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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面对— 他将一个秘密隐瞒了几十年
(2022-06-14 0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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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文
这个人，将一个惊天大秘密，隐藏了几十年，直到临终，他才用英文吐露了真情。6年后，这一秘密终于被世人所知。
原来，在他翻译家、演员的外衣下，他还是一名间谍。早在1952年，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为组织做搜集情报的工作，他后来用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瞒着家人和亲朋好友，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潜伏”。
70年前，一桩富布莱特学者间谍案，轰动了大洋两岸，导致一对美国夫妻被捕入狱。这个案件的关键证据，就是他私下向警方提供的。
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把大四年级的测试考卷带回家中批改，12岁的女儿钱瑷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瑷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钟书问女儿：“你怎么知道的？”钱瑷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钱瑗的推断没有说错，英若诚和吴世良确实是一对恋人。1950年7月17日，两人在北京登记结婚。
1952年，北京市长彭真找到英若诚，交给他一项任务，利用自己的身份，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同时他被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16年后，文革降临，他于1968年因“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发现自己被捕的真实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被打倒的彭真。彭真倒了，他当然就有问题了。
他在北京、河北等地的几座监狱熬过了3年的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夜晚睡在下水道里，白天在街头要饭吃。
当年关进监狱后，英若诚亲眼看见有的犯人疯了，有的自杀了。他便暗暗告诉自己：身处同样窒息的环境，我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要把监狱当作学校，在这儿学习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技能生存下去。
他先是学习制作勺子。他做成了。之后，又开始制作毛笔……
监狱中不乏能人，他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各自擅长的技能。
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懂电，他就从他那里学习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能，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变得几乎无所不能。
监狱长会经常把犯人集合在院子里，这是因为，监狱也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事，需要求助于会某样手艺的犯人。
有次，犯人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
不久，犯人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
最终，他做的腌青椒很不错，不但供管理人员吃用，还改善了监狱食堂的伙食。
说起来也是轮回，他的祖父英敛之，生活于清朝光绪年间，最初也只是一个摇煤球的旗人。因为长得机灵，被一个道士诱拐为徒。那天，恰好遇着一位教书先生，觉得道士不靠谱，就把英敛之拦下。英敛之后来做了教书先生的书童，陪同先生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时间长了，书童和皇亲家的千金就好上了，最终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
英敛之只活了59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他给报名赋予的寓意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的理念，成为中国报人的一面旗帜。
晚年的英敛之，意识到办报固然可以开启明智，而教育更是不可或缺。他于是上书罗马教廷，获得许可，创办了亚洲第一所天主教学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根据《论语》中的“会友辅仁”取的。
1900年，英敛之33岁时，儿子英千里出生。英千里11岁时，辛亥革命发生。
第二年，12岁的英千里被父亲托付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12年后，英千里从欧洲回国成亲。英敛之为儿子挑选的妻子，是北洋大学的创始人、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两家看人的标准是：门当户对，文化联姻。
婚后6年，英千里仍然生活在欧洲，只偶尔回国探亲。英敛之这时才意识到，儿子虽然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写不好中国字，说不好中国话，更不能指望他参与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反省意识，使他重新审视了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决定创立以中西兼收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千里回国后，有段时间，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的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20辆，其中一辆就是英千里的。每到暑假，英千里会带着全家去京郊别墅度假，平时一家人则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女主人蔡葆真相夫教子，奉行的是“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英千里即便给孩子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任随孩子挑选阅读。晚上空闲时，英千里有时会把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讲述希腊神话。孩子们如果迫不及待想要早点知道后面的故事，就自己去读。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让英家失去了昔日的平静和快乐。
沦陷后的北平，抵抗运动仍在继续进行。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年12月30日，日伪特务翻墙进入英家，带走了英千里。母亲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人发现之前找到它。
在英千里被囚禁的三个月中，英若诚不断往返给父亲送吃的送穿的，他记住了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囚号770，并终生不忘。日本人用尽了各种招数，包括酷刑，想知道抵抗运动的秘密，最终却一无所获。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生死不明。国民政府以为他已经英勇就义，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英千里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释放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奔走相告的英雄。
1948年12月，北平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政府“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动身前，正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英若诚，特地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去台湾。英千里问儿子说：“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
来到台湾后，英千里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与
辅大校友一道，共同促成了辅仁大学在台北复校。有人说，当年台湾地区所有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材，均出自英千里之手。晚年的钱锺书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他，一个是英千里，还有半个在复旦。担任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英文就是英千里教出来的。
也是无巧不成书，英千里儿子英若诚的英文，是另一个真懂英文的钱锺书教的。
英若诚没随父亲出走，选择了留在大陆。但他的婚姻，依然延续了父亲的模式，他选择的女友吴世良，同样出身名门。吴世良的父亲吴保丰，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电机硕士，属于民国初年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无线电领域的奠基人，长期担任交通大学的校长。
1950年，英若诚和吴世良在北京结婚，双方家庭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谓门当户对，堪称佳偶天成。两人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从清华毕业后，便一起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曹禺院长看重的演员和助手。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洁身自好，一生没有另娶。而大陆这边，他的七个子女只能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组织靠拢，但因海外关系复杂，大多被组织拒之门外。惟英若诚比较例外，他的家庭身份因彭真市长的原因被淡化，他的多才多艺在北京人艺得到了充分发挥。
1958年，因为出演话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此后由话剧而电影，他出演过《白求恩大夫》、《小活佛》、《末代皇帝》等影片，其中参演的《末代皇帝》还拿下了奥斯卡奖。
他演出的电视剧有《马可·波罗》、《围城》和《我爱我家》，在其中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先后导演了《上帝的宠儿》、《家》、《芭芭拉少校》、《十五贯》等中外名剧，并与美国当代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共同执导了《推销员之死》。
同时，他又是兼职的剧作家和戏剧教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开设了一门中国戏剧课，由他担任终身教授。
比起上面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历，他最令人看重的，是他的翻译家身份。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英语地道、流利，甚至对英语中的美国音、黑人音，以及许多方言俚语都了如指掌。
他运用自己娴熟的英语，先后将莎士比亚、费尔汀等人的著名剧作译成中文，像《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等西方大师的话剧都是由他翻译，然后引进中国的。同时，他也将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等人的剧作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如果不是文革，他的演艺生涯将是一帆风顺。事情发生在1968年，他突然失踪了。妻子吴世良第二天也被抓了，16岁的女儿被送到内蒙插队，8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晚上住下水道，白天在街头要饭。
那段时间，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英千里，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了“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把她隔离到一间只有7平米的矮房子里，不许她跟子女同住。原本她在照管的孙子英达，也被赶出家门到处流浪。
英若诚被关在监狱中，对家里的事一无所知，其实就是知道也没办法。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三年后，因认罪态度好，积极服从改造，他被释放出狱。出来时，整个人都变形了，瘦得连亲朋好友都不认识。
好在他很乐观，对生活仍然充满信心。等到文革结束，他又能重新登台演出。
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狱中关押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10月8日，父亲英千里因为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这是他的最后一笔款项，连同以前的捐款，一同用于嘉奖优秀青年。
最初，英千里离开大陆后，和妻子蔡葆真还有书信往来，也常汇款回家。到1950年后，通信受阻，发出的信件都下落不明，家人与英千里从此失去联络。
英千里逝世十年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处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1986年，英若诚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而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老领导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没有人知道英若诚为何一下子像坐飞机，会升得这么高。
1993年，在英千里的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64岁的英若诚来到台湾，替父亲扫墓。他在墓碑上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想到1948年底父亲与他分手时的情景，英若诚说：“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
晚年的英若诚，因为肝病受到病痛折磨，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
躺在病床上的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口述了一本自传，英文版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声宛在”的意思，中文版的书名是《水流云在》。这本自传由美国人康开丽根据英若诚的英文自述整理而成。
在英文版的《Voices Carry》“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述自己曾经做过的情报搜集工作。
康开丽在“后记”中曾经记叙说：“他有时会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英达对此也曾表示过，父亲在他的自传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也许，英若诚不愿坦诚面对，有他难言的苦衷，他不想因此而毁灭自己所有的记忆。所以，他留下了真实，也带走了一些真实。
知乎《英达的父亲——传奇英若诚，集间谍演员为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