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右派，待遇有别

 

同是右派，待遇不同

© 徐敏｜文

 

 

 

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这批右派，有很多都是大名人。到了北大荒，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都分在850农场；丁玲、艾青、吴祖光、陈沂等，都分在852、853农场。因为同属北大荒农场，多年后这些人回到北京，见面时都彼此称呼“荒友”。

 

虽然同样是荒友，统一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但待遇还是有区别的。名人就是名人，在任何情况下，名人总会受到照顾。像艾青、陈沂后来都在农场有了职务；吴祖光、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后来都调到了总场，或编杂志，或进文工团，比起那些籍籍无名的右派，他们不久即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幸运地躲过了缺衣少食的饥荒年月。

 

当年，丁玲和陈明是一对右派夫妻，陈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时，属于文艺八级，工资是每月129元。来到八大荒农场后，每月工资降为28块。丁玲被打成右派前，不领工资，靠稿费生活。她在北大荒最初的工作是养鸡，月工资定为30元，后来受王震关照，在汤原农场担任畜牧队专职文化教员。陈明则调到汤原农场工会工作，分管职工教育。

 

那时候，丁玲夫妇的工资收入，合起来有58元，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鸡蛋和牛奶。同时自己也养鸡种菜，俩人每月的粮食标准均为31斤。这种生活水准，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应该算是比较可以的。比起关在监狱中的右派，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最有趣的是两个大右派罗隆基和章伯钧，没打成右派时，两人都是政务院下属的部长，罗是森林工业部部长，章是交通部部长。行政级别罗是四级，章是三级。差别仅为一级。反右后，两人都作了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章伯钧是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罗隆基是从行政四级降至九级。人降到九级，专车便没有了。

 

最初，罗隆基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差异，只以为同为右派，待遇理当一视同仁。直到有天参加民盟学习会，散会后，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发现走出门外的章伯钧，居然有小车来接，是一辆美国的老“别克”，顿时百感交集，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眼睁睁看着章伯钧上了轿车，驶出视线，才挪动脚步，慢慢拐出了胡同。

 

一回家，他就立刻打电话给章伯钧，气呼呼地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非但如此，同遣送北大荒的戴帽者相比，章伯钧虽为头号右派，但基本待遇还是保留了的。秘书、警卫、厨师、司机一应俱全，就连保姆，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也考虑到了，还给章伯钧的工资特别加了50元的保姆费。

 

但有些待遇还是丧失了。像过去在怀仁堂看戏的资格，57年后就没有了。章伯钧喜欢看戏，想过戏瘾了，就自己买票。章伯钧出入有轿车，跟随有警卫，加上衣着举止，总还保持着首长架势，坐在剧场里也挺招人眼的。不认识的，以为是首长，要看看；知道他身份的，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间休息，周围总是有人指指点点，难免尴尬。

 

面对这种处境，罗隆基的应对就不一样了。他进剧场看戏，发现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头瞅他，后排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问得烦了，他索性起立，面向大家，挥手喝道：“我就是罗隆基，看吧，看吧！”这一吼，剧场里反倒安静下来，眼光都往舞台上瞅了。

 

相比大右派，小右派们的日子就比较不好过了。像写《草木篇》的流沙河，从原单位下放回老家四川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掉入社会最底层，拉大锯、钉木箱，挣计件工资，拼尽全力，一天才挣一块多钱，一干就是十二年。作家从维熙，头戴一顶右派帽子，辗转于营门铁矿、茶淀农场、团河农场、曲沃砖场、晋普山煤矿、大辛农场、伍姓湖农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绝大多数时候没有工资，食能果腹成了最高奢望。

 

最惨的是身在监狱。像复旦大学的教授孙大雨，终身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其学术成就，圈内人士曾有评价，说中国一共只有一个半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算是一个，其他加起来只能算半个。

 

就是这样的学者型教授，57年鸣放时，没管住自己的嘴，被判了六年徒刑。文革中，红卫兵批斗他，他不堪凌辱，以老拳奋起还击，又被投入狱中，在狱中受尽折磨。

 

有人看过他吃饭。

 

那天，孙大雨手捧铁皮饭格，坐在监室门口。米饭的上面盖了一层无油的鸡毛菜，在饭格的一角，有四五粒蚕豆大小的鸡骨头。鸡骨头是红烧的，鸡骨头附近，是几块有点油花的菜皮。几块鸡骨头是“营养餐”，孙大雨患了肺结核，按规定可以享受一份营养餐。

 

孙大雨吃饭的姿势很奇特，他每吃一口饭都要把头仰得很高，闭上眼，细嚼慢咽，尽量把饭菜停留在嘴里不咽下去，似乎极力要把所有的滋味都嚼出来。他一口连着一口，最后轮到那几块鸡骨头了。孙大雨把其中一块放进嘴里，上下颚一阵剧烈的抖动，连带后颚也飞快地颤动起来，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连骨头带肉都被咬得粉碎，咽到肚子里去了。

 

牢友看呆了，吃惊地说：“真有你的。这么硬的骨头，居然都嚼碎吃下去了。”

 

孙大雨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牙齿好。六十四岁了，一颗牙齿也没掉。上个星期，医院里吃咸鸭蛋，我也是这么连壳带蛋一起嚼碎了，吃下肚子去的。这都是钙质，补养的。”

 

吃完鸡骨头，孙大雨一次又一次用开水冲刷着饭格，然后一滴不漏都喝了下去。牢友质疑说，你这么反复喝水啥意思？

 

孙大雨指指饭格说：“饭，里面还有饭。”

 

牢友一把抢过他的饭格说：“已经光滑得可以当镜子照了，还有屁的剩饭呀！”孙大雨喃喃地说：“总还有一点米饭的分子吧。”

 

人要饿到极处，为了生存，会完全不顾尊严。正是靠着这种“顽强”，孙大雨走出监狱，活到了92岁。

[加州花坊]

回复 '亦中' 的评论 : 谢谢。

[亦中]

* 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是是顾准
* 资深老革命被打成右派的有两个：顾准，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双料局长， 1934年入党；陈沂，开国少将，1929年参加革命。
* 唯一没有摘帽、拒绝摘帽的右派是孙大雨

[大号蚂蚁]

越往东约左，越往西越右。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左派。自作自受，作茧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