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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的日子(25)- 拨乱反正
(写于 2008-03-10 04:30:39)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是百废待兴,确立领导,整顿组织,统一思想,发展经济,千头万绪,从上到下,都是乱糟糟的。
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元老们和华国峰为首的新党中央,在让邓小平复职的问题上明争暗斗。我们也都听了中央传达的邓小平给中央的要求出来工作的信,说心里话,还是希望他能再出山,因为他毕竟是个抓老鼠的实干的猫。经过叶帅等人的努力,终于让邓小平回到了工作岗位,并逐步取代了华国锋。
大家实在对华国峰不感冒,说实在的不是毛老人家那句“你办事,我放心。”他怎么能当上主席呀。这个人实在没本事,有的就是教条。姚文元在回忆录里说毛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了“两个凡是”,就是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抱住老毛的那些错误做法,死不放手,国家怎么能这么发展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也开始题字,可是写得那笔字实在不敢恭维。有人写到他退下来以后每天都练书法,看到过发表他的后期的书法,真的进步很大。
人们总结那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黑体字的这句话是引的邓小平写信的原文)。谭震林在红旗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但是最终这一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在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后,划出了我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文革”浩劫的阴霾,踏上了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
上面大刀阔斧地改变着政策,人们从僵硬的思想中跳了出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记得我的嫂子叫苦连天,她是在中学教政治课的老师,教材实在是跟不上变化。头天还在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给敌,富,反,坏,右平反了,没阶级了,这政治怎么讲?其它如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割了,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回来了。”
我们当时很关注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因为他曾在内蒙古呆过。说他每天办公就在面包车里,在四川的各个地区视察,努力促进生产,他还发令制止买卖人口,因为那里把女人卖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北贫穷地方。万里也带头在安徽试点,实行包产到户,让农民有更大的干劲多种粮食,不但自己能吃饱也可以有余粮卖给国家。到78年后期全国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当时的顺口溜是“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内蒙则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很多造反的领导也还在位上,观看着风向。
报上不时传来给老干部平凡落实政策,在出席代表大会的名单里,可以看到文革中许多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又登在长长的名单里。报纸,广播,电视上不断地报道给国家领导人平反,开追悼会的消息。每个部委都有10几个副部长,老领导恢复了工作,新领导也还在位上,当然名单一大溜了。其实这些都和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工作有关。有段报道说:胡耀邦当时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
我们这些人,特别是从内蒙以外来的人,也不怕忌讳地讨论着。在小小的和林格尔县也是像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老百姓欢天喜地,鸡可以多养了,羊可以多喂了,树可以多栽了,自留地可以多种了。城里办起了化肥厂,水泥厂。农业局的那些婆娘们也不东家长,西家短的在老崔家瞎掰虎了,办起了爆竹厂,日子一天天地变着花样。这一切都给人们带来了新希望,我们这些人当然毫无顾忌地帮助农民和县里发展着生产。知识青年也开始分配工作,很多人回了城,77年开始恢复高考,老三届又有了上学的希望。我们这帮大学生中的小韦回了广西,小刘也回了湖南老家。
77年我回北京过春节,去农大看我们的老师,看到我大娘的侄子郑培尧,他是我们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的教授,他鼓励我努力调回北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句老话,可是句真理。我们也开始认真地准备着,当时我一直在认真跟着电台努力地学习英语、日语。但是回京的路仍然那么渺茫,那边也渺无音信。