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纪念: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ZT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陆发春

  论文摘要：本文由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二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立足于中日二国历史史实的比较，进而归纳出二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在众说纷呈的抗战思想论观中，胡适独树一帜，其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一个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胡适   中日现代化进程  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年代。由抗战思想史论，中国的政界和思想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其反侵略的抗战思想，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讨论和认识逐渐清晰化的过程。影响抗战思想形成的因素有很多，既有近代中国的历史成因，又有国内政局的变动，国际环境的演变等多重要素；在抗战思想众说纷呈之中，胡适独树一帜，较早由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必然性，阐释东亚两个重要国家日本和中国的军事冲突，其背后深层次的是两国现代化努力轨迹的相异性所致。胡适不仅肯定了中国抗战前数十年时间对西方文明接纳的历史努力及其成绩，并且明确指出“然而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不幸却不为其邻邦日本所喜。日本军人尤其是少壮派老早就认为日本有统治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神圣任务。他们不容许中国统一团结起来，现代化起来。”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断了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新秩序；胡适在抗战中期即预言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性质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中国最终会取得胜利，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

一  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

众所周知，廿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和“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思想文化界论争中，胡适曾讲过很多让时人和后人为之诟病的言论。诸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我们的大病源，依我看来，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今日。”“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国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以上诸多看来对中国固有文化和近代历史评价言辞偏激的言论，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把它们放在胡适等人所讨论的主题、场景与历史背景，为何这么说？还说了哪些？由此而平实立论，即会发现以上所呈现的只是胡适思想的一个侧面，另外的多个侧面也许更值得去分析总结。胡适留学期间，即究心于中日关系的探讨，对近代中国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胡适基于历史学家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有着许多肯定的言论。

1926年，胡适因参加英国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于欧游道中向朋友张慰慈痛心倾诉：“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判苏俄！”  一个月后的11月11日，在剑桥大学的演说中即提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的疑问，并且明确回答“中国在近一千年里不是停滞不进步的”，尽管中国的成就“比不上欧美在近二百年里所创造的奇迹般的迅猛进步”，但这种“差别是程度的，而非类的差别”。胡适认为，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还有希望，便不必灰心的一个民族，如果能够在人生与文明的一切基本方面发现自己的问题，缓慢而稳健的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还可以证明它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之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三十年代初期，胡适还提出了立足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反思基点上的自责反省、自信自救的心理建设是国人必须有的觉悟论。注意到时间逻辑的学者会发现，胡适在《信心与反省》（1934年5月28日撰）、《再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6月11日撰）、《三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6月25日撰）等引起较大争议的系列文章后，还有《写于孔子诞辰纪念之后》（1934年9月3日写）、《悲观声浪里的乐观》（1934年10月14写）等文，都是明确肯定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二十年向现代化努力成绩的专论。前文针对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论“最近二十年，世道弥烈，人欲横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禽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之说，胡适明白表示不赞同社论作者对民国建立二十年历史的评价，而认为：“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赢余”。胡适还总结了二十年有五个大项的“总进步”。包括：“第一，帝制的被推翻，而几千年托庇在专制帝王之下的城狐社鼠――一切妃嫔、太监、贵胄、吏胥、捐纳――都跟着倒了。”“第二，教育的革新。浅见的人在今日还攻击新教育的失败，但他们若平心想想旧教育是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明白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无论在量上或是质上都比三十年前进至少千百倍。……在积极方面，新教育虽然还肤浅，然而常识的增加，技能的增加，文字的改革，体育的进步，国家观念的比较普遍，这都是旧教育万不能做到的成绩。”“第三，家庭的变化。在这变化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抬高与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来最重大的变化。”“第四，社会风俗的改革。在积极方面，如女子的解放，如婚丧礼俗的新实验，如青年对于体育运动的热心，如新医学及公共卫生的逐渐推行，这都是古代圣哲所不曾梦见的大进步。”“第五，政治组织的新试验。……二十多年的试验虽然还没有做到满意的效果，但在许多方面（如新式的司法，如警察，如军事，如胥吏政治之变为士人政治）都已明白的显出几千年来所未曾有的成绩。不过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往往为成见所蔽，不肯承认罢了。单就最近几年来颁行的新民法一项而论，其中含有无数超越古昔的优点，已可以说是一个不流血的绝大社会革命了。”胡适肯定这五项成绩是辛亥以来民国建元后无数维新志士、革命仁人“出了大力”、“冒了大险”替国家民族在二三十年中做到了“这样超越前圣、凌驾百王的大进步”，也是“没有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称赞这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因为上述志士仁人，他们“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胡适进而认为，“凡是诅咒这个时代为‘人欲横流、人禽无别’的人，都是不曾认识这个新时代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二十年中国的空前大进步，也不认识这二十年中数千整万的中国少年流的血究竟为的是什么”。退一步说，即使社会出现诅咒者说的“最不满意的现状”，也“只是任何革命时代所不能避免的一点附产物而已。这种现状的存在，只能证明革命还没有成功，进步还不够”。

如果把写于1934年中华民国国庆后两天的《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一文，与写于9月17日胡适为纪念“九一八”三周年的《整整三年了！》相比较，胡适思想复杂性的多侧面形态更能凸显。胡适这厢还在疾呼“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样不中用？为什么我们事事不如人？为什么我们倒霉到这样地步？”“我们应该反省：鸦片之战到如今九十四年了；安南之战到如今整整五十年了；中日之战到如今整整四十年了；日俄之战到如今整整三十年了。我们受的耻辱不算不大，刺激不算不深了。这几十年的长久时间，究竟我们糟蹋在什么上去了？……我们必须彻底的觉悟：一个民族的昌盛，一个国家的强大，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下种，才有收获；必须努力，才有长进。”也就是胡适强作危言的三个“应该反省”，两个“必须彻底的觉悟”文后二十余日，胡适即在最令人悲观的“最危急的国难时刻”，又提出“如果大家能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这二十多年来，‘奇迹’虽然没有光临，至少也有了一点很可以引起我们的自信心的进步”。胡适列举了教育革新、辛亥革命以来科学研究机关的设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交通事业的兴办；社会改革在各个层面的展开等多个方面事例，总结到：“我们如果平心估量这二十多年的盘帐单，终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个民国时期确然有很大的进步；也不能不承认那些进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明白承认了这二十年努力的成绩，这可以打破我们的悲观，鼓励我们的前进。” 胡适对辛亥革命以来社会变迁所取得的成绩，以一个新的角度予以解释。

较早发表在《民众论坛》的英文稿《中国社会的变革》，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胡适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看法。这篇以早期维新派王韬的一个预言开篇的论文，追述了轮船、火车、西式新书等洋务时代引进西方器物用品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所有中国的社会变动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即新工具或商业的运载手段第一次传入的时期，它们使中国百姓开始接触到西方的那些稀奇方式和新颖的玩意儿。将要被中国人接受的东西首先是物质方面的货物，它们看来比国内产品更能满足日常所需。在整个19世纪里，各种各样的工厂制造品逐渐的进入中国，首先是上层人士的奢侈品，其次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最后是民众的日用品。”胡适细致描述了西方器物进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历程，分析了新式运输和交通方式“助长了货物的扩散，人口的迁移以及新观念、新习惯之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新技术及金融业和商业交易的新程序和新进程，其到来的速度更是异乎寻常。”胡适认为清末的社会变革虽然说难以一下子深入内地，但人口向城市的迅速迁移、新式学校教育的兴起、清末政治革命的启动，上述三大重要因素助长了社会变革向四周的扩散。胡适特别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历史推动作用。

由胡适关于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著述篇什中，可以归纳出值得注意的以下几点：

（1）现代化，“只是一个问题”。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就中国现代化问题，曾发表二十多篇学者讨论的论文专辑。学界朋友孟森为此询问胡适“现在人人都说中国应该现代化，究竟什么叫做‘现代化’？”胡适基于时人对“现代化”理解的歧义，见之于近代中国维新改革以来国人观念的急骤变动，更不满意“‘现代化’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界说”这一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现状。深思之后，明确主张“‘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明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他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

胡适把众多学者理论探讨的一个复杂化主题，简约成“一个问题”。其考量的主要因素有三：因素之一，民国以来，国人对西洋思潮和文明的看法不断在变，观念更替很快，而西洋文明本身也在裂变。这种“文化翻案”的结果，交叉渗透，相互影响又相互否定，导致国人对什么是中国人要追求的“现代”目标，看法也不一样。“既不能明定现代的目标，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骤与程序。”中国现实的难题，更在于“现代”目标歧义背后。对“现代”见解，“显然有相背驰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协力，还有彼此互相销减的浪费。”在胡适看来，对“现代”见解的歧义已造成“是近年青年人与中年人‘本其所信，埋头苦干’，而因为目的不同，方向背驰，所以有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惨酷行为。”胡适认为这种现状的中国是“可怜的”。因素之二，为什么造成上述可怜的状况？以致于孟森先生疾呼“不要再乱谈现代化了！我们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商量出什么是今日的当务之急”，问题是连“当务之急”也因前提“现代”目标和观念的歧义，“引起无穷的纷争”。胡适认为，问题就在于出在大家是把“现代化”当作一个“主义”来信仰和主张。“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岂不是几种不相容的主义在那儿火并？同是要把国家社会做到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地位，结果竟致于相仇杀，相屠相灭，这岂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因素之三，对“主义”的反思。五四前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已有明确的主张。此时胡适再度阐释：“我个人近年常常想起，我们这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急进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义，而忽略了用主义来帮助解决的问题。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问题。”

对现代化问题的看法也一样，“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 “现代化是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

（2）现代化的主体是一种国家组织形态的建设

如前所述，胡适强调现代化的一切事宜，“只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国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终极目标，是抗战时期诸多问题解决的价值意义和指归。“这件建国的工作是一件极巨大，极困难，极复杂的工作。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术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胡适评议参加现代化问题讨论的《申报月刊》诸多作者，“现代的社会思想家，大都没有认识这个当前的问题。”而“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胡适用国家的现代化，消解学术舆论界“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或“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论争。甚或试图化解蒋介石南京政府与中共革命根据地势不两立的对峙，有否合理性及陋处暂且不论。寻着胡适的思考逻辑，我们倒是找着理解胡适为什么肯定晚清以来现代化努力及所取得成绩，肯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社会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缘由：胡适以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体和指归的思考。

抗战时期，胡适有不少肯定民元以来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建设成就的言论，在对外的英文稿中则更多些。如发表在1936年11月《亚洲杂志》36卷的一篇英文稿《重建中国》，胡适即以“中国重建”为中心论题，把南京政府建立以后的建设成就归纳为三个方向的努力成就。“第一，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质基础；第二，增加人民的物质安康福祉；第三，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世界起见而重塑我们的文化生活。”并且具体讲述了南京政府1927年后的筑路热，使省及省际公路由1921年的1185公里增加到1935年的100，000公里；从1935年开始教育部正在正在尽力实施义务教育五年计划等。再如发表在1937年1月的《太平洋改变颜色》英文稿，胡适由太平洋区域国家力量的变动，以“中国在复苏”为主题，非常明白地讲道：“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已经统一。国家重建在很多方面有了进展”。 以国家为思考的中心是抗战时期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把这个特点放在胡适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去梳理相关史实，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胡适大量的言行。

（3）如何看待胡适主张的自责反省、自信自救的问题。

正如本文篇前所述，这是与胡适肯定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努力及成绩相关问题的另一侧面，也是胡适强调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国民心理建设问题。首先，胡适坦然承认，并由积极面看待自己对民初以来国人心理表现的酷评。1933年5月，熊十力写有一封五千字长信给胡适，不满意胡适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对国人近年来心里状况的评价。胡适认为可能是出版记者的误记，让熊误解了，特别在《独立评论》上予以公开澄清自己的观点：“近二十年来的国人心里全忘了自己的百般腐败，百般不如人，百般亡国灭种的危机，事事归咎于人，全不知反省，全不知责己，更不知自己努力拯救自己。自甲午至辛亥，尚有一点谴责自己愿学他人的大国风度，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兴国气象。民国二十一年中，尤其是欧战以来，正是熊先生说的‘无知无耻的志得意满’，我所以说是‘亡国之象’”。

其次，胡适的自辩也许是最好的解释。胡适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言论的消极意义的，似乎他对此的解释很独特。1935年6月，华北事变期间，他与陶希声就“中国文化本位”建设和独立自主、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有过一番深刻的私下探讨。“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深自忏悔、深自愧耻。自责的结果，也许有一个深自振拔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胡适特别提醒陶希圣：“请你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1937年发表在《民众论坛》杂志的《中国能幸存吗？》英文稿中，胡适对外人特别辩解了自己被林语堂在英文著作《吾国吾民》中引用的一句话“中国不亡，是上帝瞎了眼”是如何说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环境下我说了这句全部谴责我国家的话。”即1920年夏，在中央公园对北京《晨报》记者（也是胡适的学生）孙伏园所说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后来国内很多转摘，或错误摘引，引起对自己诸多误解、攻击。胡适自辩：“我说这句话是出于万分热切的心情，作为对我同胞的严厉警告，特别是对那些对历史没有批评阅读，导致了过于依赖他们称之的光荣的过去；也是对那些从旧中国只看到‘中国的青瓷碗和精妙的丝绸’的人警告，他们忘记了中国也是邪恶、赤贫、普遍无知和难以相信的残暴之地。我们的过去既不全是光荣，也不全是美妙，不论是光荣，美妙，都属于过去的，并不能帮助我们今天博得自己的幸存。”胡适在文中特别归纳了自己过去二十年里，一直注意引导国人在两个方向的努力工作：既要看到二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努力的成绩，看到外国人眼中所见中国重新建设的规划，“正在以惊人和不断增长的尺度实施着”这样一个方向的事实。又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幸存和拯救必须我们自己的成功，来修复我们祖先造孽的罪恶影响和积极的解决我们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在一个新的世界生存下去所迫使我们去解决的。”

用自责反省的态度总结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积淀；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摒弃灰心，鼓起国人信心。在反省中寻思“我们应该怎样加速我们个人和国家民族的进步，才可以挽救眼前的危亡，才可以洗刷过去的耻辱？”在彻底觉悟中，勇敢面对比“九一八”“七七”事变更大的国难和危机，用十分努力的态度为国家民族拼命赶做工作，“只有努力做工是我们唯一可靠的生路”。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难深重的危机中，胡适一直是自信的。或许他的自信，就来自于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演变规律及其成绩的清醒把握。他曾经说过，“我深信我们这些努力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当前东方危机的结果如何，中国是能够幸存的。”他不只一次地在国际论坛上呼喊：“中国将放弃一切政治和社会的重建，不准备致力于自救而走向灭亡吗？不，一千个‘不’字！”

二 中国和日本：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两种文化反应类型

自学生时代就关注中日交涉与冲突的胡适，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即因持新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和主张保持冷静、安守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的爱国主义观，备受留学界讥讽。其后中日之间每一次大的冲突，胡适都相当关切。胡适作为主要创刊人和组织者的《独立评论》杂志，在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之间，不仅是他发表对日关系时论的主要媒介，也是当时关注时局、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舆论阵地。《独立评论》期间，胡适曾经发表过不少关于中日关系及中日两国西化问题不同特征的精辟文章。胡适由中日两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入手，全面系统的描述和阐释中日两国在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成因及其相异性，由文化反应的形态予以确立归纳，则是1933年7月，胡适应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哈斯克讲座所作的《中国文化的趋势》六次的演讲，这是一组相互有逻辑联系的系列演讲。在第一讲“文化反应的类型”中，胡适明确指出文化反应有不同类型：日本是“中央控制型”（或称集中化控制型），中国是“发散渗透型”（或称发散吸收型）。

按胡适理解，中日两国对西方文明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形成并决定了两国最近70年的整段历史的不同命运。日本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多一点时间内，以极大的热情迅速进行着西化，掌握了当年西方曾用以威胁和制服她的技术和武器，并且成为此方面公认的能手。她还要在工业和商业扩张、海陆军军备竞争上，超过西方。而中国却在无效的抗拒、长期踯躅不前、断续不连贯的改革、内乱等现象中，差不多耽搁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直至当时所呈现的世象，仍然是为了重新自立自主而无助地奋斗和探索解决，在不可抗拒的西方文明冲击下要解决的许多紧迫问题的方法及途径。胡适冀望通过中日两国文化反应差异性的对比，揭示出一些有益线索，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控制问题及其意义解读。胡适要找出促使日本的文化调整迅速成功的因素及条件，或者说中国的失败又是因为缺少哪些因素和条件呢？他首先剔除了由地理位置、版图大小这些既可用来证明，也可用来反驳的因素；接着他又排除了忽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中国太自傲，从未知道或遇见过任何与之并驾齐驱的文明，不容易适应外国侵略者的新文明所强加于她的异邦侵略者的文化；日本则历来就有援引并接受、吸纳其大陆邻邦的外来思想和做法，在此过程中她已有经验。胡适由历史史实梳理归纳，认为日本西化成功，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几乎所有的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的杰出领袖都出自其中。二是这个阶级是享有特权并受过高度军事训练的学习集团，这使日本能容易的适应其他方面――即它又是在新文明的入侵力量面前保证国家生存最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以西方科技文明和工业文明为后盾的陆海军力量。三是日本千余年来独特的政治发展方式，为其新的政治体制提供了适当而稳固的基础。这一新体制又在其所有变革中充当了稳固的重心，在充满了改革随时可能被中断、被推翻的情况下，平稳持续地发展。正是这三个独特有利的条件，使日本能够成功完成文化控制的尝试，而中国缺乏这些条件。胡适认为这样的比较研究，便利人们“更准确的理解这两个民族一成一败的性质”。他的这种解读，确实新颖而独特。立论于中日两国历史事实的描述和概括之上，通过比较研究把握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太平天国以来近代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解读，如同治中兴、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及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的军阀割据乃至后来被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等，找出了相互之间内在的逻辑；胡适对中日两种文化控制类型优缺点的分析，也为抗战中期胡适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性质分析，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

在1937年3月的一篇题为《中国能幸存吗？》英文稿中，胡适再次阐发了他对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论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属于‘中央控制型’的类型，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发散渗透型’的类型。”胡适由现代化的角度阐释了抗战的中国一定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以“发散渗透”得到的改变必然是缓慢的、零散的、往往是浪费及徒劳的，因为在任何变动可能实现之前，必然要发生有一定规模的破坏和损害。其次，没有像日本那样的集中指导和控制，往往不可能在诸如全国性军事化和工业化等宏大的事业方面实现改革。然而，它的优势又是明显的：由于这种改变是自愿的，故而能深入并且起到长期持久的作用。当人们接受一项变革之前，他们必须首先深信新的比旧的优越。当一项改变终于被普遍接受时，它的合理性就很明显了，这样旧的秩序返回的可能性就少了。进一步地讲，由于中国社会缺乏任何一个强有力阶级的集中控制，每一事物都必须受到新概念和新制度的接触和影响。没有什么事物太神圣了而不能改变。按这种方式来说，在中国已经发生的文化改变比在日本所发生的一概的更为彻底。

胡适认为，在进行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时，“不要被日本现代化的光辉成就弄得眼花缭乱”。虽然说日本那种在集中控制下进行改革的类型具有迅速、有秩序的特点和具有大规模事业的能力等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个大不利之处：启动现代化的力量集中在一个只占少数而又强大的阶级手里，这个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有效领导而不愿意交出领导权。一切全凭这个阶级来建成或者倾覆之。而国家的其余人又不习惯于同它争夺领导权。而由于在该统治阶级方面，阶级利益和偏见常常导致有意识的权力去保护日本国家生活的某些方面，使它们不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和经受和平的改变。“今天整个世界都看到：中古时期日本的那些未经改变的方面，现在是如何失去了控制约束力，而在扰乱东方的和平并驱使这个岛国帝国走向不可知的和不确定的命运。”

由中国社会历史现状的分析，胡适发现：“无疑，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改变比日本远为深刻。”“今天日本的政治思想在其主导信条方面大体上仍然是中古期的，它最近对‘危险’思想的有些迫害，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荒谬可笑的。”胡适认为中国自1911年以来的政治革命，尽管在积极方面如何的不成功，“但已经创造了一个有助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环境，这一点在皇朝和军国主义的禁忌下的日本是不可能的。”在宗教思想和习俗方面，日本是“奴隶般的从属于中古时期的”。在社会改变方面，中国也远远走在日本前面，“有了一个民主化的社会结构，不存在一个军事统治阶层以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胡适同样认为，中国在生活和制度的主要方面“比在日本更为现代化”。他多次向日本的媒体记者、著名学者、大学哲学教授询问：“谁是今天的日本思想家”当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或者“不存在”的时候，就不能不深思日本这样一个“既不能，也不敢替自己思考的国家的现代性问题。”胡适认为“没有自由和创造性的思考，就不可能有根本变革。而传统的日本在表面现代化的保护壳下磨蹭着，直到有一天像火山爆破为止”。胡适称赞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思想家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吴敬恒等，具有道义勇气，对中国历史遗产中有害和薄弱方面敢于无情地批判。孙中山具有道义勇气来发动革命运动，推翻满清王朝和不可取的君主制。由中日两国历史、现状的深层次比较研究后，胡适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坚持正义的勇气来批判她的最神圣的贤哲和最悠久的制度，是能将和敢于替自己思考的国家，它一定有活力经受一切逆境厄运而幸存下来的。”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事后，胡适坚定表态要与南京共存亡，不愿意在国家危险时向外跑。在傅斯年等一帮朋友力劝下，他接受蒋介石的委派，与钱端升、张忠跋一道，作为非正式外交使节，做国民外交工作，“替国家讲话”。1938年9月，又被“特任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胡适放弃“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只因为“现在国家到这种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胡适站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个人富有特色也卓有成效的国际外交活动。

胡适使美期间，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一个国家使节，当他向美国人民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性质，远东冲突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性，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并坚信中国的抗战将持续下去直到获得公正的和平。支撑以上观点的主要史实和事实根据，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的理性思考与冷静观察。中日两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即为其主要内容之一。

发表于1938年7月《美亚杂志》上的《中国和日本的西化》文，是胡适讨论麦克米伦出版社和耶鲁出版社的两本新书《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转变中的日本》书评。1939年12月29日，胡适在华盛顿美国历史协会邀请演说会作《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演讲。至此，胡适关于中日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的理论基本成形，其后的一些文章和演说尽管亦有发挥补充之处，但理论架构和基本内容无大的变化。概括起来，则有以下几个层面。

（一）、文化反应的两种类型：日本是“中央控制型”或称“集中化控制型”，中国是“发散渗透型”或称“发散吸收型”。

（二）、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在日本现代化运动很成功，而为什么在中国不成功呢？中国为什么终于推翻其古老的文化和达成中国的文化复兴，而日本在七十年现代化后却仍无法抛弃其古老习俗的坚实核心？

（三）、理论的主要内容：中日两国对于现代化的反应截然不同。日本的现代化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控制下实施的，特别是由于一个日本封建的军国主义阶级所促成的。从这个阶级产生了几个维新的领袖，他们不但决定要改变或不改变的内容，“而且还拥有实现该等决定的政治权力”，操纵着日本的整个现代化改革。中国没有一个受过高度军事训练并深受社会尊敬的军事等级，由于缺少这样的一个统治阶级，而且政治上尚武的封建制度时代早就终结，社会平等化的进程已经历了很长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几乎彻底民主化了，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够走一条又缓慢又费力的路。中国文化变迁之路是经由思想和实际的逐渐普及渗透和逐渐同化而达到的。首先往往是几个人发动，慢慢赢得信从的人，最后大家相信这些新东西是合理的、方便的、或有效的，终而普及和同化的。

中日两种类型的现代化运动各有优缺点：日本式的优点是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缺点是日本为保护其传统的精神和对人民控制的严密，所以采用军事外壳来防止新文化侵入到日本传统的中古文化里面去，尽管所保存的传统有其美丽或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也有一些原始的和孕育着火山爆发性的危险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反应有其变化是缓慢的、零落的，并且是浪费精力的等不利之处，又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它是自愿的，广义上是经过“推理”的结果，某个新观念或新用途，须先使民众相信它十分有用方便，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才会被广泛接受。它是循序渐进的演变，变化总是以新事物悄无声息的取代或修正旧事物的形式发生，但终能解决生活与文化中紧迫而基本的问题，并创新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与新世界精神水乳交融的文明。

胡适由中日两国现代化两种不同类型的归纳和阐释，找出了“接触和选择乃是文化改革和传播的最主要条件。凡是两个文明相接触以后，人民自然的倾向（自然律）乃是向对方学习自己所缺乏和不如人的地方”这一文化反应的规律。通过梳理日本近代以来不断发动对邻国的军事侵略战争的史实，掀开了日本所谓现代化迅速成功的面罩，揭露近代日本统治阶级违背了文化反应的基本规律。“如果这种自由被剥夺了，如果人为的把整个文化或者某一个特别宝贵的那几方面加以孤立和予以特别保护，那这个文化就成为古老习俗的坚实核心，缺乏辨证和充沛精力的现象。这就是现代日本的现象”，而“自由的因素有一天会像打破中国传统一样打破日本古老习俗坚实的核心”。胡适中日二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理论的历史意义，一定程度上已由战后世界的历史所证明。

三    余论

反顾上述两个大方面的讨论，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立足于中日两国历史史实的比较研究，由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归纳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反应理论架构。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

其次，胡适经过长期孕育，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奇耻在前，后有大难”，危亡迫在眉睫是其基本的思考环境。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剖析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背后，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

第三，胡适在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时，曾提出了一些总结性的近代历史新提法。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即他一向肯定、推重且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评述。再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这个政治革命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社会和文化的解放。在一个没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推翻帝制等于毁坏了社会与文化改变由中央集权统筹办理的可能性。但是也创造了一种自由接触、自由批判、自由评价、自由主张和志愿接受的气氛。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这种自由气氛的自然结果。这种气氛也促成了各种文化改革的实现。结果中国达成了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生活的现代化。比所谓‘现代日本’在这些方面达成更深远的改革。”其他如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建设成绩的一些评价等等，尽管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争论甚至观点分歧很大的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胡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独特化的思考。

第四，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问题，一直是中国学界近十多年来贡献成果很多的知识领域。当代学者此方面的思考当然有其时代性价值，但是抗战时期胡适对此一主题的比较研究及其结论，无疑提醒我们，轻率地拔高日本明治维新相较于清政府洋务改革以来的近代化努力的优点，或许有另一面的非历史主义化的倾向性。进而言之，胡适关于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比较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日本人或难以发现或怯于承认的国家困惑和社会进化的痼疾，它对于我们观察战后日本的历史变迁，乃至思考当代中日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有着历史借鉴价值。

最后，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历史，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积累了不少新成果。另一方面，大陆由国外和海外引进的近代化理论研究模式，随着近代化理论在国外和港台地区早先研究过程中学科弱点和缺陷性的发现，无庸讳言，学界时有议论和批评。但是我们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