰富社会阅历和艰苦革命经验的中年以上的人，他们并不真正希望把政权和社会建立在萧杀恐怖的地基之上。他们都曾领略过长期的贫困和战乱的动荡，渴望从此有一个休养生息天下大治的时代，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央必须制订温和渐进的政策，对绝大多数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好是宽容一点，包涵一点，放松一点；别说这些秀才根本没有造反之心，即使造反，也是不堪一击不会成功的。还有，在那些时候，几位最高领袖，都在忙着今天接见章士钊，明天宴请李济深，后天会见江苏宿耆冒老先生；跟柳亚子吟和，为沈从文鼓劲，请曹禺开会……上既行之，下岂不效？我们何必硬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跟那些文人雅士过不去？于是，程忘言、侯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文人及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都当过市领导的座上客；在上海茂名南路上原法国总会的旧址，上海市府专辟一个文化俱乐部，给这些名家每人一个会员证，让他们携家带小进去跳跳别处一概禁绝的交际舞，吃吃收费低廉的中西餐，扔扔以前只有外国人玩的保龄球，买买市面上紧缺的消费品；一则令他们感恩戴德，二则使他们保持一种优越感，从而收其怀柔之效。于是乎，程忘言等人，尽管暗处里危机四伏，好在他们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这几年日子仍是好过得很。柳叶舟也渐渐放心了。有这么好的政策和这么好的当地领导，知识分子就可以无忧无虑地通过思想改造的关口，为人民的文化教育、文艺娱乐事业作贡献了。 （五） 程忘言的家庭生活，一如既往，宁静而又活跃。厨子没有再请，佣妇则保留了一个做了多年的四十八岁的浙江湖州人朱妈，她做的家常饭菜颇合一家大小的口味；而且解放以后，大规模请客的事自然而然地绝迹了。大妈由于渐渐增多家务劳动，身子骨倒是日见硬朗，瘦去一圈，行动就愈加利索了；八十来岁的人，眼睛有神，声音宏亮，腰板挺直，手快脚快；邻里们都说老太太是一副的百岁相，莫非是寿星投的胎仙人下的凡，我们近邻也能沾点光不？老太太哈哈大笑说，仙女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快乐健康的；没见她们一动凡心，就来了烦恼？我说啊，只要肚里不饿，身上不冷，心里不烦，手里不闲，谁都可以活个一、二百岁……再说，现在解放了，有共产党的好领导，大家都有幸福生活过了，谁还舍得死呢？老太太不光嘴上说得一套一套的应时话，行动上也有非常积极的表现。街道里弄里办起了居民文化扫盲班，街道办事处一个青年工作人员由里弄干部陪着挨家挨户动员参加，大妈说，我年纪大了，学是不想学了，不过……那小青年说，不过什么？大妈说，不过，我可以去教学员们识字读书……真的？那小青年呆住了。半晌，说，老阿婆，我们是认认真真，不跟你开玩笑的。你老人家有七十岁吗？有七十岁，就算了，不用参加了，学也学不会了。老太太说，小弟阿，我请吃七十岁寿面，还是解放以前的事呢。谁跟你开玩笑了哩？我去教她们，说不定比那些大学教授还要出色呢。那小青年见老人家胡言乱语，心里不快，又不便发作，就想告退，那里弄干部虽跟大妈熟识，却不知老人家肚子里的程度，便一起讪讪地告辞了。后来青年干部汇报上去，街道办事处与派出所一联系，再一查，才弄清楚这一家人是有来头的，大妈的公爹、丈夫、叔子、儿子、女儿、女婿全部都是大学生，文化是顶刮刮的，于是赶紧再来拜访，把大妈请出了山，当了里弄居民文化扫盲班的义务教员，于是大妈风雨无阻地准时出席，甚至还自掏腰包买了许多纸笔赠送给自己的弟子高足。由于大妈性情豪爽语言风趣，没有一点点的架子和傲视别人的心态，再加上她知道如何启发分析才能加深记忆收到最大效果 ，所以她的班级总是满堂满座，出勤居首；半年以后区里下来考查验收，这个试点竟是全区第一。从成绩来看，许多家庭妇女、女佣和老人，通过学习，都能写写收支账目和简单家信了，有的原识几个字的，读了半年，就能看看报纸了；抽样试测，个个都能过关，可见这个扫盲班倒是货真价实的。为此，上海几家报社都来采访，记者又是笔记又是拍照，但后来，上报到市里，不知何故，就没有了下文，只有一家晚报在一个小角落里发了一条小消息。静君催忘言写信去问问，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了？大妈说，不必去问，我晓得道理。你想想，我们家是什么成份？你自己认为没什么，人家怎么会把你当没什么？能要我去教字，也是看在我七老八十的面上，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上报纸做宣传，怎么轮得到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你们天天开会学习，应当懂得阶级路线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阶级路线呀。静君还不大服气，说，我们都是人民教师，又不是敌人，大妈从来没出去做过事，更不是敌人，怎么可以岐视我们呢？大妈说，谁说岐视来了？你把这看作岐视，又想错了。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地这个样子过下去，过下去，过下去；过到哪里就是哪里，这样才对。忘言不作声，在心里想着，大妈真是深刻。人的眼光，也许是与生俱来？静君却是气愤难忍，说明天到学校里跟支部书记谈谈这事，看他怎样理解。静君在学校里，表现得比较积极，跟支部书记很是知己；支部书记认为：像静君这样的家庭出身，有过这样的复杂经历，如今能够这样接受新社会新事物，这样热情地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这位刚到中年的知识分子，也确实不容易了。我们是应当敞开胸怀欢迎她的改变和进步的。因为我们的党一贯要求我们团结大多数的。不去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我们自己不就成了一小撮了吗？ 然而，静君的做法与想法，显然有混乱与不协调的地方。这倒不是她的口是心非或表里不一，而是许多观念与措置未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得到相当有机的统一。这正是一般的常人所难免的行为方向的两重性，或称矛盾性。 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她的律师事务所的搭挡临去台湾时对她的叮嘱和要求：尽一切可能保存这个事务所。保存下来，就有一个根脚，就有复业的基础。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唯一所想的就是履行对他们的承诺。既然答应，就要做到。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一点也不做，就是欺骗他们了。静君是不做欺骗别人的事的。但是，他们走时，丢下的只是一句空话。这正是她的大哥佐伯要对她咆哮警醒的原因。人家一句空话，你就当作圣旨？他们对你的处境和前途，负不负责任？但是静君不去多想这些。她太忠贞了，太信守诺言了。这就是在这个剧变当头处处陷阱的时代的一种致命的迂腐和愚昧。 她变卖了不少房产和祖上留下来的值钱的东西，去继续缴付那地处寸土寸金的上海外滩的法国远东建业大楼整层楼面的办公室的租金。缴了一年多，直到家里罗掘俱尽之时，该大楼被上海市政府收归国有，所有的付出统统泡汤。泡了汤还不算，市政府一位负责接收的领导获知解放以后竟有人一直在缴付房租时，写了如下一段批示：“查一查这个付房租的人是何人，在哪里。这，就是个典型的等待变天梦想复辟的反革命。这种人，如今不管以什么面目出现，伪装成什么样子，都要揪出来，逮捕法办。” 批示下达到公安局。一组人马即刻忙开了。 忘言此时的心情较前大有平复。肃反的风浪似乎没有刮到自己的头上。他开始把全部的心力放在教子读书上面。撰文投稿，他已不感兴趣，因为一味地奉承恭维，歌功颂德，实在不对他的脾胃；绞尽脑 汁去趋时捧场，说出来的只些是不着边际的空话，报刊的编缉部以一再要求修改来使他知难而退，也很是难堪。何况碰到需要对人对事口诛笔伐时，他们又一窝蜂来约稿，要他出头露面去严词叱骂熟人，他 可是最惧怕的事。他，差不多就此封笔了。 教子读书，在过去似乎从来不成问题，但解放那年，老大十岁老二九岁，以往所教，不过是些内容简单易于上口的短诗之类，重点倒在于练字；孩子一年年长大，到了十五、六岁时，所思所想，就不那么单纯了，这就大费踌躇了。如何向他们讲解《论语》里对人性表现的精微分析透视、对人类社会基本准则的阐述、对崇高政治原理的憧憬与建树、对道德境界的巨细无遗的描绘？这原也不难，忘言自有一 肚子的认识与心得；但现在不能说了，对亲儿子也不能说了。无视于社会的变迁不管三七二十一照自己的初衷去教吧，这会使孩子们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对他们在这个社会里的生存发展是危险的。放弃不教吧，忘言又觉得难以做到。人之异于禽兽的最主要之处，不正在于人有教育后代的本能、愿望和技巧吗？何况自己教了一辈子的书，教过无数别人的子女，现在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不置之不教了？ 但是，要教，实在又是很难的。孩子们的课程里，历史一科，内容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政治一科，就更不必说了，完全变成了宗教宣传；再加上社会上弥漫得日甚一日的对领袖和执政党的偶像崇拜之风，使得像忘言这样的家长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着手自己的家庭补充教育。这，又使得忘言非常痛苦，感到一种空前的绝望。 这是一种割裂。文化的割裂，历史的割裂，时代的割裂，家庭的 割裂。从此以后，新生的一代又一代，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祖先在漫长的过往世代里究竟思考了些什么，创造了些什么，建立了些什么，贡献了些什么。似乎四、五千年以来除了丝织、长城、指南针、造纸、火药、活字印刷等等之外，中国人就只写了些诗词歌赋华丽辞章，其他一无可取。思想的成果和积累，多半被视为毒素，应该弃之犹如敝履…… 这，究竟是否最高当局的想法？ 为什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年毛公所发表的那些深得人心的讲话和文章里显现的思想与认识，何以未见践行和实施？ 说他们不懂吧，这是无人相信的。连柳叶舟这样的女青年，她也是共产党人，她就很懂“一个不尊重、不愿意继承自身文化传统的民 族是注定要灭亡的”这个道理。难道我们能够仅靠欧洲的马列主义和苏俄的文化政治来立国立身，绵延发展吗？ 忘言陷于思想的困惑和施行家庭教育的为难之中。 他决定多多选择无关哲理和政治思想的古典文学作品来教孩子。 但是，老大老二，进了大学以后就开始温和的反抗了。老大说，我的兴趣爱好在理工科，学习十分紧张，以后家里的这些东西，就不要教了吧。老二则采用更厉害的一手，说，我在争取入团，组织上说，首先要跟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他们说，我们家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不反动谁反动？以后，我不再学那种没用的古文了。我真是讲都不敢讲出去呢。要是让团组织知道我在家里读那种玩意儿，我就一辈子别想入团啦。忘言看着两个儿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但他说，减少一点吧，减少一点。诗，总是要读一点的。要读一点的吧。毛主席青少年时代，读了多少古诗啊？学习毛主席，总没用错吧？他唯一能用来说服孩子的，只有“学习毛主席”这个理由了。 孩子们进了大学，住了出去，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就式微了。偶而回家，忘言总觉无话可谈。母亲跟他们谈谈生活琐事，交代一些衣被鞋帽金钱零杂起居寒暖，大婆讲个小故事谈谈乡下生活的细节；忘言则一不能谈社会政治二无法谈人生经验三难以谈内心感受，只能准备好一些为新时代所认可且推崇的旧俄、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契柯夫、高尔基、玛雅可夫斯基等人的小说和诗集，劝导他们课后读读；孩子们见是当今普遍介绍的书籍，倒也欢天喜地地拿着塞进箱包里去了。忘言发觉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虔敬得犹如教友信徒，心里想：自己不必再妄图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了；他们成长在这个时代，就让他们生活在他们面临的时代里吧。他们读书尚好，今后也许不会过于吃亏，倘若硬把自己在过往的年代里所吸收、所形成、所积聚的思想和经验灌输给他们，就会使他们处于进退失据的窘境，对他们也未必是好呀。这样一想，忘言也就豁然贯通了。 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平静的生活似乎注定不能维持长久。 细究其因素，原委只在于，这个社会的总掌舵人的内心，总是有着某些波澜在时而起伏时而激荡。 当一个社会变得只有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可以恣肆发展和畅行无阻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全部风气和特点，就是这一个人的作风和个性 的全部体现。 当一个人的权柄和神通被抬举和夸大到天人合一所向无敌的地步时，这个人的任何一丝细微的情绪波动都会掀起滔天巨浪，搅得五湖四海风云突变，使千百万人顿时改写一生运程。 左派文人胡风，写了十万余字的意见书，在某次人民代表会议上递呈给毛主席。这种行动，这种形式，就共产党一贯提倡的民主原则来看，原也没有瑕疵，并不出格。 如果阅件的当政者，真如他所希望人民相信的那样胸怀宽宏，度量广阔，看了即使觉得不妥不悦，大可以丢在一边，不予理会。甚至，连看都不看，也有十足的理由。但是，他看了，看得很仔细，很用心。他本就是一个喜欢写文章的人，很推敲文字，很讲究文字，也很在乎文字。看看着看着，他恼火了，勃然了，大发雷霆了。什么？你这家伙竟对新社会有那么多的不顺眼？我们领导文化事业不行？我们的做法不对？我们的政策不好？我们的干部不济事？你的意思是我得按你的指导来做事？那不意味着你想跟我换换位置？我读了几十年书 ，打了几十年仗，坐了几十年第一把金交椅，有哪一样事情是不成功的？中国残留下来的一切山大王老军阀老政客老国民党老权威老名流，无一不匐伏在我的脚下服输认罪感恩诵德；难道在你眼里，我竟是如此的不中用？看着看着，想着想着，他不由自主地从峰颠上走下来了，从他的君临天下傲视四海的地位上走下来了；角色定位迅速变化，心理状态急剧转换；他回归到一个好勇斗狠、尖刻狭隘的躯壳之中，钻进了他的文人相轻相嫉的灵魂；这样，就非要跟那个写意见书的人决一雌雄不可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在鲁迅身边转了几年就脱了凡胎成了正果啦？你的地位是谁封的？你的饭碗是谁给的？你那几句狗屁理论，我说对的就是对的，我说不对就是不对；还不是凭我的一句话？你真是吃错了药瞎掉了眼认错了人，到老子头上动土来了；那好，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如果所有的文人都像你这样起来犯上作乱，那还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吗？那我们这些人不是又要当流寇去了吗？想到这里，他拿起他的红铅笔，在这份看着就来火的意见书上写下一行大字“这不就是造反吗？” 文件转下，所有见到批语的人都吓了一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