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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得很纠结
(2021-11-28 07: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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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尔新|文
傅鹰、张锦夫妇
年纪比傅鹰小5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他的学生中有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吴大猷85岁时谈到一件往事,他最早认识傅鹰是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片上,那时候他借阅的每一本书的书卡上,几乎都有傅鹰的签名。
1974年搞“批孔”运动时,上面动员傅鹰写批孔文章,被傅鹰拒绝。他对家人说,不能批孔,过20年又会证明孔子的许多思想是正确的,还要称他孔夫子。
在更早的反右中,傅鹰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也正因为这两次钦点,他躲过一劫,在运动中与“右派”擦肩而过。
1902年,傅鹰出生于北京一个外交官的家庭。自幼受父亲傅仰贤的影响,傅鹰立志科学救国,强国富民。20岁时,傅鹰考取公费留学,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6年后,获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科学博士学位。
在这儿,他结识了与他相伴终生的妻子张锦。张锦1910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二女儿。论读书,张锦比傅鹰更牛,16岁即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17岁考取清华首届官费女生,赴美留学。20岁获密歇根大学化学学士学位,23岁获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
1930年代,夫妻二人皆胸怀报国之志,学成后先后归国任教,担任过多所大学的教授。1945年,夫妻二人再度赴美,傅鹰继续前往密歇根大学从事研究,张锦则应邀去了康奈尔大学任教。
1949年,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傅鹰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解放军炮击进入长江挑衅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周恩来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这消息使傅鹰深感振奋,不禁扬眉吐气,立即和在纽约州的张锦通了电话,决定尽快回国。导师巴特尔教授听说后,曾多方挽留傅鹰,希望他继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但傅鹰谢绝了巴特尔教授的好意,并最终获得了导师的支持。一年后,经过多方曲折,傅鹰夫妇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1950年10月夫妻二人到达北京。此后傅鹰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教授。最后落脚在北京大学。
回国后的心情和工作,最初大体上还是愉快的。但渐渐就有了些令人困惑的看法。一直憋在心里,不知向谁言说。1957年春天,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从最高层到学校领导,都在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承诺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开始大家还疑虑重重,渐渐觉得上面是真诚待人,想听真话,于是胆子慢慢大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就拿掏心窝子的话亮出来了。
傅鹰是个率直的人,没有花花肠子,觉得领导都诚恳到快掉眼泪了,自己再不帮忙整风,实在对不住人,就在4月底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讲了自己几年来憋在心里的大实话。有人说他的发言语出惊人,这从几个小标题的文字便可见一斑:“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已经有点类似重磅炸弹。
其中谈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傅鹰批评说:“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应该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教授评级,最后是由人事处决定的……现在‘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常是成反比。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这种言论,搁在别人身上,戴5次右派帽子都算轻的。但傅鹰有毛的钦点托底,竟幸免了一场灾难。
毛泽东在1957年5月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另一篇没有公开的指示中,谈到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看法时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这样的定性确保了傅鹰的头上,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但却未能避免傅鹰遭受基层组织的打压。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傅鹰所在的化学系党总支,完全不理睬上面的最高指示,始终认为傅鹰是没有戴帽的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遭到无形抵制。1958年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居然和傅鹰联系起来,完全不讲逻辑地与所谓又红又专挂钩,化学系更是以傅鹰为典型,有关他立场问题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化学楼。
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是傅鹰最为暗淡的日子,化学系总支相继布署了缜密的斗争日程表,在新年座谈、评跃进奖、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等会议上,对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活动,批判内容五花八门,从学术观点、教学态度到思想作风,帽子扣得之多,如“反对教育方针”、“和党争领导权”、“争夺青年”、“用白旗与党培养红专干部的路线相对抗”、“大肆散布反动思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消极怠工”、“起了百分之二百的破坏作用”等等,让市委也大感吃惊。在这种批判之下,傅鹰已然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反动教师。
基于这样的定性,从1958年起,化学系总支借调整科研方向之名,以不能参加保密项目为由,停掉包括傅鹰在内的大多数教授的研究工作。最搞笑的是,启用青年教师来代替傅鹰教授的无机化学课,并取得了考试成绩86%的优良率,而傅鹰讲课的考试成绩还不到50%。这样骄人的成绩,使北大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一举夺得了1959年度“文教先进集体”的称号。
如此羞辱人也就罢了,最让傅鹰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他竟管不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研究生的研究题目是由系里确定的,并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要导师签字。傅鹰对此非常抵触,很不高兴地说:“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还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了什么东西呢?”傅鹰在一次教育口召开的会上讲了这个情况,当天在场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林枫、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听了后默默无语,不予置评
有一次系里做一个研究,要用价值一万元左右的贵重药品,老教师主张先用少量试试。支部书记却一口否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少慢差费,党做事从来就是气派大。结果上下一通气,竟花费了数万元的国家经费。
作为教研室主任,傅鹰实际上处于无权无责、被人漠视的状况,不知什么事该过问,什么事不该过问。有一次系里事先不通知傅鹰,就突然给教研室增加了四位教员。开会时系总支在台上介绍,弄得傅鹰非常尴尬,碍于场面,只好上去同新来的教员点头招呼,握手致意。傅鹰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讲完这个细节,意犹难尽,一旁的北大教务长周培源也缓缓补充说:“我也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但我的教研室提拔副主任,我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就连傅鹰视如生命的科学研究,也受到排斥。有一次化学系接到一项研究三峡水利工程土质的任务,以确定三峡附近的土质能否作为三峡大坝的建筑材料。傅鹰主张先进行土的纯化然后再作试验,但讨论时,教研室不少人说三峡筑坝就应该就地取材,根本无需“纯化”。然后采用举手表决,用简单多数就把傅鹰的意见否定了。
1959年水利部召开三峡工程会议,通知傅鹰参加。会上要求北大化学系承担研究任务。傅鹰回来后与总支商量,总支决定不搞。傅鹰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担子太重,三峡是全国第一大坝,如果出了问题,不好交待。后来总支又决定要搞,派人去三峡,向长江规划委员会说,是傅鹰不愿意搞,他们是愿意搞的,并说傅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两面派。
在傅鹰这样受过传统教育的人看来,两面派涉及人格问题,非常严重。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傅鹰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他叫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傅鹰去看学生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傅鹰以为是出于“保密”也就没有多想。当年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总支向长江规划委员会说的话告诉了傅鹰,傅鹰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误以为他是两面派。
被人恶意诬陷成“两面派”,会议中途被借故叫出,做实验的学生对他闪烁其词,这些都使傅鹰悲愤难抑,痛不欲生,一度灰心到想要自杀。
此事终于惊动了上面,中宣部、国家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北大化学系调查,并给予了批评。但奇葩的是,这个化学系的党总支竟然吃了豹子胆,毫不动摇,仍然坚持傅鹰是右派的看法,数年如一日地对傅鹰展开打击斗争。
1962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找傅鹰谈话,准备任命他为北大副校长。傅鹰表示,自己做副校长不合适,对领导老爱提意见,有时说话不检点。陆说:“就要你这样坦率地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
在陆定一等人的关照下,傅鹰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同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傅鹰明知自己的副校长有职无权,照样耿直脾气不改,还会时不时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
等到文革一来,傅鹰失去了“金钟罩”,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一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儿子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傅鹰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直至影响了傅鹰晚年的健康。熬到又开始重视知识分子时,他已经重病不起,带着深深的遗憾,在1979年77岁时离开了人世。
北大化学系曾经编辑过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保存下来一册,作为资料收藏在北大化学系。据傅本立回忆,傅鹰的一个学生,准备写一篇纪念文字,把这本小册子借走了。后来,此人出国,小册子从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