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灭》（六）

十二月下旬的傍晚，上海的天空已经断黑。海格路上的俞家，正准备开宴时，俞佐伯赶回来了。 宾主数十人都在客厅与餐厅，见他露面，一齐喧腾起来。端坐正中大太师椅上的大妈，安静地微 笑着，对身边的懿君说，“瞧，这不是你大哥？” “专程回来拜寿，弄到天黑才见他金刚现身，该不该问他个不孝之 罪？” “你这仙女也不是今天早上才下的凡？你们俩半斤八两。”大妈笑 着说。 懿君挤到佐伯跟前，“今晚你还有什么地方要去？” “没有了，没有了。明天一整天，半天陪亲妈，半天陪你，好不好？” “谁要你陪！”懿君说，“跟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反正我明天不出门。你要跳绳踢间毽子我也不见得会输给你。” “喔唷唷，还当我是九岁十岁什么的？本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学也快毕业了，恐怕你都忘记了吧。” “这是提醒我该给你找婆家啦？” 站在旁边的一个乡亲老妇睁大眼睛惊讶地插嘴说，“你佐伯怎么脑筋这么旧？老早都兴自由恋爱啦。别说大学生，中学生都在那里卿卿我我爱昏了头呢。” “看不出这老婶娘倒是个浪漫派。”懿君跟佐伯都笑了。 俞佐伯在时间与动作上的优势是：一清早去警备司令部，他先谈公事，再谈私事。谈公事，就亮出了“特命钦差”的身份；接着再提私求 ，就不在话下了。既谈公事，他就已经在第一时间下了调集军力与运输工具的动员令。因此，几乎在他还没有返抵家中的时候，他的保驾护航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本来，他并未打算当天行动。因为许多细节尚未考虑周详。但他突然发觉在这关键时刻银升神秘失踪，这种反常情况顿时引起他的莫大警 觉。潘先生是共产党里的要角他很清楚，而自家小妹只是他们的一个马前卒他更明白；潘某决不会仅仅为了营救这么一个小脚色而亲自出面给他写信的。内中玄机，不言自明。 佐伯当即决定立刻行动。 地下组织在时间与行动上的劣势是：一时难以准确地侦察到俞佐伯的活动时程，也就不能准确地从四面八方调集人力与物力。处在秘密活 动的不利情况下，人员和车辆都不能事先准备好处于待命状态，调集起来也得花费相当时间。 这样，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主观愿望中相信俞佐伯的行动会在次日 ，而不是当天当时。 所以，当他们获知跟踪的车辆出了问题，又从瞿雅嫣那里知悉俞佐 伯整整一天不知去向而又于傍晚回家，第二天整日不打算外出活动时，知道这次行动计划已经彻底失败。 地下组织的领导机构重行审查参与这次行动计划的全部人员。“黑 人牙膏”当晚没有回到瞿雅嫣家里，因为她已受到怀疑。当天深夜，三个衣穿普通、分别讲苏北宁波上海方言的男人在上海西郊法华镇市梢一个农舍里开了数小时会，分析了四马路、亚尔培路、拉都路三个集会联 络据点安然无恙以及警备司令部并未掌握瞿家大宅等情况，认为至少俞 懿君和瞿雅嫣提供的情报是不准确的。他们认定，这次行动的风声是由“黑人牙膏”到瞿雅嫣再从俞懿君透露出去的。从好一点的角度去推测 ，瞿雅嫣过于性急，把计划泄漏给俞懿君了，而俞懿君向俞佐伯探询活动行程时，由于缺乏技巧露了马脚，使俞佐伯警觉了。从坏一点的方向去考虑，是瞿雅嫣向俞懿君报了信，而俞懿君则向她的大哥透了风。经过反复推敲，他们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用阶级理论去看，资产阶级对革命是摇摆不定的，瞿、俞的立场是不稳的；在关键时刻，朋友骨肉之间的阶级温情，会使她们背弃革命，倒向敌人。对于谢银升，他们则增 进了信任。至于跟踪俞佐伯的两位同志，从他们没有被拘捕盘查来看，这次车祸是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 人的判断，往往会被经验缺乏、认识狭隘、阅历局限、意识偏见弄得失当和出错。 当某些人须对一项失败负责时，他们往往会从最能使别人箝口的极 端教条去寻找根源而让别人承担罪责。 （七） 俞家大宅的客厅餐厅里酒醇肉香，热气腾腾，宴乐方酣，喧闹不止 ，但是来客们没有猜拳行令。因为大妈和忘言都讨厌这种粗鲁的呼叫， 这是有言在先的。牌局不可免，没有了牌赌，那些头脑空洞言词贫乏的亲友贺客会觉得手足无措兴味索然，热闹的气氛就出不来了。两桌麻将 ，饭前饭后，至少可以牢牢吸住十几个人，使他们不会到处乱窜令人应接不暇。 忘言最怕应酬，尤其是不同层次而各有利害关联的亲戚朋友混杂一室大吃大喝的应酬场面；这时他往往分外头脑嗡然，心慌意乱，笨嘴拙舌，不知所措。他固然亦善言词，但那是有条有理地阐述见解分析事理的时刻；他固然也擅雄辩，但那是从容不迫地进行思想交锋的场合。除此之外，他的头脑不能算是敏捷的，他的舌头不能算是伶俐的。他不会唇枪舌箭地与人针锋相对抬□争嘴，他也不会疾言厉色地对付任何一个年辈资格身份低于他的对象。他的性情是温和宽容的，同时，因为他一辈子读书教学作文习字，他也不会算计利益，忧患得失。在晚宴时刻，他除了说几句祝贺大妈福寿安康的话，再也没有话可讲了；而且，他也不会布菜劝酒，招待宾客。亏得二小姐静君，是个极上得场面的女将，她给几个老年长辈敬酒上菜，又说一些笑话惹得大妈荷荷大笑，同时周旋于分别以佐伯。、奉君夫妇等为主的另外几桌筵席之间，并不时吩咐下人撤汤换盆、另上新菜什么的。至于整整两个八仙桌的孩童，则被安排 在平时摆放瓷器茶具玻璃器皿的通向厨房的旁厅里，这个部分，由懿君负责统管；一班年序不一的男女孩子，倒是被懿君逗弄得欢声四起笑语不绝，活像一个捣翻的麻雀窝。 根据静君的安排，主桌上“寿星”大妈上座，女婿忘言陪席，同桌的多为长辈亲戚，其中有俞家的旁系，大妈娘家茅姓的宗亲等等。在俞家的礼仪场面，女婿是尊于长子的。佐伯一桌，大多是社会上的同僚文友及他们的眷属，雅士高官为主，但都是亲近而又有世谊的。交情泛泛而又不得不到的有地位人士，往往赶来在签到簿上留了名，奉上贺仪，向寿星鞠个躬，说几句吉祥话便离去了，这种人是不会盘桓很久和留下吃饭的。大女儿奉君和女婿徐广懋，专门接待来自商界的亲戚朋友，谈的无非是交易所行情和金融地产方面的信息；三女儿蕴君和她的西医丈夫张振雄一桌，多数是些知识分子，话题围绕着保健育儿学校教育等等的内容；四小姐乃君和她的丈夫孙一恒那桌，全是些洋派人物，有的留学归来，有的圣约翰毕业，有的在洋行任职，有的在教会兼差，因而话语中英文字句大大多于各地方言。他们谈着谈着，不免也涉及时局，但内容敏感，国事多忌，稍一触及，便有人岔开；因为座中诸人，立场观点各不相同，在这喜庆场合，争论交辩是不合时宜的。 忘言在座中，如坐针毡，水汀的暖气加上人气，汤菜的热气与酒气还有各种烟草的燃雾，刺激得他额上渗出了汗珠，益发呐呐地不知所云了。静君眼尖，瞥见丈夫已经不胜，便问；“你喝了酒？看你这样子.. ....” 忘言苦笑着说，“一点点，一点点，不碍事吧。不碍事的。” 大妈说，“你就告个乏，歇息去吧。你这斯文君子坐在这里，大家 吃喝讲话都不痛快了。” 见丈夫仍在踌躇，静君说，“大妈叫你走你还赖着干什么？没吃饱？” 大家都笑了。大妈对一众亲戚说，“这孩子，从小身子就单薄，不 会喝酒。读一肚子书，营养都跑到头脑里去了。这般壮年，别人都打得杀老虎，他竟手脚都开始不灵便起来，若要赛跑，恐怕还跑不过我裹过几年小脚的老婆子哩。” “也还不至于吧......”忘言笑着站起来，“恭敬不如从命，我就 退下了。莫非是你们藏着山珍海味，等我走了才端上来？” “哎哟忘言，”大妈接口道，“你这话就厉害了。平日里看见鱼翅海参就皱眉头，看见青菜豆腐就眉开眼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妈虐待你哩。倒叫静君讲句公道话给各位长辈听听。” 静君走来，在丈夫背上拍一巴掌，“走吧走吧，难得听见你讲一句 笑话，却又嫌刻薄些。到书房去吧，他们说庚生正在找你哩。” 忘言的书房，在底层内部靠庭院的东南一隅，两面都有窗户，光线十分充足。在两窗的四侧，各置一个直通天花板的玻璃门的特制书橱，每个橱子各分七层，每层各分五格，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整部线装《四部丛刊》，书名册数，都印在书的朝外的底部，透过玻璃，一目了然 。每个橱门都有小锁，从下端打开抬起，抬平之后可推入空档之内，取书放书，又极方便。这是俞老先生的遗物，虽属俞家财产，却归忘言专 用；佐伯有时需要查证典故引用篇章，只需询问忘言便可得到满意答案 ；在这点上，郎舅之间，默契合作，亲密无间。另外一面墙壁，制有嵌入墙内的半壁书架，底下设置双层抽屉，存放纸张稿件剪报资料；书架上，则多为新文学作品，翻译作品，古典文学的注释丛刊集子，整部整部的丛书，以及各种文史哲期刊。书架旁边的空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著名的铁琴铜剑楼（藏书楼）主人瞿启甲所书，平实厚重的楷书端正地写着“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作人。”对联之前，是一个红木 雕花高脚搁几，上面放着一盆浙山野兰，忘言不时用喝淡的茶汁浇灌它 ，倒也养得茂盛茁壮，长叶挺拔。忘言的书桌也是俞家旧物，是一架大于普通尺寸的柚木西式写字台，忘言珍爱之极，不给它上蜡，因为上了蜡不免粘手，只是常用软布拭擦，擦得色泽深沉，细滑光亮。座椅后面的墙上，最近新换上去一副书法大家谢无量写得东歪西倒的秃笔潦草行书对联“沧海横流何日定，古人复起欲谁归。”正好体现出忘言近年的心境。他喜欢过一段日子换挂一些书画，但他欣赏朴实无华的语句和有独特风格的书法，憎厌为了突出高雅而故意用那些以孟浪著称的书画家的作品，也不喜欢张挂一些叫人看不懂的狂草古篆或所谓的海上名家的昂贵画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微小的细节上，处处表现出一种不随俗流也不已以怪异突兀来炫耀清雅的个人特性。 在他的书桌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里面装的不是奖牌银盾，而是搁置在一个红木座架上的一册精工装裱的颜真卿书《元次山碑 》，这是他最喜欢临摹的楷书。颜真卿书法，由于唐碑残损，历经削括整修，所以越晚的拓本笔划越肥，已变得臃肿颟顸，不见原貌了。这件明拓珍本，则是铁划银勾，笔笔秀挺，通常难见的。除此之外，书桌上是两三叠常用常看的书籍，一个“释菲利”牌的黑色大理石蘸水笔座架 ，一个夹存信件的座架，一个半圆形的吸墨水滚筒，以及一个带木盒的中型端溪石砚，盒盖上镶有一块方形白玉雕件，是搁墨用的，再旁边就是一个梅芦竹牛角接头的笔架，悬挂着七八枝洗净抹尖的毛笔。 忘言回到书房，打开一缝窗户，头脑顿时清醒不少。他在太师椅上坐下，再次考虑早晨佐伯对他们的声色俱厉而又发自肺腑的劝说。 走，还是留？如同盘旋在哈姆雷特脑中“生，还是死？”的那个问 题一样，那样的极端，那样的难决。但是，形势逼人，时间局促，已不能再慢慢地反复地“从长计议”了。几乎必须在今天，或者明天，就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中选取其一。 走，谈何容易。几十年、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怎么能在十天八天之内把满屋子东西杂物取舍定当，站起来就走？走，实际上意味着抛弃一切：包括家乡、祖产、亲友、所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所有的成果与积累，一切的一切。能带的不过是些细软衣物和有限钱财而已，况且自己个人并无什么钱财。这一走，去的是一个毫无地利人和的地方，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地方，语言风俗完全隔膜的地方。在那里，能安身立命吗？有发展机会吗？ 眼前的这个国民政府，其腐败无能已经昭然若揭毋庸例证。北伐时 的那种高昂情绪，抗战时的那种民族激愤，已被几年内战的结果和最近政府强行发行金圆券劫掠民间黄金等恶行扫除得荡然无存。是与非固然难说难讲不必虑及，但胜与负无宁已经大白于天下。军事、政治密不可分，外援大家都在争取和接受；蒋氏领导的国民党，在宣传上在组织上在军事上在管理上，全部输给了毛氏领导的共产党，已是不争的事实，怨谁都没有用。大部江山已在几年里丢失，退守台湾又岂能长命百岁？“马上就会打回来”，凭什么？靠什么？人心已经丧尽，军力已经散光，中枢的头儿们之间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败象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跟着这个政府走，能走出康庄大道和升平盛世来吗？能符合自己的理想和心中的期望吗？ 再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寒士，所住所用，一概靠妻家的阔绰和妻舅的信托。丢掉了一切，去到异乡客地，就会还原成一个本来的自己。一个穷酸的，既无人人欣羡争相邀聘的盛名，又无等身的畅销著作一世吃不完的稿费，去挤在那些挟带大量黄金美钞的大亨巨头一起逃难，这算什么一回事？何况他生平最不屑的便是狡猾无耻的政客和恶俗卑劣的奸商。 留下，当然也有留下的忧患，以及可能的殃祸。 首先，忘言是不相信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于这一点，从三十年代起，他就跟邱仁杰长谈、争论过不知多少回了。他研读过仁杰提供给他的许多小册子和文件文稿，也大略地研究过一些关于商品、地租、 利息、剩余价值以及暴力革命的理论；但他始终看不出那个由潦倒的德 国犹太人创导的、由苏俄列宁斯大林曲解发挥到可怕程度的马列主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由分散农耕担当经济主体的贫穷国家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他觉得马列主义之于毛朱，犹如基督教义之于洪杨，只不过是一面啸聚大众的旗帜而已；出于这个目的，倒也无可厚非。他并不憎恶马列主义。他赞赏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于贫苦的劳工阶层的同情以及一心要铲除人间不平等的那种热忱，因而他也仔细研读罗曼罗兰、纪德、罗素等倾向苏俄革命的西方知识份子的作品，看看他们所取的究竟是哪些部分；但是，反复研究和思索之后，他仍然认为，“己所勿欲毋施于人”、“推己及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儒家思想在几千年前就已包含和体现了十九世纪出现于欧洲的那种思想；而所谓的暴力革命，用战争手段推翻执政体系，则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朱元璋洪秀全等早已用过的办法，并非是马列的新发明。邱仁杰一口咬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目的、手段，就是古今中外一切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思想与方法的综合与集中；对于学富五车的仁杰竟持如此说法，忘言是颇为惊讶和不以为然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取消私有制度，建立一个一切财富公有的社会，是一种天真的理想，不符合人的本性，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多数人民终究要归少数管理者统治，而管理人群和财富的那些少数人，就又会变成新的权力与财富的垄断者。忽视人性的这个基本特点，来谈社会建设，是盲目的。但是仁杰说，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一切级别的领导人都由公众推选，定期轮换；权力与财富绝不会被垄断，只会被合理分配。对于这一点，忘言曾查找过伯恩斯坦、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论述，他发现，那几个人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此，留下，让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实践性的社会中，忘言也是十分惶惑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