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灭》（十五）

“说得很好啊。” “他说，你希望它存在，它就存在。你希望它美满，它就会美满。 我说，这是什么话？难道决定权在我单方面手里？你的方面一点也没 有作用？” 听到这里，静君明白了。事情简单得很，这些年里，仁杰方面发生变化了。她不知道玉屏明白了这点没有。“你……去过北京吗？” “去是去过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没去他的住处……” 静君张口结舌了。过了半晌，她轻声说：“他，不让你去？” “他说，他住在中央首长的住地。进去那里，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 ，很费时间……我明白，这是推搪……他让我住在招待所里。” “他来吗？” “来的。” “过夜吗？”静君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这么问。” “你我又不是外人。”玉屏说，“过夜的。一起住了一个星期。还有几个什么什么的大首长大干部来看过我。我想，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也许是的，”静君谨慎地说。 “他说，对他的事业和政治前途来说，我们最好就是这样－－” 静君打断她说，“就是这样，最好？对他的前途？我不懂。” “我也不懂。我问他，怎么解释？他的脸就不好看了。” 静君不再作声。 过了一会，玉屏说，“我的工作出路，政治地位，生活待遇，他会照应好的，他保证。他的一切，因为太敏感，太机密，我不要去过 问。我不可以给他找问题，添麻烦。他也要我保证。” “哦！” “就是这样。”玉屏似乎打算结束话题了。 “好的。玉屏。你好好配合他，是最聪明的。只有这样了。” “你也这样想？” “是的，我也这样想。真的。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要是我，我也只能这样。” “他是男人。我们只能听男人的。过去这样，现在也这样。” “你说得不错。尤其，是有权有势的男人。” “可是，”玉屏突然又伤感起来，“可是，他东躲西逃像个小贼的 时候，我也是听他的呀。” “现在，他熬出头了，是革命的功臣了，你更应该听从他了。” 玉屏沉默了一会，冷静了下来。 她记起仁杰嘱咐过自己的话。“程忘言、俞静君夫妇，要离他们远点了。时代改变，情景改变，形势改变，一切关系的性质和形态都不可能不改变……” “可是，他们现在都是人民教师。照我看来，他们也都在努力改变 ……”玉屏还把自己收集保存起来的忘言近期发表于各种报刊的文章拿给仁杰看。仁杰把那一叠剪报往桌上一扔，“这些东西我都看过。 这是姿态，不是思想。” 玉屏吃了一惊。“那么，知识分子怎样才算在改造思想？” 仁杰摆了摆手，意思是叫她不必多说。“不谈这个了。反正，我讲的话你要记住。如果你当它耳边风，总有一天会吃苦头。” “我会记住的，也会照办的。可是，有一点，我也希望你能听我一句……” 这句话颇使仁杰感到意外。他沉着脸说，“什么？” “对忘言静君，不管怎样，你不要下手打击，好不好？” 仁杰一怔。他随即哈哈大笑，“不会！不会！我，怎么会呢？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跟忘言，五、六岁就在一起了，我认识静君，差不多也就是十来岁吧。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过，这一点，你也要答应我：要远离他们。我不想解释太多。你以后会明白过来的。有时候，我 ，－－其他人也未尝不是如此－－周围的形势，处境，是很复杂，甚至是很险恶的。你懂吗？生活的现实，政治的现实，跟理想主义的浪漫情绪以及局外人的设想推测完全是两码事……一句话，我们最好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我们最好不要跟他们有任何来往……” “为……”玉屏把到了口边的问话又咽下去了。她换了一句。“他们又不……”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仁杰接口说。“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依我看来，以这对夫妻之单纯幼稚、顽冥不灵，他们是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的。他们不曾跟佐伯一起去台湾，就是极端的愚蠢－－” 玉屏不禁目瞪口呆。仁杰的说法简直把她吓坏了。“啊？” “这是夫妻私房话。”仁杰说，“绝不可外传。对任何人，包括父 母孩子，都不可以说。我说，在政治上，这是极端的幼稚。政治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又十分简单。有时候，你要用最复杂的心机去思考 应对，有时候，你又最好用三岁小孩的思路去做决定。你想想，国共两党，斗了几十年，早已成了水火之势。他们，从家庭背景、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都是共产党要打倒推翻消灭的属于国民党的东西。可 是这愚不可及的忘言，竟留下不走。他自以为是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场，实际上却是驼子跌交两头落空，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你要么跟国民党一走了之，要么早早参加革命，死心塌地，把这革命 队伍要求你具有的十八套手段统统学到手，不管你醉心过什么，你信仰着什么。革命要求革命者彻底的溶解自己，漂白自己，然后染上革命的单色。一进入革命队伍，尤其是处在高层，对你的上司，你就不 能再有个性，不能再有自我，不能再有己见，不能再有卓识；你得一 味苦干、奉献、吃亏、低头、忍让、认错、装傻；当你自始至终这样表现，这一套已经习惯成了自然的时候，你就开始受到赏识，不断得到提拔，开始青云直上了，这时你就是人上人了。当然，对你的属下 ，你爱怎样就可以怎样。因为，对于他们，你就是党、人民、政权、制度、领袖、革命的化身和代表，谁敢冒犯你，他就是在冒犯党、人民、政权、制度、领袖、革命。忘言静君，还有你，你们一直在那种社会里生活，不曾进入过革命大熔炉，不容易领会我所说的一切。但是，这些，你必须牢牢记住和小心遵循，这样，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这个社会里出人头地。忘言和静君是困难的。他们留下不走，是选择了一条很可怕的道路。能够走到什么地步，就要看他们在这条钢丝上怎么个走法了。我们当然不去推他们落井，落了井也不去下石，但要离他们远一点。” 仁杰的这番话，说得玉屏如梦初醒，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想了一会，怯怯地说，“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认真改造思想呢？” “没有。”仁杰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他又加了一句。“忘言不是那种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说句老实话，这是品性的优点，但这会毁了他。” “毁了他？” “一点不错。毁了他。”仁杰绝对肯定地说。“你听我说。以后我 永远也不会重复这些话了。对外人，我也绝不会承认说过这些话。对你，我必须说一说。共产党的革命，尤其是得了天下以后，不要你们 这些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进行独立思考，然后根据你们自己头脑的判断去确认是非，去赞成或去反对。革命要求全体人民无条件地听从、服从、跟从，这样才能凝聚最大的力量去建立领袖心目中的正义和党 所要达成的目标。让所有的人都去自由思想自由建言，那样当然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胃口，但是，那样的话，就会叽叽喳喳，各说各 话，你要烧饼我要馒头，永远没有统一的意志，永远四分五裂，所有的力量都被抵消完结。忘言，是不会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 玉屏思考再三，认为除了百分之百听从丈夫的指导外，没有别的办法。 “你听我的话，就有你的前途和好处。反之，你也要倒霉的。到时，我也爱莫能助。” 想起这一段对话，玉屏即刻后悔自己对静君太过推心置腹了。 在丈夫跟程俞之间，她当然选择跟丈夫走的这条康庄大道。因为仁杰已经对她兑现了他的诺言：她很快就得到了提拔重用，而且有了很好的生活待遇。虽然仍无理想的夫妻家庭生活，但不得已而求其次 ，这样也颇不错了，人性里的某一种欲望，已经意外地大大满足了。 她确实已经开始享受革命的胜利成果，已经成为新生政权中一名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了。 自己的革命领导干部的立场，是不能不站稳的。 她深为自己在静君面前的失言而恼恨。 沉默一会后，她突然变了腔调。“嗯，我说，静－－嗯－－俞老师，很对不起，我很忙，不跟你多谈了。而，而，而且，以后，恐怕，也不会有很多时间，机会，来接待你了。再见。” 静君吓了一跳，不知这种突变缘何而起。但是她极能调整自己，也能灵活应对。“好。那么，告辞了。你自己保重吧。” 走在回家路上，静君懊丧之极、疑惑之极、迷惘之极。她觉得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自己一向以为十分了解的搞革命的人。革命的信仰，革命的经历，革命的特点和革命工作的性质，一定把他们的质地打磨得跟一般人大不一样了。然而，他们的大部分可以见得到的行为模式，却又跟那种一下子发了财发了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三） 静君仅仅把这次会见的简单经过告诉了忘言，一些态度神色的细节，她则隐去不说。她知道忘言在某种意义来说是相当脆弱的，她不忍让那些绘声绘色的内容给予忘言以精神上的刺激。然而，忘言却无法避免在自己的遭遇中受到更大的刺激。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初，一次忘言去一所大学集中聆听一个动员报告。事前未被告知报告者是谁，不过参加会议的大学教授副教授们都认为，无非是上海市委或者市教育局的某位领导。 主席台上的众领导们早已就座。当一位主持会议的书记大声宣告说“党中央书记处的代表、著名的文史哲学者、马列主义理论专家邱仁杰同志专程从北京来上海给我们作重要指示！”时，程忘言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喉咙口。他感到一阵昏眩，随着全体起立时，几乎软瘫了下去。 他受到的刺激，第一，仁杰来到上海，从来没有给自己打过招呼，看来是已经彻底翻脸不认人了。第二，忘言绝对没有想到，如今仁杰已经处在这么高的地位，自己坐在黑压压一大片几千人的观众席里，显得何等的卑微和渺小。台上台下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啊。第三，谈到思想改造，他，仁杰，是权威的改造者，而自己，则是有着“原罪”的被改造者；这两者的相对关系，真是思想意识的优质和劣质 之分吗？抑或只不过是当官的与做老百姓的之分？ 凭心而论，如果台上做大报告的首长是位素不相识的人，忘言是不会受刺激的，因为那人跟忘言毫无关系。但是，现在，那人是仁杰，忘言心里就充满了委屈、充满了不服气。这是知识分子的痼疾与通病，是很难免除的。 随着掌声的渐渐静息，忘言的心绪渐渐平复。 他，仁杰，治学的严谨和钻劲，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学问之深之 广，也是自己素所折服的。他从事革命，多少年来，舍弃一切，历尽艰困，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自己更是望尘莫及。他的成就和地位，老实说，绝非窃据，亦非偶得。对此如有嫉忌之心，那是极不光彩的。至于照顾过他的妻女，那是朋友的份内之职，若是视她们陷于饥寒与险境而不顾，那还算是人吗？做了份内之事而伸长脖子等着感激和报答，那又岂非小人之尤？想到这里，忘言释然了。 他开始仔细观察在台上麦克风前不慌不忙地侃侃而谈的仁杰。这是解放以后忘言第一次见到仁杰。 仁杰显然胖了，已经不见从前那种“一套衣裳晾在一副竹架上” 的样子了。头发已经半秃，光光的前额被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映照得闪闪发亮；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的布中山装，虽然并无高级干部的装束， 但是意气之间显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气质，忘言是感觉得到的。他的语气是温和的，语调是从容的，没有那种小人得志的趾高气扬腔调和居高临下莫测高深的哼哼哈哈；他口齿清楚，语言简洁，态度谦恭， 一点也不激昂慷慨，更不声色俱厉。这得力于他曾当过大学教授。忘 言想。他对仁杰已经开始由赞赏而至佩服了。 仁杰的报告获得极大的成功。上千名大学教师感动、激动得无以名状；一致承认，听此报告，如浴春风，如沐甘霖；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瘠地旱田，真是一场及时透雨，使大家猛然醒悟 ，倘不刻苦改造，脱胎换骨，那就真的猪狗不如，只有死路一条了。 听到这些都在高校系统教书或做事的知识分子如此夸赞和奉承仁杰的演讲，忘言即刻又是一肚子的不是滋味，心里充满了鄙夷。这使他连带着讨厌起刚才还不很强烈反感的仁杰的口音来。仁杰早年是一口苏南乡音的，在上海如许年来一直无法改掉，上课、讲话，不免显得乡气十足，加上他的笨手笨脚，益发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在当年上海的交际场合，确是受足白眼的。好在仁杰一门心思做学问，不想常常赢得美人的青睐，所以对此倒也不甚介意；有时还故意出点洋相，惹大家哈哈一场。这次，如今，令忘言刮目相看的是，仁杰居然讲得一口当时中共巨头通用的两湖川陕中带点赣音的共产党官话，这太令人吃惊了。“由此可见，人，除了天生的本性之外，什么都是可以 改变的。”忘言想，“仁杰确实改变了。”在台上，他那笨手拙足的模样完全不见了，代之的是一种从容，一种优雅，一种只有处在“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峰才能有的气度，再加上那种中央首长式的语音声调，偏又说得那么温和，那么客气，使得一千多名原先战战兢兢地坐在台下等着自己卑污灵魂里的腐朽东西被一一指陈出来痛 加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由得不受宠若惊从而感激涕零了。忘言厌恶这些。他厌恶人云亦云，更鄙夷趋炎附势。仁杰讲话的内容并无新意，不过是弹得比较动听的老调而已；可取的是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和不带敌意的诱导。这原也是起码的，应该的，没有什么值得惊喜交加的。忘言憎恶知识分子承认自己的思想灵魂是丑恶的这种由别人灌输进去的成见；他赞同思想改造，但只是承认两种不同社会的信仰本质和价值观点是相异的，因此我们需要转变这一点，而不是只因我们未曾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我们对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天生邪恶的；我们是罪人，我们能够活下去，有口饭吃，还能工作教书，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是我们的幸运。忘言绝对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第一把知识和知识分子放在了敌对的地位。第二，知识分子绝对不同于在战场上捉来的国民党降将；相反的，在过去，长期以来，多数的知识分子是同情工农群众支持革命反对旧政府的。而况，新的社会，要建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正义更民主更繁荣更富强，就一定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更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才行；拿中国有五、六亿之多的庞大人口来说，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政府如若真有远见卓识，对知识分子应该大力扶植和爱护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停，英美和苏联等国，都曾迫不及待地拚命抢夺纳粹的科技知识分子，就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不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在谁的手里就可以为谁所用。中国的领导假使也有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那样的见识，就应该非常重视和善待以人口比例来说实在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才好。 散会后，忘言感想复杂情绪波动地挤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人群 ，正待走出大楼，一个人叫住了他。 他驻足回头。 是自己单位的中文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女性讲师柳叶舟。她曾是忘言的学生，抗战胜利那年进校，一九四九年毕业，中共地下党员。她对程教授是一向十分敬佩，也非常尊重的。 “程老师，回学校？一起走。”叶舟看上去总像一个学生而不像一位大学教师。庄重的衣衫穿在她的身上就轻盈了，老式的皮包提在她手中就时髦了，严肃的语言到了她嘴里就轻松了。 “不，我，我有点疲倦了。”忘言说，“想回家休息一会。” “礼堂里有点闷。”她的脸上红红的，是闷热引起的上火。“出来冷风一吹，就好了。” “我不行，我吹着冷风，很容易伤风，尤其是一阵热，再着凉。” “那你快回去吧。”她又加一句，“真想跟你谈谈。现在，平时，倒是不大有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了。” 忘言站住了。他定定地瞧着叶舟。 他近期以来变得有点神经过敏。叶舟虽然曾是相当亲近的门生，但她如今是顶头的党领导了，她讲的每一句话，忘言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看待了，他总要多想一想，玩味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含义、目的和作用，尤其是其中是否带着一种坏消息的徵兆。“你要找我谈话？”他的脸色里露出一丝怯意，“ 那好，我们可以……另约一个时间……” “不是！没有呀！”叶舟急了，“不是那个意思！谁要约你谈话啊。”她解释说，“我，我是觉得，这一阵子，我们好像疏远了。也许是我不好，不够主动……” 忘言犹如丈二金刚似的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没有语言。 “我虽然留校工作了，但还是你的学生呀。难道不是吗？”叶舟诚恳而热切地说，“回想从前，我们不是经常开口千言离题万里地畅谈的吗？” “是的是的，但是，那是从前啊。现在，现在……” “现在又怎样呢？你总不能否认做过我的老师吧。” “不会，不会，怎么会呢？”忘言稍有释怀，“你是不错的。在我的学生里，你是，你是，很优秀的……思想又好，不，不，我是说， 政治上比别人先进……” “老师，现在，不要讲这个，好不好？”叶舟说，“我，这一、两年，有时也不免觉得苦闷……” 他们两人边说边走，已经走到直通大门的林荫道上。忘言听到此言，觉得非常惊异，“为什么？怎么会呢？” “我觉得，我的工作－－不过就是工作而已－－使我跟别人，包括你老师的关系，都有点变了。” “没有啊，我怎么不觉得？” “你程老师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你在骗我。” 忘言狼狈了。他的确撒了谎。“对不起，”他喃喃地惭愧地说。 叶舟又说，“刚才我听了邱仁杰同志的讲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果然图穷匕现了。忘言想。做领导的人的确是有一套的。他们先 跟你拉拉感情，说得你心里没有了防范，便一下子直奔主题。她不过是要听听我的反应，摸摸我的底罢了。对了，共产党是要了解、管理、统制每一个人的思想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 忘言立刻紧张戒备。他笑着，但笑得极不自然。“什么样的启发呢？说给我听听，也让我受点教育……” “喔唷，老师你怎么这样讲？”叶舟扭过头来看着忘言。“以后不要这样子对我说话好不好？你是老师，是长辈，是长者，我，至少我个人，永远这样看待和对待你。至于其他的什么关系，如果的确存在 ，那也不能取消我前面所说的那层关系……” 忘言突然傻头傻脑地说，“这……就是你所受到的启发？” 叶舟定睛凝视忘言。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要请眼睛来帮忙判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